【摘要】2008年以來中國經濟的延續增長，在相當程度上是投資推動的。這種債務驅動型增長模式，造成房地產投資的結構性過剩和巨大的宏觀杠桿率，形成了新興制造業和民營小微企業的投資不足問題。政府繼續堅持對于房地產產業的調節政策，是完全必要的。同時，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和轉型的基本前提是，讓市場機制在投資品市場、基礎設施產業和資金市場里充分發揮調節作用。

【關鍵詞】產業結構 經濟增長 外向型經濟 比較優勢 【中圖分類號】F0 【文獻標識碼】A

從1978年至2018年的40年間，中國經濟經歷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的高速增長，平均年增長率在9%以上。正如一個人成長必定伴隨其身體結構發生變化一樣，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也伴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化、轉型和升級。而產業結構的變化、轉型和升級又必然帶來經濟的進一步成長和增長。當然，中國經濟增長并不會完全自動地發生產業結構的轉型、調整和升級，有時市場機制在調整產業結構變化時會發生失靈，這時就需要政府的產業政策來引導企業進行產業結構的轉型、調整和升級，以此推動經濟成長和發展走上新的、更高的臺階。

從1978年至2018年，中國經濟增長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且在這三個階段之間，中國經濟的增長引擎與增長方式都有所不同。因此，經濟增長所伴隨的產業轉型升級壓力也是有所不同的。只有當市場機制和政府政策（主要是宏觀政策和產業政策）之間的結合比較好地緩和了產業轉型的壓力時，中國經濟才能進入一個比較穩定的發展時期。

1978—1992年間的經濟快速增長與結構轉型

第一個增長時期是1978—1992年。這個時期中國經濟增長的引擎是1978年后開始的農村改革、1985年開始的城市國有企業改革，以及80年代初以特區為主要標志的對外開放。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廣，顯著地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剩余農村勞動力開始成規模地向非農產業、城市服務業和制造業轉移，這才正式啟動了“劉易斯二元經濟”的結構轉變。1985年開始的城市國有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改革、企業經營權責任制的推廣，讓國有企業有了一定的相對獨立的投資自主權，企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在計劃外按市場需要進行投資布局，這就從供給側啟動了工業產業結構的市場化調整。外資企業進入特區開展經營，使中國經濟結構開始注入國際產業升級的元素和網絡節點，中國產業結構開始接觸全球化的壓力。在這個時期，中國政府的產業政策在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是起到了積極作用的。這主要表現為，為了解決原來計劃經濟體制下長期存在的重重工業、輕輕工業、重積累輕消費的結構性問題，中央決策層放棄了單純發展重化工業的思路，對輕工業實施了原材料供應、挖潛改造、基建投資等“六個優先”的產業政策。

中國政府的產業政策引導與市場主體（國企與農民）自主選擇相結合所引發的產業轉型，導致了兩個重要的結構變化：一是輕工業在工業產值（按1980年價格計算）中的比重有所上升，從1980年的47%上升到1985年的49.6%；二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從農業轉向鄉鎮企業，中國的勞動力就業結構開始發生變化。到上世紀90年代，每年大約有2000萬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和涌入城市。以至1993年中國鄉鎮企業的就業人數達到1.2億人，超過了國有企業的就業人數。

然而，上世紀80至90年代初的產業結構調整和變化，還沒有從根本上觸及技術結構和基礎設施布局這些關系到供給側長遠能力的結構調整。因此，當時快速增長的經濟很快遇到了能源、交通等基礎設施瓶頸的制約。從那時中央對于輕工業優先發展“六個優先”的產業政策可以看出，原材料供應、挖潛改造資源、基建投資資源、信貸資源、外匯供應和引進技術資源、交通運輸資源，在當時都是短缺的。

1993—2007年間中國經濟增長與外向型經濟中的結構問題

第二個增長時期是1993—2007年。這個時期中國經濟增長有兩個特征：一是高度重視對于制約經濟增長的交通、能源等基礎設施瓶頸的消除；二是注重“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模式。

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的鋼鐵生產能力有了大的提升，能源、交通、原材料工業在1993—2007年期間都有長足的進步。電子信息產業的產值增長率在1994年、1995年分別達到33.4%和32.7%，是經濟平均增長率的兩倍。從2003年至2008年（除2007年外），中國基礎設施投資的增長率每年都超過20%，是經濟增長率的2倍以上。高速公路長度從1988年開始建的100公里，增加到2008年的6萬公里以上，然后到2017年又延伸到12萬公里以上。從2005年起，中國基本上消除了電力短缺、拉閘讓電、“關四開三”的現象。正是在1993—2007年間的硬件、軟件基礎設施投資，尤其是軟件基礎設施建設的快速發展，才改善了中國經濟的結構，使中國告別了“短缺經濟”的時代。這以后，中國經濟再遇到的產業結構或經濟結構問題，就不再以“短缺”的形式出現，而是以“產能過剩”的形式出現了。

1993—2007年中國經濟增長的另一個引擎是外資的大量進入和“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這是一個比較粗放的對外開放階段。截止到2002年底，中國累計利用外資就達4480億美元，共批準外商投資企業42.4萬家，在這些外商企業里就業人員達1800萬人。到2002年，合資和獨資企業出口值占全國出口交貨值的40%。而外商直接投資的70%落在中國的制造業。2004年底，就全國總體而言，外商直接投資數據（FDI）企業的出口占全國總出口的比率已為64%，其中港澳臺資出口占總出口比重為17.8%，另外的46.2%的中國總出口是由非港臺的外資企業提供的。這表明FDI顯然是出口導向的。這種外向型發展模式給中國經濟帶來了很明顯的“學習效應”：

產品結構顯著提升。從出口品結構來看，由于出口導向，中國出口商品的結構發生了升級。據《中國統計年鑒》（1981—2016年）提供的數據，1980年，在全部出口品價值里，初級產品的占比為50.3%，工業制成品的占比為49.7%；到2014年，初級產品價值只占全部出口品價值的4.9%，而工業制成品價值占比則上升至95.19%。在工業制成品中，產品結構也大有改善：原材料加工的制成品占全部出口價值的比重從1980年的22.09%下降為2014年的17.09%，而代表制造業技術能力的機械和設備品占總出口價值之比重則從1980年的4.65%上升至2014年的45.7%。現在，機械和設備品出口已經達總出口價值的一半左右。

出口導向的經濟提升了中國產業結構的優化程度。產業結構優化度的度量主要體現在如何發揮要素稟賦的相對優勢上，中國經濟是勞動力密集型的，出口導向的經濟模式有利于發揮勞動密集型經濟的比較優勢。從上世紀80—90年代始，企業逐漸獲得了出口自主權。尤其是在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國從2004年開始實行了企業出口登記備案制，出口權基本上從政府轉移到企業手里，出口企業實際上都是按自己的比較優勢來決定出口什么、出口多少。這樣一來，也有利于企業在國際市場競爭中認識清楚自己的比較優勢。由此導致市場引導的中國產業布局的調整，從而大大提高了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如果以中國特定工業產品出口的比重與世界同種產品出口比重之比作為“顯示性比較優勢”的指標，則目前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顯示性比較優勢”的指標大體為4。

外向型發展的經濟模式提高了中國產業體系整體的規模效應。中國大進大出，在新一輪國際分工的形成過程中，憑借國內市場的巨大規模與低成本生產要素（勞動力和土地），全面系統地建成了當今世界上最全面的制造業體系，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業國家和最大的出口貿易國家。這既是外向型經濟帶來的產業結構升級的結果，也是中國產業升級的規模效應的體現。

1993—2007這15年里的外向型發展模式所帶來的產品結構升級、產業結構升級和產業體系規模升級，不但沒有造成由于產業轉變通常必須付出的“破壞性毀滅”所導致的經濟發展速度下降，而且從總體上帶來了中國經濟長期持續的增長。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在這15年的發展時期內，中國的出口年增長率有10年是超過20%的。GDP從1993年35333.9億元上升到2007年的265810.3億元，擴大了7.52倍。然而，快速增長的外向型經濟發展在結構上存在三個重大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中國出口產品的技術復雜性上升沒有帶來中國出口產品在國際價值鏈中地位的上升。外商經營的加工貿易在中國出口中占有相當比重，這些加工貿易產品由于其在發達國家總部的設計使其產品的技術復雜程度有較大提升，但是這些技術復雜產品的生產過程是分布于全球的，其落在我國加工段內的價值含量在制造業的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中仍然處于低端。比如，截止到2008年，中國加工貿易出口價值里的國內附加值大約為44%，而中國非加工貿易出口品的國內附加值比重則高達90%以上。

第二個問題是外向型的經濟對于資源（土地、勞動力）的粗放占用，大大加劇了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給中國經濟的自然承載力提出了極大挑戰。1990年，在中國的能源消費結構里，煤炭消費占到76.2%；到2002年，這一比率仍然達65.6%。直到2018年，煤炭消費占能源消費的比重才首次降到60%以下。而世界的平均水平，在2002年是23%。能源消費結構的現狀會從根本上制約我們的環境質量。另一方面，由于快速的出口導向和工業化，中國勞動力成本已經快速上漲。從上世紀末以來至今，我們制造業的每小時勞動力成本已經上漲10倍，導致勞動密集型產品生產和出口的比較優勢大幅度下降，比較優勢的格局正在發生變化，這要求我們將出口產品結構做進一步調整。

第三個問題是依靠外向型發展并且主要依靠出口帶動的經濟發展，客觀上也會產生對于世界市場需求的依賴。一旦外部經濟環境發生大的變化，就可能面臨大的風險。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及其隨后的世界經濟蕭條給中國經濟也帶來了一定的壓力，這要求我們對經濟結構進行適當調整，將重心轉向內需。

2008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特征與新的結構問題

2008—2018年這10余年的中國經濟增長引擎逐步從外向型轉向內向型。但啟動內需引擎，主要靠的不是消費而是投資，是基建投資和房地產投資增加和居民投資即居民對房地產資產投資需求的上升，這才支撐起中國經濟較高的增長速度。這11年里中國經濟增長有以下三個特征：

一是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對GDP的比率大幅度上升。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對GDP的比率一直是上升的。這個比率在1980年代初是19%左右，沒有超過20%。后來到1980年代中期，該比率達到25%。以后到1990年代中期，就穩步上升至31%—35%之間。進入新世紀，在2004—2005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對GDP的比率達到了47.39%。2008年以來，該比率一直在50%以上。到2009年，達到64%。從2013年至2017年，一直處于74%—79%之間。縱觀這30多年的變化趨勢，我們可知，資本有機構成提高是當今世界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特征，而固定資產投資對于GDP的比率每隔十年增加10個百分點，在中國已經成了一個趨勢。

二是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里，房地產投資占比在目前是25%左右。從1995—2008年間，房地產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率大體在20%以內，但從2010年以來，這個占比就上升至25%。與此同時，房地產對GDP的貢獻（相對比率）也從1995年的3.8%上升至2008年的4.6%，然后在2015—2017年達到6.10%—6.50%之間。

三是政府財政里的基建投資支出占全社會基建投資資金額的比重在最近十幾年里有上升趨勢。根據Wind數據與CEIC數據，在電力、燃氣、水產業里，政府投資占總投資的比重從2004年的4.5%上升至2017年的7.8%；在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該比重從2003年的12.3%上升至2017年的17%；在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里，政府投資占全部投資資金的比重，也從2003年的12.8%上升至2017年的18.6%。

這11年里經濟增長方式的上述變化引發了新的結構問題：

第一，投資拉動內需的經濟增長模式，尤其是政府引導的基建投資拉動的增長模式，加上由家庭投資需求（主要是房地產資產的持有需求）推動的經濟增長，會在資金配置上形成比較高的杠桿率。在1993—2008年間外向型經濟發展時對于資金、信貸的需求模式與現在不同，那時出口導向的經濟對于信貸的需求多是貿易信貸，“兩頭在外”，國內生產環節占用的資金比率還是相對較低的，所以企業不大會導致高的杠桿率。現在的基建投資和房地產投資，大都是耐用品投資，生產周期長，并且產品的使用周期或消費生命期也較長。尤其是房地產投資信貸和居民購房信貸，在銀行資產中占有相當的比率。這樣，隨著2008年以來中國經濟的內向轉型，宏觀的杠桿率也相應上升。通常度量宏觀杠桿率的指標是兩個：M2/GDP與非金融部門總債務/GDP。我們根據Wind數據發現，在2008年以前，中國的這兩個宏觀杠桿率都不到150%，只有個別年份在150%—160%之間；但是，在2008—2016年之間，M2/GDP逐漸達到200%，非金融部門總債務/GDP在2016年達到260%。這兩個宏觀杠桿率的走高，與經濟結構偏向于固定資產投資、房地產投資有著內在聯系。

第二，房地產業的過度發展也會造成資源和資金在產業之間的錯誤配置。當房地產需求擴張與信貸擴張互動造成房價上升時，會刺激房地產開發商過度投資，并且房地產開發過熱又會帶動相關水泥、鋼材、木材等原材料產業的生產和投資過熱，而這種過熱會積累相當一批房產庫存，并且引發其他產業的產能過剩。過剩發生時，人們會重新評估房產的價值，當房產價值估算可能下降時，客觀上會使資金從房地產產業撤出來。這就為市場進行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提供了機會。這種產業轉型和調整機會是需要資金市場價格變化配合的，需要資金利率適當下降，以引導資金從房地產產業轉移到新興的制造業和服務業，并且鼓勵小微企業投資。可是，這幾年里，盡管政府管制的名義利率沒有上升，但是由于CPI持續走低，實際利率水平在實踐中并沒有走低，反而由于資金配置的市場渠道不暢而層層走高，這客觀上導致了對于非房地產實體經濟的投資不足，形成了房地產產業與制造業之間的錯誤配置。

第三，中國經濟結構在最近10年里偏重于固定資產投資、房地產投資，尤其是政府在基建投資中參與比率的上升，引起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債務率上升。政府債務率一般是用“債務余額/GDP”來度量的。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的總債務率在1995年為21.447%，在1996年為21.259%，到東亞金融危機后由于應對危機，中國政府發債額有所上升，使政府的債務率逐漸增加到2008年的28%。但是，債務率超過30%還是2009年開始的，以后一直在上升，到2016年達到44.17%，2017年為49.96%。盡管目前的政府負債率還沒有達到國際通常警戒線60%，可是債務結構和債務可持續性在發生一些值得注意的變化，主要是地方政府在政府全部負債率里的相對比率有所上升。2008年，在全部政府28%的負債率里，中央政府負債率占16.7%，地方政府負債率占10.3%；而到2017年，在全部政府49.96%的負債率里，中央政府負債率只占16.6%，地方政府則占33.36%。也就是說，目前中國政府的債務，有三分之二是地方政府造成的，中央政府只占三分之一的債務負擔。地方政府債務率高，反映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諸多問題，這也是當前經濟結構存在的突出問題之一。

因此，2008年以來中國經濟的延續增長，在相當程度上是投資尤其是基礎設施投資、房地產投資推動的。從融資手段上說，這是一種債務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即房地產企業、地方政府和各種融資平臺依靠銀行信貸、發債等金融工具，以基礎設施投資和房地產投資在拉動經濟增長。從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上看，則更多地帶有政府積極推進的色彩。這種方式的經濟增長，已經造成房地產投資的結構性過剩和巨大的宏觀杠桿率，形成了需要發展的新興制造業和民營小微企業的投資不足問題。在這樣的格局下，政府繼續堅持對于房地產產業的調節政策，抑制房地產產業里的投機傾向，是完全必要的。同時，應該看到，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和轉型的基本前提是，讓市場機制在投資品市場、基礎設施產業和資金市場里充分發揮調節作用，以形成比較合理、正確的產品價格和資金價格，從根本上解決金融資產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問題。

（作者為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研究”（項目編號：14AZD010）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美]斯蒂格拉茨（J. Stiglitz）：《債務驅動型增長模式的替代選擇》，《中國經濟報告》，2019年第1期。

②張曉平：《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能源消費的時空格局及其影響因素》，《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5年第15卷第2期。

③《中國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1年至2018年。

責編/張忠華 美編/李祥峰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