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歐洲百年來一直徘徊于定亂與戰和之間，和平與戰爭、穩定與動蕩幾乎交替于歐洲歷史全程，形成歐洲特有的安全周期律。西方的民主與自由制度、普世價值觀以及安全理論等雖能助益歐洲安全，但卻無法打破這一安全周期律。從當前歐洲安全形勢所見，唯有轉換思維、確立新安全理念，以合作代替對抗，確立大一統安全目標，才能打破歐洲安全周期律。
【關鍵詞】歷史周期律 歐洲地緣政治 傳統安全威脅 非傳統安全威脅 歐洲命運共同體
【中圖分類號】D815.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7.006
歐洲安全周期律的提出
眾所周知，“歷史周期律”一般是指中國歷史上的政權經歷興衰治亂后出現的一種周期性現象，即由極端的權利不公導致社會崩潰，經過混亂再達到新的社會公平，周而復始、循環往復。推而廣之，世界絕大多數民族國家實際上也都有類似的“歷史周期律”，作為多個民族國家集合的歐洲，同樣也經歷了其獨有的“歷史周期律”。
要想準確理解歐洲安全周期律，首先需要明確何謂歐洲安全。歐洲安全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既是消除任何可能危及歐洲和平的公開或潛在威脅的行動，也是歐洲應對威脅的某種安全機制、架構以及規則。從民族國家的立場看，歐洲安全就是歐洲各國保持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思想以及意識形態等普遍安全，具體落實為各國確保其疆土、資源、制度、國民生命與財產等安全。從歐洲的立場看，歐洲安全就是各種安全力量達成某種戰略平衡，并在此基礎上形成歐洲和平發展態勢。有別于各個民族國家的安全要求與實踐，歐洲安全格局需要必要的力量支撐和各種安全力量相互合作。歐洲的整體安全需要，當然離不開歐洲各個民族國家的安全訴求，反之亦然，兩者并無實質性差別，它們并行不悖、相互補充，共同主導歐洲形勢及其變化。
鑒于每個歐洲國家都有各自的“歷史周期律”，由于發展軌跡不同，均無法準確反映歐洲安全的整體走勢，因此，歐洲安全周期律實際上就是針對歐洲安全格局及其變化這一特定對象的。據此而言，歐洲安全周期律就是指歐洲安全形勢從有序進入相對無序、再從無序轉向有序的這一周期性變化。換句話說，就是歐洲百年來一直處于“戰爭與和平”和“安定與混亂”的歷史循環中難以自拔。與歐洲民族國家相比，由于歐洲安全形勢變化大、涉及的內容多，既具有縱向的長時段跨度，還具有橫向的多方關聯性，所以歐洲安全周期律的表現特別明顯。
貫穿歐洲現代歷史，拋開政治、經濟、社會、思想以及文化等變化，歐洲安全形勢的變化最為跌宕起伏，可謂驚心動魄。從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爭劫難后，英、法等列強確立了以凡爾賽體系為核心的歐洲安全秩序；到德國和意大利法西斯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再到戰后雅爾塔體系確立，美蘇在歐洲展開全面冷戰對抗；最終到冷戰結束后歐洲軍事對抗結束，其旋即又不得不面對來自傳統領域和非傳統領域的雙重安全挑戰。由此可見，百年來歐洲安全形勢從動蕩走向有序，從安全治理再度進入戰爭，從戰亂再到重建秩序，終而復始、去而復來。
當前，歐洲安全形勢再度趨于緊張，歐洲各國為傳統安全威脅所困擾，例如北約及其成員國與俄羅斯深陷地緣政治博弈而無法自拔，雙方對抗還正在趨于持久化、泛化以及常規化。歐洲各國聲稱：“當前北約必須同時面對新舊兩種威脅……。俄羅斯對格魯吉亞和烏克蘭的侵略已表明，歐洲仍不‘完整、自由、和平’……莫斯科提醒了北約歐洲盟國，就像過去一樣，軍事力量仍是展示影響和威勢的硬通貨。”[1]很明顯，如果歐洲國家無法盡快走出傳統地緣政治博弈的泥潭，歐洲就不可能真正恢復和平與穩定。
與之相對應，歐洲各國還遇到多重非傳統安全挑戰，包括恐怖主義、民粹主義、政治右翼主義、金融與財政危機等。挪威國防研究機構高級研究員托馬斯·黑格哈默（Thomas Hegghammer）曾就此分析到：“歐洲穆斯林青年在經濟上無從所適、吸收極端分子的‘吉哈德組織’數量不斷增加、世界形勢不穩定、互聯網的宣傳與聯通，上述四者持續發展，導致歐洲在未來5～15年間會遇到更高程度的伊斯蘭極端主義行動，但這一切均取決于歐洲各國政府作出何種回應。”[2]但到目前為止，歐洲各國堪稱應對乏策，在許多方面舉止失當。因此，全面總結歐洲安全周期律，從中探索歐洲各個國家或組織應對安全危機與挑戰的良策，推動歐洲安全形勢向良性、有序以及合理的方向發展，已是大勢所趨。
西方民主與自由制度并非破解歐洲安全周期律的良方
自近代以來，歐洲憑借資本主義的先發優勢，開創了世界工業文明之先河，為世界近代文明進程奠定了重要基礎。作為近代西方文明之濫觴，歐洲創立了一套完整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法律制度，不僅確立了歐洲在世界體系中的中心地位，也使歐洲長期引領世界發展。曾幾何時，歐洲制度模式為其他國家所效法，成為判斷各國是否趨向現代化或者文明開化的重要標準。歐洲列強在歷史上曾多次運用其制度模式成功解決彼此的矛盾與沖突，但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導致歐洲各國過分迷信民主與自由制度，認定借制度之力，就可化解歐洲所有矛盾與沖突。
事實上，自由與民主制度的作用雖大，但并非解決歐洲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藥，特別是對歐洲安全問題，這種違和感比比皆是。
第一，從1919年1月協約國召開巴黎和會、訂立凡爾賽體系開始，列強就試圖建立一種以自由和民主制度為基礎的歐洲安全秩序，一勞永逸地解決歐洲民族國家的分歧與沖突，這種嘗試橫跨整個冷戰時期，甚至一直延續至今。“1919年的和平締造者們認定自己得爭分奪秒。和前人在維也納會議上做的事情一樣，他們也要在歐洲版圖上劃出新的國界……和平締造者們不得不扮演警察，而且不得不去應對饑荒。如果可以，他們還必須創立一種國際秩序，避免另一場世界大戰的爆發。”[3]從一戰后的國際聯盟、非戰公約、洛迦諾公約等，到二戰后的西歐聯盟、北大西洋組織、歐安組織等，再到冷戰結束后在歐盟框架下的安全聯合等，雖然歐洲各國在上述制度設計上立意宏大，但實際收效卻難如人意。“集體安全是一個誘人的教條，但在1930年代與并行不悖的共濟會夢想一起失敗了，這一夢想與值得贊美且理想化的、以廢棄戰爭為目標的‘凱洛格-白里安協定’有關。”[4]很明顯，民主與自由的制度只能為歐洲各國提供更多的政治、安全以及思想話語，卻無法提供真正行之有效的安全機制，也無法建立永久性的歐洲安全秩序，真正實現歐洲和平，這是歐洲在經歷了二戰的苦難后又經受長達半個世紀冷戰磨礪的重要原因之一。標榜自由與民主的安全機制根本不足以去除歐洲各國在各自核心利益上的差異，亦不足以實現歐洲各國全方位的安全聯合。歐洲各國百年來著力建構的安全機制徒具民主和自由的外表，并未真正突破舊安全理念的束縛與局限。
第二，一戰后，歐洲民主與自由制度的精神內涵發生異化，制度模式已喪失應有的功能，或至少功能大減。和歐洲早期資本主義的上升期相比，現代歐洲安全環境更復雜。20世紀30年代，德、意法西斯主義崛起，最大程度暴露了歐洲民主與自由制度的內在危機與沖突，二戰的爆發更是將這種危機推向頂點。接踵而至的歐洲冷戰對峙，同樣顯示了歐洲民主與自由制度的虛偽與低效。但是歐洲各國一致認定，只要建立某種制度化民主聯盟，就可以消除民主國家分歧。“很明確，歐美各國就是要創建一個能夠聲稱使自身有別于那些常規聯盟的組織。”[5]甚至在大多數歐洲國家看來，民主與自由制度是過去、現在乃至將來歐洲安全博弈的重要砝碼，對內可以有效整合各國安全力量，形成一種壓制性的綜合實力；對外可以對競爭對手構成巨大壓力，使其在政治或道義上處于下風。事實上，歐洲各國雖以其自詡的民主和自由為傲，但他們所建立的各種安全組織或機制卻缺乏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和自由精神，這是導致歐洲各類安全機制長期無法發揮積極功效的根本原因之一。
第三，歐洲民主與自由制度雖能解決部分安全問題，但卻無法解決所有問題。由于歐洲民主與自由制度的內生型、單邊化特點，它更著眼于在民族國家生活的層面發揮作用，而不是在歐洲層面發揮作用。但是歐洲各國百年來一直試圖無限放大這種所謂的制度優勢，將其從各個民族國家擴大到整個歐洲，并將民族國家生活中的理論、經驗以及方法直接移植到歐洲安全秩序建構中。這種做法在理論上毫無裨益，在實踐上亦很難行得通。上述制度雖可在很大程度上彌合民族國家內部各種政治黨派、利益集團以及社會組織之間的分歧，卻無法在歐洲安全層面平息各個民族國家的紛爭。以二戰后歐洲各國竭力推崇并積極參與的北約而言，實際上也無法實現消除歐洲各國糾紛、真正建立歐洲和平秩序這一目標。“北約一直充當著保護傘，法國、德國和英國的政治-軍事以及經濟關系在其中發揮了重大變化，這些國家在300多年來一直是沖突的焦點。從1949年起，歐洲一直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協同行動。”[6]不僅北約如此，就連大多數歐洲國家都參與其中的歐盟亦無法完成這一目標。
普世價值觀無法解決歐洲安全周期律的難題
與歐洲各國引以為傲的民主與自由制度相比，歐洲在歷史上所創立的普世價值觀也一直是各國引以為榮的重要資本。在歐洲人眼中，普世價值觀不僅包含了公平、正義以及自由等理念，還包括了人權、法治和公民社會等主張，它既是一種寶貴的有形資產，也是一筆無形的思想與精神財富。就表現形式而言，普世價值觀幾乎無處不在，既滲透于歐洲政治、經濟、社會、軍事以及思想文化等領域，又體現在歐洲各國各項政治、經濟與社會方針、政策和規則中。就現實功用而言，普世價值觀幾乎無所不能，超越了國家、民族以及文化的邊界，既可幫助歐洲各國消除彼此分歧和達成更多共識，又可幫助歐洲各國有效抵御各種外來思想與意識形態的挑釁，最終幫助歐洲各國戰勝所有對手、克服所有困難。事實上，普世價值觀對歐洲安全局勢的起落無法產生直接影響，更無法主導歐洲安全秩序建構走勢。歐洲各國過分專注于普世價值觀，將其當作解決歐洲難題最重要的法則，這是歐洲無法長治久安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一，歐洲各國百年來一直致力于推廣普世價值觀，將其運用于歐洲安全秩序建構。在歐洲各國看來，民主國家不會將戰爭當作解決利益糾紛與政策沖突的唯一手段，只會以和平、對話以及合作等理性方法解決彼此的糾紛和沖突。美國學者麥克·多伊爾（Michael Doyle）就曾聲稱：“雖然自由國家曾多次卷入與非自由國家的戰爭，但憲法體制穩定的自由國家尚未彼此交戰。”[7]為此，歐洲各國將普世價值觀灌輸于各種安全方針、政策以及規則，然后將其付諸實踐，運用于歐洲安全秩序建構各個層面。不僅如此，歐洲各國還試圖將這些寓化普世價值觀的安全理念、標準以及規程等運用于歐洲以外地區或者國家，使之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上述做法實際上等于抹殺了歐洲各國在歷史傳統與現實利益上的差別，忽視了世界不同國家或民族在歷史、現實、傳統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固有差別，此舉注定不可能給歐洲帶來真正的和平。
第二，普世價值觀雖然一直鼓吹公平和正義，但卻始終未能將公平和正義帶給歐洲。從訂立凡爾賽體系開始，列強雖然實現了歐洲和平，但這一和平秩序卻以強權政治邏輯為先導，不僅充斥著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剝削和壓制，而且還排斥蘇俄這一地緣政治大國參與歐洲事務，因此很難真正體現普世價值觀的基本理念，難有公平和正義可言。而二戰后雅爾塔體系盡管反映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成果，但在很大程度上同樣繼承了強權政治邏輯，這就不可避免地催生了一種矛盾狀況。就像美國前副國務卿塔爾伯特所做的評價，“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東邊許多國家在雅爾塔陰影下受苦近半個世紀。這個地名從此成為犧牲小國自由、成就大國勢力范圍的代名詞，猶如凡爾賽代表短視、懲罰性、羞辱的和平，為未來的戰爭播下種子”。[8]雅爾塔體系雖然宣稱要在歐洲創建和平，但實際上卻將歐洲撕裂為相互對立的兩個部分，而且東、西歐兩部分長期沖突，這使歐洲很難真正實現和平與穩定。雖然雅爾塔體系鼓吹要為歐洲帶來公平和正義，但卻使冷戰政治邏輯、政策偏好以及思維方式成為維系歐洲安全現狀的主導方針。一直到冷戰結束，歐洲安全秩序建構仍保留這種邏輯、偏好以及積習。“出于冷戰對抗而走到一起的美歐，冷戰結束后自然而然回到大國制衡、對抗、沖突的傳統軌道上。”[9]
第三，作為歐洲安全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普世價值觀與歐洲自由和民主制度一樣，存在某些固有缺陷，不利于歐洲安全秩序建構。其一，普世價值觀存在一定的危機感，即歐洲各國或因歐洲安全形勢起伏不定無法把控，或因競爭對手強大而不受教化，或因自身在安全制度與規則中力所不逮，而持續產生不自信與不安全感；其二，普世價值觀具有較強的競爭意識，即歐洲各國一直想將其普世價值變成一種全世界通行的價值標準，因此在客觀上不斷打壓、排斥和貶低其他異質性價值理念，這就不可避免會與其他異質性價值觀形成競爭之勢；其三，普世價值觀充斥著某種揮之不去的優越意識，即歐洲各國總是將其置于高高至上的地位，這勢必會使歐洲安全秩序建構表現出強烈的單邊主義色彩，歐洲各國只會按照自身利益需要、政策偏好以及行為方式推進歐洲安全秩序建構，絕少考慮其他國家或組織的利益需要與政策關切。普世價值觀的上述種種缺陷，導致它不可能幫助歐洲各國真正解決歐洲所有的安全難題。
西方現行的安全理論無法緩釋歐洲安全周期律的壓力
在百年來歐洲安全秩序建構中，美歐各國曾提出難以計數的安全理念與理論，這些安全理論不僅涉及范圍較廣，而且涵蓋內容也非常豐富，幾乎包括歐美國家大多數國際關系理論，例如古典及新現實主義、理想主義、新舊自由主義、新舊制度主義、建構主義等。這些安全理論從不同角度、方向以及層面出發，針對形形色色的歐洲安全問題提出許多解決方案，進而為歐洲各國制定安全政策與戰略提供了堅實的學理基礎，上述政策與戰略又在歐洲安全秩序建構中發揮作用。
第一，美歐各國提出的各種安全理論具有較強的時效性與針對性，均圍繞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安全問題而提出。雖然上述安全理論擁有充分的思想與現實基礎，而且對各種國際安全現象的普遍性、規律性作出了一般性總結，但是鑒于國際安全格局、安全行為體、行為規則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上述理論不可能涵蓋所有安全對象、現象以及領域，它們只能針對某一時期、領域以及地區的安全問題作出一些針對性較強的判斷與預測，形成的各項政策與舉措則具有比較強的針對性與時效性。“新自由主義被普遍認定是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主要罪魁禍首，然而，拋開這一糟糕的失敗，新自由主義不僅在危機中得以幸存，實際上還在‘蓬勃發展’。”[10]進而言之，對于歐洲安全秩序建構這一宏大目標，任何一種安全理念或者理論都存在缺陷，在客觀上很難完全跨越時間、國家以及領域等界限。正是安全理論存在的上述欠缺，使歐洲安全秩序的建構不可能依據某種現成的理論。
歐洲在歷史上嘗試創建多種安全機制，不論是其嘗試創設的安全機制還是安全組織，均在政府間合作與超國家聯合之間搖擺不定，歐洲在大多數情況下實際上更傾向于前者，即使在歐洲安全秩序建構中頗具代表性的北約與歐盟亦如此。究其原因，一方面源于歐洲各國在其安全認知上尚未成熟到能夠超越時代局限的程度，另一方面也源于歐洲各國對安全問題的處置立場、方法存在較大差別。很明顯，無論采用哪一種理論、機制或者組織，均無法完成建構永久性歐洲安全秩序的目標，歐洲安全秩序建構中的理論缺失，導致歐洲必須持續承受安全周期律帶來的壓力。
第二，百年來，盡管國際關系理論汗牛充棟，國際關系學派為數眾多，但是它們并非全然針對歐洲安全問題而發。縱觀現代國際關系理論緣起和發展全過程，事實上，絕大多數現代安全理念或理論均由美國學界或者政界最先提出，畢竟美國作為戰后國際關系體系的領導者，作為全球安全秩序的主要維護者，對國際安全話語與語境、國際關系規則擁有絕對主動權。雖然美歐雙方針對許多國際安全問題擁有比較多的共同話語，甚至雙方還有許多共同安全利益，但這并不等于雙方毫無差別，畢竟美國的外交關注、對策以及實踐以追求全球安全利益為目標，也許歐洲確實是其安全關注的重點，是其安全利益與訴求最集中的地區，但歐洲絕對不是其唯一目標。
從這個意義上講，上述安全理念與理論也許會有和歐洲安全訴求相互吻合之處，也許還會有與歐洲安全訴求不一致之處。如果出現前一種情況，針對歐洲安全問題的政策指導與應對措施就會變得相對有效；如果出現后一種情況，相應的政策指導與應對措施就會無效或者低效。事實上，在百年來歐洲安全秩序建構進程中，上述兩種情況經常相伴或者交替出現，這也是歐洲安全形勢經常變得起伏不定的重要原因，同時也是歐洲安全周期律持續存在的重要原因。
由上可知，西方現行的安全理論雖然為數甚多，但對于歐洲安全秩序建構這一目標而言，其核心理念卻存在某種天然欠缺，注定無法確保歐洲各國按照自身意愿實現其真正的安全秩序建構任務。盡管歐洲各國百年來在上述安全理論的指導下嘗試了很多方法與手段，包括建立雙邊、多邊安全聯合機制，甚至不惜與美國結盟，借助外力建構歐洲安全秩序。但這些手段、路徑以及方法均游離于極端與保守、主動與被動、積極與消極之間，始終未能就歐洲各國的安全利益與政策訴求達成妥協，亦始終未能在歐洲內部各種安全力量之間達成戰略平衡，最終未能一勞永逸地建立一種持久、穩定以及良性的歐洲安全秩序。
當前歐洲形勢與破解歐洲安全周期律的出路
冷戰結束后，歐洲安全形勢并未因為東西方冷戰對峙終結而進入全面緩和，相反，過去為冷戰所掩蓋的許多矛盾與沖突沉渣泛起，各種政治極右主義、邊界沖突、種族紛爭、宗教矛盾、社會動蕩等紛沓而至。尤其是新世紀以來，歐洲所面臨的安全局面進一步復雜化，非傳統安全危險甚囂塵上，包括恐怖主義、政治右翼化、極端民族主義、原教旨主義、非法移民、難民危機、網絡攻擊、氣候異常變化等，其中尤為急迫的是，歐洲許多城市發生暴恐襲擊，歐洲正處于恐怖主義大潮的威脅下。以當前嚴重困擾歐洲各國正常生活的難民問題為例，由于阿富汗反恐戰爭、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以及敘利亞內戰，來自上述國家的難民大量涌入歐洲。2016年12月，歐盟邊防局行政主管法布里斯·雷杰里（Fabrice Leggeri）提到，“有18萬人通過土耳其和東地中海來到歐洲，有17萬人從利比亞和埃及經過中地中海通道來到歐洲，和2015年100萬人進入歐洲的難民相比，這個數字大大減少”。[11]難民問題打亂了歐盟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文化的正常生活，給歐洲帶來巨大沖擊。
與此同時，歐洲各國亦出現不同程度的極端化政治浪潮，許多極端保守、極左或者極右勢力興起，例如法國“國民陣線”、德國“國家民主黨”與“選擇黨”、英國“不列顛民族黨”與“獨立黨”、意大利“五星運動”、荷蘭“自由黨”、奧地利“自由黨”、瑞典“民主黨”、波蘭“法律與公正黨”等。它們擁有很大的民意基礎，在各國政治、經濟與社會生活中非常活躍；它們反對傳統政治正確，反對傳統體制、理念與管理，反對歐盟的移民、貨幣、貿易與關稅政策；它們反對全球化，主張本國利益優先；它們反對移民和難民政策，強調本國民族優越等。以英國脫歐事件為例，脫歐事件不僅會對英國自身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產生重大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歐盟的政治與經濟發展。“英國可能會從歐盟撤出，在獲取了40多年成員國資格后，這種可能性對許多人來說看似不現實，但它（實際上）已變得非常現實。”[12]很明顯，英國退歐之舉有可能會引發連鎖反應，不排除會有其他歐盟成員國效法英國，無論最終結果如何，都會導致歐洲一體化進程受挫。
從2008年開始，以美國次貸危機為起點，歐洲成為國際金融危機的重災區，歐洲各國銀行普遍虧損，基金損失慘重，股票大幅下挫。2009年，希臘爆發債務危機，緊隨其后，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意大利、比利時等國都出現巨額赤字，國家財政形勢極度緊張，各國融資成本大幅上升，失業率普遍攀升，除德國等少數幾國外，大多數國家都出現經濟衰退。到目前為止，歐洲經濟形勢惡化之勢雖然有所緩解，但對歐洲政治與社會形勢的消極影響可謂毋庸置疑。法國的“黃馬甲運動”，直接起因是馬克龍政府（Emmanuel Macron）提高油價、增加燃油稅，但間接起因卻是法國政府為扭轉經濟發展頹勢而采取的節源開流、財政緊縮政策，引發了下層民眾的嚴重不滿。
不僅如此，傳統安全危險實際上也從未遠離歐洲。在世紀之交，北約開啟大規模東擴進程，使北約與俄羅斯地緣政治博弈愈演愈烈，雙方由克里米亞事件而引發的對峙至今仍未疏解，歐洲大有重回冷戰之勢，歐洲安全格局似乎面臨新一輪回潮。俄羅斯前總統德米特里·阿納托利耶維奇·梅德韋杰夫（Dmitry Medvedev）曾就北約東擴表示：“任何軍事集團的存在，都會被當作防衛這樣或那樣一群國家的工具，但是一個軍事集團實施擴張，集團以外的國家就不得不感到緊張，并會捫心自問，這一擴張是否針對它們，當你審視兩大集團合作的歷史時會發現，情況更是如此。”[13]而北約秘書長延斯·斯圖爾滕貝格（Jens Stoltenberg）則強調：“國際社會必須向俄羅斯施加壓力，使其尊重協定，特別是烏克蘭東部的形勢仍然非常緊張時……我相信制裁是一個傳送清晰信息的重要工具，我們不會接受任何一種形式的侵略行為——非法吞并克里米亞，而且俄羅斯要為導致烏克蘭東部不安定局面負責。”[14]
由上可見，避免歐洲安全形勢重陷混亂已是當務之急，歐洲各國亟待確立新的安全思路，既能在歐洲層面有效應對各種非傳統安全威脅，又能尋求新的路徑，破除由北約與俄羅斯地緣政治博弈而引發的新一輪對峙，改變傳統安全威脅繼續困擾歐洲安全形勢的痼疾。很顯然，歐洲各國要想打破歐洲安全周期律，必須調整和改變舊的安全理念與指導方針，尤其要改變處置歐洲安全問題的種種政治手法，在歐洲安全秩序建構方面做足文章，對已有的歐洲安全架構實施全面創新。
首先，擺脫歐洲安全周期律的重要前提，就是歐洲各國必須跳出強權政治邏輯，改變歐洲安全秩序建構中舊的思路和規則，逐漸形成新的安全理念與理論。歐洲要想擺脫傳統歐洲地緣政治架構與安全利益規則，必須確立普遍合作的新理念，以合作與協商代替對抗與競爭。不僅歐洲各國需要合作，而且各個組織也需要合作，另外，歐洲各國還須與其他利益關聯方合作，甚至要與競爭對手合作。在國家層面，鑒于非傳統安全威脅不分區域、民族以及領域，歐洲各國必須改變在應對威脅中畫地為牢、各自為戰的孤立狀態，以更加積極和進取的態度共同應對威脅。例如，為了有效遏制難民危機進一步發酵，歐洲各國必須通力合作，歐盟、北約還須與聯合國、北非暨中東各國通力合作，既要從源頭上抑制難民流出，又要在出口上減緩難民流動。斯圖爾滕貝格曾就北約與歐盟合作事宜強調：“所有盟國提出40多項建議，以便深化北約與歐盟在7個關鍵領域的合作，這些合作協議包括在陸地、海洋以及網絡空間展開更多協作，包括反擊網絡威脅。”[15]
在歐洲層面，要想擺脫目前歐洲對抗狀態，不論是歐洲各國還是北約、歐盟等組織，均需與俄羅斯展開對話，以合作代替對抗，謀求雙方在歐洲安全秩序建構中取得共贏。歷史已經證明，歐洲各國合則兩利，斗則兩傷。雖然北約與俄羅斯綜合實力相差懸殊，但北約并無完勝俄羅斯的絕對把握，雙方斗爭將直接引發歐洲不安定，甚至可能導致歐洲安全格局全面傾覆。“俄羅斯仍然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板塊，從西到東5000英里橫跨11個時區，從北冰洋北部到黑海、高加索以及西伯利亞南部長達1500英里，其他國家都沒有俄羅斯的空間深度。”[16]因此，北約必須放棄冷戰思維與單邊主義，放棄只能由北約或者歐盟建立歐洲安全平臺的設想。“北約是西方民主國家之間主要的、獨一無二的戰略磋商平臺。總之，那些非成員國只想成為北約成員國，別無他求，（因為）北約一直是歐洲安全的基石。”[17]反之，俄羅斯也須順應歷史大勢，更多考慮合作而非對抗。“俄羅斯反對更緊迫的歐盟的攻勢，代之以次要的北約。只因為不再考慮與北約開展‘伙伴關系行動計劃’，俄羅斯人對歐盟內部更深層的統合亦不會那么寬容。”[18]只有這樣，才能改變傳統歐洲地緣政治結構，開創一種全新的歐洲和平與合作局面。
其次，擺脫歐洲安全周期律的另一前提，就是歐洲各國必須確立大一統的歐洲安全秩序建構目標，著眼于從更加宏大、長遠、綜合的角度建設歐洲。雖然歐洲在歷史上曾多次嘗試建構大一統的歐洲，但基本上均以失敗而告終。作為歐洲一體化最高成就的歐盟，當前又面臨英國退歐的危險，建設大一統歐洲可謂難上加難。盡管困難重重，歷經多次失敗，但這并不等于建構大一統歐洲的方向是錯誤的。百年來歐洲安全格局的變遷證明，正是由于歐洲各國囿于民族主義的藩籬，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處處考慮民族國家“小我”，而不是考慮歐洲“大我”，最終導致各個民主國家之間紛爭不已、生生不息。從這個意義上講，建構“歐洲命運共同體”，并且不斷加以完善，應當是歐洲各國走出當前困局、打破安全周期律的唯一出路。所幸的是，目前歐洲各國和組織對此已有所認識。例如，歐債危機爆發后，歐盟在2010年曾推出“歐洲2020年戰略”，提出發展創新經濟、數字經濟、能效經濟等新綱要，以此走出歐洲經濟滯漲的怪圈，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新常態。為減緩債務危機帶來的傷害，2011年11月，歐盟宣布向希臘提供援助，向其提供1090億歐元官方援助、500億歐元私營援助。[19]因為歐盟非常清楚，如果聽任希臘等國財政狀況惡化，不僅歐盟其他國家會飽受拖累，而且歐盟自身最終也會成為受害者。
事實上，在歐洲安全經歷了百年風云變幻后，各國越來越清晰地看到，在歐洲建立不同安全區塊或者劃分不同安全區域的做法治標不治本，只能導致不同區塊或區域在利益、規則以及方向等方面繼續相互競爭，只能使歐洲重蹈百年來的歷史覆轍。而只追求以民族國家為基本法律單元和政治單元的歐洲安全建構更不可取，只會導致歐洲安全秩序建構進一步碎片化，進而加劇歐洲內部更激烈的紛爭。對歐洲各國而言，建立大一統的歐洲安全秩序是一項歷史任務，任重而道遠，既需要歐洲各國長期訴諸努力，又需要各個安全行為體砥礪磨合、精誠團結，還需要國際社會各方力量積極支持。值得慶幸的是，與百年前的歐洲不同，當前歐洲各個國家或組織在歐洲安全問題上的共識越來越多，盡管仍有大量阻礙因素存在，但是持續推動歐洲發展、穩定和繁榮，已經成為歐洲所有國家的共同目標，而且越來越多的國家與組織都在為這一目標付出努力。就此而言，打破歐洲安全周期律是可以期待的。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后冷戰時期歐洲安全架構中的多元化模式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17BGJ049）
注釋
[1]Julin Lindley-French,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The Enduring Allia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 3.
[2]Adam Taylor, "A Scholar of Islamist extremist makes a prediction: Europe's problem will get worse",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6/12/21/a-scholar-of-islamist-extremism-makes-a-prediction/?tid=a_inl&utm_term=.22052d598d60, accessed February 25, 2019.
[3]［加］瑪格麗特·麥克米倫：《締造和平：1919巴黎和會及其開啟的戰后世界》，鄧峰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第xxiii-xxiv頁。
[4]Geoffrey Lee Williams and Barkley Jared Jones, NATO and the Transatlantic Alliance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Twenty-Year Crisis,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 87.
[5]Lawrence S. Kaplan, NATO Divided, NATO United: The Evolution of an Alliance, Westport, Connecticut and London: Praeger, 2004, pp. 3-8.
[6]Lawrence S. Kaplan, NATO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Enduring Alliance, Boston, Massachusetts: Twayne Publishers, 1988, p. 2.
[7]Michael Doyle,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Summer 1983, 12(3), pp. 205-235.
[8]［美］沙希利·浦洛基：《雅爾塔：改變世界格局的八天》，林添貴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第500頁。
[9]Christopher Layne, "From Preponderance to Offshore Balance: America's Grand Strategy"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1997, 22(1), pp. 86-124.
[10]Luca Mavelli, "Governing the resilience of neoliberalism through bio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7, 23(3), pp. 489-512.
[11]"Frontex: 350000 migrants arrived in EU this year so far", December 17,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europe/frontex-350000-migrants-arrived-in-eu-this-year-so-far/2016/12/17/00a59614-c44e-11e6-92e8-c07f4f671da4_story.html?utm_term=.85c9fe5b5d6a , accessed March 21, 2019.
[12]Jean-Claude Piris, "Which options would be available for the United Kindom in the case of a withdrawal from the EU?" in Patrick J. Birkinshaw and Andrea Biondi (eds.), Britain Alone! The Implications and Consequences of United Kingdom Exit from the EU, Alphen aan den Rijn, Netherland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B. V., 2016, p. 111.
[13]Samuel Layton, "Reframing European Security: Russia's proposal for a new European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rch, 2014, 28(1), pp. 25-45.
[14]"NATO Chief Urges Continued Pressure on Russia over Ukraine", December 7, 2016,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library/news/2016/12/mil-161207-rferl01.htm?_m=3n%2e002a%2e1885%2epf0ao09owq%2e1qed, accessed December 18, 2018.
[15]"Doorstep Statement", December 6, 2016, http://www.nato.int/cps/en/natohq/opinions_138727.htm, accessed December 24, 2018.
[16]Saul Bernard Cohen, 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cond edition, Lanham and New York: 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9, p. 219.
[17]Pascal Boniface, "European Security and Transatlantic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Alexander Moens; Lenard J. Cohen and Allen G. Sens(eds.), NATO and European Security: Alliance Politics from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o the Age of Terrorism,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2003, p. 57.
[18]Serena Giusti, "The EU's Transformative Power challenged in Ukraine",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May, 2016, 21(2), pp. 165-183.
[19]《歐洲援助希臘聲明》，金融界網站，2011年7月22日，http://finance.jrj.com.cn/2011/07/22071610510067.shtml，上網時間：2019年2月27日。
責 編／周于琬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Reality of the European Security Cycle Law
—Rethinking the Current European Security Issues
Xu Haiyun
Abstract: Over the past century, Europe has always been caught in periods of chaos and war. Peace and war, and stability and turmoil have almost occurred intermittently within the entire history of Europe, forming a unique security cycle law in Europe. Although the Western democracy and freedom, universal values, and security theory can help with Europe's security, but they cannot break this security cycle. Given the the current European security situation, only by transforming thinking, creating new security concepts, replacing confrontation with cooperation, and establishing a unified security goal can we break the European security cycle law.
Keywords: Historical cycle law, European geopolitics, 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European community with shared destiny
許海云，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世界現當代史。主要著作有《世界小通史·現代卷》《世界文明史》《北約簡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