樣本構成:
此次問卷調查共回收問卷5020份,樣本有效率91.27%。
男性受訪者占58.53%,女性占41.47%。
年齡構成:18歲以下的受訪者占8.07%;18-39歲占79.28%;40-59歲占11.63%;60歲及以上占1.02%。
學歷構成:初中及以下的受訪者占5.88%;中專/職高/技校/高中占25.63%;大專占28.33%;本科占33.35%;研究生及以上占6.81%。
就業狀態:在職工作的受訪者占63.75%;全日制學生占16.55%;非固定工作的占4.76%;一直無工作或失業的受訪群體占7.57%;其他占7.37%。
月收入構成: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受訪者占10.32%;2001-5000元占27.49%;5001-8000元占33.96%;8001-12000元占18.51%;12001-15000元占6.11%;15001元以上占3.61%;
戶籍情況:以日常所在地為區分,戶籍為本地城市的受訪者占55.16%;本地農村占28.88%;外地城市占10.38%;外地農村占5.58%。
重要發現:
·整體而言,盡管體現沖突、對抗、不和諧的“負面題材”受到較多關注,公眾自身仍然表現出良好的溫暖姿態。
·我國公眾的社會溫度指數得分水平較高,個體效能感的高低可能是導致公眾的社會疏離體驗差異的重要因素,過高的效能感可能會帶來“假性溫暖”。
·社會冷漠水平越高,個體的溫暖程度就越低,這種情況下個體會采用比較直接的方式來否認自己的責任。但是,社會溫暖過高帶來的影響同樣不可小覷,溫暖程度偏高(即疏離程度偏低)的個體會以比較隱晦的方式來否認自己的責任。
·不同群體之間的社會溫暖程度存在差異,進城務工人員的溫暖程度低于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從而出現溫暖程度的分離效應。
·社會冷漠產生和滋長于社會是客觀存在的。應從道德文化建設、法律保障、輿論引導等多方面入手應對社會冷漠,尤其要關注進城務工人員的心理建設。
社會冷漠或者社會疏離,主要反映出個體從內心深處感受到了其他人的情感疏遠、人際關系淡漠,甚至對自己都具有陌生感。當個體與周圍的人、社會、自然以及自己的各種關系網絡,由于正常的關系發生疏遠,甚至被支配、控制,從而會導致個體產生不可控制感、無意義感、社會(自我)疏離感等消極的情感。冷漠已經成為當今社會中一種可辨識度極高的標簽。此外,對于處理這些事件且需要直接面對和回應公眾的有關部門,還存有“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現象,這更是一種不把群眾放心上、漠視規章制度和懈怠職責的冷漠。以上種種現象經過媒體,尤其是自媒體的傳播和不斷發酵,會導致消極情緒滋生蔓延,社會凝聚力和向心力也將會遭受到巨大沖擊,不僅不利于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也有悖于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為進一步樹立正確的價值引導以消散民眾社會冷漠現象,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通過對公眾4個領域(自我、人際、家庭、工作)的效能感知、價值排序和行為取向進行深度調查,對當前公眾的疏離狀態以及冷漠現象的產生原因、危害進行分析,并針對如何規制和消散公眾社會冷漠現象提出嘗試性解決途徑。
盡管體現沖突、對抗、不和諧的“負面題材”受到較多關注,公眾自身仍然表現出良好的溫暖姿態
調查結果顯示,社會溫度指數得分總體較高,公眾表現出良好的社會溫暖態度。本次調查通過逆向的評分處理方式(得分越低,代表冷漠度越高;一般而言,公眾的得分分布通常在60-90分的區間之內較為合理,低于60分,說明個體對社會的疏離程度高;而高于90分,則表現為“假性溫暖”,即感覺很熱情,但其實并不利于增加人際交往的可能性)來衡量公眾的社會冷漠狀況。本次調查發現,社會溫度得分為88.09分(百分制)。同時,當被問及“根據您的經歷和感受對當前的社會凝聚狀況做一個整體的評估,您認為當前的生活溫度有多高”受訪者給出的平均分高達9.61分(十分制)。
調查結果充分表明,當前我國公眾表現出良好的社會溫暖態度。這種溫暖的姿態還體現在對社會的強烈歸屬和對主流價值觀的認同,例如絕大多數的受訪者更加認同“條條大路通羅馬,在我們社會里成功成才的渠道有很多”(認同比例為86.6%),“我們的社會有很多有價值的目標值得去追求”(認同比例為86.5%),“從自我做起,我相信只要自己付出了努力,社會就會有所改善”(認同比例為86.7%)。
疏離感的差異主要來源于個體效能感的差異
調查發現,公眾在各種情景中都能很好的感受到自我價值(認同指數為88.46,見圖1)。認同感是社會溫暖指數的核心指標,只有公眾對自我和社會的認同感提高,才會增加公眾的歸屬感和凝聚力,共同承擔起社會責任。通過進一步的分析,公眾的效能感差異可能對冷漠指數具有更強的解釋力。例如,在溫暖感知的情景分布當中,自我感知不僅得分高,而且也是最具有解釋力的情景領域。這說明自我(個體)的效能感是社會疏離感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對照性參數。
社會溫暖過高帶來的影響:個體會以比較隱晦的方式來否認自己的責任
調查發現,社會溫暖指數得分高的個體更傾向于認為周圍的人都對自我保持極高的關注度。通過比較分析社會溫暖指數的高分人群和低分人群,我們發現高分人群更傾向于認同“最能令人興奮的是自己的幻想”,并且更不愿意從事單調乏味的工作,甚至對于“那些參加充滿危險和戲劇性的示威的人值得別人羨慕”也具有較高的贊同程度。究其原因,高分組的社會溫暖指數群體對自己更加關注,因此會比較傾向于不被定義所束縛,使得對自己的效能感超過一般水準,加上社會的轉型以及各種自媒體的出現,使得個性出現無序的彰顯。這種無序一方面會加劇個體的自我疏離感,另一方面也會讓個體更加關注一些對自我進行“強制性”牽引的人物形象和現象的關注,例如以“咪蒙”為代表的公眾號,曾經以其具體的、夸張的表達方式吸引了大批用戶和關注群體。但是,這種具體的牽引除了會帶來更大的困惑之外,還會使個體以更加隱晦的方式來否認自己的責任。而當個體肯定自我的行為責任感,并承認自己遇到的困境和困難,這樣反而有助于增加和其他人交往的可能性。
不同群體之間的社會溫暖程度差異
女性的社會溫暖程度要高于男性。男性的社會溫暖程度(87.14分)要顯著低于女性(89.20)的社會溫暖程度,統計結果表明,兩者的差距達到了顯著水平。在自我、家庭、人際與工作溫暖這四個維度上,性別差異都達到了顯著水平,男性得分低于女性得分。即男性比女性更加偏向冷漠/疏離這一側。
年齡差異和受教育程度的差異。為方便比較,我們將調查對象的年齡分成18歲以下、18-39歲、40-59歲、60歲及以上4個年齡段。方差分析結果表明,整體上看,隨著年齡的增長,公眾的溫暖程度也得到增加(F=21.5,P<0.01)。在自我、家庭、人際、工作維度上年齡都有顯著差異。研究者將教育程度分為初中級以下、中專/職高/技校/高中、大專、本科及以上四個分類。方差分析的結果表明(F=22.23,p<0.01),不同受教育程度之間的溫暖程度有顯著性的差異。如圖4所示。整體上受教育程度越高,溫暖程度也越高。通過進一步數據分析發現,學歷越高的受訪者,體驗到的效能感越高,即對自我能力有積極評價,而過高的分數通常需要得到更多的關注和重視。“學歷越高,人越冷漠”的說法,可能源自過于強烈的自我關注,導致不利于增加和其他人交往的可能性。
進城務工人員的溫暖程度低于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出現溫暖程度的分離效應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人涌向城市,產生了大量的進城務工人員。從某種意義上講,城鎮居民、進城務工人員、農村居民三者的生活方式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比較他們之間的和諧感受有助于了解不同生活方式人群之間的溫暖感差異。具體到某個區域而言,城鎮居民受訪者比農村居民受訪者更能感知到社會溫暖,外地進城務工人員的社會冷漠感則最高。三類人群的溫暖感得分從高到低依次是:城鎮居民(90.04分)、農村居民(85.93分)和進城務工人員(78.74分)。進城務工人員作為從農村走向城市的特殊過渡性群體,其社會疏離的感知程度應介于二者之間,但結果表明,其溫暖程度最低,顯著低于總體平均分數(88.09分)。這種現象可以稱為“分離效應”。
進一步比較進城務工人員的戶籍狀態,我們發現,戶籍地來自城鎮的務工人員的溫暖程度略高于本地的農村居民,但是相差不大(無統計學意義上的差異)。根據自我、家庭、人際、工作領域的溫暖得分發現,本地城鎮居民的溫暖程度最高,外地農村戶籍的務工人員最低,外地城鎮戶籍的務工人員和本地的農村居民溫暖程度得分相當。
社會冷漠產生和滋長于社會客觀存在
社會冷漠作為一種社會情緒,是社會意識的一種形態。因此,當前的社會環境等客觀現實決定了社會冷漠的產生與滋長。首先是現代性的沖擊,快節奏的城鎮生活,無論是進城務工人員還是原先的城鄉居民都會更強調自我選擇、物質享受和財富積累,更加注重自我,看重不被那些定義(例如,傳統的家庭人倫等有價值的東西)所束縛帶來的快樂。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家庭人倫等值得珍惜的東西,在城鎮化過程中,在農民進城的大遷徙中受到了沖擊。在現代化進程中,我們要引導人們更加注重修養品德、保持良知、增強愛心,給需要幫助的人提供關愛和幫助。其次是隨著互聯網的大范圍普及,多數公眾陷入社交網絡無法自拔,聊天軟件里談天說地、游戲組隊中稱兄道弟,然而現實中卻頻繁卡機,致使人際交往能力逐漸弱化。與此同時,自媒體的發展同樣帶來自我個性的無序彰顯,對于自我的積極有效引導可能會造成混亂。再次,轉型社會意味著每個人都生活在陌生與熟悉的情感交織空間里。與熟人社會的環境不同,轉型社會中“上班同事,下班轉身為路人”“互為鄰居卻不認識”等情況比比皆是,彼此之間在缺失信任感和缺少存在感的背景下,更多傾向于保護隱私和維持個人私密空間。最后,通過媒體,尤其是網絡媒體等途徑,與“社會冷漠”相關的事件被夸大,冷漠情緒被放大,“蔡格尼克效應”的存在會使得這種情緒繼續蔓延,而引發更大的集聚效應,最終誤導公眾,讓大家認為自己似乎已經生活在“人人自危”的環境當中,對于突發危機事件常常采取消極的、回避自我責任的態度。
多措并舉積極應對社會冷漠
重視道德文化和觀念建設,培養公眾社會責任意識
當前我國公眾的社會冷漠主要表現為責任缺位或不到位,社會溫暖意識和行動相背離,缺乏熱情和動力,社會參與度低等。因此,培養并提高公眾的社會責任感是應對社會冷漠的重要舉措。本次調查發現,多數受訪者選擇了通過“道德文化和觀念建設”來加強公眾的責任意識。如65.1%的受訪者認同“重視道德教育”,約55%的受訪者選擇“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摒棄糟粕文化”。
完善相關法律保障,為行善等社會溫暖行為兜底
本次調查發現有7.1%的受訪者是“被恐懼包圍的演說家”,當遇到社會危機或者需要援助時,他們往往想提供援手,卻又踟躕不前。進一步調查顯示,這類人群通常會考慮到救助后是否會陷入糾紛。這些年,各地頻頻上演因街頭扶老、救人而陷入賠償的案例,并且由于缺乏足夠證據,現場難以還原,大多都是各自承擔責任,從而導致“扶不起、救不起”逐漸演化成社會問題。本次調查數據顯示,56.2%的受訪群眾認為要“完善對見義勇為行為的法律保障”。
加強輿論正向引導,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
在互聯網時代,網絡成為人們獲取信息、表達觀點的首發輿論平臺,是發表社會公共話語的重要空間。因此,公眾對社會冷漠的認知大多也來自于互聯網,不可否認的確有部分網絡媒體或者自媒體為了獲得關注度,在某些時候往往會重新構建事件,如2018年12月一段“老太太‘專業碰瓷’”的視頻被廣泛轉發,實則是發布視頻者斷章取義,并不存在碰瓷。對此,本次調查數據顯示有53.8%的受訪者提倡“加強輿論正向引導,凈化網絡環境”。
媒體報道“社會冷漠”現象,首先要擔負起自己的責任
媒體報道社會冷漠時應該秉持真實、客觀、全面的觀點和視角,它是對現實生活的鏡面映射,媒體不僅是人們獲得信息的重要渠道,還是喚醒社會良知和引導輿論走向的社會公器,因此,媒體必須履行好自己的使命和責任,時刻傳遞真實信息、引導社會向善,既要充當懲惡揚善的角色,又要及時引導大眾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理念。
關注并促進進城務工人員的心理建設
進城務工人員的社會溫暖程度既低于農村居民,也低于城鎮居民。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中國進城務工人員的數量大約為2.6億人。現代化社會的建設,不是單方面推動城鎮化建設,而是追求城鄉一體化的發展,要千方百計讓進城務工人員能夠在城市穩定地工作生活,讓孩子能進城的隨著進城,從而解決留守問題。同時,也要讓留在農村的老年人在鄉村振興戰略中找到歸宿、感受到溫暖。此外,從進城務工人員自身的角度來看,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以積極的心態融入其所在地區的生活,也可以減少他們的社會冷漠水平。
縮小貧富差距,打好構建道德社會的經濟基礎
本次調查數據顯示,對于如何應對社會冷漠,48.7%的受訪者選擇“進一步縮小社會貧富差距”。在重視道德建設的同時,也要消除道德滑坡的根源,縮小貧富差距,重視收入分配結構的再調整。堅持以發展為第一要務,扎實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社會高水平建設,短期來看,政府可以通過各種手段,包括精準扶貧、擴大就業等方法來增加低階層民眾的收入,從而提升民眾的心理和諧水平;從長期來看,讓更多的人接受更全面的教育(包括職業教育),有助于降低低收入階層民眾的比例,從而提升整個社會的溫暖水平。
(報告還對社會溫暖程度差異、進城務工人員的分離效應、多措并舉應對社會冷漠等內容進行了調查研究,因版面承載內容所限,僅在此呈現部分內容,獲取本報告完整版,可與《國家治理》周刊編輯部聯系。)
【執筆:人民智庫研究員 陳 琳 王禮鵬,人民智庫高級研究員 于 飛】
責編:李 懿 / 蔡圣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