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推動達成《巴黎協定》，再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被寫入聯合國決議……中國始終遵守公認的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堅決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法體系，積極履行國際責任，成為公認的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將逐步轉化為國際法規則”
——訪聯合國國際法院前院長史久鏞
“習近平主席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及新發展觀、安全觀、全球治理觀等，豐富了國際法治思想，得到了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同。我相信，隨著實踐的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將逐步轉化為國際法規則。”
走進聯合國國際法院前院長史久鏞的家里，一塵不染的陳列柜引人注目。“改革先鋒”獎章和證書工整地擺在陳列柜最醒目的位置。
獎章左側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工作紀念品，右側是史久鏞擔任國際法院法官16年后卸任時，一起工作的法官同事集體贈送的刻有各自簽名的銀盤。這三件非同尋常的紀念物，定格了史久鏞職業生涯的光輝時刻。
1994年起，史久鏞開始擔任聯合國國際法院大法官，2000年擔任國際法院副院長，2003年擔任國際法院院長。他也成為國際法院自1946年成立以來首位中國籍院長。
回首國際法院的發展歷史，史久鏞無限感懷：“國際法院在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解決了不少問題。國際法院對國際法所作的法理解釋和說明，對于國際法的發展和調整國際關系有著重要意義。”
尼加拉瓜與洪都拉斯領土糾紛、尼日利亞與喀麥隆領土歸屬等糾紛……史久鏞對參與審理過的案子記憶猶新。作為院長，他也憑借親自主持審理的16個案件，創迄今為止國際法院院長審理案件數量之最。
長期以來，中國積極維護國際法尊嚴，在理論和實踐方面不斷拓展國際法內涵。
史久鏞說：“中國堅持正確義利觀，堅定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不以犧牲別國利益為代價來發展自己。中國對國際法最大的貢獻之一是習近平主席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及新發展觀、安全觀、全球治理觀等。這些理念豐富了國際法治思想，得到了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同。我相信，隨著實踐的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將逐步轉化為國際法規則。”
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中國推動了《巴黎協定》的達成以及該協定的生效。能源設施改造和工廠改造需要大量的技術和資金，中國主張充分尊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發展程度的不同，按照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承擔責任，堅定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正當利益。”史久鏞說：“中國貢獻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
退休后，史久鏞應邀擔任外交部國際法咨詢委員會顧問，就重大國際法問題提供咨詢意見。由于年事已高，放大鏡成了他不離手的“工作伙伴”；腿腳不如從前麻利，于是史久鏞常常以口述錄音的方式將咨詢意見送給有關部門參考。“學法報國”是他的執著追求，也是他的人生寫照。
如今，史久鏞已近93歲高齡。跟國際法打了一輩子交道，他依舊關注國際法治事業的發展。
“現在是國際法發展的最好時機。在國際法制定初期，發展中國家缺乏話語權，正當訴求沒有得到充分反映。隨著國際格局變化，現行全球治理體系及其規則的不合理性愈發凸顯，不能有效應對全球治理進程中的各種挑戰。因此，創新和完善國際法，提高新興力量在全球治理規則制定中的地位，是時代的要求。”
史久鏞建議，“要提高發展中國家法官在國際法院中的比例，發展中國家也要不斷完善國際法理論體系，努力讓自身的國際法理念和慣例在世界范圍內得到承認。”
“這是國際法學人大有可為的時代”
——訪中國政法大學校長、中國國際法學會會長黃進
“要統籌國內法治和國際法治，善用國內規則和國際規則，把我國締結和參加的國際條約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在法律上處理好國內法與國際法的關系。同時，還要注重培養一批通曉國際法律規則、善于處理國際法律事務的國際法治人才。”
“中國國際法研究從一開始就與改革開放相伴而行。1978年，鄧小平高瞻遠矚，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一重要講話中，明確提出‘要大力加強對國際法的研究’，強調了國際法對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性。”談起中國國際法學科走過的歷程，中國政法大學校長黃進充滿感慨。
從學習國際法到研究國際法，從中國自主培養的首位國際私法博士到中國政法大學校長、中國國際法學會會長，40年來，黃進見證了中國國際法學科的建立與不斷完善，并逐步發展成為當今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法學科體系。他指出，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也是中國掌握、遵守國際法，踐行和建設國際法治的進程。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是現行國際法的學習者、追隨者、適應者，更是維護者、建設者、貢獻者。中國遵循公認的國際法原則、規則和制度，嚴格履行基于國際條約承擔的國際義務，對涉及國際法各個領域的諸多問題表達過自己的觀點和立場，積累了相當豐富的實踐。中國也參與了數以百計的多邊國際公約的草擬和制訂，并成為諸多國際公約的原始締約國或參加國，從而對國際法的編纂和逐步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和其他國家共同倡議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已經成為公認的國際法基本原則。”黃進說：“中國有信心、有決心、有恒心與世界各國一道奉行、遵行、踐行國際法，為國際法的創新和發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2018年，習近平主席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黃進認為，這是中國對全球治理與國際法治思想的新貢獻。“一方面，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國際法的支撐；另一方面，這一理念為當代國際法的發展帶來新的動力，也為國際法理論研究指明了方向。”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越來越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當今世界充滿著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地區熱點問題此起彼伏，恐怖主義、網絡安全、重大傳染性疾病、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持續蔓延，人類面臨許多共同挑戰。黃進建議，各國應以國際法為準繩，建設性管控好分歧。
“中國可以通過不斷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增強在國際法律事務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運用法律手段維護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黃進說：“尤其在外層空間、海洋、網絡、極地等新領域，更需要國際法來規范。中國要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努力為全球治理與國際法治提出更多建設性方案。”
“要統籌國內法治和國際法治，善用國內規則和國際規則，把我國締結和參加的國際條約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在法律上處理好國內法與國際法的關系。同時，還要注重培養一批通曉國際法律規則、善于處理國際法律事務的國際法治人才。”
2017年5月3日，習近平主席在中國政法大學考察時強調指出，立德樹人，德法兼修，培養大批高素質法治人才。
黃進說，“法”規范了人們的行為，而“德”更注重的是心靈的修煉。國際法人才捍衛的是國家利益，更需要堅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國情懷。
談及國際法人才培養，黃進如數家珍：在教育部“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養計劃”框架下，2013年，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設立了“涉外法律人才培養模式實驗班”，入選學生不僅要夯實法學理論基礎，加大國際法研習力度，還著重提高英語能力、學習法語等第二外語，以適應當今國際法律事務普遍運用英法雙語處理的局面。2015年，中國政法大學“法學西班牙語特色人才培養實驗班”開始招收第一屆學生。
“這是一個需要國際法的時代，也是國際法學人大有可為的時代。”黃進對培養國際法人才寄予厚望。
“中國對國際法的貢獻一脈相承”
——訪世界貿易組織上訴機構前主席張月姣
“在立法過程中，中國始終堅持幾個原則：一是依據憲法，二是依據國情，堅持問題導向、需求導向。中國始終腳踏實地、實事求是，沒有照搬西方的立法模式，而是創建了符合中國國情的涉外法律體系。”
“這項榮譽屬于全體中國法律人，是對奮戰在經貿戰線全體職工的嘉獎，這也是在國際機構工作的中國人的共同榮耀。”回想起被授予“改革先鋒”獎章和證書的時刻，張月姣的心情依舊無法平靜。
2007年，張月姣經世界貿易組織（WTO）全體成員一致通過，被選為擁有7名法官的爭端解決機制上訴機構首位中國籍法官，2012年被選為上訴機構主席。世貿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被譽為“皇冠上的明珠”。前總干事魯杰羅曾評價：“爭端解決機制是多邊貿易體制的主要支柱，是世貿組織對全球經濟穩定作出的最獨特的貢獻。”
在此之前，張月姣長年躬耕于中國涉外經貿法律的第一線，參與起草《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對外貿易法》《涉外經濟合同法》《公司法》等法律，見證了中國涉外法律從無到有、發展完善。這些寶貴的實踐經驗為她競選世貿組織大法官打下了良好基礎。
在張月姣看來，這也是中國在全面依法治國發展進程中的縮影。
“在立法過程中，中國始終堅持幾個原則：一是依據憲法，二是依據國情，堅持問題導向、需求導向。中國始終腳踏實地、實事求是，沒有照搬西方的立法模式，而是創建了符合中國國情的涉外法律體系。”后來，張月姣來到亞洲開發銀行工作，負責亞洲地區的法律事務和區域合作與發展項目。她欣慰地發現，在利用外資方面，中國的法律給亞洲許多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有益經驗。“中國涉外法律的完善是對國際經濟立法的有力支持。”
“中國自始至終都是自由貿易的堅定支持者。1983年，中國作為締約國之一核準了《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這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節點。這主要得益于中國對外貿易的不斷發展，貿易額迅速增加。”
“另一方面，中國深度參與世貿組織各個委員會的討論并積極提出自己的方案。中國受益于多邊貿易，也是多邊貿易、自由貿易的倡導者和貢獻者。”
伴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進程，張月姣也開啟了在國際組織的職業生涯。她曾任亞洲開發銀行助理法律總顧問、亞洲開發銀行上訴委員會聯合主席、歐洲局局長，西非開發銀行董事等職，并于2007年當選為世貿組織上訴機構大法官。但張月姣謙虛地將自己的成功歸因于“時代的選擇”。“如果中國沒有加入WTO，我不可能成為WTO上訴機構的法官。”
對于國際法的發展趨勢，張月姣坦言：“國際法規范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因此國家交往要以國際法、聯合國憲章為依據。”
“中國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開放包容的姿態維護多邊主義，不僅符合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精神，而且也是獨到的創新。”張月姣說。
這種創新有著深厚的歷史基礎，并隨著時代發展不斷進步。“從上個世紀周恩來總理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聯合國憲章作了補充和發展，到如今習近平主席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被寫入聯合國決議，中國對國際法的貢獻一脈相承。在地球村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本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當前國際形勢下，國際法的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凸顯。世界各國應積極遵守、捍衛、發展國際法。我相信中國將繼續積極參與國際公約的制訂，推動國際法理論的發展，并著力加強‘一帶一路’法制建設。”張月姣說。
告別了世貿組織上訴機構大法官的職位，張月姣又有了新的身份——經世界銀行行長、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ICSID）行政理事會主席指定，成為ICSID選自世界各國的10名仲裁員之一，專攻國際投資大案。
“兩個構建是中國對國際法理論的重要貢獻”
——訪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國際法研究所研究員劉楠來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需要相應的國際法來保駕護航。這樣的國際法，我們或許可以簡稱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法，實際是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過程中推行的國際法，或者說是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需要的國際法。”
“法者，治之端也。”中國社科院國際法研究所研究員劉楠來教授年高86歲，依然思維敏捷。
劉楠來認為，當今世界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今后世界朝著什么方向發展，還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在這一背景下，習近平主席提出“兩個構建”，即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中國的全球治理觀，是中國對國際法理論的重要貢獻。劉楠來說，“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得到了許多國家和國際組織的認同和支持，寫進了聯合國的多項文件，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共識。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已從理念、方案，迅速轉入付諸實施的階段。”
“傳統的國際法是以國家利益為本位的。西方國家長期在國際關系中起主導作用。當某些國家利用自身實力欺壓其他國家，國際社會便會出現沖突和動亂。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兩個構建’旨在改變這種不正常狀態，要求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超越了國家的范疇，著眼于把國際關系提升到一個更高的階段，彰顯了‘天下大同’的中華文化精髓。”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需要相應的國際法來保駕護航。這樣的國際法，我們或許可以簡稱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法，實際是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過程中推行的國際法，或者說是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需要的國際法。”劉楠來一語中的。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以國際規則為基礎。”如何通過國際法更好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劉楠來認為，習近平主席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60周年紀念大會的講話中，提出了“六個堅持”，即堅持主權平等、堅持共同安全、堅持共同發展、堅持合作共贏、堅持包容互鑒、堅持公平正義，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指明了方向和路徑，也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法繪制了藍圖，明確了基本的原則要求。
劉楠來對于從“六個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法如此闡釋：第一，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法應建立在主權平等的基礎上，將尊重國家主權確立為適用于國際生活所有領域的最基本的原則。第二，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法應以維持世界持久和平，保障各國及其人民安全為其宗旨和首要任務。第三，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法應將維護國際社會共同利益和人類整體利益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將促進各國共同發展作為一大宗旨和基本原則。第四，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法應將合作共贏確立為適用于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軍事、法律、生態環境、科學研究等國際生活一切領域的基本原則。第五，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法應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樣性，對于不同國家、不同民族創造的優秀文明成果，特別是優秀法律理念、法律制度，應兼收并蓄，交流互補。第六，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法應以公平正義為基本價值取向，保證公平正義在現實的國際關系中真正得到實施。
劉楠來還表示，如今，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與日俱增。中國為推動國際法的發展，推動國際秩序的民主化和法制化做出了不懈努力。
“國際法是隨著國際關系的發展而發展的，其內容也會不斷推陳出新。”劉楠來說。隨著中國對國際法的研究和實踐不斷深入，中國對國際法的貢獻不斷加大，在國際上的話語權也會不斷增強。
（本版文章由本報記者李偉紅、敬宜、楊迅、王迪采寫）
制圖：蔡華偉
《 人民日報 》（ 2019年04月17日 17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