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頭戲”，是進一步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中心環節。
回顧改革開放40年，國有企業改革走過了極不平凡的歷程。黨中央、國務院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根據我國國情和國有企業改革實際，采取了不同辦法和一系列重大舉措，不斷將國有企業改革向縱深推進。
經過40年的艱苦探索，國有資產監管體制和國有企業改革不斷深化，國有企業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國有資產監管體制不斷完善，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逐步優化，國有企業的市場主體意識明顯增強，國有經濟的運行質量和發展速度有了顯著提高，國有經濟的活力、控制力和影響力大大增強，在國民經濟中更好地發揮了主導作用。
黨的十八大以來，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全面加強，公司治理結構進一步完善，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重大進展，國有資本運作積累了重要經驗，國有經濟的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顯著增強，國有企業改革取得了新的重大進展和歷史性偉大成就。目前，黨的十八大以來確定的國有企業改革主體框架已經形成，許多任務還在落實過程中，改革仍然處于現在進行時。同時，國有企業治理機制需要進一步完善，經營效率需要進一步提高。
首先，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調整仍需加快。
雖然經過多次調整，國有經濟布局結構仍不夠集中，國有企業尤其是地方國有企業小而散的狀況尚未完全改變，國有經濟布局結構仍需優化。國有經濟戰線過長、行業過散問題仍然突出，在398個國民經濟行業中，國有經濟涉足的行業仍多達380多個，“大而全”、“小而全”的問題還不少。一些企業主業不夠突出、輔業存在虧損，對整個企業的經營運轉、技術創新、質量品牌等工作都造成了較大負面影響。
國有企業使命多樣、目標多元、功能不清晰、定位不明確的問題依然突出，許多企業面臨“公益性使命”和“盈利性使命”的沖突。對國有企業進行功能界定與分類，有序推進國有企業分類改革與治理，有利于進一步厘清不同國有企業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功能作用、優化產權結構和運行模式并形成差異化的發展路徑。
其次，國有企業經營效率亟須進一步提高。
由于國有企業功能目標不明確和分類監管不到位，導致經營機制不活、效率不高。一些國企缺乏公平、平等的市場競爭意識，企業大而不強，沒能充分發揮產業集中度和行業集中度高的優勢。以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為例，國有企業總資產利潤率、凈資產利潤率等多項效率指標仍有待提高。
國有企業歷史包袱仍然較重，剝離企業辦社會職能的任務非常迫切，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任務依然艱巨。一些老工業基地、獨立工礦區的歷史包袱問題仍然比較嚴重，資金支出壓力大，很多問題拖了很久，越拖越難，必須痛下決心加以解決。未來，針對不同國有企業的特點，增強活力、激發活力、展示活力，是所有國有企業特別是企業領導人在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中必須直面的重大問題。
第三，國有企業治理和激勵約束機制不完善。
盡管國有企業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國有企業治理結構中的深層次根本性問題并沒有得到徹底解決。缺乏有效的激勵機制，導致缺人才、缺技術。一些企業內部分配制度仍然存在平均主義現象，緊缺人才、管理層工資收入低于市場價位，缺乏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參與分配的有效機制。政企不分和產權制度改革滯后是現代企業制度建設的主要障礙。部分經過股份制改造的國有企業，也普遍存在著國有股“一股獨大”、股權結構不合理、法人治理結構不完善、內部人控制等問題。
內部人控制會帶來企業管控和整體運作模式的失效，會導致企業價值的巨大流失；會導致企業功能和目標異化，從而產生了國有企業獨有的“控制權比所有權更重要、更好的產權怪象”。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的有效監督制衡機制尚未完全建立，企業內部勞動、人事及分配制度有待繼續完善。國有企業分類改革與治理，必須針對不同國有企業的現狀、特點和功能，有針對性地對公司治理結構進行科學設計，提高國有企業公司化、現代化治理水平。
最后，國資國企監管體制仍不適應。
經過30多年的探索，我國國有資產監管體制和國有企業改革不斷深化，國有資產運營效率和國有經濟運行質量顯著提高，但目前的國有資產監管體制仍不能完全適應改革不斷深入的新形勢、新要求。歷史上國有企業從規模擴張、高速發展走過來，體制機制、發展方式比較適應傳統產業和基礎產業，公司治理、商業模式還不太適應新階段、新任務，公司層級過多，國資監管需要真正轉到管資本上來。
在目前的國有資產監管體制下，國有資產監管職能與國有企業出資人職能及國有資產監管機構與國有企業出資人機構合二為一，表面看實現了“管人、管事與管資產”的統一，國有資產監管更加有力。但實際上，由于國有企業數量眾多，國有資產監管機構在實現對國有資產最有效監管的過程中也還有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
一些國有企業尤其是壟斷行業的大型和特大型國有企業，沒有進行真正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造。部分經過股份制改造的企業，也存在著國有股“一股獨大”、股權結構不合理、法人治理結構不完善、內部人控制等問題。同時，國有經濟如何服務于國家戰略目標、實現最大社會效益，國有資本投向如何規范，國有企業功能如何準確界定等，這些方面的監管職能也存在缺位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