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和“堅持全面從嚴治黨”。這三個堅持不僅納入了黨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十四個堅持），也納入了改革開放40年的寶貴經驗（九個必須堅持）。可以說，這三個堅持具有內在統一性，不僅貫穿我國過去的改革發展，而且貫穿中國共產黨引領人民實現偉大復興的全過程。

從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說起

理解三個堅持的內在統一性，要從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說起。先進性和純潔性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本質屬性。黨的先進性一方面是指一個政黨在思想、理論、綱領等方面所具有的優于其他政黨的特質，另一方面是指一個政黨在人類社會發展進步中所起的引領作用。黨的純潔性是指黨員和黨組織在思想、政治、組織、作風、行為等方面與黨的性質、宗旨的一致性。習近平總書記在《扎實做好保持黨的純潔性各項工作》中提到，“黨的純潔性同黨的先進性相輔相成、密不可分。純潔性是先進性的前提和基礎，先進性是純潔性的體現和保證，二者在本質上是一致的”。

先進性和純潔性決定了黨的初心和使命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一初心和使命體現了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昭示著有些行為的出現，僅僅是因為行為本身的正確性，并不依附于一定的目的。這些行為，是自由的人和自由的組織的行為，是《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基礎，是《資本論》描繪的“把每一個人都有完全的自由發展作為根本原則的高級社會形態”的基礎。

更進一步說，無產階級政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就表現在牢記黨的階級性質這一根本基礎、領導無產階級實現其歷史使命上；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就表現為“自覺地認定自己是人民群眾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為完成特定的歷史任務的一種工具”，表現在勇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順應歷史發展必然擔當民族復興大任上。這些都是“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必然”事件，不是基于一定目的的“或然”選擇。在這個過程中，無產階級不能像機會主義者那樣，只要能獲得更多的選票和更多的“支持者”，就把無產階級的階級性和綱領丟開不管。馬克思主義政黨要有歷史擔當，正如毛澤東同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所說的：“階級消滅了，作為階級斗爭的工具的一切東西，政黨和國家機器，將因其喪失作用，沒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結自己的歷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級的人類社會。我們和資產階級政黨相反。他們怕說階級的消滅，國家權力的消滅和黨的消滅。我們則公開聲明，恰是為著促使這些東西的消滅而創設條件，而努力奮斗。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專政的國家權力，就是這樣的條件。”這既尊重了發展的客觀規律，又堅持了人民利益至上的價值標準，同時奠定了三個堅持內在統一的基礎。

先進性和純潔性決定了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

正如黨章中所說，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勇于自我革命，從嚴管黨治黨，是我們黨最鮮明的品格。”中國共產黨的純潔性和先進性“都不是靜止的，也不可能一勞永逸。其內容和要求，都是隨著時代的前進、隨著黨和人民事業的發展而發展的。加強黨的自身建設，保持黨的純潔性，是一篇永無止境、在實踐中常做常新的大文章”。可見，中國共產黨本身具有自我革命、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的品質，能夠充分滿足黨、國家和人民事業發展的需要。這既是黨完成歷史使命的重要保障，又是三個堅持實現內在統一的必要條件。

從我國社會結構和黨的政治建設來看

中國有著不同于西方的社會結構。費孝通將中國的社會結構歸結為“差序格局”；金觀濤將之歸結為“超穩態結構”；金耀基將之歸結為“自足的系統”；南京大學翟學偉教授則進一步將之闡釋為中國人的關系原理，即關系的長久性和無選擇性，并認為長久而無選擇的交往模式不可能產生個人主義的行為模式。不同的社會結構要求不同的政黨制度。

價值判斷與人民立場相統一

人們的選擇也并不總是遵循功利主義的原則，當面臨兩難選擇的時候，人們總是要依靠價值判斷，而價值判斷又存儲在一定的社會結構中。比如那些人們珍視的權利，如生命權、安全權、自由權等，是超越功利算計的；在這些權利面前，人們甚至根本不屑于去衡量和比較，而且社會越是進步，功利主義所不適用的范圍也將越大（雖然功利主義的適用范圍本身也在擴大；正如隨著人們已知領域的擴大，未知領域不是縮小了而是擴大了一樣）。事實上，這一變化本身就是社會進步。因此，在這一過程中，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要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價值判斷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無產階級的宇宙觀及其方法論，是超越功利主義原則的更高層次的存在，其中最重要的表現就是人民立場，它將使得價值的多元化取代價值的優劣性，進而實現更高層次的發展。三個堅持就是內在統一于這樣一種價值判斷。

政治建設的根本性與人民利益的長久性相統一

“長久而無選擇的交往模式”呼喚政黨的“遠見”。這種“遠見”，既要有對發展客觀規律的尊重，又要有對人民利益至上的追求。加強黨的政治建設，正是這樣一種“遠見”。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新時代黨的建設的總目標，強調要“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把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首位”“旗幟鮮明講政治”；日前印發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意見》更是指出了堅定政治信仰、堅持黨的政治領導、提高政治能力、凈化政治生態等具體舉措。這些精神和要求既是對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呼應，又共同推動黨的政治建設這一根本性建設，決定著黨的建設的方向和效果。三個堅持也就統一于政治建設的過程中。

從文化基因和中國道路來看

中國有著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基因。正如十八屆中央紀委工作報告所指出，“中國共產黨繼承了中華民族的文化根脈和精神追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中華民族悠久歷史的延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就是同中華傳統文化精華相融合、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過程，文化自信是對‘中國特色’的最好詮釋。昨天、今天和明天，歷史、現實和未來一脈相承。中國的未來決不是西化，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這不是發展階段的差異，其重要原因在于文化基因的不同。”

道路選擇與“四個自信”相統一

世界的發展是多元化的。然而，一些人卻用“婚姻模型”來攻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他們認為，無論個人還是組織都有私利，總會追求利益最大化；如果A對B的愛是無私的，那么A應該心甘情愿促成B嫁給比自己更優秀的C；如果A沒有這么做，說明A對B的愛是有私的。然而，“婚姻模型”的觀點，既是在靜止地孤立地看待問題，又是用雙重標準評判問題。一方面，按照西方經濟學關于產權的解釋，如果A是“優秀”的先占者，且始終根據實際情況不斷完善自己，那么將不存在比A更優秀的C，或者A將是具有多樣性的“優秀”中的一員，不能因為C的“獨特優秀”而放棄A的“獨特優秀”。這是道路多樣性的問題。另一方面，B的需要包含兩個方面——意愿和能力，隨著A和C優秀程度的提升，意愿在婚姻匹配中的作用將更加突出，而在影響意愿的因素中，文化又是最重要的一員。這是道路的選擇問題。因此，在道路的選擇過程中，不僅要選擇“優秀”的道路，而且要選擇“愿意”的道路；選擇了“愿意”的道路，就不要因為其他道路的“獨特優秀”而遲疑，要“自信”地走下去。這既是十八屆中央紀委工作報告發出“人不自信，誰人信之？”感嘆的原因，同樣也是我們今天特別強調堅定“四個自信”的原因。三個堅持的內在統一就蘊含在中國道路的選擇過程中。

制度的穩定性與動態性相統一

中國道路有其“獨特優勢”，但在發展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問題。由于發展初期的資源要素稟賦和改革過程中的路徑依賴，發展中存在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產業布局不合理、醫療資源不均等、收入分配不公平等問題，嚴重制約了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面對問題，“自信”的表現不是否定我們的道路，而是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繼續堅定地走下去。具體來說，就是一方面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以鞏固穩定性；另一方面“堅持新發展理念，堅持推動高質量發展，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堅持深化市場化改革、擴大高水平開放”，以動態性維護穩定性，從而“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大局穩定，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收官打下決定性基礎”。這也是三個堅持內在統一的外在表現。

從黨的領導核心地位和黨內政治生活來看

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指出，“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黨要管黨、從嚴治黨。黨要管黨必須從黨內政治生活管起，從嚴治黨必須從黨內政治生活嚴起”。前一句看到了黨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關鍵作用；后一句則是看到了組織內部建設的重要作用。

個人聲譽與組織聲譽相統一，黨是關鍵

一方面，黨是由全體黨員組成的，黨的先進性最終要靠黨員的先進性來體現。從組織的角度來說，組織“為人們的相互交往提供某種結構”。組織具有整體涌現性，即組成成員按照組織的結構方式相互作用、相互補充、相互制約，將每個個體及其總和不具有的性質激發出來。換句話說，個體聲譽的集合，能夠帶來和增強組織聲譽；組織聲譽的增強，同樣能夠增強個體聲譽，并且產生個人獨自不可能具有的聲譽效果。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一種組織，無數優秀共產黨員的集合，涌現出“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社會的制度決定者，黨員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能人”。制度決定者即“在制度選擇和制度變革中處于主動的地位，起著決定的作用，是制度選擇和制度變革的決定者”；而“能人”是指社會上擁有更多知識、經驗、聲望或關系資源，影響力較大的成員。從制度供給的角度看，制度供給一般是指制度決定者的供給，其所依據的不是制度的社會成本和社會效益，而是制度的個別成本和個別效益。而這些個別成本，往往由社會中的“能人”承擔。因此，三個堅持的內在統一中蘊含著個人聲譽與組織聲譽的統一，但根本上統一于黨的關鍵作用上。

企業家精神與主人翁意識相統一，責任是關鍵

企業家精神和主人翁意識在名稱上有所不同，但本質上都是“對自己的選擇負責”。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帶來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放大了人們業已形成的利益最大化的觀念。人們逐漸從“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轉變為“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黨員也不例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更需要黨員發揮先鋒模范作用，既要有企業家精神，又要有主人翁意識，前者是引領我國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后者是堅持人民立場、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的必然要求。全面從嚴治黨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黨員要帶頭積累社會信用，穩定合作預期，增加社會資本，引導全社會形成崇德向善的良好風尚。這也是三個堅持內在統一的一大動力。

【本文作者為中央財經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責編：蔡圣楠 / 楊 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