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從改革開放40年的實踐來看，社會教育并沒有發生斷裂，只是由“為政治服務”的單一功能走向了“多元化”的發展之路。對40年來社會教育取得的成就進行回顧和總結，可以看出愛國主義教育依然是社會教育的主旋律、法治教育成為社會教育的核心、科普教育是社會教育的基石。新時期我國社會教育面臨新的機遇與挑戰，需要該領域研究者進行思考、貢獻智慧、給予回應。

【關鍵詞】改革開放40年 社會教育成就 新機遇與挑戰

【中圖分類號】G77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4.010

回顧40年的社會教育是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由于社會教育與學校教育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教育形式，如果按照學校教育辦社會教育，那就使社會教育越辦越窄，如改革開放初期的“職工大學、夜大、電大、函大、自考”就成為學歷教育，而不是社會教育了。在高等教育普及的時代，高校錄取機會的擴大，直接導致這“五大”的萎縮和消失。所以社會教育應當堅持它的“社會性、開放性、公眾性、普及性、非學歷性”特點，一定要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來。當然，這與國家和公眾的支持是分不開的。

在我國歷史上，社會教育由來已久。有史料記載，早在西周和春秋戰國時期的“聚民讀法”，宋明時期的“鄉約制度”，及元明清所設的社學、義學、井學等都具有社會教育的性質。[1]這種由社會民間知識分子組成的，具有“長善救失”“開啟民智”“凝聚群團”“篤定信仰”和文明教化功能的活動、儀式就是社會教育。由于是面向鄉里所有人的教育，所以也是明顯地區別于西周所建立的“塾、庠、序、學”這樣的學校教育體系。自近代以來，蔡元培所倡導的“平民教育”、梁漱溟和晏陽初等人發起的“鄉村教育建設運動”，還有陶行知的“生活教育”、黃炎培的“職業教育”等，都是這種社會教育思想的具體踐行。新中國成立以后，“平民教育”轉為全國范圍內的成人掃盲運動；“鄉村教育”“生活教育”和“職業教育”都納入到正規的學校教育體系之中；而社會教育主要圍繞愛國主義展開，具體體現在“共產主義信仰和理想”“集體主義精神和凝聚力”“學雷鋒做好事道德活動”這三大教育方面。“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年，社會教育成為主要的政治工具和群眾運動。改革開放以后，社會教育也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和發展，開始從“以政治為中心”轉向“以經濟為中心”。因此，社會教育的形式和內容也在不斷地發生著變化。從改革開放40年的實踐來看，社會教育并沒有發生斷裂，只是由“為政治服務”的單一功能走向了“多元化”的發展之路。本文從三個主要方面對社會教育取得的成就進行了回顧和總結，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我國社會教育所面臨的新的機遇與挑戰，供同行參酌。

愛國主義教育依然是社會教育的主旋律

回顧改革開放40年的社會教育發展歷程，愛國主義依然是社會教育的主旋律。早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同志就明確指出：“絕不允許把我們學習資本主義社會的某些技術和某些管理經驗，變成崇拜資本主義、受資本主義腐蝕、喪失社會主義中國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我們一定要在全黨和全國范圍內有領導、有計劃地大力提倡社會主義道德風尚、熱愛社會主義祖國、提高民族自尊心，還要進行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反對資本主義腐蝕的革命品質教育。”之后不久，中宣部、中央書記處研究室頒發《關于加強愛國主義宣傳教育的意見》，指出加強愛國主義教育是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要加強愛國主義的宣傳教育，培養全體人民、特別是青少年的愛國主義精神，提高他們的愛國主義覺悟。[2]經過40年的歷程，我國一直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不動搖，在學習資本主義社會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同時，不但沒有崇拜資本主義，而且通過短短30年的時間就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為我們帶來的是真實的感受和經歷。經濟發展了，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國家也強大了，由此極大地提高了我們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可以說，改革開放前后我國在愛國主義教育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方法，改革開放前的愛國主義教育不能說是不成功，因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民眾需要在認識上、思想上和覺悟上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于是，依靠宣傳工具和說教就成為愛國主義教育的主要形式。改革開放以后，這種依靠宣傳工具和說教的愛國主義教育越來越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一個新的議題是，愛國主義教育如何能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如何能提高生產力、發展經濟？說到底，如果經濟不發展，愛國主義就成為空談。在空談誤國、實干興邦的今天，愛國主義也是生產力。為什么這么說呢？這是因為，其一，愛國主義是最為穩定的因素，搞經濟建設、發展經濟如果沒有一個穩定的環境和社會基礎，那就無從談起。其二，堅持社會主義是我們的國情，如果偏離了這個方向，那就違背了改革開放的初衷。其三，愛國主義是弘揚集體主義精神和調節個人唯工具理性至上的最好方式，如果人人都成為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最終必然會形成霍布斯所言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這種無政府無國家狀態。其四，只有愛國主義才會增強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同時也會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尊重和友好對待。

從最近幾年社會上發生的一些事件來看，如果不進行有效地引導和教育，愛國主義就可能成為民粹主義的借口。例如，前幾年的釣魚島事件就引發了國內民眾極大的不滿，人們高舉著愛國主義大旗，由最初的游行抗議和抵制日貨，到全國各地爆發打砸日系車，而最讓人驚愕的是西安發生的打砸事件中竟有人將車主用Ｕ形鎖砸成重傷。而打人者卻認定買日系車的人就是漢奸，打漢奸就是愛國，就是民族英雄，這種認知和情境定義造成這樣的后果也就在所難免了。愛國主義教育和引導在如下方面展開，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可以看作是新時期愛國主義教育的一種新嘗試。

愛國需要真情感，即對國家有著深厚的感情，猶如赤子對母親般的愛。如何培養這種愛和感情呢？我們認為，愛國主義教育并不僅僅是宏大的歷史敘事和英雄史詩，而應當像毛細血管一樣發揮作用，滲透在家庭、學校和社會的方方面面。需要警惕的是，愛國主義教育決不能成為民族主義的借口。

愛國需要理智，理智是民眾成熟的表現。理智需要民眾具有較高的認知能力和自控能力，對情境的判斷和實施行動不受情緒支配，也不會在集體行動中盲從或迷失自我。民眾理智的提高不僅是教育的結果，而且也是社會進步的原因。需要注意的是，理智愛國決不意味著成為民粹主義的托詞。

愛國需要智慧，即智慧愛國。這一提法來源于智慧中國、智慧城市這樣一種新的發展理念，這種理念產生于互聯網時代，考慮到如何利用好數字化、網絡化、可視化、智能化以促進國家和城市的可持續性發展而提出的。因此，愛國也要富有智慧，這也是互聯網時代對政府和民眾提出的新的要求。需要說明的是，智慧愛國更多地表現在對突發事件的客觀處理和科學應對上。

愛國需要遵守法律，即法制愛國。對于國家來說，法制建設和完善法制，形成依法治國成為當今政務之要；而民眾要學習法律、人人懂得法律、遵紀守法是社會教育的重中之重。可以說，法律是民眾愛國主義正能量發揮的重要保障，也是防止負能量產生破壞作用的重要屏障。需要強調的是，不能以愛國的理由而放棄法律的約束。

法治教育成為社會教育的核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法治教育發生了重大變化，可以稱作三次躍遷，第一次是從人治教育到法治教育的躍遷。第二次是法治教育從法治文化、法治文明、法治理念的教育到法治思維、法治精神教育的躍遷。第三次是從法治教育到契約教育的躍遷。[3]歷史證明，這樣的躍遷是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入發展要求的。中國社會在改革開放前執行的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其典型特征就是突出人的計劃性，反映在社會治理和管理上就是人利用法制進行層級管理和治理，其性質也就是所謂的“人治”。為了使人治達到理想的效果，將法制教育作為具有政治性的社會教育的重中之重。這個法制是配合人治而建立起來的，這樣就使人治的施行具有了合法性質，并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改革開放的一個最大的特征或前提是要解放思想，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也要遵循市場規律。如果還按照人治模式來治理的話，不但人的思想不能得到解放，而且人還會不顧市場經濟發展規律而武斷強行。改革開放初期主要是從這種人治的束縛中突圍，正如馬克思所說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人治的弊端和失效也就都暴露出來。于是要求依法治國的呼聲越來越高。鄧小平同志也因此提出要推進法制建設，這是因為作為制度應更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要使制度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而改變。職是之故，社會主義市場體制建立，與其配套的就是相應的法制體系的完善。1999年3月，九屆人大二次會議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寫入憲法，從此以后，依法治國成為社會教育的重中之重。

雖然依法治國寫入了憲法，但如何依法治國、依法行事卻是一個難題，而法治教育正是要解決這一難題的。各地方和各單位不外乎采取了如下幾個方面的舉措。首先是深入學習以憲法為核心的法律法規，了解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樹立憲法意識和法律觀念。以法律為核心的社會教育，不僅是潛移默化，而且確實在社會的毛細血管中產生了作用。其次是加強社會的信任機制，信任是人們守法的基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初期所出現的各種問題，歸根到底是“信任危機”，也就是誠信出現了問題。過去人們依靠傳統社會的誠信進行交往，那是一個封閉的小范圍的熟人社會，那時的信任是一種“厚度信任”，而在一個現代開放流動的社會里，人們之間的交往更多地發生在陌生人之間，在沒有社會制度約束的時期，人們之間是一種“淺度信任”。所以要讓人們重建信任的關系就是要建立起能約束人不當行為的法律制度，而這種制度通過社會教育慢慢開始生效。再次，要建立起生效的法律制度。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建立法律制度的前提應當是先有一種契約精神。有學者曾撰文指出，中國法治教育發生了一次轉向，即從法律到契約、從法治教育到契約教育。而契約教育的內容與法治教育的內容可按同樣的邏輯展開，即契約文化教育、契約文明教育、契約理念教育、契約思維教育和契約精神教育。而契約精神則是以契約自由為核心的平等、公正、誠信、責任精神，它是整個契約文化的內核與實質，是契約教育的最好抓手。[4]

我國現階段不僅要依法治國，而且要依法治業。具體地說就是在各行各業中也都建立起專門的法律法規，如在行政、司法、衛生、醫療、教育等領域都建立起行業的法律法規，讓大家有法可依、依法辦事。這樣看來，以法律為核心的社會教育不僅涉及的范圍廣，而且對各個行業專門法的宣傳、推廣、教育和普及是當前緊迫的任務，也將是一項長期的目標。

科普教育是社會教育的基石

改革開放前我國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決定了人們并不需要接受多少科學普及教育，從事科學工作的是專門的人員和小眾的事情。而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和工作崗位技術水平不斷提高的要求，全社會所有崗位上的科技含量和生活中的科學常識越來越多地涌現出來。于是，面向公眾的科普教育也被提上了議事日程。1978年，召開了全國科學大會，恢復和成立了社會教育的科普組織，逐步在普通人中開展科普教育。1994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強科學技術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見》，在部分社區開展科普工作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以后，逐步在社區中推行科普教育。2002年，由中央政府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普及法》，該法明確提出“科普是國家和社會采取公眾易于理解、接受、參與的方式，普及科學技術知識，倡導科學方法，傳播科學思想，弘揚科學精神的活動”。之后，中央文明辦、中國科協等10家單位啟動“科教進社區”活動，在我國城鎮社區開展了聲勢浩大的科普教育活動，在全社會營造了濃厚的科普氛圍。2006年，國務院又發布《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計劃綱要（2006～2010～2020年）》，隨后出臺《關于加強和改進社區服務工作的意見》，提出要“落實《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計劃綱要》，不斷提高居民科學素質”。據有關人士統計，截止到2005年，全國共舉辦區、縣以上大型“科教進社區”活動6.7萬次，累計參與者已達1.6億人次。“科教進社區”活動深入基層、廣泛開展、規模和影響不斷擴大，2011年，“科教進社區”活動覆蓋社區已達7.5萬次，在促進城市社會經濟協調發展、提高居民生活質量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5]

如今，全國所有的社區都將科普教育作為社會教育的基石，科普教育確實在如下幾個方面收到了明顯的效果。首先，科技下鄉活動受到了廣大農村社區和農民們的歡迎。農民們通過接受科普教育，掌握了科學種植、養殖、培育的方法。與過去相比，有了更為可觀的收入，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當然，科普教育遠不止在生產活動方面，日常生活的科普教育在農村地區也是非常受歡迎的，如女性生殖健康和嬰兒哺育的科學常識、老年人常見病的防治、健康知識和廣場健身舞的推廣，等等。還有很多有經營頭腦的農村人很快就學會使用互聯網，利用互聯網采購、推銷農產品。由于科學知識在農村的日益普及，相信科學的人越來越多，這對于農村的移風易俗、破除迷信都帶來了積極的影響。其次，在城市社區科普教育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如人們越來越重視生活中的科學小知識，而逐漸擯棄了傳統不良的生活習慣，生活越來越健康。社區中的人都特別重視學習科學知識，提高自身的科學素養，用科學去理解和解釋一些自然現象、社會現象，接受消防安全和醫療自救等科學知識。還有在互聯網時代，分辨信息的真偽、傳播科學的知識、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都與一個人的科學素養有關。因此，接受科普教育已經成為現代城市人一種自覺的行為。最后，職業人科技創新已經不只是發生在科技領域的事情了，職業領域的知識、技術創新在新工作中已經突顯。如果一個人不事先接觸科普教育，不具有一定的科學素養，不具有科技的競爭力，在未來的職業領域就談不上發展。對于一國來說，科技知識的普及、國民科技素養的水平將決定一國的發展實力和潛力。從這方面看，科普教育已經成為各國社會教育的基石。

結語：新時期社會教育將迎來新的機遇和挑戰

改革開放40年社會教育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成就屬于過去。今天，社會在各方面的變遷都在加速，同時，變遷中的社會也為社會教育帶來了許多新的發展機遇，而這些新的機遇也是一種對過去的挑戰。我們總結了下述幾個方面的機遇，希望大家集思廣益共同面對挑戰。

從新的發展機遇看。國家和各級政府對社會教育的重視從形式走向實質，具體表現在投入大和多元發展上。如近幾年各地迅速發展起來的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科技館、紀念館、藝術館、體育館等。從職能看，這些都屬于社會教育的專門機構。但同時也帶來了挑戰，即如果利用不好就會使這些場館娛樂化和商業化。由此帶來的挑戰是如何利用這些場館開展社會教育，如何整合這些社會教育資源，可以說從制度上、管理上以及實際的運作上都沒有成熟的經驗。

從全民受教育程度看。《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指出，到2020年，我國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將從12.4年提高到13.5年；主要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將從9.5年提高到11.2年，其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為20%以上。毫無疑問，全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為社會教育的普及與實施奠定了素質基礎，也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但是面臨的挑戰是，社會教育程度的相應提高，而現有的教學內容、師資隊伍、設施設備、管理水平能否跟得上高教育程度的民眾和新時代的發展要求？從這方面看來既沒有硬性指標，也沒有軟性要求，更沒有相應的遠景規劃。

從互聯網的發展看。在我國社會，也就是短短的10年時間，互聯網一下子就普及了。如今人們離開互聯網可能連生活都不可能了。互聯網便捷、高效、信息量大，既將自己隱去，也將整個社會呈現給你。所以人們很快就擁抱了互聯網，同時，互聯網對于社會各個方面的改變是迅速的、全面的、徹底的。當然，這也為社會教育的發展提供了最好的載體和無限的空間，抓住這一發展機遇就不會被時代淘汰。可是，如何利用互聯網開展社會教育？更大的挑戰是如何堅持社會教育的主旋律、核心和基石，以及對互聯網的管理等。

我們知道，當各種新的機遇撲面而來的時候，挑戰也就剛剛開始。希望僅以此文拋磚引玉，讓更多的人對來自新時期方方面面的挑戰進行思考、貢獻智慧、給予回應。

注釋

[1]劉蓓：《我國青少年社會教育現狀及其對策研究》，《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11年第3期。

[2]吳潛濤、楊麗坤：《改革開放以來愛國主義教育的發展與成就》，《紅旗文摘》，2009年第13期。

[3][4]王智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法治教育的演進路徑探析》，《世紀橋》，2016年第12期。

[5]徐延豪：《切實做好新時期城鎮社區科普工作——全國城鎮社區科普工作會議工作報告》，《科協論壇》，2013年第7期。

責 編／周于琬

Research on China's Cause of Social Education in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Qian Minhui

Abstract: Looking at the practices of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social education process has not ruptured, but only shifted away from the single function of "serving for politics" toward a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path. Reviewing the achievements of social education over the past 40 years, we can see that patriotism education is still the main theme, the rule of law education becomes the key, and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is the cornerstone. In the new era, China's social education faces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researchers in this field need to think about it, contribute wisdom, and respond.

Keyword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social education achievements,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錢民輝，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北京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教育學會教育社會學專業委員會理事。研究方向為教育公平與社會流動、社會分層、多元文化教育與現代性。主要著作有《職業教育與社會發展研究 》《教育社會學——現代性的思考與建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