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做干凈的人民公仆，是新時代對基層干部的黨性要求和執政要求。它包括兩層含義：一是在黨性自律上，基層干部要立黨為公，擔負起政治責任；一是在公共責任上，基層干部要清正廉潔，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因此，對基層干部腐敗的源頭治理，集中于黨性修養和執政理念的制度建設上。

【關鍵詞】基層干部 腐敗 黨性自律 執政理念 【中圖分類號】D263 【文獻標識碼】A

所謂干凈的人民公仆，是要求基層干部在執政理念上的忠誠和在公共權力運用上的廉潔。基層干部是賦有政治使命的國家公職人員，他們肩負兩種責任：一是執政責任。作為執政黨的一份子，他（她）負有加強黨的執政合法性的政治責任。二是公共責任。作為國家公職人員，他（她）要克己奉公，努力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反過來講，他（她）不能放棄自己的政治使命，不能公權私用，追逐個人私利的最大化。因此，做一個干凈的人民公仆，需要從源頭上做起。

基層干部腐敗的根源：忘記“初心”和公器私用

基層干部腐敗，始于信仰喪失，終于以權謀私。信仰喪失是一個政治腐敗問題，以權謀私是一個制度腐敗問題。第一，信仰喪失。執政黨因信仰而執政，如果信仰不在，那剩下的只是追逐權力。后果就是：首先，把執政與權力劃等號，以為執政黨的地位如數學公式一樣恒久不變，把執政為民的使命當成了“打江山坐江山”的權力獨享，如此，信念變成了貪欲，使命蛻變為權力。其次，把維護黨的執政地位與個人私利獲得捆綁在一起，黨的利益與私人利益混同一起，放棄公共責任，權力成為斂財的工具和手段，所謂維護黨的執政地位實質上是為了個人私利的最大化。

第二，權力私有化。公共權力的私有化，即權力不被用在公共利益的實現上，而是用在謀求個人私利的最大化上。究其原因，這一方面是信仰喪失的必然結果，但另一方面也是權力運行和監督機制出了問題。基層政權體制是一個向上負責的體制，人事權、財權向上集中，集中于幾個甚至一個人的手上。這種體制容易產生權力私相授受和權力私有化，形成貪腐的小圈子和干部之間的依附性關系，此其一。體制內的監督不力，社會監督也缺失。缺少監督的權力容易使得基層干部恣意行走于體制內外，遂行其貪腐的勾當。比如，國家或上級財政通過項目制的方式向農村提供的諸如糧食補貼、良種補貼、農業綜合開發資金、商品糧基地資金、退耕還林等專項資金，容易被腐敗的基層干部中飽私囊，根源就是體制內的監督不力，體制外的監督又未能發揮有效作用，此其二。

第三，權力市場化。市場經濟體制的最基本要素——由市場配置資源，直到目前還沒有完全具備。因此，基層干部憑借“公共”條件和公共身份進入市場，就可能會發生權力尋租行為，這些權力尋租活動主要是在一個非規范化市場體制的資源配置系統展開的，這是一種非正式的社會關系網絡，也就是進行權錢交易的網絡。這種用金錢編織起來的關系網，參與作用非常廣闊，包括拿各類批條、建廠、聯營、轉產、獲得業務項目、購買原材料、產品銷售、技術指導和人員培訓等。從貪污腐敗案件高發的行業和政府部門來看，干部尋租活動主要集中在五個點上：權力的集中點；體制轉換的交匯點；監督系統的乏力點；法律政策的滯后點；人、財、物需求的并節點。權力參與分配的直接后果是，少數掌握權力和接近權力中心的人通過“按權分配”，成為自己及其家族積累財富的重要方式。

要使基層干部做一個“干凈”的人民公仆，構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體制機制，就要進行體制制度方面的改革和治理

樹立新時代執政理念，這是“不想腐”的黨性要求。基層干部要牢固樹立為人民服務的執政理念。新時代社會發展的一個突出特點，可以概括為“變”字：一方面，社會組織結構、社會聯系方式、政府與社會的關系等都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這意味著，傳統執政方式也要隨之發生改變。簡單地講，過去是單位社會，現在是公共社會，后者的特點是社會力量對參與對執政提出了更高要求。基層干部要扎根于社會，扎根于民眾，與“為民做主”的傳統執政理念不同，現在的執政理念必須是為民服務。另一方面，在監督機制上，不僅有體制內的，更有體制外的社會力量參與其中。這就要求基層干部要在執政合法性和政府公共性方面下功夫：一是不斷擴大執政基礎，讓執政黨的執政為民理念深入人心，改變過去那種支配社會的意識，要把執政合法性植根于基層社會當中。二是加強黨性修養，以黨章黨規黨紀為依據，以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和黨建成效為基礎，并將制度建設貫穿其中。

法治政府建設，這是“不敢腐”的制度標尺。兩層意思：一是法治政府，一是民主政治。前者要限制權力，防止政治權貴化和權力腐化。后者針對權利平等和權利保障，即“人人平等”原則的法治化和制度化。就法治政府建設而言，一方面，公權力建立在人民主權原則上，另一方面，政府要保障全體公民的權利，防止干部將公共權力私有化。就民主政治而言，當前的問題是擴大政治參與，讓普通民眾能夠通過制度化正常渠道實現自己的利益表達。政治乃眾人之事，沒有民主，就沒有政治參與，就沒有公意的形成，法治就變成了法制——治理社會的工具和手段。政府要成為公共事務、公共財政的管理部門，必須為社會公眾服務，這個轉變反映在公共權威與公民關系的變化上。核心的問題是，政府的公共性問題，即政府決策、政府管理、政府服務的“公共性”建構問題，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公共參與的制度化，二是公共財政建設，三是政府與社會的法治關系。

構建法治市場經濟秩序，這是“不能腐”的規則邊界。貫穿于市場化導向改革之中的一個主導因素，是權力成為了一種“社會資源”，一種“資本要素”，權力在哪里集中，社會資源和資本要素就在哪里集中，權力成為了一種政治資本。因此，權力在一些關乎國計民生的重要資源和稀缺資源的配置中，例如在有關審批、管理、資格認證等方面，就不可避免地成為一種極具滲透力的尋租勢力。從近年查處的基層干部腐敗案例上看，幾乎都發生在市場資源配置領域，類似“拿下一個官員，跑掉一批商人；查出一個不法商人，牽出一批官員”現象，就是一個例證。因此，明確基層干部“不能腐”的規則邊界，一定要建構法治市場經濟秩序，換言之，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任何市場主體都必須在法治原則和法治約束下行動，而作為公共組織的政府，就要從管理型轉變為服務型，把權力交給市場，使市場真正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作用。法治市場經濟秩序對政府和市場來說都有約束力：一方面，市場主體形成聯合形式，成為內生型的利益集團組織，約束成員和規范市場行為，在政府與個體之間起到溝通和協調作用，即防止政府公權力的不當干預行為；另一方面，也約束成員損害市場秩序和社會秩序的行為。總之，要使基層干部“不能腐”，就要阻斷權力與財富的勾連，發揮法治的力量。

總之，做干凈的人民公仆，對于基層干部來說，一是要不斷加強黨員領導干部的思想政治建設，不斷增強黨性修養，堅定理想信念，強化宗旨意識，牢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二是要在政府公共權力運用上做到清正廉潔、克己奉公、勤政為民，努力實現人民利益最大化。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政治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博導）

【參考文獻】

①周慶智：《論“小官貪腐”問題的體制與機制根源——以鄉村治理制度為中心》，《南京大學學報》，2015年第5期。

②趙樹凱：《鄉鎮治理與政府制度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

責編/張寒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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