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執政以后，高舉“美國優先”大旗，對外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等內向型經濟政策，主動挑起與多國貿易爭端。日益升級的中美貿易摩擦，不僅給兩國經濟帶來創傷，也給多年形成的世界產業鏈帶來嚴重沖撞；不僅強烈沖擊以WTO為中心的自由貿易體制，也對現有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產生激烈沖撞。本文將就當前國際經濟格局的新變化及其未來發展趨勢作出個人分析和判斷。
國際經濟格局新變化
總體來看，近年來國際經濟格局的演變存在著曲折性和波動性，特朗普政府的貿易保護政策推動中美大國博弈日益加劇，成為國際經濟格局變化的最突出特點；以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推動國際經濟秩序變革，新興經濟體在國際經濟機制中的話語權也有所增加；發達經濟體整體經濟實力下行，但美國作為世界體系中心國家，依然對外圍國家經濟發揮著重要影響。
中美博弈愈發突出。當前，國際經濟格局中大國博弈趨勢日益突出，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挑起中美“貿易戰”，推動中美關系出現重大轉折，中美在經貿領域的競爭和博弈烈度升級，引發國際經濟格局重構。中美貿易競爭背后更多的是科技水平之爭、發展模式之爭和經貿規則之爭。
一方面，美國試圖通過“經貿戰”抑制中國產業升級，贏得先進科技競爭。近些年來，中國大力發展高端制造業和先進科學技術，引發美國關注和警惕。特朗普政府發起的對華“301”調查直指《中國制造2025》，征稅清單也涉及《中國制造2025》中航空航天、信息通信技術、高鐵裝備等高科技產業。此外，美國還通過了旨在限制中國企業赴美投資的《2018年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FIRRMA）以及《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CRA），這兩項法案的生效將為中國赴美投資高科技行業以及從美進口高科技產品帶來更大阻力。中國在科技創新方面的政策努力遭到美國“阻截”凸顯了中美大國之間激烈的科技競爭。
另一方面，美國試圖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發展模式、維護以美為核心的國際經貿體系。此輪中美經貿沖突中，美國政府主要領導人及其幕僚在多個場合攻擊中國的發展模式，認為中國是現行國際經貿規則的破壞者，“國家資本主義”盛行，背離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原則，產業政策、政府補貼、優惠貸款、貿易壁壘、技術轉移等對外國企業形成“歧視”，這種發展模式將對全球貿易體系構成威脅。
此外，“一帶一路”倡議也引起美國對中國發展模式的關注，美國認為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實施的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偏離了包括透明性、債務可持續性與社會和環境責任準則的一致性在內的商業標準，可能加劇一些國家的腐敗問題、降低國家治理質量。為此，特朗普政府推出“印太戰略”，計劃向印太地區的新科技、能源和基礎設施項目投資1.13億美元，并以其高質量、透明性和債務的可持續來抗衡“中國模式”，但其根本目的依然是通過重塑美國在該區域的經濟和安全架構，制衡中國日益上漲的經濟及地緣政治影響力。
經濟秩序變革加速。隨著堅持“美國優先”的特朗普政府上臺，國際經濟秩序變革呈現出新特點，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都試圖在新一輪全球經貿規則制定中占據先機，推動國際經濟秩序變革加速向前。
第一，特朗普政府“以退為進”，施壓國際貿易秩序改革。雖然上任伊始，特朗普即宣布美國退出TPP，但是美國政府對國際貿易規則變革的總體訴求并未改變，只是方式和手段有所變化。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穩步推進雙邊貿易談判戰略，致力于構建以美國為核心的“自由、公平且對等”的雙邊自貿網絡。美韓FTA、北美自貿協定重談相繼完成，美國還試圖同歐盟、英國、日本等主要貿易伙伴國開啟新的貿易談判。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多次威脅“退出”WTO，但又先后與歐盟、日本召開四次貿易部長會議，討論WTO改革事宜，“以退為進”施壓WTO改革。總體來看，特朗普政府試圖“先破后立”，利用雙邊FTA談判及WTO改革達到解決美國貿易赤字問題以及重掌新一輪國際貿易規則制定權的雙重目的。
第二，歐盟和日本等發達經濟體也在積極推動國際經濟秩序改革。歐日等通過大型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推動區域和跨區域經濟合作，為主導國際貿易規則制定權奠定基礎。2018年3月，在日本主導下，亞太11個國家簽署《全面且進步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CPTPP保留了95%的TPP條款，是最具進步意義的自貿協定，對日本爭取亞太經濟秩序主導權及經貿規則制定權有積極意義。同年7月，日本和歐盟簽署經濟伙伴關系協定（EPA），不僅大幅削減關稅，還廣泛消除非關稅壁壘，例如機動車產品采用統一的安全和環保標準、醫療器械采用質量管理體系國際標準，加強日歐雙邊標準和技術規定的相互認可。這對維護歐盟和日本的經濟利益，保護雙方的價值和標準，捍衛雙方在國際經濟規則方面的領導地位意義重大。
第三，發達經濟體在WTO改革問題上非常活躍。特朗普政府貿易保護政策違背WTO互惠互利原則，WTO爭端解決機制也瀕臨癱瘓，WTO改革這一老生常談的話題正式列入各主要發達經濟體議事日程。去年以來，歐盟發布關于WTO現代化的概念文件，美歐日舉行四次貿易部長會議討論WTO改革并計劃于2019年推出改革方案，加拿大則召集包括歐盟等經濟體在內的12國貿易部長開會商議WTO改革，此外，歐盟和中國也同意建立WTO改革聯合工作小組，G20貿易部長阿根廷會議就WTO改革達成共識。在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看來，WTO作為一個令發展中國家普遍受惠的國際貿易機構早就有改革的必要，因此，發達經濟體對該問題的討論明顯更為活躍，設置議程、提出方案占據改革先機，以此重掌國際經貿規則制定權，重塑多邊主義自由貿易體系。
第四，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繼續在全球經濟治理及國際經濟秩序變革中發揮作用。一方面，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進一步推進務實經濟合作。近年來，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在全球經濟治理方面取得了積極成果，廈門會晤提出的“金磚+”模式加強了金磚國家與其他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互動聯系，為應對全球經濟治理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還有利于提升新興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力和代表力；約翰內斯堡峰會提出構建金磚國家新工業革命的伙伴關系，對促進金磚國家經貿、科技、金融等領域合作及積極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和維護多邊貿易體系有積極意義。
另一方面，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積極爭取新一輪國際經貿規則制定權。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積極構建以自身為核心的FTA網絡，例如中國已經和包括韓國、東盟、澳大利亞在內的14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雙邊FTA，越南也同東盟成員國、中、日、韓、印、澳、歐盟等主要貿易伙伴國簽署FTA，等等。此外，東盟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談判也在繼續進行，RCEP涵蓋全球近一半人口，成員國GDP和貿易額接近全球總量的三分之一，RCEP在規則上更加適應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且更具靈活性，若達成協定，將對國際經濟秩序變革帶來重要影響。
多極化趨勢有所放緩。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新興市場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推動力不可小覷，過去10年新興經濟體貢獻了全球經濟增長的50%，匯豐銀行預測到2030年該比率將會達到70%。相比之下，發達經濟體經濟實力相對衰落，全球經濟形成“東升西落”局面。不過，近幾年來，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面臨的風險逐漸增多，尤其是國際貿易和金融市場的波動對其負面效應日益凸顯，加上美國經濟延續強勁的復蘇態勢，“東升西落”局面似乎被打破，國際經濟格局多極化趨勢緩慢發展。
從經濟表現來看，美國經濟“一枝獨秀”，新興市場國家面臨危機。尤其是2018年以來，美國經濟穩步增長，歐盟和日本經濟增速放緩，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疲弱。具體來看，在特朗普政府減稅、放松監管等措施刺激下，美國的經濟復蘇保持強勁勢頭，二季度GDP增速達到4.2%，制造業整體保持活躍發展態勢，9月份失業率僅為3.7%，創下1969年以來新低。相比之下，歐盟和日本經濟增長有所放緩，制造業PMI均呈下滑態勢，消費表現乏力，IMF也在最新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中下調了歐元區、日本和英國的增長預測。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則遭遇更多危機，全球范圍內貿易保護主義愈演愈烈，國際貿易環境嚴重惡化；全球金融和貨幣市場風險上升，包括阿根廷、土耳其、印度尼西亞等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貨幣貶值，且面臨較大的資本外流壓力；一些國家面臨國內大選，政治的不確定性也對經濟增長帶來負面影響，等等。
從全球價值鏈及國際分工來看，發達經濟體依然占據全球價值鏈高端位置，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國家競爭力和產業競爭力仍有較大提高空間。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發達經濟體在技術和資金上依然占據優勢地位。世界經濟論壇最新發布的《2018年全球競爭力報告》聚焦第四次工業革命中的全球經濟動態，有望推動經濟體獲得未來競爭力的影響因素成為重要考察指標，包括企業活力、創新能力等，而發達經濟體在這類指標排名中名列前茅。以美國、德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持續對高端制造業增加投入，美國奧巴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都實行“再工業化”戰略，吸引海外企業回流美國本土投資，重振國內制造業。相比之下，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勞動與資源密集型產業競爭力具有比較優勢，整體處于全球價值鏈中附加值較低位置，一些資源密集型國家的經濟增長更易受到全球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影響，面臨的不確定性更大。
美國“新政”是國際經濟格局演變的重要背景
國際經濟格局出現的新變化、新特點同特朗普政府密切相關，一方面，特朗普政府轉變對華政策，推動中美大國博弈不斷升級；另一方面，美國的經濟政策直接沖擊了現有的國際經濟格局，在強化本國經濟實力的同時，為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帶來風險和挑戰，對現有國際經濟秩序和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形成沖擊。
美對華戰略轉變導致中美博弈不斷升級，增加全球經濟不確定性。隨著中國經濟實力不斷增長，美國對中美關系的認知發生根本性變化，對華政策也呈現全面遏制態勢，無論是經貿還是地緣政治、意識形態領域均動作頻繁。在國內民粹主義情緒上漲及“建制派”精英對華疑慮加重之際，特朗普政府愈發將中美關系看作零和博弈，全方位“圍堵”中國，為中美關系增加不確定性因素。
從根本上來看，中美大國博弈取決于中美力量對比變化，這也是美國遏制中國崛起的最直接因素。新興大國經濟規模接近或達到美國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二，通常被視為美國將打擊新興大國的臨界點。日本即典型案例，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飛速增長，成為挑戰美國經濟霸主地位的有力競爭者，日本對美國巨額貿易順差及大規模投資同樣引起美國警惕，美國通過對日本發動“貿易戰”、加強外資監管限制日本投資、主導國際金融合作維護美元霸權地位等，全方位打壓日本。如今，中美經濟實力對比發生顯著變化，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占全球的經濟份額不斷擴大，與美國的GDP規模差距不斷縮小。美國對中國的警惕外化成具體政策行動，推動中美大國戰略競爭加劇、中美關系面臨轉型。
當前，美國政府對中美關系認知發生顛覆性轉變，逐漸形成一種新共識，美國精英階層及戰略界認為，自尼克松政府以來美國對中國實施的“接觸加遏制”政策失敗，加強中美經貿、外交、文化等關系并未改變中國的發展路徑及外交行為，中國也并未如美國所愿融入西方國家主導的自由國際經濟體系中。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公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等將中國定義為“修正主義大國”和“戰略競爭對手”。美國將中國看作挑戰以美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的戰略競爭型大國，正在一步步推動中美關系陷入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對抗形成的“修昔底德陷阱”，這將對國際經濟格局帶來重大沖擊。
一方面，中美經貿爭端愈演愈烈，加劇逆全球化趨勢，拖累貿易增速，導致全球經濟復蘇步伐放緩。在“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美經貿沖突不僅關系到兩國國內經濟發展，更涉及參與全球價值鏈和國際分工的其他經濟體，高關稅推高企業生產和交易成本，損害消費者福利，并對全球金融市場產生沖擊，拖累世界經濟增長。考慮到特朗普政府單邊貿易保護政策對全球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近期，IMF、WTO等國際經濟機構紛紛調低世界經濟貿易增速，IMF將2018年至2019年的全球增長率預測由3.9%下調為3.7%，WTO將2018年進出口增長率預期從4.4%下調為3.9%。
另一方面，中美大國博弈還將加速全球經濟治理格局演變。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加速變革，美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地位弱化，歐日及新興經濟體地位有待進一步提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碎片化態勢日趨明顯，美國經濟霸權的衰退弱化了其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的主導權，特朗普政府的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進一步降低了美國駕馭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能力，這同中國的積極作為形成鮮明對比。中國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方略，增加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協同解決全球發展難題，并得到發展中國家的支持和歡迎，體現了發展中國家對提高本國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投票權、話語權的共同訴求。特朗普政府推動中美大國博弈升級，兩國還將在全球經濟治理模式上繼續展開競爭。
“單邊主義”深度破壞全球產業鏈，引發國際經濟格局動蕩。第一，沖擊全球價值鏈。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國已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關系。所謂全球產業鏈即不同國家或不同地區的不同公司，利用不同的工序和功能，實現產品的生產、銷售和最終使用的順序。也就是說，在全球化背景下，有些國家專業化于“生產”知識與研發，而另一些國家專業化于制造業，或者品牌營銷。因此，一個產品的增加值不再是完全屬于某一個國家，而是整條價值鏈上的參與者都可以分一杯羹。特朗普強調“美國優先”“美國第一”的單邊主義政策，其“高關稅”貿易保護主義“大棒”不單單指向中國，也指向了包括歐盟、加拿大等盟友在內的貿易伙伴國，試圖以高壓措施攫取更多利益。進入2018年，美國同包括中國、歐盟等貿易伙伴國在內的“關稅戰”激烈上演。特朗普政府依據USTR發布的對華知識產權“301”調查結果，先后對價值340億美元和16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產品加征25%的關稅，此外，還對價值2000億美元的中國產品加征關稅。中國分別對美國的加征關稅舉措作出相應反擊措施。此外，美國同歐盟、加拿大等貿易伙伴國的關稅博弈也在持續進行。3月，特朗普政府分別對進口鋼鐵和鋁產品征收25%和10%的關稅，同時給予歐盟、加拿大等盟友臨時豁免權，臨時豁免權到期后，包括歐盟、加拿大在內的美貿易伙伴國紛紛出臺對美貿易報復措施。歐盟、日本、印度等國還就美鋼鋁關稅舉措向WTO起訴。這一做法在相當程度上為剛剛走向復蘇的世界經濟帶來了負面沖擊，從而引發國際經濟的急劇動蕩。
第二，自由貿易體制受阻。特朗普政府實施的對外保護主義、對內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對美國經濟帶來刺激效應，使得美國經濟復蘇維持強勁勢頭，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亮點”。然而，特朗普經濟政策也增加了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其“外溢”效應不容忽視。減稅、加息、放松監管等政策推動美元持續走強、促進資本大幅回流美國，使新興經濟體資本外流壓力加劇，具體來看，有以下不利影響。
一方面，貿易保護主義拖累國際貿易投資增長，破壞以WTO為核心的自由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特朗普政府實施的貿易保護政策無益于解決貿易赤字問題，根據美國商務部統計，2018年前三季度美國貨物和服務貿易逆差總計約4452億美元，同比增長10.1%，還會增加美國企業進口成本，提升通脹壓力。更為重要的是，保護主義將破壞現有全球價值鏈和供應鏈，對高度依賴出口的經濟體打擊將更為直接，為全球經濟增長帶來下行風險。
另一方面，貿易保護政策打擊投資者信心，拖累全球投資增長。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最新發布的《全球投資趨勢監測報告》顯示，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在2018年上半年下降41％。美國為維護其對高科技行業的主導權，通過出臺《2018年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擴大了CFIUS對外資的審查權限，這將導致對美國高科技行業的投資下滑，也使得國際投資環境呈現惡化趨勢。
此外，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對自由貿易體系也形成沖擊。二戰以來，GATT/WTO在推動成員國開放市場、促進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以及世界經濟增長等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WTO爭端解決機制也為解決成員國貿易爭端提供了有效的法律手段，對國際貿易穩定發展意義重大。特朗普政府大力實施貿易保護政策，違背了WTO的最惠國原則、限制關稅稅率原則等，還掣肘WTO爭端解決機制正常運行，使WTO面臨的治理困境進一步加劇。
第三，新興經濟體增長放緩。特朗普減稅加息等國內經濟政策的“外溢效應”逐步顯現，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受到直接沖擊。特朗普經濟政策有力地促進了美國國內經濟增長，然而卻擾動全球金融和資本市場，為世界經濟復蘇帶來諸多不確定性。隨著美聯儲穩步推進加息縮表，今年以來美債收益率和美元指數持續走高，全球流動性緊縮導致新興市場貨幣貶值壓力加大、遭遇拋售危機，阿根廷、印度尼西亞等新興經濟體貨幣發生大幅貶值。新興經濟體資本市場遭遇重大打擊，面臨的資本外流壓力也不斷加劇。根據彭博數據統計，今年以來，投資者從印度、印尼、菲律賓、韓國、泰國、臺灣等地區或國家的股票市場撤出資金已經達到190億美元，創下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快資金外逃速度。美國的稅改也有助于增加制造業回流美國的吸引力，可能促使資本進一步“逃離”新興市場。美國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還將延續下去，2019年美聯儲有望繼續加息三次，這對經常賬戶赤字和財政赤字“雙高”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仍將是重大考驗。
美國“退群”給傳統格局帶來的“撕裂”和“顛簸”顯而易見。特朗普上臺以后，只管“美國第一”，不管世界現有秩序，先后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覆蓋近200個國家和地區的第一份全球減排協定——《巴黎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移民問題全球契約》、《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等。美國的這種極端做法不僅在國際關系歷史上罕見，也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擔憂。有專家認為，美國政府針對加拿大、墨西哥、歐盟、中國、日本等國家和地區挑起了貿易爭端，并屢屢以關稅措施為“大棒”進行威脅，這種在貿易問題上的好戰姿態，不僅傷及雙邊層面的正常經貿關系，也已成為全球經濟的一大隱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于2018年6月警告說，籠罩世界經濟的烏云正越來越多，其中最大、最重的烏云是那些挑戰常規貿易開展方式、多邊機構運行方式的做法。在同一場合，德國總理默克爾則說得更直白，稱美國政府的關稅措施讓“多邊主義處在一個復雜而困難的階段”。應該承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建立的一系列國際機制盡管有自身的問題，但現有的這些國際經濟秩序作為國際公共產品，使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都在其中得到了各種益處。目前美國政策的變化給這些傳統機制帶來了全新挑戰，這可能會給國際經濟與安全秩序增添不穩定因素。事實上，我們必須承認，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已經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單獨處理全球問題，單獨引領這個紛繁復雜的世界，在多樣化的世界，重視國際合作的多邊主義是必然選擇。
單邊主義思維也擴大了美國同傳統友好國家之間的裂隙。在美國退出《伊核協議》的問題上，美國的盟國法、德、英三國領導人均作出了不少努力，希望美國改弦更張，說服美國能繼續留在伊核全面協議框架之內，但美國最后還是執意選擇了退出。回顧此前特朗普宣布美國退出國際組織和協議，如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巴黎氣候變化協定》，總會有其盟國出面勸阻，但從未起過實際作用，著實傷透盟國的心。不僅如此，特朗普重拾貿易保護主義，挑起美中之間的貿易戰，也令剛剛進入經濟復蘇周期的歐盟、日本等盟國產生恐慌；特朗普提高鋼鋁進口關稅，雖意在中國，卻令盟國受害不淺。過去200多年來，美國的外交政策始終在多邊主義和孤立主義之間搖擺，但目前美國排斥國際合作的情況卻有其獨特之處，這是美國在成為全球超級大國之后，首次全心全意地排斥多邊主義，在當前世界格局大變化、大轉型及不確定性劇增的背景下，美國不是強化與各經濟體之間的相互合作，而是選擇與包括盟國在內的國家“分手”，作為全球大國完全不顧國際責任和擔當，囿于狹隘的“美國優先”，這樣做的結果，不僅會讓美國失信于國際社會，也將使盟國漸行漸遠，甚至分道揚鑣。
國際經濟格局前景展望
經濟全球化趨勢難以改變。第一，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從16世紀中葉開始，全球化經歷了三波高潮，歐洲航海技術的發明和應用推動第一波全球化浪潮形成，兩次工業革命推動了第二波全球化浪潮，上世紀80年代信息技術革命迅猛發展推動了第三波全球化浪潮，在科技進步和信息技術的推動下，國際貿易不斷擴張，金融市場一體化，技術不斷擴散，國際移民持續增多，全球資源配置效率不斷提高，形成各經濟體和行為體相互融合、世界經濟和全球化相互促進之勢。從全球化的推動因素來看，科學技術持續進步、市場決定資源配置以及各行為體積極參與全球價值鏈，這些都決定了市場開放發展的格局難以改變、經濟全球化繼續深化的態勢難以逆轉。
第二，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傳統全球化遭遇危機。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經濟全球化進入調整階段，逆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漲。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帶來了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國際分工失衡、收入分配失衡等問題使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發達經濟體內部均產生了“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馬太效應。發達國家底層民眾引領了新一輪逆全球化浪潮，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成為突出表現。作為全球化的主導國，美國在美元體系的加持下坐收“鑄幣稅”，金融業成為主導產業，產業“空心化”現象日益嚴重，由此帶來的不僅是國內制造業崗位流失、貧富分化加劇，更是對外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引領全球化發展能力的大幅下降。盡管傳統全球化令不少國家和民眾受益，但是其弊端日益顯露，舊有的全球化模式亟待調整，以構建更加包容、均衡、普惠和可持續的新型全球化。
第三，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助力新型全球化的形成。全球化發展歷程一波三折，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受益于全球化形成的全球和區域價值鏈，國際貿易和投資的增長帶動了各國經濟發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面對全球化的弊端和阻力，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需要積極引領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的調整和發展。為此，中國領導人在國際多邊場合闡釋對全球化和多邊主義的理解，向國際社會貢獻中國智慧，成為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辯護者和捍衛者。一方面，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為區域經濟合作提供新模式。自2013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后，中國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充分發揮各自稟賦優勢，發掘經濟合作潛力，通過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實現沿線各國互利共贏、攜手發展，促進區域和全球經濟合作深入發展。
另一方面，中國不斷加強與他國的協調與聯動，為全球經濟治理貢獻新動力。中國積極利用G20平臺，就全球經濟和金融治理議題闡釋中國理念，2016年G20杭州峰會上中國提出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2017年G20漢堡峰會上習近平主席圍繞世界經濟形勢、貿易、金融、數字經濟等議題提出中國方案；中國致力于加強同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互利合作，充分利用金磚機制，探索同新興市場國家共同發展之路，2017年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會晤上，中國提出“金磚+”合作模式，推動發展中國家更廣泛參與全球治理；此外，中國還利用上海合作組織、中非合作論壇、中國-中東歐“16+1合作”等機制深化國際經貿合作，對促進經濟互聯互通、深化全球治理發揮了建設性作用。
發達國家或將繼續成為未來國際經濟格局的主導者。長期以來，在以權力和實力為基礎的國際舞臺上，國際經濟機構的主導權由發達國家成員掌握，美歐等主要發達經濟體長期把持GATT/WTO議題設定和談判進程等環節，并將自身意志強加于實力弱小的發展中經濟體。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隨著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變革現有國際經濟秩序的呼聲日益高漲，發達經濟體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受到沖擊。新興經濟體通過G20等全球經濟治理平臺不斷發揮影響力，但總體來看其制度性話語權并未得到根本提升，有限的影響力無法助力其主導現有國際經濟秩序變革，同發達經濟體之間的分歧反而可能成為阻礙改革的因素，WTO框架下多哈回合談判僵局也因此而出現。
在國際經貿規則和秩序重構過程中，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在高標準的大型自貿協定談判中不斷取得突破，大型區域自貿協定涉及國際經貿規則競爭，新興經濟體同發達經濟體在規則競爭上尚有差距。從談判標準來看，發達經濟體大力推動“高水平、高標準、面向21世紀”的自貿協定，尤其是美加墨達成的USMCA，繼承TPP的衣缽，在文本內容、價值導向、實施標準上均與后者高度契合，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指出，USMCA以強調公平貿易、保護數字貿易條款和知識產權、對國有企業和規律操縱等不公平做法嚴加限制為三根支柱，體現了美國以高標準自由貿易協定引領國際貿易規則發展方向的雄心，USMCA有望成為美國同其他國家進行FTA談判甚至推動WTO改革的范本。相比而言，新興經濟體選擇采取法律化水平較低、靈活性更高的制度路徑構建適合自身經濟發展水平的貿易規則體系，由東盟主導的RCEP談判即為突出代表。從談判進程來看，RCEP談判進展相對緩慢，尚未結束實質性談判。現已完成18個章節中的經濟合作、中小企業、海關流程與貿易便利化以及政府采購這4個章節，談判進度仍有待進一步加快。
此外，發達經濟體積極推動WTO改革以占據先機。發達經濟體已通過多次會議，達成了維護爭端解決機制、重振WTO談判職能、加強對成員貿易政策的監督等WTO改革共識。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對WTO也存在不滿，比如烏拉圭回合談判達成的投資和知識產權協議等使發展中國家承受了較大代價，且發展中國家并未在其關心的農產品議題上獲得更多優勢。在解決發展中成員國訴求的多哈回合談判停滯不前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難以主動推動新貿易規則談判。因此，從目前來看，此輪WTO改革依然是由美歐日等發達國家主導，如何使發展中國家發揮自身影響力，既能推動改革循序向前，又能維護自身正當權益，對遵循“協商一致”精神的WTO來說，任重道遠。
總體來看，各主要經濟體積極參與國際經濟規則和秩序重構，但是發達經濟體依然有望占據規則重塑的主導地位，新興經濟體是現行體系的受益者，目前只是在體系內進行漸進性變革，相比之下，發達經濟體更有動力、意愿和能力進行顛覆性變革，重構以美歐日發達經濟體為核心的國際經濟格局，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則可能面臨“二次入世”的風險。
中國在國際經濟格局中的方位和未來發展態勢。第一，中國是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者、全球經濟治理的引領者和國際經貿秩序改革的倡導者。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1979～2017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為18.4%，僅次于美國，位居世界第二，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中國開放的市場不僅為本國經濟發展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創造了條件，還為其他經濟體帶來發展機遇，中國同包括美國、歐盟在內的發達經濟體經貿往來日益密切，同其他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合作不斷深化，中國的貿易伙伴國和全球跨國公司等行為體也受益于中國廣闊的市場。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作用和影響力不斷增強，對全球經濟治理貢獻出中國智慧和方案。一方面，中國積極推動現存的以IMF和世界銀行為基礎的全球金融體系以及以WTO為核心的全球自由貿易體系變革，例如推動IMF投票權改革和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等；另一方面，中國還在現有全球治理機制框架基礎之上提出中國方案，例如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推動成立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長期以來，中國以規則接受者身份參與到美歐等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之中，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亟待變革之際，中國還需繼續推動國際經貿規則的改革和完善，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規則制定者。
第二，隨著國際經濟格局多極化態勢曲折發展，中國在國際經濟新變局中面臨的外部環境風險不容忽視。一方面，中美大國博弈不確定性增加。美國政府對中國經濟崛起的擔憂和關切日益增加，對華挑起“貿易戰”是美國打壓中國的手段之一，美國還在投資、科技、WTO改革等問題上對中國施壓，最新的《美墨加協定》包含“非市場經濟國家”的排他性條款，孤立中國的意圖昭然若揭。中美貿易沖突可通過雙邊談判得到緩解，但是長期而言，如何應對來自美國的其他打壓，還需認真研判。另一方面，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對中國經濟的挑戰猶存。全球化時代，世界經濟“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中國在進一步擴大開放的同時還需謹慎應對外部風險和挑戰。特朗普政府的加息、縮表和減稅政策對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已經產生了負面外溢效應，中國在開放金融市場之時，如何面對國際金融市場的波動、保持國內金融市場的穩定，也是一個考驗。
第三，中國需找準定位，以我為主，保持戰略定力，應對國際經濟格局新變化。國際經濟格局演變同位于世界體系中央的美國關系密切，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擁有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優越的政治體制、極具吸引力的文化軟實力，最重要的是擁有美元本位體系，這使其不僅能坐收“鑄幣稅”，還可以自主決定本國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并對邊緣地區經濟體產生外溢影響。盡管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經濟實力相對衰落，但不可否認的是美元霸權依然存在且長期支持著美國在世界體系中的核心地位。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政策正在削弱美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領導地位，在為美國經濟增長創造機遇的同時為世界經濟增長帶來諸多不確定性，在此背景下，中美關系也面臨轉折。
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經濟增長潛力最大的國家，其經濟有特有的韌性和可持續性，保持戰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是應對外部經貿環境巨變的重中之重。現在我們需要做的是，作為全球貿易大國，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盛行之際，堅持自己在國際經濟格局中的定位不動搖；作為現行國際經貿體系的受益國，繼續維護自由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堅持多邊主義原則不動搖，繼續為全球經濟治理貢獻中國方案。當然，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還應與時俱進，順著世界經濟發展趨勢，進一步加大國內改革力度和加快對外開放步伐。例如，在政府采購、電子商務等非關稅領域同國際接軌，加大金融、服務業開放，引入競爭機制，這對提升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爭取新一輪國際貿易規則重構的主動權有積極意義。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張玉環對本文亦有貢獻）
責 編／馬冰瑩
姜躍春，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中日關系、東亞區域合作、世界經濟熱點問題。主要著作有《亞太區域經濟合作與兩岸合作前景展望》（主編之一）、《中日關系：對話與對抗同步發展》（論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