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近代：大國的歷史轉身》，羅志田著，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國的近代是一個充滿激情的動蕩時代，也是一個在很多方面與過去和外國都“不一樣”的時代，產生了不少此前此外都不易見的現象。有意思的是，中外研究者基本將這類“非典型”現象，視為理應如此的“常態”。

是哪些因素影響和形塑了我們今天的生活

外國人把中國的近代視為“例外”，可以是出于歧視；而中國人有相同的認知，固不排除是這類外來觀念的內化，但恐還有別的原因，需要仔細斟酌。若眾皆如此，似表明很多人有意無意間已感覺到這是一個梁啟超所說的“過渡時代”，故可以允許很多“不一樣”的存在？

“過渡時代”的基本特征，就是總處在一個緊張的狀態中。首先是既存秩序不再顯得“恒常”，同時過去相對易得的“穩定”也被頻繁而劇烈的動蕩所取代。許多洋溢著激情活力的面相，往往不能以常理度之，明顯帶有梁啟超所說的“革命性”，即事情“最難律以常軌”，往往出現結果與預定的計劃相反的現象。

為什么會這樣呢？簡單說，因為這是一個歷史悠久、看重文化的大國不得不轉身的時代，且還有很長的過渡期（此過渡不僅是一般常說的從傳統到現代，更包括從文質化轉向物質化）。

今日我們對近代中國的認知，一方面帶有很多想象的意味，同時又缺乏足夠的想象力，最主要的就是沒有充分認識到近代中國的特異性，而且這類特異性已經影響到對近代中國的認知本身。故不僅“過渡時代”的特異性需要進一步的認識，因此而產生的獨特認知又會對我們認識自己有什么樣的影響，都相當值得反思。或可以說，中國的轉身還在繼續，卻首先是從歷史走來。是哪些因素影響和形塑了我們今天的生活，非常需要借助歷史想象，重新審視“中國的近代”，了解那些使其不得不如是的脈絡淵源。

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恰是近代中國衍生出的一個特異色彩

《中國的近代：大國的歷史轉身》一書講述的，就是一個大國不得不轉身的故事。我把《從文化看復興與崛起》放在前面，作為本書的前言。里面涉及的大國與小國、近代的記憶與失憶，以及從認知回歸泱泱大國風范的意思，大概是今天很多人也感興趣的。其中關于物質與文質的辨析，尤點出近代的一個重大變遷。

晚清的鄧實把文質看作物質的對應項，而今人則多表為“非物質”。眼中唯有物質，文質也就成了非物質（不過立言當從眾，我現在也多表述為非物質，以隨順世緣）。

從過去極為看重非物質面相到后來思想的全面物質化，是一個根本性的遽變。孟子看重的恒心與恒產的關系，就此顛覆。心態已充分物質化的今人，或已看不出無恒產而有恒心的意義，也越來越難以理解非物質時代的昔人。這恰是所謂大國轉身特別需要引起我們關注的地方，即由于大器晚成的過程太長，有些自己的特性可能久假不歸，使今天的人難以認識過去的自己，不啻自我的悄然隱去。

很多人都確認近代日本改革的成功，其實日本真正成功之處，可能更多表現在雖已大規模西化，仍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自身文化的生活樣法。反觀我們，從衣食住行看，雖不能說已經西化，卻已迥異于百多年前的中國。既不夠西化，也不那么“中國”；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恰是近代中國衍生出的一個特異色彩。

一方面是不少今人喜歡學著說東方是西方的“他者”，另一方面卻出現了中西互混而人我難分的現象。近代大國轉身的艱難，正表現在許多類似的轉變之上。這樣一些時代性的面相，特別需要從史學視角進行通論性的觀察。

今日經濟發展的現實，或可幫助我們獲得重審近代史的新角度

如今我們的經濟體量已“走在世界前列”，對近代積弱成習的中國人來說，國際地位提高本應是愉悅的事；近年實際出現的，卻是一些“不高興”的言說，并以能“說不”來表現“強大”和“有力”。這類反常現象，可能與我們對近代史的基本態度相關，即側重于檢討和反省，內容也向以屈辱和反抗為主。

不僅當代現象是在歷史中形成，眼前心態也受到史學熏染。反過來，史學受外在世局的影響一向顯著。在西方，大體上世界每經歷一次大的動蕩，思想家都會產生某種“歷史終結”意味的觀念。在今天這樣一個變化急劇的時代，面臨多方面的失序，“我是誰”和“他是誰”的問題又變得重要，對近代中國的研究，也可能出現轉變。

西方的中國史研究，可以提供一些生于斯長于斯的人容易忽略或思考不及之處。今日經濟發展的現實，或可幫助我們獲得重審近代史的新角度，更多關注近代中華民族主動、建設的一面，更加平和、平靜地看待大國轉身的艱辛，不論成敗，皆能挺起胸膛承擔，回歸到休休有容的真正大國風范。

（作者為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