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冷戰”話語的產生與傳播，既是冷戰時期形成、強化的冷戰思維慣性所致，也是冷戰結束以來國際矛盾和沖突的一種折射。“新冷戰”話語力圖定義對手身份，促成內部團結，擴大社會動員，具有理論先導和政策預設的路線圖功能。“新冷戰”話語不僅為西方國家如何看待當前大國競爭提供了認知框架，也為怎樣籌劃大國競爭戰略提供了行動指南。“新冷戰”話語對大國加強防范與遏制的虛張聲勢，難以掩蓋其理論上的荒謬和行動上的誤導，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內在悖論。“新冷戰”話語對中美關系具有深刻影響，必須警惕西方話語陷阱的欺騙性，增強中國發展道路的主體性，創設和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增強大國博弈的戰略競爭力。

【關鍵詞】新冷戰 冷戰思維 中美關系 戰略競爭

【中圖分類號】D819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22.003

冷戰期間，以美國與蘇聯為首的兩大軍事集團展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較量。在這段時期，雖然兩大軍事集團都盡力避免世界范圍的大規模戰爭，但雙方通過政治對抗、經濟封鎖、軍備競賽、文化滲透等“冷戰”方式，進行了一場全球范圍內的對峙與競爭，嚴重威脅著世界持久和平和各國共同繁榮。冷戰結束以后，國際矛盾與沖突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國際形勢呈現出總體和平、局部戰爭，總體緩和、局部緊張，總體穩定、局部動蕩的基本特征。面對此起彼伏的沖突與危機，各種“新冷戰”、第二次冷戰、冷戰II和冷戰2.0（new Cold War, the Second Cold War, Cold War II and Cold War 2.0）的概念開始廣泛傳播。自2014年烏克蘭危機以來，直指俄羅斯的“新冷戰”話語愈演愈烈。隨著中美實力的接近，美國戰略界開始反思美國對華政策，掀起了一場持續數年的對華政策辯論。特朗普政府上臺以來，開始重新定義美國與中國的關系，中美“新冷戰”話語成為干擾和沖擊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重要思潮。2018年10月4日，美國副總統彭斯在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就美國政府的中國政策發表長篇演說，對中國進行了全面抨擊，再次引發中美關系滑向“新冷戰”的擔憂。[1]在國際話語權的競爭中，為何“新冷戰”話語頻頻出現？我們應該如何認識“新冷戰”話語的實質與危害？本文嘗試結合“新冷戰”話語的演化邏輯、基本功能和內在悖論展開深入分析，進而提出化解“新冷戰”話語的應對之策，重塑中國的國際話語權。

“新冷戰”話語的發展態勢

“新冷戰”話語的產生與傳播，既是冷戰時期形成、強化的冷戰思維慣性所致，也是冷戰結束以來國際矛盾和沖突的一種折射。“新冷戰”話語并非簡單的概念界定和現狀描述，而是包括了“修昔底德陷阱”“銳實力”等一系列描述大國對抗的理論范式和戰略對策。“新冷戰”話語不僅為西方國家如何看待當前大國競爭提供了認知框架，也為怎樣籌劃大國競爭戰略提供了行動指南。

“新冷戰”話語的形成背景。從概念起源來看，“新冷戰”最早出現在冷戰期間，有學者把冷戰期間階段性的變化稱為“新冷戰”。例如，學者弗雷德·哈里代（Fred Halliday）把里根政府時期美蘇對抗的再次加劇稱為第二次冷戰（the Second Cold War），認為第二次冷戰的軍事威脅會帶來比第一次冷戰更加糟糕的對抗。[2]實際上，“新冷戰”話語大量流行主要發生在冷戰結束之后。冷戰已經結束多年，但是在冷戰中形成的對抗思維并未消失，而是隨著地區危機的出現和大國競爭的加劇頻頻出現。作為描述大國對抗的話語體系，“新冷戰”話語主要應用于美國與俄羅斯、美國與中國的競爭中。首先，冷戰結束以來，雖然類似美蘇兩大陣營之間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較量漸趨緩和，但是不同發展模式、民主政治道路的較量并未終結。無論是俄羅斯還是中國，都根據本國國情選擇了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和政治制度模式，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俄兩國獨立自主發展道路的選擇充滿各種偏見甚至敵視。其次，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普京治下的俄羅斯依然采取了歐盟和北約的雙重東擴政策，這導致俄羅斯的地緣政治空間受到嚴重擠壓。為了沖破美國的地緣政治包圍和捍衛國家安全，俄羅斯不惜在格魯吉亞、烏克蘭和敘利亞強勢出擊，引發了俄羅斯與西方國家的外交危機。最后，美國通過亞太再平衡和印太戰略加速戰略重心東移，強化盟國之間的戰略合作，構成了限制中國軍事力量沖破島鏈封鎖的戰略包圍圈。特別是隨著近年來中國的快速發展，中美經濟實力逐漸趨近，軍事差距和科技不斷縮小，美國戰略界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地位焦慮。美國不僅擔心自己在亞洲的經濟影響不斷消退，也擔心軍事優勢在西太平洋地區受到挑戰，更恐慌在亞太地區的主導權受到沖擊。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把“修正主義國家”“流氓政權”“跨國威脅性組織”作為美國國家安全利益的三大威脅來源，首次在后冷戰時代將大國競爭列為美國面臨的最大威脅，指出“中國和俄羅斯等修正主義大國尋求利用技術、宣傳及脅迫塑造一個與美國利益與價值相悖的世界”[3]。這是1986年美國總統發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以來，第一次把中國列為主要戰略威脅、戰略對手。此后，美國發表的美國國防戰略報告、軍事戰略報告、核態勢評估報告無不沿襲和落實了這個判斷，這種以冷戰思維對待中國的態度徹底顛覆了自1972年中美關系緩和以來歷屆美國政府的對華共識。

“新冷戰”話語的實質內涵。“新冷戰”話語之所以能在西方社會廣泛流行，是因為其為西方社會認識現實威脅、樹立競爭對手、促進內部團結、進行社會動員提供了認知視角和行動指南。“新冷戰”話語源自于冷戰話語，二者實質上是一種觀察世界、處理國際事務的冷戰思維。所謂冷戰思維，是指冷戰時期形成的人們觀察國際事務的思維模式和認知框架。[4]冷戰期間，美蘇兩大軍事集團形成各自的國際戰略，并據此展開了全方位的對抗和爭奪。在長期的冷戰對峙中，產生了一種審視國際矛盾和應對國際沖突的冷戰思維。冷戰思維特征，一是突出強調國家間意識形態或價值觀念的對立；二是追求絕對安全并將準備對付最壞情況作為制定國策的主要或唯一出發點；三是必須確定頭號敵手并制定“自現預言”式的對敵戰略規劃；四是用“挑戰史”和“謀霸史”來牽強地附會現實和未來。從表現特征來看，除了意識形態或價值觀念的對立之外，其他特征都是國際政治的權勢斗爭思維，在冷戰時期表現得過于集中和突出。[5]冷戰思維是西方國家制定“遏制政策”、推行“和平演變”的思想基礎，成為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主要因素之一。此外，作為權勢斗爭的認知范式，冷戰思維并不會因為冷戰的結束而終結，一定會隨著國際政治矛盾的激化而繼續盛行。冷戰結束近30年了，雖然表面上意識形態或價值觀的對抗色彩已經弱化，但深層次的冷戰思維仍然根深蒂固，繼續影響著一些國家國際戰略的選擇和國際輿論傳播。西方國家戰略決策人士對冷戰思維廣泛認同，一旦大國對抗不斷加劇，地緣政治沖突不斷上升，自然就會借用“新冷戰”話語來描述大國全面競爭。因此，隨著大國之間在地緣政治、國際規則、全球秩序中摩擦與沖突的上升，特別是中美兩國綜合實力的趨近，重拾“新冷戰”話語便成為美國各界人士一種蓄意為之的便利選擇。在美國國安戰略和國防戰略已經將中國定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的情景下，那些與中國有密切往來的美國人士很容易被對華鷹派指責為中國的“間諜”或“代理人”，致使態度溫和的“知華派”和對華友好的“熊貓擁抱者”要么緘默不言，要么逐漸遠離權力中心。盡管目前美國尚未在全民形成以中國為敵的情緒，但美國對華鷹派已經深度影響了美國戰略界和精英階層的中國認知。

“新冷戰”話語的目標指向。“新冷戰”話語的流行主要源自于大國之間的地緣政治博弈。無論是北約東擴還是格魯吉亞戰爭，無論是烏克蘭危機還是敘利亞爭奪，美國等西方國家與俄羅斯的較量總會引發“新冷戰”話語一波又一波的高潮。雖然中美之間在地緣政治中的博弈沒有美俄之間那么劍拔弩張、咄咄逼人，但中國堅決維護南海海洋權益的果敢行為也引發了西方國家對中美“新冷戰”的擔憂。對于如何定位中美關系，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中國研究部主任蘭普頓（David Lampton）在2015年指出，中美關系已經接近危險的“臨界點”（tipping point）。[6]一些西方國家熱衷于給中國貼上各種各樣的標簽，經常把中國比喻成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則把修昔底德用以闡釋雅典和斯巴達之間戰爭起源的結論應用到如今的中美關系中，認為是雅典的崛起導致占支配地位的斯巴達逐漸心生恐懼，推動它們走向戰爭。[7]艾利森通過研究發現：過去500年的歷史中，在崛起中國家挑戰守成大國的16個例子中，有12個的結果是戰爭。中美兩國很難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成為西方國家不斷熱潮的輿論話題。但在輿論傳播中，“修昔底德陷阱”概念被不斷延伸和擴大，不僅把大國之間常態性競爭和沖突稱之為“修昔底德陷阱”，而且把現實主義理論中的安全困境乃至“中國威脅論”都統統冠以“修昔底德陷阱”。[8]

“新冷戰”話語的最新攻勢。“新冷戰”話語并非單一的描述性概念，而是一個看似龐雜但卻具有內在邏輯的話語體系。基于冷戰思維的對抗邏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斷尋找新的對手，不斷提出各種刻畫、影響、塑造、改變對手的話語內容。長期以來，一些西方國家習慣戴著有色眼鏡看中國，形形色色的“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中國傲慢論”“中國不確定論”等國際輿論此起彼伏，雖然這些觀點決非理性的學術探討，但卻對中國的國際輿論環境帶來了極大的負面影響。自2017年底以來，通過智庫配合政府、盟國行動協調、跨部門密切合作等方式，美國發起了“新冷戰”話語的新一輪攻勢。2017年12月5日，美國智庫國家民主基金會發布報告《銳實力：上升的威權主義影響》，該報告把“銳實力”定義為民主世界里威權政府通過媒體、學術界、文化界和智庫等滲入、滲透或穿透目標國家的政治信息環境以提升自身影響力的現象，尤指中國和俄羅斯。這份洋洋灑灑的報告把中俄兩國正常公共外交活動比作對西方民主價值觀的攻擊，對中國努力提升文化軟實力的文化外交進行了肆意抹黑。[9]隨后，英國《經濟學人》雜志發出一篇名為《銳實力：中國影響力的新形態》的封面文章，指責中國利用文化和價值觀的誘導來強化國家實力的一系列“銳實力”行為。[10]“銳實力”是西方國家為體現自身話語權優勢，專門針對“威權國家”的“負面軟實力”概念，已經成為美國批判中國、俄羅斯的意識形態工具。此后，美國鷹派政客、反華議員、保守智庫密集發聲，先后發表了多份專門針對海外影響力行動的研究報告，將中國正常的對外交往行為貼上“海外干涉”“間諜行為”的妖魔化、污名化標簽，發起了對華意識形態攻勢，把中美貿易摩擦外溢到政治、安全、軍事、外交等領域。2018年6月，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出臺報告《中國共產黨在海外的干涉行動：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應該如何應對》，全面梳理和分析了中國共產黨在澳大利亞、新西蘭和美國的“干涉行動”，主張由國家安全委員會詳細考察總體情況，智庫、學術機構、記者等加強追蹤和曝光，授權聯邦調查局牽頭發布關于影響力行動的情報報告，號召美國與盟友等所謂民主國家在非正式的多邊行動中加強合作，監督和抵制中國的“海外干涉”。[11]2018年8月24日，美中經濟與安全委員會發布《中國海外統戰工作：背景和對美國的影響》，將關注焦點轉向中國在海外特別是在美國的影響力，炒作中國影響力是美國的潛在威脅，并就如何應對中國在海外的“統戰工作”向國會和政府部門建言獻策。[12]此后，2018年9月6日，威爾遜中心發表了《中國在美國高等教育中的政治影響力與干預活動的初探研究》[13]；2018年10月4日，新美國安全中心發表了《中國的影響力行動正在針對美國的弱點》[14]，美國智庫密集發布了對中國海外影響力行動的專門研究報告。

“新冷戰”話語的作用分析

冷戰結束以來，話語理論在國際社會被普遍認知和廣泛運用，并在國際關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國際競爭不僅表現在對物質權力和資源分配的爭奪，而且還表現在思維方式和價值理念這種話語含義的競爭，因為“從根本上講，國際關系是一種依賴語言的社會及文化建構”[15]。在國際戰略競爭中，“新冷戰”話語力圖定義對手身份，促成內部團結，擴大社會動員，具有理論先導和政策預設的路線圖功能，不僅加深了國際矛盾，而且激化了大國對抗，嚴重威脅著世界和平與穩定。

塑造對手的負面身份。之所以使用“新冷戰”話語，主要是基于追求絕對安全的戰略原則，不斷尋找現實和潛在的挑戰者，并牽強附會歷史上的霸權之爭，把挑戰者視為國際社會的威脅，引發國際社會的擔憂和恐慌。值得警惕的是，2010年以來美國出現了又一輪關于對華戰略、對華政策的大辯論，目前已經基本形成了新的“華盛頓共識”，即中國已經成為美國“首要的、全面的、全球性的戰略競爭者”。白宮前首席戰略師史蒂夫·班農不斷散布各種言論詆毀中國，不僅以“儒家重商威權主義”描述中國模式，還誣稱中國通過“中國制造2025”計劃和“一帶一路”倡議謀求全球霸權。班農雖然離職，但是他的言論卻產生了持久的負面影響。不僅如此，中國提出的“新時代”也引發了美國的疑慮，導致了對“新時代”截然相反的認知和解讀。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不僅要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也要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和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還要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但部分西方人士卻對中國的戰略意圖進行刻意曲解，錯誤地認為進入“新時代”的中國意欲實施地緣擴張和意識形態輸出，謀求用中國的“新時代”取代美國的“舊時代”。美國政界人士認為，中美建交以來美國旨在通過“接觸”使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戰略假設是錯誤的，于是很多政界人士開始炒作新一輪“中國威脅論”，認為中國而不是俄羅斯才是美國最大的對手。自2017年底以來，特朗普政府出臺了關于國家安全、防務、核戰略、貿易政策的一系列文件，把中國與俄羅斯視為正在挑戰國際秩序的“修正主義國家”（revisionist power）。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吹風會上，特朗普的國家安全顧問麥克馬斯特（Gen. H.R. McMaster）指責俄羅斯正在用“新一代戰爭”（so-called new-generation warfare）威脅美國，并采取顛覆及宣傳運動試圖分裂美國社會。而對于中國，他批評中國的發展模式制造了大量貧困，指責中國在進行“經濟侵略”。麥克馬斯特暗示，解決上述兩種威脅的方式為“競爭性接觸”（competitive engagement）。[16]據此，美國國家利益的關注點將從全球反恐重回傳統大國競爭，并以全面競爭的戰略姿態強硬回應“修正主義國家”對美國發起的挑戰。

從制度上否定對手的發展模式。美國和西方國家對不同于西方的發展道路抱有強烈質疑，對俄羅斯與中國的發展模式橫加指責，尤其對中國的發展模式不滿。早在2012年1月21日，英國《經濟學家》雜志就曾集中刊發六篇一組的“國家資本主義”專欄文章，對全球經濟競爭中的“國家資本主義”提出疑慮。[17]所謂“國家資本主義”與“自由資本主義”之爭，其背后是不同的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之爭。美國把中國發展模式定義為不同于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即借助國有全資公司、國有控股或參股公司、國家主權基金以及國家幕后支持的私營公司等多種形式，在政府支持之下與西方私有企業展開不正當競爭，嚴重威脅到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美國嚴重不滿中國實行政府規劃的產業政策，肆意污蔑中國對外商投資企業的強制性技術轉讓要求，無端指責中國支持企業“走出去”是獲取先進技術的政府行為，尖銳批評中國政府支持網絡盜取其商業機密與知識產權。2018年版美國國防戰略報告提出，國家間的戰略競爭現在是美國國家安全的首要問題，而經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基礎。2018年8月13日，美國總統簽署了《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其中包含的《出口管制改革法案》進一步加強了高技術出口限制，《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也對外國企業通過投資獲取技術嚴格設限。[18]由此可見，貿易摩擦不僅是美國獲取更多經濟利益的策略，也是美國打壓中國的重要手段。“國家資本主義”論者為中國、俄羅斯等新興市場國家亂貼“國家資本主義”標簽，試圖制造所謂“國家資本主義”與“自由資本主義”的對立，除了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和危機辯護外，還有通過發展模式的意識形態化來壓制競爭對手的戰略考量。

強化隔離對手的國際機制和國際規則。“新冷戰”話語不僅重新定義對手，而且還通過創設國際機制和制定國際規則，利用制度性權力削弱和限制對手的優勢。烏克蘭危機爆發之后，西方國家迅速把俄羅斯驅逐出G8。2014年，克里米亞公投獨立并決定加入俄羅斯，普京旋即承認克里米亞為獨立的主權國家，并接納克里米亞加入俄羅斯。美國和歐盟不承認克里米亞公投結果并宣布對俄羅斯實施冷戰結束以來最嚴厲的制裁。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領導人抵制在俄羅斯索契舉行八國集團峰會，并在俄羅斯缺席的情況下齊聚布魯塞爾開會，聲稱只要俄羅斯繼續侵占克里米亞地區，那么就一直暫停俄羅斯G8成員國資格。此外，對于中國構建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美國和日本也采取了竭力抵制的態度，擔心中國操縱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沖擊亞洲銀行和世界銀行的投資規則。在軍事行動上，美國對中國的防范也不斷上升。2018年1月31日，中美兩國商定，邀請中國海軍第三次參加“環太平洋軍事演習”。但是到2018年5月24日，美國又借口中國在南海的“軍事化”行動威脅了地區安全，宣布不再邀請中國海軍參加，不僅中斷了連續兩年的中美軍事演習合作，而且在軍事演習中加入了防范、遏制、對抗中國的內容。在經濟貿易領域，美國通過重構國際貿易規則約束和隔離快速發展的中國。美國加入并推動了《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12個參與國加起來所占全球經濟的比重達到了40%，但卻沒有邀請世界第二經濟體和最大貨物貿易國中國參與，其限制中國貿易優勢的意圖昭然若揭。2018年3月，認為美國在協定談判中作出太多讓步的特朗普執意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但不排除美國會通過重新談判再次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即沒有美國的TPP協定），重建亞太地區貿易規則的主導權。雖然特朗普政府退出致使西方通過TPP隔離中國的企圖暫時沒有實現，但是防止中國掌握國際經濟規制制定權的戰略決心沒有變化。美國通過重新構建地區性或雙邊自由貿易區，不斷削弱世界貿易組織的功能。美國把國內法置于國際法之上，通過232、301等國內法條款，繞開世界貿易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不僅嚴重損害了其他國家的正當經貿利益，也嚴重損害了世界貿易組織的權威性。不但如此，特朗普指責美國在世界貿易組織面臨不公平待遇，操弄“以退為進”的談判策略，不時揚言要退出世界貿易組織。與此同時，美國還有意阻撓世界貿易組織上述機構新法官的任命，導致世界貿易組織終端解決機制不能正常運轉，結果其他國家明明遭到美國的貿易霸凌，卻難以借助爭端解決機制維護自身權益。在新近達成的《美墨加貿易協定》（The 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USMCA）里，制定了專門針對中國的“毒丸條款”，即與美國簽署貿易協定的國家，就不能與“非市場經濟國家”簽署貿易協定。《美墨加貿易協定》的相關規則，還移植到美國與歐盟、日本、韓國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或升級中。加之此前美國、歐盟、日本已經多次針對“非市場經濟國家”就強制知識產權交易、國有企業等議題發布聯合聲明，這種法律規則移植和擴散的趨勢應該引起警惕。

突出貿易摩擦的戰略競爭內涵。美國把經濟規制和經濟制裁作為國際經濟競爭的重要手段，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美國聯合其他西方國家發起了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自2018年2月份以來，美國又通過史無前例的貿易摩擦、赴美投資限制、知識產權糾紛等經濟手段削弱中國的經濟發展勢頭。中國是美國第二大貿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場、第一大進口來源地和第一大國債債權國；美國是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場和第五大進口來源地。2017年中美貿易額突破5800億美元，是1979年兩國建交時的233倍。中美經貿關系一直是中美兩個大國關系的“壓艙石”和“穩定器”。但自2017年12月以來，美國不斷突破世界貿易組織對美單邊貿易政策的束縛，導致中美之間貿易摩擦和爭端不斷升級。無論摩擦發生的頻度、強度還是規模，都創下了冷戰結束以來中美貿易摩擦之最。2018年7月6日，美國對中國340億美元輸美產品加征25%的關稅。8月23日，美國對另外160億美元中國輸美產品加征關稅。隨著中美貿易摩擦持續發酵，特朗普在9月6日表示又要對華2000億美元商品征稅。美國如此跨行業大規模的加征關稅，已經遠遠超越了傳統摩擦的范圍，被加征關稅的相當一部分產品針對的是“中國制造2025”計劃所包含的高科技領域，反映了美國遏制中國技術追趕的意圖。中美貿易摩擦的不斷升級，意味著兩個世界最大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摩擦已經溢出了經濟沖突的領域，具有了戰略競爭的政治意義。

強化圍堵對手的同盟體系。冷戰期間，美蘇兩國各自組建同盟體系，以兩大陣營形式展開了長期對峙。可以說，美國的同盟體系是長期冷戰留下的重要戰略資產。雖然同盟體系在冷戰結束初期一度面臨目標缺失的迷茫和有無必要繼續存在的合法性危機，但美國很快重新賦予同盟體系新的戰略目標，使其適應國際格局新趨勢和地區變化新形勢，以維護和加強美國的全球戰略。北約是美國忠實的盟友，近年來在利比亞戰爭、烏克蘭危機、敘利亞戰爭等地區性危機中，極力配合美國的軍事和外交戰略。為了減輕美國的負擔，美國在2017年7月北約峰會上要求北約國家把國防預算提高到GDP的4%，比原來北約的計劃翻一倍，這引發了部分盟國的強烈反對。近年來，隨著從中東、阿富汗撤軍任務的完成，美國提出“重返亞太”和“亞太再平衡”口號，加快布局印太戰略，亞太同盟政策從合作內容、結構形式到責任分擔都發生了深刻變化。美國與亞太同盟體系加強了軍事之外的經濟、網絡等領域的合作，深化其與少數盟國之間的小多邊合作，賦予亞太盟國更多的權力和責任，使盟國在其對外武裝干預行動中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亞太地區存在經濟依賴中國、安全依靠美國的經濟與安全分離的二元結構，防止中國、東盟以及其他地區大國亞太主導權的擴張，美國必須選擇一種非此即彼的集體安全話語，從而分化瓦解中國的周邊外交朋友圈，鞏固和加強自己在亞太地區的領導權。就此而言，把中國在南海維護海洋主權的行動、遏制臺獨和域外干涉實力的軍事活動等都塑造為地區安全的威脅，不僅可以防止同盟離心離德，還可以強化對盟國的支配和控制。因此，通過“新冷戰”話語，把中國和俄羅斯定義為現有國際秩序的挑戰者，不僅可以喚起盟國遏制蘇聯對外擴展的昔日記憶，還可以通過一致對外的話語宣傳加強同盟體系的凝聚力。

“新冷戰”話語的內在悖論

正在流行的“新冷戰”話語，不僅惡化了中國與俄羅斯的國際輿論環境，事實上也對大國關系的良性互動帶來了負面沖擊，甚至有可能影響國際秩序的穩定。“新冷戰”話語對大國加強防范與遏制的虛張聲勢，難以掩蓋其理論上的荒謬和行動上的誤導，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內在悖論。

安全與威脅的錯位。在安全上，“新冷戰”話語把中國與俄羅斯作為首要的現實威脅，是一種典型的現實主義思維，忽略了全球化時代大國之間共同利益不斷增長的現實，也沒有正視全球性問題對人類命運帶來的共同威脅。國家安全既是一種沒有現實威脅的狀態，也是一種防范和化解威脅的能力，二者離不開對威脅來源的判斷和應對手段的選擇。隨著全球化的深入推進，各國經濟聯系日益緊密，非傳統安全日益成為國家安全威脅的重要來源，綜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續安全成為各國的普遍共識。“新冷戰”話語以刻意尋找對手、追求絕對安全的冷戰思維，重回地緣政治競爭的舊戰場，再度吹響戰略競爭的號角，將嚴重損害大國之間的政治信任，把原本限于貿易領域的摩擦無限擴大到經濟制度和發展模式，甚至上升到國際體系主導權的較量，讓原本就沖突不斷的雙邊關系雪上加霜，使本該持續加強的安全合作停滯不前。“新冷戰”話語以大國之間的危態對抗取代優態共存，這源自“新冷戰”話語對國家安全真正威脅的錯誤認知，進而導致國家安全的核心內涵嚴重偏離了國際安全的客觀現實。

價值與利益的沖突。“新冷戰”話語從意識形態化的視角來看待大國關系，以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念作為審視和衡量外交關系的參照，特別是在泛政治化的情景之下，這種充滿偏見的思維很容易忽略真正的現實利益。國家利益是國家需求所認定的各種因素的總和，不僅包括主權、安全與發展等現實利益方面，也涵蓋價值、制度與文化等意識形態內容。意識形態是國家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是判定國家利益的重要依據，也是是維護國家利益的重要手段。關于意識形態對外交決策的影響，邁克爾·亨特指出，“意識形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為政策制定者處理特定的問題提供了框架，而關注外交政策的公眾也在這個框架中去理解這些問題”[19]。意識形態影響了決策者對現實利益的理解，某種程度上參與了確定國家利益范圍的過程，不僅為決策者提供了行動路線，也強化了外交政策的政治認同。縱觀中美交往的歷史，意識形態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美國國內看待中國的視角。當意識形態在美國對外決策中占主導地位時，美國就會因為中美意識形態差異，采取對華敵對態度和政策。而當對現實利益的考慮占據上風時，美國就會強調中國的戰略重要性，從而使兩國關系得到改善和發展。后冷戰時期，美國對華政策出現的起伏和兩面性，往往是由基于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的理想主義政策思考和基于國家利益的現實主義思考之間的矛盾造成的。[20]對于意識形態與現實利益之間的張力，“新冷戰”話語再度凸顯了大國競爭的意識形態色彩，過分夸大美國與俄羅斯、中國的價值之爭，不僅造成了戰略互信的障礙，也影響了現實利益的維護。

目標與手段的失衡。“新冷戰”話語把遏制中國與俄羅斯大國作為首要目標，近乎全球戰略對決的“新冷戰”不僅要面臨盟國的質疑，而且要耗竭大量的戰略資源，此起彼伏的地區性危機也會分散和牽制美國的戰略實施，使得霸權護持中原本就力不從心的美國更加捉襟見肘。美國全球戰略目標與實力之間存在差距。為了謀求世界主導權，美國不得不密切關注和長期插手世界事務，但是常常力不從心。美國喜歡炫耀和濫用武力，地區事務的解決經常事與愿違，因為越來越多的國際事務不是靠武力就能夠解決的。特朗普政府上臺以來，“新冷戰”話語的議程設置確定了其與中國、俄羅斯展開戰略競爭的戰略決心，提出了中國與俄羅斯為“修正主義國家”的分析框架，對中國、俄羅斯的戰略定位實現了從潛在挑戰者到現實挑戰者的轉變。對于實力相對下降的美國而言，在怎樣整合國內與國際的戰略資源、如何確保盟國和伙伴國的忠誠與追隨的問題上，常常面臨自身實力與戰略野心的不匹配，不時受到地區性大國的挑戰和對抗。即使是在美國與歐盟、日本等盟國內部，也常常在軍事合作費用分擔、中東政策、貿易摩擦等問題上針鋒相對，盟國對美國的支持力度也不斷減弱。

歷史與現實的隔閡。從國際關系學的發展來看，“新冷戰”話語經歷了從過度強調實證主義的“去歷史化”到重新重視歷史經驗研究的“再歷史化”過程。[21]“修昔底德陷阱”主要指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的關系，認為崛起大國實力的提升引發彼此戰略意圖的懷疑，二者的對峙會以霸權戰爭方式結束。“新冷戰”話語盲目比附歷史上守成大國與崛起大國注定發生戰爭的案例，犯了先入為主、曲解歷史的錯誤。從《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文本來看，修昔底德原無意概括一個普遍化的理論模式。今人以古代希臘的雅典和斯巴達類比21世紀的美國和中國，根本無法界定誰是崛起大國、誰是守成大國。“修昔底德陷阱”預設假定無政府狀態下國家只能采用“自助”的方式來維護國家核心利益，而不滿足于全球體系中既有的權力地位和收益分配的崛起國家力圖運用武力方式改變現存體系，因為霸權戰爭的收益總是大于成本。[22]實際上，“修昔底德陷阱”忽略了歷史情境的變遷，沒有正視全球化時代大國之間相互依賴關系的深入發展，誤把在全球化中受益的中國看作是國際秩序的挑戰者，結果淪為一種聳人聽聞且經不起深究的話語陷阱。總體而言，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呈現向國際社會和國內社會兩個維度的擴散，“新冷戰”話語把大國之間的矛盾作為國際社會的主要矛盾，掩蓋了國際矛盾復雜多面的內在實質。

應對“新冷戰”話語的策略

國際話語權的爭奪與塑造是一個深層次的國際戰略議題，直接關系到我國的國家形象、國際環境，關系到我國能否在國際競爭博弈的大舞臺上搶占新制高點、掌握主動權。自冷戰結束以來，西方尤其是美國戰略界一直試圖尋找某種話語來定義中美關系，而“新冷戰”話語的出場與傳播，正好迎合了美國戰略界的政策意圖。鑒于“新冷戰”話語對中美關系的深刻影響，必須充分認識“新冷戰”話語的危害性，群策群力、綜合施策、主動出擊，重塑中國在“新冷戰”輿論中的國際話語權。

警惕西方話語陷阱的欺騙性。從國際社會的歷史進程和發展趨勢來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充滿復雜性，具有長期性。長期以來，西方國家憑借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的強勢地位，硬性推廣西方的政治制度、發展模式和價值觀念，塑造了所謂“華盛頓共識”“普世價值”等一系列西方話語。

國際社會各種思想文化交織、交流、交融、交鋒頻繁，話語之爭異常激烈。與此同時，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國的西化、分化戰略從未停止，不時拋出各種觀點和學說，不遺余力地對我國進行意識形態滲透。與我國國際貿易的大量順差相比，我國在思想文化上長期處于入超地位，構建國際話語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還不太相稱。從現有案例來看，西方話語不僅體現為媒體輿論的廣泛傳播，而且還具有貌似客觀的學理論證，蓄意設置了許多話語陷阱。一旦接受和使用這些西方話語，不僅可能喪失獨特的話語符號，失去表達自我的權利；也容易陷入西方的思維邏輯，接受西方的價值立場。對西方話語的學習和借鑒，一要深入分析西方話語的獨特語境，不能囫圇吞棗、閉目塞聽；二要認真考察西方話語的價值立場，不能迷失自我、全盤接受；三要詳細比較西方話語的思維方式，不可人云亦云、盲目照搬。因此，我們要準確理解西方提出的各種媒體觀點和理論學說，在比較、辨析中思考其對中國的啟示和借鑒，防止落入西方的話語陷阱。

增強中國發展道路的主體性。國際競爭既是權力之爭和制度之爭，更是決定世界格局的秩序之爭。在警惕西方各種話語陷阱的同時，中國要增強發展道路的主體性。主體性是指作為文明主體的中國在選擇自身發展道路的過程中，面對海外輿論和外部壓力、西方理論和制度經驗所表現出的自主性、創造性和自為性。中國的發展道路不是對外部壓力的被動反應，而是對外來經驗選擇性吸收、自身傳統創造性重構的結果，必須從內生動力尋找中國道路的發展邏輯，繼續擴大中國道路創新、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的自主性空間。面對特朗普政府的咄咄逼人之勢，中國應當繼續堅持深化改革，不斷擴大開放，高端切入全國乃至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創新鏈。中國還要繼續承擔新興大國的責任，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跳出新興大國不愿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金德爾伯格陷阱”。

創設和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在警惕西方話語陷阱的同時，我們也要生產堅持中國立場、具有全球視野、兼具世界情懷的中國話語。在國際交往中，賦予權力競爭、利益訴求、意識形態、規則規范等內涵的話語競爭日趨激烈，國際話語權已經成為主導國際關系的戰略制高點。國際話語權既是對國際現象的定義權和國際輿論的評議權，也是國際規則的制定權和國際爭端的裁判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貧窮就要挨餓，失語就要挨罵”[23]。他在2016年5月17日召開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強調，“要圍繞我國和世界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著力提出能夠體現中國立場、中國智慧、中國價值的理念、主張、方案”[24]。首先，立足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把發展優勢轉化為話語優勢，形成中國的實踐性話語權。近代以來，中國經歷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和正在走向強起來的發展歷程，進行了革命、建設與改革的艱苦探索，完成了國家構建、制度模式與發展路徑的成功實踐，中國道路和中國經驗可以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啟示和借鑒，應該在戰略自信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實踐性話語權。其次，主動挖掘和提煉中國思想文化理念，塑造中國的價值性話語權。中國思想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要形成立足中國、融通中外、放眼未來的中國概念、范疇和表述，對國際交往理念、全球治理難題、人類共同命運等重大時代命題，以中國智慧貢獻符合中國實際又具有世界普遍意義的中國方案。最后，不斷提升中國在國際組織的議程設置權和規則制定權能力，構建中國的制度性話語權。在不斷深化雙邊關系的同時，積極拓展多邊關系成為中國外交的重要方向。中國正在實現從全球治理的參與者、建設者到改革者角色的轉變，“要提高我國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著力增強規則制定能力、議程設置能力、輿論宣傳能力、統籌協調能力”[25]。

增強大國博弈的戰略競爭力。基于自身的實力與地位，大國在國際舞臺上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大國戰略博弈不僅決定著雙邊關系的互動，也影響著地區和全球格局的穩定。在大國戰略競爭深度交鋒的時代，中國必須及時總結和反思過去的經驗與教訓，重新思考經貿關系是中美關系壓倉石或穩定器的判斷，不能以過去中美交往的經驗來預測和處理當前特朗普政府時代的中美關系。中國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增強大國博弈的戰略競爭力。第一，有效整合政治、經濟、軍事、外交、輿論等各領域的戰略資源，強化國際戰略的頂層設計，提高戰略謀劃的統籌協調。第二，通過戰略規劃、戰略布局、戰略實施和戰略反饋的全流程設計，謀求戰略實施的主動性和主導性。第三，堅持斗爭與妥協、謀勢與謀利、維權與維穩、共存與共贏相結合的原則，揚長避短，避實擊虛，避免民族主義綁架外交決策，以底線思維增強戰略定力，防止虛嬌之氣導致戰略透支。第四，通過地區安全、市場秩序、金融穩定、全球反恐等領域的合作，尋找大國博弈的戰略支點，拓展大國關系在地緣政治、國際組織、國際公約等方面良性互動的戰略空間，塑造大國深度交融的戰略利益。第五，正確認識中美戰略競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樹立全局長遠、求同存異的戰略觀，堅持與時俱進、互利雙贏的合作觀，增進深度競合、多元制衡的戰略依存關系。

結 論

從中美關系的現狀看，并不能認定兩國已經陷入“新冷戰”。雖然特朗普政府有意與中國脫鉤（discoupling）和全面競爭，并吹響了“新冷戰”號角，但美國能否把“新冷戰”作為一項長期的對華戰略并實行堅定而清晰的全面遏制還存在變數，斷言中美兩國肯定會形成“新冷戰”的狀態尚需觀察。至少，存在以下多個方面的制約因素。首先，從美國國內來看，共和黨內部、共和黨與民主黨、精英與民眾之間在對華脫鉤政策上還存在分歧，尚未形成與中國全面對抗的有效共識，特朗普政府對華脫鉤政策的長期實施會有許多掣肘。其次，特朗普輕視國際協議，政策反復無常，歐盟、日本、澳大利亞等美國盟國不會跟隨特朗普政府采取全面圍堵中國的政策，其他國家也試圖替代和擴展美國退出后的中國市場，期待搭上中國經濟快車。最后，中國不會因一時的“新冷戰”鼓噪就隨風起舞、針鋒相對，中國不會重蹈“國強必霸”的老路，會盡力避免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迎頭相撞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我們要堅持以事實為依據，防止三人成虎，也不疑鄰盜斧，不能戴著有色眼鏡觀察對方”[26]。

在各國利益深度交融、彼此安危休戚與共的今天，逆世界潮流而動的冷戰思維絕非國際關系的主流，但“新冷戰”思維對于中美關系長遠發展的危害不容忽視。如果特朗普的對華“訛詐”政策舉措變本加厲，任由脫鉤（discoupling）愈演愈烈，并從經濟貿易向政治、軍事、外交等領域蔓延，最終導致形成類似20世紀兩大陣營對峙的“冷戰”局面，絕非庸人自擾的危言聳聽。中美兩國正處于共同目標逐漸模糊、矛盾對抗不斷上升的新階段，面臨兩國戰略深度競合、雙邊政策彼此調適的新現實。在此背景之下，中美兩國必須謹防局部風險肆意轉化擴散，以坦誠對話管控分歧，相向而行累計共識，避免戰略錯覺導致戰略誤判。

（本文系上海市2014年度“曙光計劃”項目“我國國家安全治理能力的優化路徑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14SG48）

注釋

[1]"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Pence on the Administration' s Policy Toward China", October 4,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vice-president-pence-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china/.

[2]Fred Halliday, The Making of the Second Cold War, Verso Books, 1982, p. 23.

[3]"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 /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4]張小明：《何謂“冷戰思維”》，《世界經濟與政治》，1997年第4期。

[5]時殷弘、陳然然：《論冷戰思維》，《世界經濟與政治》，2001年第6期。

[6]David M.Lampton, "A Tipping Point in U.S.-China Relations is Upon US, US-China Perception Monitor", https://www.uscnpm.org/blog/2015/05/11/a-tipping-point-in-u-s-china-relations-is-upon-us-part-i/.

[7]Graham Allison, "The Thucydides Trap: Are the U.S. and China Headed for War?" , September 24, 2015, https://www.belfercenter.org/publication/thucydides-trap-are-us-and-china-headed-war.

[8]蔡翠紅：《中美關系中的“修昔底德陷阱”話語》，《國際問題研究》，2016年第3期。

[9]Cardenal J. P., Kucharczyk J., Mese?nikov G., et al.,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2017, https://www.ned.org/sharp-power-rising-authoritarian-influence-forum-report/.

[10]"Sharp Power", The Economist, December 16, 2017.

[11]Jonas Parello-Plesn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Foreign Interference Operations: How the U.S. and Other Democracies Should Respond", June 20, 2018, https://www.hudson.org/experts/1196-jonas-parello-plesner.

[12]US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China's Overseas United Front Work -Background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Friday, August 24, 2018, https://www.uscc.gov/Research/china%E2%80%99s-overseas-united-front-work-background-and-implications-united-states.

[13]Anastasya Lloyd-Damnjanovic, "Study of PRC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Interference Activities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September 6, 2018, https://www.wilsoncenter.org/publication/preliminary-study-prc-political-influence-and-interference-activities-american-higher.

[14]Abigail Grace, "China's Influence Operations Are Pinpointing America's Weaknesses", October 4, 2018,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commentary/chinas-influence-operations-are-pinpointing-americas-weaknesses.

[15]劉永濤：《理解含義：理論、話語和國際關系》，《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07年第2期。

[16]By Jeff Seldin, "New U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cused on 'Competitive Engagement'", December 12, 2017,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library/news/2017/12/mil-171212-voa03.htm.

[17]"The rise of state capitalism", The economist, January 21, 2012.

[18]H.R.5841, "the 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of 2018", https://policy.house.gov/legislative/bills/hr-5841-foreign-investment-risk-review-modernization-act-2018.

[19]Michael H.Hunt,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6.

[20]周琪主編：《意識形態與美國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89頁。

[21]任曉：《國際關系學的“去歷史化”和“再歷史化”》，《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年第7期。

[22]吳志成、王慧婷：《“修昔底德陷阱”對中美關系發展的非適用性分析》，《政治學研究》，2017年第1期。

[23]習近平：《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15年12月11日)，《求是》，2016年第9期。

[24][25]《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40、450頁。

[26]習近平：《在華盛頓州當地政府和美國友好團體聯合歡迎宴會上的演講》，《人民日報》，2015年9月24日。

責 編／周于琬

The Evolutionary Logic of and Tactics for Dealing with the "New Cold War" Discourse

Zhao Qingsi

Abstract: The "New Cold War" discourse not only results from the Cold War inertial thinking formed and strengthened during the Cold War, but also reflects the post-Cold War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It seeks to define the identity of the opponent, promote internal unity, expand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has a roadmap function of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olicy presupposition. It not only provides a cognitive framework for the Western countries to view the current major power competition, but also offers a guide to planning strategies for major power competition. The seemingly influential "New Cold War" discourse aimed at the prevention and containment of big countries would find it difficult disguising its theoretical absurdity and misleading effect, with an insurmountable inner paradox. It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Sino-US relations. We must be alert to the deceptive Western discourse traps, adhere to China's own development path, create and enhance China'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and enhance its strategic competitiveness in the major power games.

Keywords: New Cold War, Cold War thinking, Sino-US relations, strategic competition

趙慶寺，華東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中美關系、國家安全、全球治理。主要著作有《美國石油安全體系與外交（1941～1981）》《美國能源法律政策與能源安全》《能源安全與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構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