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澳門自回歸以來，民主政治穩步推進，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民生社會福利不斷提升。澳門取得的成就得益于“一國兩制”制度。澳門基本法是澳門確立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基石。中央依法直接行使管治權，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中央政府釋放制度紅利促進澳門發展；同時澳門同胞積極擁護“一國兩制”，注重產業引領，用足、用好中央惠澳政策，形成雙向互動的循環機制。在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建設背景下，澳門將獲得經濟、社會、民生發展的新動能。
【關鍵詞】一國兩制 澳門特別行政區 粵港澳大灣區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21.004
澳門順利回歸祖國的歷程
中葡雙方談判確立澳門回歸的時點。1972年3月，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致函聯合國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主席，聲明澳門不屬于通常所謂的“殖民地”，而是被葡萄牙當局占領的中國領土，中國將在條件成熟時以適當的方式和平解決澳門問題，并在未解決前保持現狀。1979年2月8日，中葡雙方簽署《建交公布》，兩國正式確立外交關系。雙方在達成的協議中指出：當前由葡萄牙政府管理的澳門，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葡萄牙政府將在適當的時候將澳門歸還給中國政府，歸還的時間和細節將在適當的時候由兩國政府談判解決（曉然，2008）。1984年，鄧小平提出，澳門問題也將用“一國兩制”方針解決。1985年5月，葡萄牙共和國總統拉馬略·埃亞內斯應邀訪華，并與中國領導人就和平解決澳門問題舉行會談。會談后發表新聞公報，表示解決澳門問題的時機已經成熟。1986年6月30日，中葡兩國政府開始了澳門問題的第一輪談判。后經三輪談判，于1987年3月23日，中葡雙方草簽聯合聲明。1987年4月1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于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簡稱《中葡聯合聲明》）在北京正式簽署?！吨衅下摵下暶鳌芬幎ǎ?ldquo;中國將于1999年12月20日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葡萄牙共和國政府將于1999年12月20日將澳門交還給中國政府。”1988年1月15日，兩國政府在北京互換《中葡聯合聲明》批準書，聲明生效（劉樹燕，2013）。
起草澳門基本法，正式啟動回歸程序。1988年9月5日，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名單。澳門基本法起草工作從1988年10月開始，至1993年1月結束。有著香港基本法的成功經驗，澳門基本法的起草工作進展較為順利，充分考慮了澳門的自身特點和具體情況。1993年3月31日，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自此澳門回歸祖國進入后過渡期。
1998年5月5日，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委會成立，澳門回歸祖國進入實質性階段。籌委會第一次會議通過《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工作規則》等文件，籌委會工作正式啟動。中國和葡萄牙妥善處理澳門政府公務員本地化、法律本地化和中文官方地位等問題，為澳門政治制度與基本法規定的政制的銜接、政權的平穩過渡及長期發展作充分準備。
1999年4月10日，由200名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澳門永久性居民組成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在北京成立。1999年5月15日，澳門特區首屆政府推選委員會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何厚鏵為澳門特區首任行政長官人選。5月24日，中央政府在北京向何厚鏵頒發任命令，何厚鏵正式成為澳門特區首任行政長官。第一任由中國人擔任的澳門行政長官產生，結束了葡萄牙政府派遣澳督的400年歷史。“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中央政策方針得到高度體現。
中葡正式交接澳門政權。1999年12月19日，中葡澳門政權交接儀式在澳門文化中心隆重舉行。20日凌晨，江澤民主席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澳門回到祖國懷抱，實現了包括澳門同胞在內的十億中國人民收回澳門的強烈愿望。澳門回歸是繼香港回歸后，中華民族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的又一盛事，是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民族的歷史性貢獻，同時開啟了澳門和祖國內地共同發展的新篇章。根據“一國兩制”方針以外交談判的方式和平解決澳門問題，是中國人民為世界和平進步事業做出的又一重大歷史貢獻。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制定的“一國兩制”方針，符合時代潮流和歷史潮流，把握了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和國家核心利益，體現了尊重歷史、尊重現實、尊重人民愿望的精神，推進了祖國統一大業的歷史進程。
特別行政區制度在澳門的確立
特別行政區制度是國家對某些區域采取的特殊管理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中央政府擁有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以及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中央政府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具有監督權。
基本法是澳門確立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基石。1982年12月4日，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該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設立特別行政區，這成為“一國兩制”方針解決港澳臺問題的法律依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據憲法制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簡稱《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澳門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痘痉ā沸蜓灾兄赋?，“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有利于澳門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考慮到澳門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國家決定，在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并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不在澳門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1993），這使“一國兩制”構想解決澳門問題以法律形式得以確立?！痘痉ā返谝粭l就明確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第二條則明確，澳門特別行政區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痘痉ā肥前拈T確立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法律依據，是澳門特區發展不可動搖的法律基石，自此澳門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中央依法直接行使管治權。主權是現代國家的本質屬性，中央治權是現代國家政府的核心權力。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于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依法直接行使管治權。中央政府負責管理與澳門有關的外交事務、防務，任免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政府主要官員和檢察長。中國外交部在澳門設立機構處理外交事務。中央人民政府授權澳門依照《基本法》自行處理有關的對外事務。澳門政府負責維持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社會治安。雖然澳門享有立法權，但澳門的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中央行使管治權是解決澳門問題的前提，也是中國政府對澳門地區擁有主權的直接體現。
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第一，政治制度實行高度自治。從行政長官看，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首長，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依照澳門《基本法》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負責。從行政機關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政府主要官員由在澳門通常居住連續滿十五年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從立法機關看，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立法會議員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擔任，多數議員由選舉產生。從司法機關看，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行使審判權。法院獨立進行審判，只服從法律，不受任何干涉。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初級法院、中級法院和終審法院。終審權屬于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法院的組織、職權和運作由法律規定。同時，澳門特別行政區原刑事起訴法庭的制度繼續保留。此外，澳門特別行政區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市政機構受政府委托為居民提供文化、康樂、環境衛生等方面的服務，并就有關上述事務向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咨詢意見。澳門特區的政治制度設計充分尊重了澳門的歷史現狀和具體情況，在政治參與的各個環節中，都有澳門同胞的參與，充分體現了中央“高度自治”“澳人治澳”的政策方針。
第二，經濟制度實行高度自治。從財政制度看，澳門特別行政區保持財政獨立。財政收入無需上繳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也不在澳門特區征稅。澳門特別行政區參照原在澳門實行的低稅政策，自行立法規定稅種、稅率、稅收寬免和其他稅務事項。從金融制度看，澳門特區政府依法自行制定貨幣金融政策，保障金融市場和各種金融機構的經營自由，并依法進行管理和監督。澳門元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定貨幣，繼續流通。澳門貨幣發行權屬于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同時，澳門不實行外匯管制政策。澳門元自由兌換。外匯儲備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管理和支配。從貿易制度看，澳門特別行政區為單獨的關稅地區，保持自由港地位，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征收關稅。澳門實行自由貿易政策，保障貨物、無形財產和資本的流動自由。從產業政策看，澳門特別行政區根據當時的產地規則，可對產品簽發產地來源證。澳門依法保護工商企業自由經營、自行制定工商業的發展政策的行為。同時，澳門特別行政區根據經濟發展的情況，自行制定勞工政策，完善勞工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由政府、雇主團體、雇員團體代表組成的咨詢性協調組織。這些經濟制度為澳門的經濟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制度環境，保證了澳門在回歸之后不會陷入經濟混亂，也有利于澳門繼續發揮作為自由港聯系世界的優勢，為澳門的長期穩定繁榮打下了堅實基礎。
第三，文化和社會事務制度實行高度自治。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教育政策，包括教育體制和管理、教學語言、經費分配、考試制度、承認學歷和學位等政策，推動教育的發展。政府自行制定促進醫療衛生服務和發展中西醫藥的政策。社會團體和私人可依法提供各種醫療衛生服務。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科學技術政策，依法保護科學技術的研究成果、專利和發明創造。這些制度對當時的社會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保證了社會秩序的平穩過渡，也為澳門回歸之后的經濟騰飛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
澳門回歸后經濟社會發展的成就
澳門回歸后政治的成就。回歸20周年，澳門民主政制穩步推進、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民生社會福利不斷提升。就政治發展而言，澳門的變化證明“一國兩制”具有強大生命力。民主政治有序發展，社會大局和諧穩定，各項事業全面進步，對外交往不斷擴大，愛國愛澳成為社會主流價值觀，這些成就是堅持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成果，是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的成果，是堅持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成果，是堅持包容共濟、促進愛國愛澳旗幟下的廣泛團結的成果，證明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的領導下，“一國兩制”能夠促進澳門的穩定繁榮，“一國兩制”實踐能夠沿著正確方向走穩、走實、走遠。
澳門回歸后經濟的成就?；貧w后，澳門繼續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實行“澳人治澳”、高度自治，走上了一條符合自身實際情況、與內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寬廣道路。
一是經濟增速從負值轉變為可持續的正值。回歸前，澳門形成四大支柱產業，即博彩旅游業、出口加工業、銀行保險業、房產建筑業。但是，由于經濟資源短缺、經濟基礎薄弱、產業結構比較單一、過分倚重于博彩業（齊鵬飛，2009），加之房地產泡沫破滅，澳門經濟增長速度逐年放緩，甚至于1996～1999年，連續4年出現了負增長。1999年后，受東南亞經濟危機的沖擊，在缺乏新的經濟增長點和復蘇動力的情況下，澳門經濟陷入持續衰退，全年的經濟增長率仍為負增長。回歸后，澳門特區政府增加公共投資，促進旅游業率先復蘇，澳門經濟逐漸恢復活力。2000年首次出現了4%的增長率，此后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長。尤其在2002年4月賭權開放之后，澳門博彩業的收益有顯著增加，相關行業受到的拉動也呈上升之勢（王京瓊，2007）。同時，賭權開放也提高了博彩旅游業的經濟效率，減少了行業資源的浪費，擴大了經濟的產出能量（陳章喜、區楚東，2009）。2000～2005年，澳門經濟年均增長11%，其中2004年增長率高達28.3%，2005年回落到8%。
2006年，中國內地開放政策為澳門經濟發展注入了強勁動力，尤其個人游政策及人民幣有序升值，為澳門帶來了大量的內地游客，極大促進了澳門博彩旅游業的發展。“自由行”政策實施后，2003年內地訪澳游客數平均每月增長量達到12.5萬人次，全年內地游客數574萬人次，2004年增加到953萬人次，幾乎翻了一倍。內地訪澳游客持續穩定增長，占各國訪澳游客總人數的比例約為56%（毛艷華、劉小飛，2016）。2006年，澳門經濟在博彩旅游業高速發展的推動下，整體保持較快的發展態勢，整體素質逐步提升，在服務出口、貨物出口以及投資帶動下，投資大幅增加，消費興旺，經濟增長幅度遠高于2005年。2006年澳門生產總值為1143.6億澳門元，實質增長率為16.6%；貨物及服務出口為1048億澳門元，實質增長率為15.8%；人均生產總值為22.7508萬澳門元，實質增長率為10.5%。澳門世界旅游休閑中心成為澳門發展的主體方向。
綜上，澳門回歸、開放賭權、開放內地游客自由行是澳門經濟發展的重要轉折點，“一國兩制”制度的實施扭轉了澳門經濟頹敗的狀態，注入了經濟增長的全新動能。
二是經濟體量不斷擴大，財政盈余不斷增加。1999～2017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GDP）由502.7億澳門元增至4042億元，年均增長12.28%；財政收入由169.4億元增至1180.7億元，年均增長11.39%；澳門人均GDP由1.5萬美元增至7.76萬美元，增長5.17倍，在世界銀行經濟體排名中列亞洲第一、世界第二?；貧w后，澳門經濟恢復正增長，經濟結構不斷優化，經濟發展活力顯現。2017年澳門經濟基本面保持良好，經濟運行態勢穩健，整體經濟復蘇明顯，GDP實質增長9.1%，結束連續3年收縮（2014～2016年分別負增長1.2%、21.5%和2.1%）。人均本地生產總值62.3萬澳門元（約7.76萬美元），實質增長8.6%。
2000～2017年，澳門政府公共收入從153.38億澳門元上升到1180.7億澳門元；財政盈余從3.14億澳門元上升至403.8億澳門元。特區政府財政儲備累計4913億元。外匯儲備201.3億美元，增長3.3%，能夠保障盯住美元匯率制度下澳門貨幣的可充分兌換性。
三是通脹水平持續走低，就業市場保持平穩。2017年澳門通貨膨脹率連續4年下降，為1.69%，同比下降0.71個百分點。內地通脹水平總體相對穩定，輸入性通貨膨脹對澳門的影響并不明顯，未來一段時間澳門仍將處于溫和通脹水平。同時，2017年年末總體失業率為2%，本地居民失業率為2.7%；總體就業人口月工作收入中位數1.5萬澳門元，其中本地居民月工作收入中位數為1.9萬澳門元，比2016年提升1000澳門元。
四是博彩業穩步發展，產業結構日益適度多元化。2017年澳門博彩業實現全年正增長，收入2657億元，恢復至2011年水平（2679億元）。同時，主要產業平穩向好，經濟結構不斷優化，旅游市場運行良好。2017年訪澳旅客3261萬人次，增長5.4%；其中內地旅客仍是“主力軍”，達2219.6萬人次，增長8.5%，占旅客總數的68.1%；“個人游”旅客1062萬人次，增長10.9%，占內地旅客總數的47.8%。國際旅客增長明顯，韓國旅客87.4萬人次，增長32%，日本旅客32.9萬人次，增長10.4%。訪澳旅客非博彩總消費613.2億元，增長16.4%，人均消費1880元，增長10.5%。2003年7月～2017年12月底，內地赴澳“個人游”旅客累計達9262.6萬人次，占內地游客總數的43.6%。
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的發展路徑包括：主導產業的垂直多元化、經濟橫向多元化和區域經濟適度多元化。主導產業的垂直多元化主要指推動博彩旅游業向旅游服務休閑業發展；經濟橫向多元化是指建立“1+6”的產業體系，即圍繞“中葡商貿服務平臺”的建設，大力發展總部經濟、商務服務、會展服務業、現代物流業、金融保險業和文化創意產業（陳章喜、翟敏如，2012）。
在金融業方面，金融業運行總體穩健。截至2017年年底，澳門狹義貨幣（M1）723.8億元、廣義貨幣（M2）5914.9億元，同比分別上升13.7%、11.1%，投資和消費市場活躍度增強。居民總存款10226億元，增長7.9%；總貸款8960億元，增長14.2%，不良貸款率0.2%，微跌0.01%；資本充足率15.7%，總體水平遠超國際監管要求。銀行業稅前利潤148.1億元，增長4%。澳門銀行業對系統性風險具有較強抵御能力。特別是特區政府持續強化金融監管，比如通過加裝“認識你的客戶（KYC）”系統對取款人身份進行辨識。2017年，澳門順利通過亞太區打擊清洗黑錢組織（APG）評估，成為獲高評級會員。澳門特色金融業發展獲多方支持，2016年12月中國銀監會與澳門金融管理局在京簽署《關于發展澳門特色金融的合作備忘錄》；中葡合作發展基金總部正式落戶澳門并開展運營；中銀澳門與葡語國家30多家銀行建立代理行關系，實現了對葡語國家資金清算網絡全覆蓋；中國工商銀行與特區政府貿易投資促進局簽署《關于支持澳門特色金融發展的工作備忘錄》。
在會展業方面，會展業穩步提質發展。在特區政府“以會議為先”的政策支持下，澳門舉辦的國際會議和專業展覽數量與日俱增，行業規模平穩上升，影響力不斷擴大，成為打造城市特色品牌的重要內容，特別是逐步打造了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品牌活動。比如，舉辦“世界旅游經濟論壇”“央企支持澳門中葡平臺建設高峰會”“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等重大活動，對澳門整體城市形象和知名度的提升起到了很好的拉動作用。2017年特區共舉辦1381場會展活動，參與及入場人數190.1萬人次，同比上升10.4%；其中會議1285項，較上年增加90項，與會者24.5萬人次，同比上升39.3%。
在電子商務方面，跨境電商發展日新月異。澳門特區政府與廣州南沙自貿區合作，開通“粵澳跨境電商直通車”，以跨境電商直購進口模式從橫琴口岸轉關進入到南沙跨境電商園區，為澳門本地中小企業利用跨境電商開拓內地市場打開了新通道，標志著中央惠澳政策中“支持澳門發展跨境電子商務”政策初步落地。引入支付寶、微信等第三方支付機構，解決游客、本地居民在澳門通過手機進行電子支付的消費問題。
在貿易合作方面，除了貿易總量的增長外，內地與澳門的貿易結構也不斷優化。一般貿易取代加工貿易成為最重要的貿易方式，民營企業取代外商投資企業成為最大的貿易主體，機電產品取代服裝及衣著附件成為最主要的出口商品。
澳門回歸后民生的成就。經濟的井噴式發展為改善民生提供了條件。澳門政府近年來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惠民政策和措施。僅現金福利就包括現金分享、公積金賬戶預算盈余特別分配款項、醫療券、學生津貼、持續進修計劃、減免職業稅和額外退稅等政策。社會保障事業亦快速發展，養老保障基本覆蓋全體澳門居民。
澳門特區政府積極將其經濟發展成果惠及民生，從2007年開始，澳門全面實施幼稚園、小學、中學15年免費教育；從2008年開始，澳門每年都開展現金計劃，2014年向永久性居民每人發放9000澳門元，非永久性居民每人5400澳門元，敬老金7000澳門元。
此外，市民的主人翁精神也得到了彰顯。回歸前，澳門總督一直由葡萄牙人擔任，協助總督執行職務的7個政務司全部由葡萄牙人或土生葡人擔任?；貧w后，“澳人治澳”讓市民真正參與到了社會經濟政治建設中。
澳門回歸后文化的成就。澳門回歸后，文化創意產業、會展業和包括酒店、服務、美食、購物、零售、文化遺產等在內的綜合旅游業蓬勃發展。以會展業為例，澳門現有會展場地面積超過19萬平方米，較2005年會展業發展之初增長近12倍。2017年年底，《內地與澳門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簡稱“CEPA”）升級，提出支持澳門培育若干個品牌會議、展覽活動，以及為內地赴澳參會參展人員辦理出入境證件及簽注提供進一步便利等措施，助推澳門會展業進入發展的快車道。目前，澳門建設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目標在不斷推進中。
中央政府大力支持澳門的發展繁榮
中央政府給予澳門的經貿制度紅利。在經貿制度紅利方面，一系列中央惠澳經貿政策，如《內地與澳門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及補充協議、內地居民赴澳門“個人游”、《粵澳合作框架協議》《橫琴總體發展規劃》，對促進澳門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同時，中央通過規劃明確澳門在國家總體發展格局中的定位，國家“十二五”規劃提出支持澳門建設一個中心、一個平臺，即世界旅游休閑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
其中，《內地與澳門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及其補充協議奠定了兩岸經貿合作的基本框架，使內地和澳門之間建立了自由貿易關系，于2004年正式實施。在貨物貿易方面，已全面實現了自由化。自2006年起，所有澳門原產貨物，經制定原產地標準后，全面實施零關稅。在服務貿易方面，內地對澳門累計優惠措施達到383項（40多個領域）。到“十二五”末期，內地與澳門將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同時，內地于2004年起，允許澳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在廣東省申辦個體工商戶，此后經營地點、范圍等限制不斷放寬。目前澳門居民可以在內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設立個體工商戶，無需經過外資審批。內地對澳門居民開放行業總數已達33個。此外，內地與澳門加強貿易投資促進、通關便利化、知識產權保護等10個領域的合作。中央還出臺了內地居民“個人游”、批準對澳門開放人民幣業務等政策。據統計，2017年CEPA項下內地進口澳門零關稅貨物7107.6萬元人民幣，同比下降14.5%；關稅減讓391.6萬元人民幣，同比下降13%。截至2017年12月底，累計進口澳門CEPA項下受惠貨物1.2億美元，關稅優惠5771.5萬元人民幣；澳門經濟局共發出4719張原產地證書，其中4181張使用的證書，總出口額8.6億澳門元；簽發澳門服務提供者證明書628份，主要涉及貨代、運輸、倉儲、物流、電信及廣告等領域；澳門居民在內地設立個體工商戶共1805戶，從業人員4446人，資金數額15601.8萬元人民幣，總體呈穩步增長態勢，發展情況良好。與此同時，工商部門還積極支持澳門市場主體商標注冊，尤其是國家工商總局，積極參加每年舉辦的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知識產權研討會，就兩地商標領域交流合作進行研討。在金融領域，截至2017年12月底，澳門人民幣存款總額397.4億元。
在會展業合作方面，商務部與澳門特區政府簽署《關于加強會展業合作協議》，采取多項措施便利澳門會展業者在內地設立企業或提供服務；允許澳門服務提供者在內地設立獨資、合資或合作企業，在內地提供會展服務和經營到港澳的展覽業務；支持澳門主辦、承辦若干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國際性、國家級的會議。在建設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平臺方面，在中央的支持下于澳門設立了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積極支持澳門搭建貿易投資促進、人力資源合作平臺。
隨著回歸以來中央一系列惠澳政策的實施，以及內地與澳門經貿交流的不斷深化，內地與澳門之間的進出口貿易呈現持續增長的良好態勢。2017年，內地與澳門貨物貿易額為32.7億美元，內地對澳門出口31.6億美元，同比上升0.7%；自澳門進口1.1億美元，同比下降25.9%。在經濟技術合作和貿易投資便利化方面，澳門與內地在促進貿易投資、電子商務、通關便利化、食品安全等10個領域開展了合作；允許澳門會計、律師、醫生等專業人士參加內地專業考試，取得執業資格后在內地執業；加強內地與澳門在銀行、證券和保險領域的合作等。
中央政府給予澳門的基礎設施紅利。隨著港珠澳大橋的通車，內地與澳門人民、企業和政府的往來將更為便捷，生產要素的流通將更為暢順。澳門作為跨國企業在粵港澳大灣區總部的優勢會更為突出，在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之間當天來回甚至每天來回的情況更為普及，內地與澳門的人民和企業都收獲了基建紅利。
中央政府給予澳門的其他紅利。在人才發展方面，內地建設了橫琴青年創業谷、中山火炬開發區澳門青年創業平臺、南沙粵港澳青年創新工場、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廠等讓青年施展才華、創業的平臺，為澳門青年到大灣區發展提供了良好條件。
在合作機制方面，澳門回歸后，在“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框架內，粵澳兩地政府成立了合作機制，即“粵澳合作聯席會議”，開展全面合作，范圍覆蓋經濟貿易、民生甚至環保領域。除廣東外，內地的兄弟省區市對澳門的關心和支持還體現在幫助特區抗擊非典疫情、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全力確保民生產品供應等多個方面。
澳門“一國兩制”實踐的主要經驗
堅定維護《基本法》的權威地位?！痘痉ā肥前拈T特區發展不可動搖的基石。在《基本法》框架內處理澳門的一切事務，始終堅定維護《基本法》的權威地位，是“一國兩制”方針在澳門成功實踐的關鍵，也是“一國兩制”澳門經驗里最寶貴的一條。例如，澳門特區的政治體制及其運作較好地體現了《基本法》的規定。作為直轄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澳門特區，實行的是“行政長官制”，與澳葡時期總督大權獨攬的殖民統治體制、西方國家古典的“三權分立”制或傳統的“議會至上”制不同。澳門按照《基本法》構架的政治體制較好地處理了行政與立法的關系，為推進民主政治建設的穩步向前提供了正確的指引。“行政長官制”是《基本法》框架下的制度創新，符合澳門的實際情況，對澳門的繁榮穩定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中央政府釋放制度紅利促進澳門發展。澳門，作為典型的開放型微型經濟體，本地市場狹小，對外依存度很高。內地，作為澳門經濟發展的堅強后盾和最主要的外部推動力，為澳門經濟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澳門回歸后經濟持續增長，除受益于享有“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外，還得益于“自由行”政策的傾斜和獨立的財政稅收制度。入境的內地旅客增加，帶動了澳門旅游博彩經濟效益不斷攀升，同時獨立的財稅制度讓澳門政府有資金支持，大幅增加公共投資力度，為經濟發展注入強勁動力（戴安娜、彭波，2013）。同時，內地對符合CEPA原產地標準的澳門產品全部實施零關稅，積極促進粵澳合作和泛珠江三角洲區域合作，允許澳門服務提供者在內地設立獨資、合資或合作企業，支持澳門主辦、承辦重大會議，批準港珠澳大橋建設和橫琴島開發規劃等實踐都為澳門發展提供了優良條件。國家“十二五”規劃首次將港澳部分獨立成章，“支持香港、澳門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在國家整體發展中繼續發揮重要作用”，從國家整體戰略的高度，為澳門經濟發展指明了方向，讓澳門的發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跳出“彈丸之地”的限制。
澳門同胞積極擁護“一國兩制”。“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有利于澳門的長期穩定繁榮，得到了澳門同胞的積極擁護，使澳門順利實現了中央政府授權下的“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澳門民眾具有長期的、深厚的愛國傳統，新中國成立后，澳門愛國進步社會力量團結在南光公司、南通銀行等國家駐澳機構周圍，服務社會，造福鄉梓，關注國家，對葡斗爭，建立和維系起覆蓋全澳門社會的華人自治網絡（許昌，2015）。澳門的和平回歸進一步激發了澳門同胞團結建設澳門的積極性，“一國兩制”充分發揮了澳門與世界廣泛聯系的優勢。澳門同胞積極把握住國家發展戰略的大計，充分利用中央惠澳政策，積極尋找和培育國家所需、澳門所長的多元經濟增長點，主動接軌國家“十三五”規劃和“一帶一路”倡議，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深化同內地特別是廣東省和“泛珠”地區的合作，把澳門命運與國家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使澳門的發展前景一片光明。
澳門同胞積極擁護“一國兩制”，注重產業引領，借助中央的支持政策、香港的營商優勢和澳門的休閑特色，在不斷豐富和強化旅游等優勢產業的同時，推動發展電子商務、特色金融、會展、公務機等新興產業（王志民，2017）。這些發展，尤其是與內地的融合，轉化為澳門民眾的切實利益，反哺每一位澳門民眾，形成良好互動機制。
保留澳門特色，因地制宜謀發展。澳門天然的臨海地理優勢、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特殊的歷史背景，使其作為一個中西文化交流與融合的平臺，在發展成為一個集旅游觀光、休閑娛樂、文化創意、會議展覽等多功能于一身的綜合性旅游城市上有著巨大的優勢。同時，澳門背靠珠江三角洲地區西部的經濟腹地，有整個中國大陸作為依托；受到有歷史傳統聯系并與之一體化的香港經濟的有力帶動；又與葡萄牙同歐盟、葡語系國家以及東南亞國家等經濟體接軌（陳章喜，2014），有不同于內地城市的獨特發展優勢。特區政府積極研究探索，制定出中、長期計劃和落實措施，因地制宜謀劃地區發展。
國家治理制度創新。為了解決歷史上遺留下來的領土問題，中國承諾在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時，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采用不同于內地的管治制度和管治方式。這種特殊的管治制度和管治方式在整個國家管理制度下運作，而特別行政區制度是我國對澳門恢復行使全面管治權的制度載體（王禹，2016）。在“一國兩制”的保障下，澳門不僅實現了平穩過渡和經濟快速發展，而且形成了族群和諧、共融共存的良好社會氛圍（鐘堅、章平，2009）。澳門的實踐經驗證明，要保證澳門地區的繁榮穩定，就必須繼續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因為有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大力發展經濟、持續改善民生、有序推進民主、促進社會和諧，所以才有了今天澳門的經濟繁榮、人民幸福。作為國家治理制度創新，“一國兩制”既為澳門保持自身優勢和特殊價值奠定了堅實基礎，也為中國內地制度創新和國際合作搭建了獨特平臺。
（暨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許倩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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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刁 娜
The Main Practic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Macao
Chen Zhangxi
Abstract: Since its return, Macao has made steady progress in advancing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achieved leap-forward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the people's livelihood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is is due to the princip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e Macao Basic Law is the cornerstone of Macao as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irectly exercises jurisdiction over Macao according to law, and the people of Macao govern Macao with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according to law.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fered institutional dividend to Macao to promote its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Macao compatriots actively supported the princip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ocused on industrial progress, and made full us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favorable polices, forming a two-way interactive mechan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 Bay Area project, Macao will gain new momentum in increasing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and people's livelihood.
Keyword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 Bay Area
陳章喜，中共中央統戰理論研究廣東基地副秘書長，暨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粵港澳區域經濟、城市經濟。主要著作有《粵港澳金融合作的系統研究》《CEPA與“泛珠三角”發展戰略》《城市土地經濟運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