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發現：
·?根據城市能級得分的梯度分布可以將19個副省級及以上城市分為3組：高分組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廣州4個城市，即通常所指的我國4個一線城市。中間組有重慶、杭州、武漢、南京、成都、天津、廈門、青島、寧波、大連、西安11個城市，這些城市多為日益崛起中的二線城市。一般組有長春、濟南、沈陽、哈爾濱4個城市，這些城市核心競爭力和輻射帶動能力還有待加強。
·?按照各城市經濟能級得分，高分組排名從高到低依次為上海、北京、深圳、廣州，中間組中重慶、杭州、南京實力較強，是二線城市中經濟發展的佼佼者，東北4個副省級城市則與其他城市差距較大。
·?將各城市的創新能級進行打分，北京、深圳在科技創新能力方面成績優異，而4個一線城市中，上海在創新發展上稍顯落后。二線城市中杭州、武漢、南京的創新能級最高，創新能級一般組中大連得分最高，而哈爾濱最低。
·?上海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和先行者，是開放能級中當之無愧的第一名，其次為北京、廣州，深圳位于第二梯隊。二線城市中，重慶、廈門、天津的開放能級位列三甲，對外開放程度最低的三個城市均為內陸城市。
·?從支撐能級的角度看，北京的服務和支撐能力最強，上海、廣州次之。二線城市中，重慶、杭州、成都的支撐能級高于其他城市。另外，長春的支撐能級在東北地區最高，哈爾濱得分低于其他城市。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同時“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城市群成為新的經濟增長極。2018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考察時強調，要堅定改革開放再出發的信心和決心，加快提升城市能級和核心競爭力，更好為全國改革發展大局服務。在當今世界，信息技術飛速發展、全球城市格局不斷演變，中國應當加快提升城市群能級和核心競爭力，充分發揮核心城市的影響和輻射作用，推進城市新格局構建，為更好的改革開放奠定基礎。
城市群是未來經濟發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潛力的核心地區。高質量的城市群必然是高能級的城市群，是在國際上具有核心競爭力和影響力的城市群，是以新舊動能轉換作為驅動引擎的城市群。高能級的城市群以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為新動能，新動能的釋放和能級的提升將推動城市群進一步實現高質量發展。在城市群以及區域經濟發展中起到龍頭作用的核心城市，將成為區域發展的主要能量源和資源聚集地，并承擔國家重大發展和改革戰略任務，配套享受規劃、交通、政策等支持，因此，應當在引領、輻射、服務地區高質量發展中發揮更大作用。
提升城市群發展能級是區域協調發展與有序競爭的必然選擇。近年來，以城市群為代表的區域一體化發展戰略不斷深入，對城市群內分工、協作、協調提出了更高要求，迫切需要高能級的核心城市發揮引領帶動作用，發揮其在資源整合、新業態孕育、體制機制創新、資源再分配方面的優勢，與周邊城市形成有效互補和錯位協調。能級較低的中小城市則應著眼于依托城市群，服務城市圈，實現差異化發展。如此才能逐步形成大中小城市彼此促進、協調發展的完善的區域經濟體系，有效避免重復建設、資源浪費和惡性競爭，形成更有競爭力的城市群，從而實現區域整體實力提升。
城市群與城市能級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提出要優化城鎮規模結構，增強中心城市輻射帶動功能，加快發展中小城市，有重點地發展小城鎮，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從城市功能和輻射范圍來看，主要分為綜合型和專能型兩類。綜合型城市是指某一城市的多種功能在一定區域范圍內起支配作用，從而使該城市成為區域內的綜合型中心城市，綜合型城市一般具有較高的城市能級。專能型城市是指某一城市的某一功能在區域內具有突出的地位和作用，在一個國家或一定區域內，由于專能型城市主要受制于資源和產業狀況，可以存在多個此類城市，而且正是由于存在著多個專能型城市，能夠優勢互補，以城市群的分布發揮整體效應。
一個成熟的城市群由多個不同能級的城市組成，其中每個城市按照自己的能級處于群系統中不同的空間區位上。不同能級的城市應當從經濟規模和城市內在發展規律出發，因地制宜、科學定位、合理分工，充分利用區域經濟整合發展的優勢和資源，找到符合自身實際定位的城市發展戰略和途徑。核心城市應注重提升城市能級，增強自身核心競爭力、影響力和輻射力，一方面有助于形成強大的發展內核，在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引領作用，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另一方面還可以推動構建合理分工架構，周邊城市圍繞核心城市承擔各種配套職能，城市之間通過良性的分工協作形成彼此內嵌的產業鏈。此外，高能級的核心城市集聚了各種高端要素，往往更容易孕育新的發展動能。按照專業化原則確定發展目標，以推動城市帶發展加強區域內的分工協作，是中小城市應當采取的城市發展戰略。
城市能級的內涵與評價體系構成
城市能級是城市的綜合實力及其對該城市以外地區的輻射影響程度。因此，城市能級是城市競爭力、影響力和輻射力的集中體現。核心競爭力是構成城市強大影響力和輻射力的重要影響因素，同時，擁有較強的影響力和輻射力又是推動一個城市形成區域甚至全球競爭力的必要條件。城市能級的提升過程，也是城市綜合功能完善和城市空間重構的過程，包括城市經濟實力的提升、城市基礎設施的完善、城市創新能力的增強、城市發展環境的優化等方面。同時，各個城市能級的提升，也有利于優化其所屬城市群的資源配置和空間拓展能力，提升區域經濟的整體實力。
核心競爭力是一個城市長期可持續的、不可替代的、可帶來比較優勢的關鍵能力，要求城市權衡自身的資源優勢和功能定位，進而實現差別化發展。城市競爭力由城市實力、城市活力、城市潛力等因素構成，以經濟實力、創新能力、開放程度、治理水平、宜居環境等為主要標志。影響力側重于城市在區域中所處的地位、話語權和吸引力，主要體現在城市當前的人口、用地、經濟規模，還有城市對于資本、信息、人才等要素的集聚能力。輻射力則強調城市憑借其經濟、社會、科技等方面的影響力，引領和帶動周邊區域快速發展，從而縮小地區間發展水平的差距，城市的輻射力表現為輻射內容（不同的輻射能力要素）、輻射強度（帶動周邊區域發展的速度及質量）、輻射范圍（發揮引領作用的地域空間范圍）。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經濟發展和資源稟賦極不均衡，在新一輪區域大發展背景下，我國區域核心城市的發展還尚存較大差異。如何增強城市現代服務水平、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加強城市流強度進而提升城市能級成為提升核心城市綜合競爭力的關鍵。因此，要轉變城市發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體系，培育城市核心競爭力，以內生發力、全局聚力、創新增力，推動區域高質量發展，必須不斷提升核心城市能級。
本文對我國19個副省級及以上城市的城市能級進行比較研究，這些城市分別為在城市群以及區域經濟發展中起到龍頭作用的核心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深圳、天津、重慶、廣州、成都、南京、西安、寧波、武漢、哈爾濱、沈陽、青島、杭州、長春、濟南、大連、廈門等城市。這些城市在區域范圍內的綜合發展水平較高，在全國的大城市中綜合實力較強，在各自的城市群中核心程度較高，外向功能突出，城市能級水平一般較高。
根據城市群和城市能級內涵的有關分析和研究，并考慮到核心城市在城市群的發展中所起到的功能以及城市能級評價的區分度問題，設計了城市能級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指標的選擇是根據城市能級的內涵和要求，充分考慮了城市能級評價的特殊性，兼顧了城市全面評價的要求，遵循了完備性、針對性和可獲取性的原則。由于19個副省級及以上城市的定位多為區域經濟增長中心、資源配置和調控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對外開放中心。因此，指標重點體現了城市的經濟功能、創新功能、開放功能、支撐功能。
指標的無量綱化方法
為了增強測評結果的科學性和可比性，在對指標數據的選擇和設定過程中，我們應用了此前測評研究中連續使用過的具有單調性和凸性特征的指數功效函數，對各三級指標數據分別進行了無量綱化和標準化處理。該功效函數的具體形式如下：
該功效函數中，d是量化后的得分，我們將其區間控制在了60－100之間，x是觀測值，也就是各指標數據的實際統計值，xh是滿意值，xs是不允許值。一般來說，正向指標滿意值取各指標的最大值，不允許值取其最小值。逆向指標滿意值應取其最小值，不允許值取其最大值。在操作過程中，經過功效函數的轉換之后，就可將各市的指標數值全部轉換為60－100之間的得分。
有必要指出的是，依據該功效函數所得出的結果是相對結果，前述指標數據的最小值和最大值會影響各城市得分。也就是說，如果改變參與測評的城市樣本量，可能會導致數據指標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發生變化，其綜合得分也會發生變化。但是這并不會對原有各城市之間排名順序產生影響，也就是原有各城市的先后排序將保持不變。
指標體系的權數
權重是指指標在該評價體系中的相對重要程度。目前，確定指標權重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是主觀賦權法，它主要根據相關領域專家的經驗對指標權重進行打分賦值，如德菲爾法、層次分析法等，但此種方法容易受到研究領域以及個人認知等的影響，會在一定程度上對權重的結果產生影響；二是客觀賦權法，規避了主觀因素的不利影響，更為客觀與科學，它對多個指標對象進行綜合的分析評價，其結果不受外界因素的影響。采用客觀賦權法確定權重，主要方法有主成分分析法、標準差系數法、熵值法等。
本研究的各指標權重系數的賦權法主要分為主觀和客觀兩種：已有的研究或采取專家調研法，即從主觀上為指標設定權重；客觀賦權法，即采用層次分析等統計方法，從數據的分析和統計中求得權重。此次測評，我們對于指標權重的設定采取的是變異系數法與主觀賦權法相結合。其中，一、二級指標權重通過客觀賦權法得到，三級指標權重通過客觀賦權法與主觀賦權法得到。經過綜合賦權后，得到各指標的權重系數。
測評結果
城市能級綜合排名
根據城市能級得分的梯度分布可以將19個副省級及以上城市分為3組：第一組為高分組（得分>80分），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廣州4個城市，即通常所指的我國4個一線城市，這些城市在全國政治、經濟等社會活動中處于重要地位并具有主導作用和輻射帶動能力，是具有高能級的全國中心城市；第二組為中間組（70分<得分<80分），有重慶、杭州、武漢、南京、成都、天津、廈門、青島、寧波、大連、西安11個城市，這些城市多為日益崛起的二線城市，經濟實力較強，發展潛力巨大，在自身所處的城市群中具有重要的影響力和輻射力，其能級水平在區域中較高；第三組為一般組（得分<70分），主要有長春、濟南、沈陽、哈爾濱4個城市，由于這4個城市所在的城市圈建設滯后，高端服務功能不足，中心城市輻射帶動作用有待加強，因此，在19個城市中能級水平較低。
高分組中，北京、上海城市能級得分高于深圳、廣州。與規模和人口不斷高速擴張的二線城市相反，北京提升城市能級的方式是通過減量發展。近年來，北京探索出一條通過規模精簡、功能減負和空間緊縮的精準“減量”模式，形成“規模約束、功能優化、空間提升”三位一體的高質量發展道路，從集聚資源求增長到疏解非首都功能謀發展，北京正在逐步完成城市深刻轉型，不斷提高城市各項能級。上海作為全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定位于成為與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卓越全球城市。上海堅持對標頂級、創造一流，對自身發展進行再審視，大幅提升了城市能級和核心競爭力，未來將持續致力于提升其在全球城市網絡中的影響力。《中共上海市委關于面向全球面向未來提升上海城市能級和核心競爭力的意見》中提出主攻5個新突破、打造8個新高地，包括推進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在制度創新、對外開放、品牌建設、創新創業、全球網絡、發展平臺、人才集聚、品質生活等關鍵領域打造新高地。既重視硬實力，又關注軟環境，是上海在提升城市能級和核心競爭力方面的特色。
中間組中，重慶、杭州兩個城市得分更具優勢。重慶作為超大城市之一，自2002年以來，經濟持續保持兩位數增長，近年來更是連續位居全國前列。當前處在結構調整升級關鍵期的重慶將高質量發展作為經濟發展的新方向，與過去更重視發展速度相比，當前的重慶則更加注重發展的質量效益，建設創新之城、推動綠色發展成為重慶的主旋律。近期重慶還出臺了《重慶市城市提升行動計劃》，首次為城市整體提升制定行動計劃，涉及城市規劃、建設、管理、交通、基礎設施、生態、人文、公共服務、創新9個方面，全面提升城市經濟品質、人文品質、生態品質、生活品質，力爭在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綠色化、人文化、智能化、國際化的現代城市。改革開放40年來，杭州實現了從“資源小市”到“經濟強市”、人民生活從“基本溫飽”到“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作為一座聚焦度迅速提升的城市，當前杭州也正為提升城市能級頻頻發力。一方面，其以創新之姿蓄力新動能，同時提出實施“擁江發展”戰略，拓展城市發展空間。另一方面，不斷提升城市國際化水平也成為杭州實現外在美的關鍵之舉。近期，杭州更是提出“一一六”工程，即：一城，建設獨特韻味別樣精彩世界名城；一窗，打造展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窗口；六大行動，全面推進擁江發展、三化融合、文化興盛、民生福祉、改革攻堅、強基固本六大行動，通過干好一一六工程，將杭州的城市能級提升到新的層次。
一般組中各個城市的核心競爭力、影響力和輻射力都還未達到應有水平。要實現區域均衡協調發展，推進各個副省級城市打造東北亞區域性中心城市，加快推進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全面振興，必須創造城市能級新模式來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提升城市對資源的聚集能力、增強對周邊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長春在4個城市中排名第一，表現相對較好。近年來，長春市始終突出建設東北亞區域性中心城市的發展方向，加快推進長春參與區域發展、集聚資源要素、搶占發展先機、拓展發展空間。圍繞建設東北亞區域性中心城市定位，長春著力打造經濟量級、城市能級、民生改善、社會治理、生態文明“五個升級版”，實現經濟發展、文化繁榮、法治優良、功能完善、生態一流、人民幸福的發展目標。同時，為了進一步提升城市能級，長春還提出 “一個高于”（主要經濟指標增速持續高于吉林省平均水平，加快向“萬億俱樂部”邁進，經濟發展在吉林省的首位度持續提升）和“一個前移”（城市綜合競爭力在全國同類城市中實現位次前移）的追趕目標。濟南城市能級雖然目前暫時落后，城市首位度低 ，但其發展潛力正逐漸顯現，尤其是當萊蕪劃入濟南后，不僅會增加濟南的經濟實力，提升經濟能級，更有助于濟南擴大自身在本省的影響力及帶動能力，做大做強山東城市群。2019年，濟南確定了“大強美富通”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目標，堅定不移打造區域性經濟中心、金融中心、物流中心、科創中心，集中精力打好新舊動能轉換、城市治理、雙招雙引、營商環境、鄉村振興、生態環保和交通樞紐建設攻堅戰，加快把濟南這個山東龍頭揚起來，當好新時代走在全省前列的排頭兵。
經濟能級排名
經濟能級反映了城市的經濟規模、發展質量和增長活力，是決定城市影響力、輻射力和城市能級的首要因素。按照各城市經濟能級得分，高于80分的城市排名從高到低依次為上海、北京、深圳、廣州，這4個城市也是全國經濟體量最大的城市，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典范，中間組中重慶、杭州、南京實力較強，是二線城市中經濟發展的佼佼者，東北4個副省級城市則與其他城市差距較大。
上海和北京經濟能級最高，值得一提的是兩個城市在改善營商環境和經濟活力方面做出的努力。作為城市重要的軟實力，上海的營商環境正在潛移默化地改變著。世界銀行發布的2019營商環境報告中，中國排名首次進入全球前50位，該項評估中，上海作為權重高達55%的樣本城市，做出了應有的貢獻。過去的一年被各界稱為上海的“營商環境改革年”。按照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大營商環境改革力度的指示和中央總體部署，上海對標世界一流標準，圍繞營商環境，在各個領域、各個層面系統深入推進改革，從內到外打造服務型政府，秉持“店小二”理念，優化政府管理流程。營商環境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目前上海已形成2.0版本的營商環境改革計劃，針對世界銀行相關指標，提出88項改革舉措和建議，繼續大幅壓減辦成一件事的時間、費用、材料、環節。另外，上海在建設國際經濟中心時多次強調要提高“經濟密度”。淡化GDP，不是不要GDP，而是要更高質量的GDP，提高“經濟密度”、以畝產論英雄，正是追求更高質量GDP的途徑之一。北京位列第二，北京在經濟增長和轉型發展方面都引領了全國城市的發展，已經取得了很大成績而且還在持續不斷地優化營商環境，提升經濟發展的活力。2018年，北京在國內營商環境試評價中綜合排名第一，與此同時，也是全球兩個開辦企業免費的城市之一。 2019年以來，含金量更高的“9+N”2.0版的優化營商環境措施發布，聚焦辦理建筑許可、獲得用水用氣、納稅等領域，再推出一批短小精干、務實管用的改革舉措，推動北京營商環境持續改善；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意見也將出臺，進一步擴大民營企業生產經營舒適度。
中間組中，杭州、南京一直被視為二線城市里經濟發展的“優秀生”。杭州在過去的一年，各項經濟指標繼續保持“增長中高速、質效中高端”。從經濟總量、產業支撐，到企業開辦指標、用水用氣報裝等營商環境指標，再到高校資源、人才總量，杭州與全國其他城市進行對比均排在第一方陣。創新創業之城，是許多人形容杭州的新代稱。這背后，是杭州正持續深化創新驅動戰略，使新舊產業共生長、創新人才不斷積聚，為城市發展培育起內生動力，數字經濟已經成為杭州新舊動能轉換的“加速器”。杭州提出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互聯網+”創新創業中心的目標，堅持一手抓數字產業化、一手抓產業數字化，不斷積蓄新的動能，讓傳統產業煥發生機活力，支撐杭州發展行穩致遠。2018年，南京地區生產總值可比價增速和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同口徑增速均居全省第一，這“兩個第一”，是南京發力提升產業首位度、堅持不懈邁向中高端、探索轉型升級新模式的階段性成果，也是南京落實高質量發展打造新動能創造新效率的初步展現。強化科技引領，抓牢項目支撐，是南京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先進制造業發展越來越快，占比越來越大，實現了發展的“動力轉型”。但是，南京不僅要在總量、規模、速度上持續發力，還要在質量、結構、效益上尋求突破和趕超長三角城市。
創新能級排名
高能級的城市群是以新舊動能轉換作為驅動引擎的城市群，通過提升自主創新、產業創新、人居環境創新和體制機制創新能力，實現新舊動能轉換，不斷提升城市群發展能級。將各城市的創新能力進行打分，可以顯示出創新能級的層次，高分組中北京、深圳在利用創新驅動戰略推進城市經濟增長方面成績優異，而4個一線城市中，上海在創新發展上稍顯落后；二線城市中杭州、武漢、南京的創新能級最高，一般組中大連得分最高，哈爾濱最低。
深圳在19個城市中科技創新實力較強。深圳在改革開放的40年間，從一個封閉落后的邊陲農業縣到躋身我國一線城市之列，成為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深圳經濟的跨越式增長源自其根植于基因里的創新密碼。從40年前沒有一所大學、沒有一家科研院所、科技資源幾乎為零到目前擁有5G技術、石墨烯、太赫茲芯片等一系列高新技術，深圳走在了世界創新前沿。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腳步，深圳還崛起了一大批各領域內的世界領先企業。如今的深圳，已走出了一條從跟隨模仿式創新邁向源頭創新、引領式創新的躍升之路，成功躋身于全球創新價值鏈中，成為全球科技創新高地。在深圳，有一組引以為傲的數據：90%的創新型企業為本土企業、90%的研發人員在企業、90%的研發投入源自企業、90%的專利產生于企業、90%的研發機構建在企業、90%的重大科技項目由龍頭企業承擔，企業是推動深圳科技創新的主力，創新型經濟已成為深圳經濟發展的主引擎。知識產權是區域創新競爭力的核心要素。實施最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是深圳實現“創新之都”的必由之路。近年來，深圳在全國率先出臺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工作若干規定，成立知識產權法庭，推行行政、民事、刑事“三審合一”，從立法、執法等方面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嚴厲打擊侵權假冒行為，強力保護創新成果。
武漢近年來通過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大幅提升了自身的核心競爭力。在長江沿線城市中，武漢經濟總量和人口規模均位居前列，具有支撐長江中游地區和承啟上下游的獨特作用。長江中游城市群以武漢為中心，引領長江中游城市群高質量發展是國家賦予的重大歷史使命。近年來，武漢加快產業轉型升級，以信息技術、生命健康、智能制造為立足之基，芯片、基因工程、金融等新技術革命要素正在重新鍛造城市靈魂。2017年，武漢地區生產總值達1.34萬億元左右，三大戰略新興產業產值均增長17%以上，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層出不窮。武漢還實行招才引智與招商引資并舉。同時，武漢作為大學之城，科教資源是其得天獨厚的優勢，“百萬大學生留漢創業就業工程”有助于發展“菁英經濟”，讓大學生能就業、易創業、快落戶、好安居，打造“大學生最友好城市”，優化人才結構。同時，武漢實施“百萬校友資智回漢工程”，發展“校友經濟”；實施“高校科研成果轉化對接工程”，發展“院士經濟”；實施“海外科創人才來漢發展工程”，發展“海歸經濟”。
大連的創新能級在東北地區排名最高。大連提出，到2020年，建成東北科技創新中心，邁入國家創新型城市前列；到2030年，基本建成東北亞科技創新創業創投中心；到2050年，打造我國世界科技創新強國和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創新高地的重要支點。黨的十九大以來，大連為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以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建設為重點，加速推進產業邁向價值鏈中高端，深入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制定出臺一系列科技創新政策體系、政策措施，在推進科技成果轉化機制與平臺建設、加速各類創投中心和創新平臺、科技與自主創新示范區管理制度保障等方面取得明顯成效，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核心帶動作用不斷增強，《大連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三年行動計劃（2017—2019年）》順利實施。另外，大連還積極推進自創區管理體制改革，探索建立自創區“一區多園”發展模式，推動自創區與自貿區“雙自”聯動發展，進一步彰顯自貿區和自創區引領全市創新發展的領頭雁和增長極作用。
東北地區各城市創新能級偏低的原因之一是其經濟依然受到傳統制造業主導，高附加值產業、綠色低碳產業、具有國際競爭力產業的比重偏低。要提升創新能級，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堅持不懈加快傳統制造業科技創新發展的同時，還應大力推動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高技術產業發展，積蓄新發展動能。同時，政府應解放思想，著力于將創新政策落到實處，營造良好的科技創新政策環境，幫助企業解決實際問題，鼓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進一步提高地區科技創新水平。另外，人才是科技創新的根本，是推動科技進步和技術革新的寶貴財富及核心力量，要打造適宜科研人才落戶創業的環境，建設一座在醫療、教育、文化、交通、信息化等領域具有全方位競爭優勢的品質城市，才是留住人才的根本。
開放能級排名
上海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和先行者，是開放能級中當之無愧的第一名，其次為北京、廣州，深圳位于第二梯隊。二線城市中，重慶、廈門、天津的開放能級位列三甲，這三個城市均為港口城市，外向型經濟發展迅速，是我國對外開放布局中的重要節點；對外開放程度最低的三個城市均為內陸城市，應抓住“一帶一路”等國家戰略和歷史機遇建設內陸開放高地。
上海的開放能級為19個城市中最高水平。黨中央建設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重大決策和習近平總書記“加快向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進軍”的要求，為上海繼續當好全國改革開放排頭兵、創新發展先行者指明了方向。進入新時代，上海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全力推進上海自貿區建設。完善互利共贏、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推動開放朝著優化結構、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轉變，使上海發展站上新的更高起點。剛剛結束的2019年上海兩會上，上海明確要加快建設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探索保稅展示交易常態化模式，引進更多的國際資本、國際企業，進一步放大進口博覽會的溢出帶動效應，打造面向全球、服務全國的開放式創新示范場和聚散地，推動創造新時代上海發展的新傳奇。
廣州的對外開放水平位于第一梯隊。廣州自古便是閃耀中國南部的商業明星城市，以開放包容聞名全國、享譽全球。從1979年開創中國酒店業引進外資先河，到1984年被批準為沿海開放港口城市，隨后設立廣州開發區，再到2012年和2014年先后獲批南沙國家級新區和中國自貿區（廣東）南沙片區，等等，廣州的開放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經過40年的對外開放，廣州的對外貿易不斷實現跨越發展，利用外資水平和質量不斷提升，作為國際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持續增強，南沙自貿區成新一輪對外開放先行地，國際航空和國際航運樞紐功能日益增強。除了積極推動“走出去”和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廣州還著力打造國際合作平臺，集聚高端資源要素。廣州開發區、空港經濟區、自由貿易試驗區等，成長為標志性的對外開放發展平臺；廣州知識城、科學城、生物島、國際金融城、琶洲互聯網創新集聚區等一批新型國際合作平臺迅速崛起。目前廣州已經成為我國對外開放格局中的重要樞紐城市，這為新時期廣州全面開放打下了堅實基礎。
廈門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促進了新一輪轉型發展。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廈門市充分發揮經濟特區的政策優勢和獨特的對臺區位優勢，逐步擺脫了過去長期處于的“封閉”“半封閉”狀態，通過大膽地引進來、走出去，逐步構建完善全方位、多層次的對外開放格局，成為境外資本的重要聚集地、對外貿易的重要口岸、對外交流對內輻射的重要窗口。改革開放四十年后，廈門國際化程度不斷加深，外經外貿成為了廈門特區的最大優勢和最大特點，廈門營商環境排名全國第二，僅次北京。如今，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已成為廈門轉型發展和提升城市綜合競爭力的重要抓手。隨著經濟特區營商環境越來越好，廈門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大力開展投資促進活動，積極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已發展成為境外資本的重要聚集地。近年來，隨著廈門經濟建設的迅速提升，在大力“引進來”的同時，廈門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對外投資向利用境外資源、開展跨國經營、開拓新興市場等良好方向發展，已成為廈門市構筑開放型經濟體系、參與全球資源優化配置，促進轉型發展的重要動力。
哈爾濱為了深度融入“一帶一路”建設，構筑對外開放新格局，做出了諸多嘗試和努力。依托于毗鄰俄羅斯的地緣優勢，哈爾濱打通大通道、搭建大平臺、建設大物流、興起大貿易、帶動大產業，從多維度構筑起具有強大輻射力、帶動力、競爭力的對外開放合作體系。兩年前，習近平總書記視察黑龍江時指出，要打造跨境產業鏈和產業聚集帶，建設境內外聯動、上下游銜接的跨境產業合作基地。對于現在的哈爾濱來說，中俄博覽會、哈洽會、綠博會等一系列國際水準的展會就是一扇扇敞開的大門，連通著哈爾濱優勢項目產業對接“一帶一路”的時代機遇。通過展會平臺，哈爾濱在科技創新、要素市場、產業結構、物流商貿等諸多領域深度融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產業體系，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給和高效置換。如今，哈爾濱構筑起了西接歐洲、東接東北亞乃至北美的物流大通道。對俄客運和貨運包機航線、龍運哈俄公路通道等縱橫交錯的物流網絡貫穿哈爾濱。哈爾濱主動對接“一帶一路”建設，織密海陸空交通網，開啟了一場“邊陲變樞紐、末梢變前沿”的蝶變。
支撐能級排名
支撐能級主要衡量城市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社會治理、生態環境等對城市及城市群發展的支撐作用。推動城市轉型升級，就是要強化城市集聚輻射作用，提升城市的支撐能級。從支撐能級的角度看，北京的服務和支撐能力最強，上海、廣州次之，這些一線城市在產業轉型發展和城市功能升級方面起步早、發展水平高，因此，其支撐能級在全國處于較高水平；二線城市中，重慶、杭州、成都的支撐能級高于其他城市。另外，長春的支撐能級在東北地區最高，哈爾濱得分則明顯低于其他城市。
北京的支撐能級得分最高。作為我國首都的北京，在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能力和社會治理能力方面無疑領先全國。北京是全國最早推出城市管理網格化模式的城市之一，經過10余年的標準化建設，北京網格化服務管理能力持續提升，將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構建簡約高效的基層管理體制，被稱為“街鄉吹哨、部門報到”。北京還積極探索黨建引領基層治理體系機制創新，聚集辦好群眾家門口事，打通抓落實“最后一公里”，在解決基層治理難題、切實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工作上取得了初步實效。生態環境一直是制約北京發展的短板。北京生態文明建設關乎城市品質和民生福祉，是建設國際一流的和諧宜居之都的重要支撐。近年來，北京市對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治理的重視程度不斷加深，通過“精治、共治、法治”，發動基層干部和社會公眾的力量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特別是大氣污染防治取得了成效。2019年，北京將進一步加大生態環境治理力度，在大氣治理保持一定水平基礎上，加大水、土治理力度，按照三年行動計劃，提升生態文明整體水平。
重慶在提高城市支撐能級的舉措中，對基層設施的投資不可忽視。對集大農村、大山區、大庫區為一體的重慶而言，以基礎設施建設牽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18年重慶固定資產投資增長7%，其中基礎設施投資增長11.5%，重慶“米”字形高鐵網絡正加速形成。根據規劃，今年重慶還將投資推動一批重大交通設施建設和“四好農村路”建設，將加強5G網絡、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著力補齊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短板。在社會治理方面，重慶聚焦社區服務供給、居民參與和社會協同等突出問題，健全完善社區治理體系，增能力、補短板，持續提升社區治理“社會化、專業化、智能化、法治化”水平，著力強化“三基建設”、探索“三治融合”、深化“三社聯動”，不斷提升城鄉社區治理和服務效能，為服務全市改革發展大局進行了有益探索。
成都的支撐能級在第二梯隊中得分較高。2016年4月發布實施的《成渝城市群發展規劃》中明確提出了成都要“以建設國家中心城市為目標”。成都結合自身的條件和比較優勢，確立了全面增強經濟、科技、金融、文創、對外交往中心和綜合交通通信樞紐“五中心一樞紐”功能支撐體系。當前，成都更加注重協調發展，創新性提出統籌推進東部區域增量拓展和西部區域減量發展、中心城區品質提升與近郊區域功能完善，引導城市人口、生產力、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等合理布局。聚焦高標準治理，加快提升超大城市治理能力，深入推進鐵腕治霾、重拳治水、科學治堵、全域增綠“三治一增”，構建“軌道+公交+慢行”三網融合的綠色交通體系，大力推動通風廊道和遠眺系統建設。更加注重共享發展，始終堅持“城市的核心是人”理念，確立建設美麗宜居公園城市的發展方向，構建國際標準、覆蓋城鄉、便捷共享的公共服務體系，努力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注重綠色發展，堅持以水定人、以底定城、以能定業、以氣定形，堅守人口總量上限、生態控制線和城市開發邊界“三條紅線”。
【執筆：人民智庫研究員 焦 歡】
責編：趙博藝 / 蔡圣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