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下半年以來，全球主要經濟體復蘇動力減弱，增長速度趨于放緩，下行壓力明顯加大，不確定不穩定因素明顯增多。主要國際經濟組織紛紛下調世界經濟增長預期。
數據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紀翊、曾琦/制圖
作者：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
2018年，世界經濟總體延續復蘇態勢，但增長基礎并不穩固，增長速度趨于放緩，增長動能開始減弱，不確定不穩定因素明顯增多，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影響還未消除，一些結構性問題仍很突出，未來的復蘇之路并不平坦。從趨勢上看，經濟全球化在曲折中繼續深入發展，國際經貿規則和全球治理體系深刻調整重構，世界經濟形勢更加復雜多變。
一、世界經濟總體形勢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1月份發布《世界經濟展望》報告稱，2018年世界經濟增長率約為3.7%，略低于2017年3.8%的增速；預計2019年增長率為3.5%，這比2018年10月份報告的預測低了0.2個百分點。
（一）世界經濟有望延續弱復蘇態勢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經濟復蘇“一波三折”。2016年下半年世界經濟出現回暖跡象，發達國家經濟增長加速并帶動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增長，全球主要經濟體一度出現同步復蘇。但2018年尤其是下半年以來，主要經濟體走勢開始分化，世界經濟擴張勢頭回落，國際貿易和投資增長放緩，困擾各國經濟增長的結構性問題遲遲未能解決，主要經濟體宏觀政策明顯分化，部分國家股市遭遇重挫，經濟普漲的樂觀情緒趨于降溫，經濟下行壓力明顯加大。
2019年世界經濟大幅失速或陷入衰退的風險整體可控，有望延續弱復蘇態勢，但增長速度趨于放緩，主要經濟體走勢進一步分化，總體上仍處于國際金融危機后的深度調整期。國際金融危機爆發至今已經超過10年，以往的重大風險已基本釋放，但新的風險又在形成，短期內將世界經濟拖入衰退的可能性相對較低，卻嚴重影響世界經濟的穩定增長，給各國的宏觀政策提出新挑戰。在經濟減速和債務高企的情況下，各國宏觀經濟政策都面臨穩增長與防風險之間的艱難抉擇和平衡，財政貨幣政策的分化和取向存在不確定性。
（二）發達國家經濟增速將明顯放緩
美國經濟增速趨于回落。2018年美國經濟在減稅和前期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出現強勁增長，在發達經濟體中“一枝獨秀”。據美國商務部統計，2018年前三季度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分別增長2.2%、4.2%和3.4%，其中第二季度創2014年第四季度以來最快增速；全年失業率維持在4%以下，尤其是2018年9月至11月3.7%的失業率創下49年來最低水平，基本處于充分就業狀態，通脹壓力不大，家庭資產負債表持續改善。基本面不斷改善為2019年美國經濟增長提供了支撐，但預計增長速度將出現一定幅度的下滑，主要原因是：特朗普上臺后實施的經濟刺激政策邊際效應逐步遞減，持續加息將抑制消費和投資需求增長，大規模貿易摩擦削弱美國企業競爭力，而困擾美國經濟的政府債務高企、產業“空心化”、收入分配不均、中產階級剝奪感增強等結構性問題并未得到有效解決。2018年第四季度美國股市劇烈波動并跌破年初水平，長短期國債收益率出現倒掛，預示著企業盈利高峰期已經過去，市場對美國經濟增長預期趨弱。IMF預測，2019年美國經濟增長2.5%，增幅比2018年降低0.4個百分點。
歐元區經濟僅能維持低速增長。2018年歐元區經濟高位回落，全年增長1.8%，增幅比2017年下降0.6個百分點；其中，四個季度同比分別增長2.4%、2.2%、1.6%、1.2%，呈下行走勢。2019年歐元區經濟面臨的不確定性因素較多，英國“脫歐”、意大利財政問題都進入了關鍵階段，法國國內局勢依然動蕩，美歐貿易爭端暗潮涌動，一旦諸如英國“硬脫歐”等極端情況出現，將對歐元區經濟形成劇烈沖擊。為刺激經濟復蘇，歐央行自2015年開始實施購買政府和企業債券計劃，但該計劃已于2018年底結束；不過已經投入市場的資金存量巨大，3年來歐央行通過該計劃累計購債總規模約為2.6萬億歐元，其資產負債表由2.2萬億歐元擴大至4.7萬億歐元，金融市場環境還是比較寬松的，將對歐元區經濟增長形成一定支撐。歐元區綜合采購經理人指數等先行指標仍處于榮枯線之上，表明經濟仍在擴張，加上失業率緩步下行、企業投資有所上升，如果不出現極端情況，2019年歐元區經濟有望繼續維持弱增長態勢。IMF預測，2019年歐元區經濟增長率將從2018年的1.8%下降到1.6%。
日本經濟增長疲弱且不穩定。2018年日本經濟增長并不穩定，第一、三季度均出現負增長，日本內閣府初步統計數據顯示，全年實際增長0.7%，增幅比2017年下降1.2個百分點；物價走勢依舊疲弱，但失業率持續保持在2.5%以下的較低水平。近期日本消費者信心指數和商業信心指數不斷下行，私人消費和商業投資疲軟，企業利潤下滑，加上人口老齡化嚴重、結構性改革推進困難、高債務壓縮宏觀經濟政策空間等難題，2019年的經濟形勢也不樂觀，季度間仍可能出現較大波動。IMF預測，2019年日本經濟增長1.1%。
（三）新興經濟體走勢繼續分化
2018年，新興經濟體“苦樂不均”。亞洲發展中國家方面，我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全年經濟增長6.6%，增速位居世界前五大經濟體之首，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接近30%，是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大貢獻者。印度莫迪政府2016年11月宣布“廢鈔令”，廢除500盧比和1000盧比兩種最大面額紙幣（約占全部流通貨幣總值的85%），對印度經濟造成強烈沖擊；兩年過去該政策影響逐漸消退，稅收改革積極效應也逐步顯現，扭轉了近年來經濟連續減速的態勢。東盟國家經濟整體表現良好，基礎設施投資和對外貿易發展為經濟增長提供有力支撐。能源資源出口國方面，得益于國際油價支撐，俄羅斯經濟逐步企穩，但近期石油價格前景減弱給俄羅斯增長預期帶來不利影響；俄經濟發展部長奧列什金日前表示，預計2019年俄經濟增速將從2018年的2%放緩至1.3%。南非經濟一度陷入衰退，直至2018年第三季度走出衰退，但經濟增長仍面臨礦業產出下降、土地和礦業改革不確定性對投資者信心形成打壓等諸多挑戰，預計2019年經濟增長1.4%。中東地區主要石油出口國經濟增長較為平穩，沙特阿拉伯政府于2016年推出的旨在對經濟社會進行全面改革的“2030愿景”初見成效，經濟從2017年的負增長轉向正增長。拉美國家方面，受貨運卡車司機罷工、私人消費放緩、政局不穩等因素影響，巴西經濟增長疲弱，2018年經濟增速預估僅為1.3%。阿根廷經濟形勢嚴峻，貨幣貶值、經濟下滑、失業增加、社會動蕩形成彼此強化的“負反饋”，2018年全年累計通貨膨脹率達到47.6%，創1991年以來最高紀錄；聯合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最新報告預計，2018年和2019年阿根廷經濟分別下滑2.6%和1.8%。
近年來，新興經濟體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斷加大，但總體上仍未擺脫在市場、技術、資金等方面對發達國家的依賴，在全球經濟運行大格局中的地位仍有待提升。2017年以來，新興經濟體的復蘇更多源自發達國家市場擴張的帶動，自身產業結構單一、科技創新能力弱、城鄉區域發展失衡、社會領域欠賬多等結構性問題依然突出，加上對外需市場、國際融資環境、大宗商品價格等因素較為敏感，內生性增長動力不強，釋放發展潛力有待進一步破題。2019年，在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放緩、貨幣政策繼續正常化、外部融資環境進一步收緊的情況下，新興經濟體可能面臨較大壓力，走勢不確定性增大，并將繼續分化。IMF預測，2019年亞洲新興經濟體增長6.3%，高于世界新興經濟體總體4.5%的平均水平；而中東北非地區增長2.4%，拉美和加勒比地區僅增長2.0%。
二、2019年世界經濟運行面臨的主要風險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已經超過10年，但其深層次影響依然存在，世界經濟增長新舊動能轉換尚未完成。2019年世界經濟仍將繼續深度調整，一些風險點值得高度重視。
（一）貿易保護主義陰影難消
過去30年，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為各國提供了難得發展機遇，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勁動力。但也積累了深層次矛盾，遇到了新的挑戰。過去30年，全球最富國和最窮國人均GDP差距擴大近120倍，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擁有財富量超過其余99%人口財富總和。從國家內部看，部分國家對外產業轉移造成崗位流失，藍領工人就業受到嚴重沖擊，中產階級收入減少，社會結構惡化。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加劇了經濟全球化繁榮表象背后所掩蓋的經濟社會矛盾，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大量滋生并不斷加劇，多邊貿易體制受到沖擊。
貿易保護主義的成因復雜而深刻，短期內難以風平浪靜。歷史經驗表明，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一方，無一例外地會遭受對手方的反制，最終結果往往是“雙輸”。當前全球范圍內存在多個經濟體間的貿易爭端，一旦局勢失控而演變為大規模貿易戰，勢必拖累全球貿易投資增長，削弱世界經濟復蘇動力。面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世界各國本應合作應對一切挑戰，引導好經濟全球化走向，讓它更好惠及每個國家和每個民族。但有些人卻把問題簡單歸咎于經濟全球化，給未來世界經濟復蘇橫添阻礙。
（二）全球流動性可能進一步收緊
近年來，美聯儲通過“加息+縮表”方式加快推進貨幣政策正常化，自2015年12月啟動本輪加息周期以來已加息9次。2018年下半年以來，受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國債收益率倒掛等因素影響，平衡控制經濟金融風險和避免經濟衰退的難度上升，但整體看仍處于加息通道。從歷史上看，美聯儲每次加息都會導致資產價格重估和市場波動，拖累美國國內私人消費和投資增長，進而給世界經濟增長帶來壓力。
由于美元獨特的全球地位，美聯儲貨幣政策調整外溢效應十分明顯。在之前美聯儲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時期，廣大新興經濟體吸收了大量新增流動性，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復蘇，但房市、股市的虛假繁榮也積累了較高的金融風險，延誤了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時機。如果美聯儲“加息+縮表”持續推進，全球流動性恐將不斷收緊，給新興經濟體復蘇增長帶來負面影響。特別是對于基本面較差、外匯儲備較少、經常項目逆差較大的新興經濟體而言，出現資產泡沫破滅、資本流入逆轉、債務負擔劇增等風險的概率上升，甚至不排除在局部爆發金融危機的可能。歷史上，美聯儲啟動每一輪加息周期都會導致若干新興經濟體陷入困境，2018年阿根廷、土耳其等國出現的嚴重資本外流、貨幣貶值、經濟減速便是實例。
（三）國際金融和商品市場波動可能加大
2019年，全球流動性趨緊和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將導致市場風險偏好降低和資產價格重估，可能還會繼續引發國際股市、匯市、債市調整波動，增加世界經濟運行風險。近10年來，在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帶動下，全球股市整體上漲，但2018年10月以后在美股暴跌帶動下大幅下挫，截至2018年底，除了印度、新西蘭等個別國家股市較之年初尚有微幅上漲之外，其他經濟體股市皆“由牛轉熊”。雖然2019年初以來全球股市出現反彈，但全年出現大幅上漲的可能性不大。美元匯率整體處于高位震蕩狀態，截至2018年12月中旬，美元指數比年初上漲超過6%，不排除2019年美元匯率高位回落的可能。
2019年，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可能寬幅波動，給國際貿易和各國經濟運行帶來復雜影響。2018年國際油價高開低走，考慮到世界經濟有望繼續增長、國際原油供需基本平衡，國際油價持續大幅下挫的可能性不大；但受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與非OPEC國家博弈、美元匯率波動、地緣政治沖突等因素影響，個別時期還將出現一定幅度的波動。IMF預測，2019年國際油價將下降14.1%，非能源類大宗商品價格下降2.7%。
（四）地緣博弈競爭加劇
近一個時期以來，全球政治格局深刻調整，地區熱點問題此起彼伏，恐怖主義、網絡安全、重大傳染性疾病、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持續蔓延，大國關系進入分化重組新拐點，給全球經濟復蘇帶來不確定影響。
當前，全球范圍內地緣政治熱點頗多，特別是作為重要油氣資源產地的中東地區地緣格局遠未定型，有關各方反復爭奪，局部地區局勢失控的風險客觀存在，增加了國際油價走勢不確定性，也將經由國際貿易渠道影響油氣出口國和進口國的經濟運行，給世界經濟增長蒙上陰影。
三、世界經濟中長期發展趨勢展望
從中長期看，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經濟全球化歷史大勢不可逆轉，但不確定不穩定不平衡因素依然較多，未來世界經濟復蘇之路并不平坦。
（一）世界經濟仍將繼續深度調整
近年來，全球范圍內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層出不窮，新的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布局加速重構，推動世界經濟進入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時期。一方面，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正在孕育新突破，人類面臨的巨大資源環境壓力和美好生活需要正在轉化為科技創新的強大動力，世界主要國家紛紛布局以綠色、低碳、智能為特征的新興產業，把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網絡等作為發展重點，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新一輪產業革命已初見端倪。另一方面，具備廣闊產業化市場化前景的重大技術突破和通用技術創新尚在孕育之中，世界經濟增長新動能仍未形成，全球潛在增長率受人口老齡化、貧富差距擴大、長期投資疲軟等一系列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困擾不升反降，世界經濟仍處在新舊動能、新舊產業和新舊業態轉換的調整期和過渡期。
從趨勢看，全球經濟增長動能“推陳出新”將是一個長期漸進的過程，其步伐、節奏將對未來世界經濟走勢產生決定性影響。同時，近年來全球債務過度擴張，IMF數據顯示，2018年全球債務總規模比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高出50%以上，加上全球流動性趨緊，通過宏觀經濟政策刺激增長的空間不足。綜合判斷，未來一段時期深度調整的世界經濟將難以重現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的高增長。
（二）經濟全球化在曲折中繼續深入發展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貿易增長面臨重重壓力，結束了新世紀以來全球貿易量增幅超過全球GDP增幅的歷史，經濟全球化速度減緩。2017年全球貿易量強勁增長5.3%，但2018年下半年全球出口訂單、國際空運、集裝箱港口吞吐量等貿易驅動因素均面臨下行壓力，IMF預計2018年全球貿易量增速為4.0%，出現明顯下滑。
受保護主義和內顧傾向等因素影響，全球資本、人員和技術流動均面臨多重阻力，然而資本的逐利性不會改變，必將沖破各種障礙尋求資源的最優配置，加上全球范圍內科技進步持續推進、各國相互依賴程度加深，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潮流不會逆轉，而是在時代大潮中波浪式前進、在艱難曲折中向縱深發展。
（三）國際經貿規則深刻重組重構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國際經貿規則實現了從貨物貿易向服務貿易，從貿易向投資、知識產權以及發展援助等議題的不斷演進，促進了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化。當前，新一輪國際經貿規則重構正在拉開序幕，東西關系、南北關系以及新舊規則相互交織，新一輪規則博弈正在展開。一方面，世界貿易組織（WTO）多哈回合談判舉步維艱，國際多邊自由貿易體制的有效性和權威性有待進一步提升，發展中國家發展利益和政策空間仍需保障。另一方面，受自身結構性因素影響，部分發達國家在參與全球經貿合作過程中感到力不從心甚至是“吃了虧”，希望通過重構全球經貿規則、構建高標準自貿協定等方式維護自身利益。
2018年底美國聯合加拿大、墨西哥共同簽署“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USMCA），標志著美國完成了北美經濟板塊經貿規則的重新整合，該協定實質是“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的核心條款卷土重來，其中“毒丸條款”（該條款實際上禁止締約國與“非市場經濟國家”達成自貿協議）等排他性安排的負面影響不容忽視。未來圍繞全球經貿規則調整的斗爭將更加激烈，推動WTO進行必要改革，開展雙多邊自由貿易談判，貫徹開放、包容、非歧視的核心價值和原則，將是一個艱難曲折的過程，也是國際社會需要共同應對的重大課題。
（四）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面臨重大變革
當前，國際力量對比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世界多極化發展仍是大勢所趨。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明顯增強，但對發達國家的經濟依賴性依然較強；發達國家盡管整體實力相對下降，但依然擁有產業、科技、軍事和軟實力等優勢。隨著全球治理格局“南升北降”、“東升西降”，國際社會對以制度化、規則化方式有效解決國際事務的訴求越來越強烈。
同時，人類社會面臨的能源資源安全、糧食安全、氣候變化、恐怖主義等全球性挑戰不斷增多，貧富差距、南北差距等問題日益突出，解決這些問題必須依賴全球治理和國際合作。當前全球治理機制排他性、封閉化和規則碎片化問題依然嚴重，越來越難以跟上時代步伐和適應形勢變化，變革全球治理體系、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模式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進一步凸顯。從長遠看，全球治理體系改革進程將深刻影響世界經濟發展前景。
執筆人：畢吉耀、張哲人、原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