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2年澳中建交后，雙邊關系發展較為平穩，一度成為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文化國家間關系的典范。然而近年來，兩國關系卻進入多事之秋。這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下述原因值得關注：澳中關系的結構性基礎已經發生了變化；澳大利亞在中國外交戰略布局中的處境漸顯尷尬；澳大利亞與中國進行戰略博弈的籌碼日漸稀少，等等。這些因素決定了澳大利亞對華政策缺乏清晰的戰略視角以及一以貫之的政策。澳中關系如要實現轉寰，關鍵在于澳方轉變心態，與中方相向而行，并為澳中關系的發展付出切實努力。

【關鍵詞】澳大利亞  澳中關系  南海問題  中澳自貿協定

【中圖分類號】D829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20.008

近年來，澳中關系進入多事之秋，先是特恩布爾政府反對中國對南海諸島擁有主權，支持菲律賓政府就黃巖島糾紛發起國際仲裁；后又對中國與太平洋島國的互惠合作說三道四，并使出各種手段予以干預或阻止[1]；近又出臺“間諜和外國干涉”和“外國影響透明度”兩個法案，借此影射中國對澳大利亞內政的“干涉”和“滲透”[2]，等等。澳方政客不負責任的言論以及為消解“恐華癥”而出臺的相關舉措，已讓兩國關系陷入近年來的最低谷，近兩年兩國高層交往幾乎中斷。面對外界的質疑，澳方領導人一方面辯稱，兩國關系依然牢固和坦誠，甚至希望今年晚些時候訪問中國，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認澳中關系的確出現了一定的困難與問題，并把造成目前澳中關系這種現狀的原因歸結于媒體的不實報道以及夸大宣傳。[3]那么事實情況果真如此嗎？造成澳中關系出現停滯甚至倒退的深層次原因是什么？

澳中關系的結構性基礎已經發生了變化

國家實力、合作方式以及話語權等是國家間關系的結構性基礎。一旦這種結構性基礎發生了變化，那么建立其上的交流與合作方式或機制就很可能失效。用這種原理來解釋當下的澳中關系是有一定意義的。

如果把建交以來的澳中關系分為兩個階段的話，那么1972年至20世紀末是第一個階段；21世紀初至今則為第二階段。第一階段的主題是中國如何向澳大利亞開放市場以及向澳方學習先進的管理理念和科學技術；第二階段的特征是中國主動擴大對澳開放同時要求澳方向中方提供一個公平、透明、結果可期的投資環境。

澳中兩國是在1972年12月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的。回首歷史，兩國實現外交關系正常化實屬不易。因為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澳大利亞就面臨一次戰略抉擇：要么繼續與退守臺灣島的國民黨政權保持聯系，要么承認新生的中國共產黨政權。然而，受制于冷戰政治以及渴望與美締結同盟條約，澳大利亞并不像英國那樣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澳中關系因此被凍結了20多年。[4]建交后雙邊關系發展勢頭良好。70年代末，中國的改革開放之門徐徐打開。這一曠世之舉為中澳關系的發展注入了活力并提供了諸多歷史性合作的機遇。在冷戰仍是國際政治主流取向以及歐美對中國進行技術封鎖的大背景下，澳大利亞卻對中國的開放政策持贊賞態度。兩國之間除高層頻繁互訪外，還建立了多層級的交流合作機制，如各種專門合作委員會的建立、友好省州以及姊妺城市的締結等。這種多層次、多形式、多渠道的交流合作機制給中國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與此同時，中國在與澳交往與合作中認識到了自身的優勢與差距，這為日后擴大對外開放積累了不可或缺的經驗。而澳大利亞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它的對外貿易。對于資源、能源豐富以及盛產農牧產品的澳大利亞來說，一個巨大、穩定且有利可圖的中國市場是它求之不得的。[5]90年代執政的保羅·基廷（Paul Keating）總理更是認為，澳大利亞的命運與未來系于亞洲。[6]在這種互惠互利的合作中，我們的態度是學習與借鑒澳方先進的管理理念與發達的科學技術，所以，盡管這是一個雙贏的合作，各取所需，但在澳大利亞人的思維中，澳大利亞人是老師，中國人是學生；澳大利亞是發達的，中國是落后的；澳大利亞是開放的，中國是封閉的；澳大利亞是一個世界性的國家，而中國是一個區域性的陸上大國，如此等等。這種思維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會衍生出一種有意無意的種族優越論或國家優越論，進而對雙邊關系甚至合作模式產生影響。比如，澳方有可能把正常的互利共贏的經貿合作看作是有條件的，甚至希望通過交往與合作來輸出自己的價值觀念以及管理制度等。于是，我們就見證了一些非經貿因素對雙邊經貿合作的影響。比如澳方時常指責中國的人權狀況，有時甚至縱容疆獨、藏獨分子在澳從事與中國統一大業相違背的一些活動。為了減少在人權領域的分歧甚至沖突，1997年，中澳開啟了首輪雙邊人權對話，至2014年共進行了15次人權對話。

進入21世紀，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喜人的成就。2007年，中國超越德國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2010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自1968年以來首次退居世界第三。經濟實力的增強為中國參與區域合作乃至全球治理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中國倡議或中國方案越來越具有世界影響和意義。2013年9月、10月，習近平主席先后提出了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2015年3月，中國政府正式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提出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為主要內容，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積極回應。[7]2017年5月，“一帶一路”倡議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成功舉行。習近平主席在開幕式上發表主旨演講時指出：“4年來，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積極支持和參與‘一帶一路’建議，聯合國大會、聯合國安理會等重要決議也納入‘一帶一路’建設內容。‘一帶一路’建設逐漸從理念轉化為行動，從愿景轉變為現實，建設成果豐碩。”[8]

為改變不合理的國際金融秩序以及為亞洲不發達國家提供基礎建設項目的融資需求，2013年10月，中國提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2015年12月，亞投行正式成立，2016年1月正式運行。迄今為止，世界上已有80多個國家加入其中，成為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之后又一重要的國際金融機構，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條平等、透明、普惠的新路徑。

再來看澳大利亞。澳大利亞是一個大洋洲國家，是這一地區的唯一大國。二戰前，澳大利亞視自己為英帝國領土在海外的自然延伸。由于有太平洋戰爭的血的教訓，二戰后，澳大利亞逐漸把自己定位為一個亞太地區的國家，并與美國構建了防務同盟關系。[9]在對外關系方面，除與美國保持戰略同盟關系之外，澳大利亞打交道的主要國家就分布在亞太地區，比如中國、日本、東盟國家、新西蘭以及太平洋島嶼國家。可以說，澳大利亞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區域性國家。從經濟實力上看，雖然人均GDP產值很高，但受制于有限的人口以及產業結構，其經濟總量并不占優。2017年，澳大利亞的GDP近1.4萬億美元，相當于中國的八分之一。[10]所以，在區域乃至全球合作與治理中，澳大利亞很難提出一個具有重要影響的倡議，即使在被它視為“后院”的南太平洋島嶼地區，澳大利亞的地位與影響亦呈日漸下降之勢。

中國經濟實力的快速增長、中澳之間實力及其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的差距拉大給澳中交流與合作機制帶來了新的問題與挑戰，合作的主體地位、合作的方式、合作的預期目標等都會隨之發生變化。比如，中方希望澳方致力于為中國企業赴澳投資提供一個公平、透明、可預期的政策環境，擴大兩國在食品、農業、礦業、海洋科學等領域的聯合開發。[11]這與以前澳方希望中國開放市場等狀況形成了鮮明對比。在與澳方的合作過程中，中國的主體地位以及主動性必然大大增強。對于澳方來說，它越來越處在一個對中國的諸多區域性甚至全球性合作與治理理念或倡議給予回應并尋求與中國合作的地位，這與建交后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尋求與澳方合作的境況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對于自詡為西方國家在亞太地區代言人的澳大利亞來說，中國國力的增長以及國際地位的提升如此之迅速是它所不曾料到的。盡管拿破侖在19世紀就曾做過這樣的驚世預言，但沒有人料到這一天會如此快地到來。

如何看待一個已經崛起的中國，是抱著一種現實主義的態度還是死守西方的教條主義的理念，這是擺在包括澳大利亞在內的很多西方國家面前的一個現實課題。[12]坦率地說，對于視基督教文明為普世價值觀念的西方世界來說，選擇前一種態度是很不情愿的。他們寧愿相信中國經濟的崩潰論，也不相信西方世界終究要為其傲慢而付出代價。在這種政治和戰略語境下的澳中關系就不可能一帆風順，在某個時期出現停滯甚至倒退并不令人費解。

澳大利亞在中國外交戰略布局中的處境漸顯尷尬

外交戰略是指國與國之間在交流和合作中視各自不同情況，在某一時期之內，以維護本國利益為宗旨而制定的方針、路線和策略，主要包括政治、經濟、文化、防務等涉及本國生存與發展的戰略。外交戰略布局是指由不同性質、水平及維度的國家關系所構建的外交戰略網絡。外交戰略布局不僅反映一個國家的國家利益內涵及其實現路徑，也是他國在一國外交戰略布局中的地位與重要性的一種折射。外交戰略與外交戰略布局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國家實力的消長以及國際局勢的變化而變化。

前有所揭，自改革開放至20世紀末，澳大利亞在中國的對外開放戰略格局中占據著重要而又獨特的地位，澳中關系一度被視為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管理體制、不同文化之間國家交往的典范。[13]澳中關系的這種屬性是與中國的發展階段與發展水平相關聯的。有一個現象值得關注，自1972年建交以來，澳大利亞歷屆總理中有多位都被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如戈夫·威特拉姆（Gough Whitlam）、鮑勃·霍克（Bob Hawke）、保羅·基廷等人。這些領導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不僅任職期間重視對華關系，而且卸任后仍關注澳中關系，不遺余力地推進雙邊友好交往活動，尤其是在公共外交領域。霍克曾在其回憶錄中說：“在外交圈，大家公認的是，沒有哪個國家的領導人花如此多的時間與中國領導人進行直接的親密的交流。”[14]這說明中澳關系曾在澳大利亞外交戰略中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

然而，時過境遷，盡管中澳兩國于2014年形成了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盡管澳大利亞成為亞投行創始成員國以及兩國于2015年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盡管兩國在APEC、東亞論壇、二十國集團等區域性乃至國際性組織中開展了有效合作，但仍難掩澳大利亞在新時期中國外交戰略格局中的尷尬地位。

當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成為多邊貿易以及國際自由貿易體制和規則的推動者和維護者時；當中國在地區性乃至全球性事務中如全球氣候談判、伊核問題六方會談、朝鮮半島無核化進程等方面發揮獨特建設性作用時；當廣大發展中國家冀望搭乘中國快速發展的列車而對中國有所期待時，中國的外交戰略就不得不做出與時俱進的調整。

2013年，我國就提出了發展外交關系的新方針：“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舞臺。”這樣的外交戰略方針真切地反映了中國作為一個大國、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個與14個國家有著陸地邊界的國家，如何通過合適的外交戰略來維護國家利益以及履行相應的國際義務的愿望與需求。澳大利亞不是一個大國，也非中國的周邊國家，更非發展中國家，所以，澳大利亞在新時期中國外交戰略中的地位就顯得較為微妙。

外交戰略絕不是一項孤立的戰略，也不存在抽象意義上的戰略。外交戰略與一國的對外經貿戰略、安全戰略、文化戰略等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隨著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的形成；隨著中國多元化的資源、能源進口戰略的穩步推進；隨著中國對新能源、清潔能源、可再生資源的開發與應用的重視；隨著中國產業結構調整進程的加快，中國的對外貿易格局也在發生一些重要的變化。處在這種變化格局中的澳中關系必然要經受一定的考驗。雖然自貿協定簽訂后，兩國雙邊貿易額呈逐年增長之勢，尤其是澳大利亞對華商品出口增幅較快，但并不能一定說明澳大利亞在中國的對外貿易格局中的地位及其重要性的提升。因為在澳中傳統經貿關系格局中，煤炭、鐵礦石、天燃氣等資源和能源產品占據重要位置，但如今，中國正在大力推進產業結構調整，改變經濟增長方式，這就注定了曾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發揮重要作用的化石產品的重要性也隨之下降。同期，澳大利亞對華出口的其他產品如牛肉、葡萄酒、奶粉、護膚品等卻大幅增加，但這些產品并非不可替代。所以，貿易額的逐年增加只能證明中國市場對澳大利亞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而澳方持續多年保持對華貿易大幅盈余又進一步佐證了中國是澳大利亞值得依賴甚至無法替代的貿易伙伴。不可否認的是，日漸擴大和深化的經貿關系是澳中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的重要內容之一，但不是唯一，甚至在某種意義上不是根本性內容；澳中之間的戰略合作賦予了兩國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的時代內涵。比如，“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重要方向就是澳大利亞所在的南太平洋地區。[15]中國希望與澳大利亞共建這一地區的海上絲綢之路，因為這既是澳中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的內在要求，也是新時期中澳關系發展的一個新的方向。如2016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會見參加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的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時說，中方高度重視發展中澳關系，希望雙方相向而行，堅持互信互利原則，拓展務實合作；要加強優勢互補，繼續實施好中澳自由貿易協定，加快推進中方“一帶一路”倡議與澳方“北部大開發”計劃對接。[16]這本是一個互利共贏的合作方案，如果澳方積極參與其中，并在這一區域性合作中發揮建設性作用，那么澳大利亞在中國新時期外交戰略中的尷尬地位就會得到解構。然而，出于對中國戰略崛起的疑懼，澳方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一直抱著漠視、懷疑甚至戒備的心理，不僅在2017年外交白皮書中只字未提“一帶一路”，而且想方設法阻撓這一地區的其他國家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澳方這種狹隘的中等強國抱負以及只圖一己之利的區域主義的理念只會給雙邊關系的發展設置更多的障礙，從而不自覺地把自己置于中國外交戰略格局中一個無足輕重的地位，甚至有可能倒退到一種邊緣地位。[17]若想改變這種被動局面，澳方就必須對中國的新外交戰略以及具有全球影響的倡議或方案給予積極的回應。

澳大利亞與中國進行戰略博弈的籌碼日漸稀少

在澳中兩國40多年的交往與合作過程中，澳方曾經自以為擁有一些讓中方在某些問題上做出讓步的籌碼，如人權對話機制、雙邊自貿協定等。但如今，這些曾經成為對話與磋商的籌碼已不復存在。于是，一些域外問題或第三方問題就被澳方視為一種抹黑或牽制中國的手段。

中澳人權對話機制始于1997年，終于2014年。人權對話一度成為兩國增加相互認知、減少誤解與不信任以及擴大共識的重要渠道。[18]人權對話機制受益的是澳中雙方。中國政府正視人權問題，并承諾逐步改善國內的人權狀況。《2012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白皮書對此給予了清晰的闡釋：“堅持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改善人民生活，增進人民福祉，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治國理政的基本遵循和主要原則。在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指導下，中國將人權事業的發展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相結合，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權、發展權放在首位，努力促進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與公民、政治權利的全面、協調發展。”[19]我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各地區、各民族經濟和社會發展程度不一，文化傳統又千差萬別，所以，套用西方的人權概念、標準與制度來評判中國的人權狀況肯定是不合適的。通過對話，我們對西方人權的概念、理論以及人權制度有一個比較充分的了解，這對我國改善人權狀況有一定的參鑒意義。同樣，在亞太地區以西方人權衛士自居的澳大利亞也存在人權問題，比如長期得不到解決的原住民問題、對有色人種移民的慣性歧視以及頗受詬病的難民政策等。既然是對話，中方代表也實事求是地指出了澳方在上述領域存在不佳的人權記錄，并且希望澳方尊重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尊重中國法制，全面客觀地看待中國人權狀況。[20]這種坦誠、建設性的對話機制決定了澳方不能無視中方的立場。

中國近年來在人權領域的進步與成就不僅增加了國人的自信和幸福感，也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敬與贊譽。中國在國際人權領域不再被動地充當他國對中國人權事業進行無端指責的旁聽者，而是仗義執言，揭穿西方國家在人權問題上的雙重標準以及虛偽本質。在這種情況下，包括澳大利亞在內的西方國家開始有所收斂，也不再把人權問題當作與中國進行對話的主要手段。2018年6月19日，二戰后一直以國際人權衛士和警察自居的美國宣布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此舉意味著西方世界所謂的道德高地的失守。對澳大利亞來說，美國退群對它的價值觀外交是一個不小的打擊。

除人權領域外，中澳自貿協定的簽署也讓澳方失去了與中方進行利益博弈的手段。中澳自貿協定歷經十年才達成協議，這一方面說明雙方在農產品市場準入、原產地規則、服務貿易、投資等議題上存在需要深入討論的地方，如在澳大利亞方面，這個談判過程就涉及了數百份正式意見書和與700多個利益相關方的直接磋商，另一方面并不排除一些非經濟因素在其中起到不可忽視的干擾作用。如果說2008年中國與新西蘭簽署的自貿協定是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所簽訂的第一個自貿協定，具有階段性標志意義的話；那么中國與澳大利亞所達成的自貿協定就應被視為迄今為止中國與發達國家所簽訂的最高水準的自貿協定，反映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國際化水平已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自貿協定的簽署意味著經貿領域的歧視性政策將不得不退場。[21]如果一方違背雙邊自貿協定，那么它所承擔的違約責任以及所面臨的道義壓力是可想而知的。所以，自貿協定在釋放各自經濟潛能以及貿易能量的同時，也使得人為因素不得不為自由貿易讓路，從而使雙方因貿易摩擦而開展磋商甚至談判的機會相應減少。自貿協定簽署前，雙方對自貿協定的期待，對對方談判心理、策略以及手段的各種揣度，以及希望對方在某些問題上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讓步，所有這些不確定或未知因素決定了雙方在處理影響雙邊關系的一些事務方面都較為謹慎與周全，免得授人以柄，使自己在自貿協定談判中處于不利之境。自貿協定簽署后，這些憂慮、擔心或考量都不再有意義。對于澳大利亞來說，它與中國打交道時能夠利用的資源和手段捉襟見肘。于是，正常雙邊關系之外的其他因素就有可能被澳方利用來牽制中國，如南海自由航行、中國與南太平洋島嶼國家的合作問題等。

澳大利亞介入南海糾紛有它自己的戰略考量。2012年，菲律賓單方面挑起南海黃巖島糾紛。2013年1月，菲律賓正式向聯合國海洋法法庭提請針對中國的“仲裁”。2016年7月，海牙國際仲裁庭做出所謂的“最終裁定”，判菲律賓“勝訴”。菲律賓一方自編自導的鬧劇讓澳大利亞等一些西方國家看到了抹黑和打壓中國的道具。澳大利亞不僅鼓動菲律賓阿基諾三世政府向聯合國海洋法庭起訴中國有關黃巖島糾紛，而且在裁定公布后隨即與美日一道發表表示支持的聲明；在多邊場合，澳方鼓吹基于國際法的海洋治理以及維護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多次公開指責中國違反國際法以及破壞現有的國際秩序。作為一個域外國家以及南海糾紛的非當事方，澳大利亞為何無視中國擁有南海主權的歷史與法理依據而頻頻指責中國？有些人認為，澳大利亞對亞太市場的依賴決定了南海成為澳大利亞海上生命線；也有人認為，這是澳大利亞希望成為一個受到關注的中等強國的一種外交策略。坦率地說，上述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被大家注意的一個原因是，澳大利亞希望在地緣政治環境發生變化的語境下，希圖利用南海問題的復雜而又敏感的一面來掣肘中國，以便在中國的國際影響呈現全球化態勢的情況下，尋覓一個與中國進行討價還價的有效資源或手段，從而彰顯澳大利亞作為一個中等強國在區域性問題上的影響力。

除炒作南海問題外，澳大利亞還對中國與太平洋島嶼國家的合作心存芥蒂和不滿。由于南太平洋島嶼地區被澳大利亞視作自家的“后院”，所以自二戰后，澳大利亞就把這一地區當作其勢力范圍來經營了。冷戰期間，澳大利亞在這一地區推行“戰略拒止（strategic denial）”政策，意在阻止蘇聯將其影響滲透到這一地區。[22]冷戰后，俄美兩國不約而同地退出這一地區。進入新世紀，包括中國、日本等國開始重視發展與太平洋島嶼國家的關系。一些太平洋島嶼國家出于擺脫貧困以及融入全球經濟的目的，與中國開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如2018年6月，巴布亞新幾內亞就與中國簽訂了“一帶一路”合作協定。巴新總理彼特·奧尼爾（Peter O'Neill）在談到這一協定的意義時說：“這對巴布亞新幾內亞是非常重要的，意味著它將幫助我們的經濟融入全球經濟……”[23]然而，澳方卻把中國對太平洋島國的援助與合作視為“有所企圖”的行為，如搞政治滲透、建立戰略基地，進而擾亂太平洋島嶼地區的安全秩序并對澳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等。[24]不僅如此，澳方還打算與一些島國締結安全條約，以抗衡中國在太平洋島嶼地區的影響。[25]至于日本、美國在這一地區的外交活動以及援助項目，澳方卻沒有任何評論。澳方這種自以為是、無中生有、捕風捉影、胡猜亂想的做法只會固化其陳舊落伍的觀念，使其在對華關系方面掉入自己設置的陷阱而難以自拔。

澳方炒作和利用上述問題看似很荒謬，但為何屢試不爽？這里面有兩個原因：一是話語權邏輯。澳大利亞屬于西方陣營，而目前國際事務的話語權主要還是被西方國家所掌控。西方媒體的殖民心態以及肆意歪曲事實的慣常手法在有關上述兩個區域性事務的報道中盡顯無遺。二是工具邏輯。當人權問題、自由貿易協定等不再是雙邊關系中的一個問題時，一個充其量是個中等國家并抱著冷戰思維不放的國家拿什么與一個具有全球影響的大國討價還價呢？于是，凡是與中國有關同時在澳方看來與它自己也有關的一些區域性問題就被澳方惡意借用。這只能進一步說明，作為一個遠離世界中心的區域性中等國家，其能運用的外交資源和手段已相當有限。

結束語

有人認為，澳中關系出現波折，與同期中美關系的動態有著不可分割的關聯。每當中美關系出現一些分歧與爭執時，澳大利亞總是站在美國一邊。澳方的這種選邊站隊對澳中關系產生了負面影響。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澳中之間的互信度在下降。比如在南海問題上，雖然迄今為止，沒有第三方與美國一道在南海開展所謂的自由航行，但不乏一些國家對美國的霸道政策予以聲援，澳大利亞在這方面表現得最為搶眼；在中美貿易摩擦方面，澳大利亞也在背后起哄，甚至出臺相關措施，對中國企業在澳投資進行限制。[26]得到了盟國支持的美國對華政策似乎變得更為強硬，使得中方應對起來勢必要付出更多的外交以及其他方面的成本。這讓中方對澳方的好感以及信任度不斷降低。二是讓澳中關系偏離正常軌道。中澳雙方都把相當一部分精力放在處理與美國的關系上，中澳關系被嵌在中美關系以及澳美關系的格局之中。比如澳美領導人會晤時的一個保留節目必談中國，遏制中國成為雙方一致的心聲。而中澳領導人會晤時，澳方必然強調澳大利亞不會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這種交往模式對兩國關系的穩定發展是有害無益的。

澳中關系本應是友好的，因為兩國相距萬里，既無歷史糾葛，又無現實利益沖突；澳大利亞有120多萬華人，每年有幾萬名中國學子赴澳求學，2017年在澳學習的中國學生達185000人；赴澳觀光旅游的中國公民每年達百余萬人次。中國已然成為澳大利亞最大的海外學生和游客來源地。中國還是澳大利亞第一大貿易伙伴，也是澳主要的外商投資來源國。2017年，雙方貿易額達到約1800億澳元，比上年增加23%。澳大利亞出口總額的三分之一去往中國（32%）。[27]這些本應是兩國關系處于良性發展軌道的基礎和推動因素，但事實情況并非如此。

澳中關系的現狀令很多人感到遺憾和不解。然而，理性地看，澳中關系出現這樣的情況并不奇怪，它在當今國際關系中是具有典型意義的。當中國向世界開放而其實力與影響遠不足以對守成的國家的利益或影響構成威脅時，當守成的國家與中國開展交流與合作而提出各種前提條件或設置門檻時，這些守成的國家便高高在上，且高談闊論，說什么歡迎中國融入國際社會，并希望中國為國際社會的發展做出貢獻，等等。可是，一旦發現中國以驚人的速度在積累財富并在國際上的影響日漸擴大時，一旦發現中國切切實實地在幫助不發達國家發展經濟、擺脫貧困而讓自己的說教變得毫無意義時，這些國家便再也坐不住了，甚至連國際交往中最起碼的外交禮儀與尊重都不顧，如澳大利亞外長朱莉·畢曉普在2017年3月15日晚在新加坡智庫發表演講時稱，除非中國擁抱民主，否則永遠不可能發揮全部潛力。她甚至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不是民主國家，因此不適合擔當地區領導者。[28]這是失意者心態的真實寫照。難怪澳大利亞前外長鮑勃·卡爾（Bob Carr）說，畢曉普不適合在澳大利亞外長的位置上繼續待下去，應該辭職。其實，這不是畢曉普個人能力的問題，而是澳大利亞對中國的認知問題。

中國有一句古話，“解鈴還須系鈴人”。導致澳中關系持續走衰的責任不在中方。澳方如想修復雙邊關系，用中國外長王毅的話來說，首先要摒棄冷戰思維，轉變心態；其次，澳方必須站在戰略的高度來規劃澳中關系路線圖且保持對華政策的連續性。如果澳方抱著冷戰思維不放，不以客觀、公正以及發展的眼光看待中國作為一個世界性大國的崛起以及對全球性事務的重要影響，那么中澳關系的轉寰既無可能，也無意義。

注釋

[1]David Wroe, "China says Pacific debt claims 'ridiculous' after Julie Bishop raises concerns", The Age, June 19, 2018.

[2]Matt Coughlan and Angus Livingston, "Foreign interference laws to pass in days", The West Australian,  June 27, 2018.

[3]Ben Westcott, "Australia's attempts to rebuild relationship with Beijing run into trouble", May 24, 2018, https://edition.cnn.com/2018/5/23/asia/australia-china-turnbull-visit-intl/index.html.2018-06-30.

[4]Gough Whitlam, The Whitlam Government 1972-1975, Ringwood: Penguin Books Australia Ltd., 1995, p. 53.

[5]Ian Castles(ed.), Year Book Australia 1990, Canberra: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1990, p. 34.

[6]Stewart Firth, "Problems i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July 1991-June 1992",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1993, Vol.39, No.1, p. 1.

[7]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綜合司：《〈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發布》，2015年3月30日，http://zhs.mofcom.gov.cn/article/xxfb/201503/20150300926644.shtml.2018-06-30。

[8]《習近平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的演講 》，2017年5月14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5/14/c_1120969677.htm.2018-06-24。

[9]汪詩明：《1951年〈澳新美同盟條約〉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

[10]《2017世界各國GDP排名表一覽》，2018年4月，http://www.southmoney.com/caijing/redian/201804/2153400.html.2018-06-24。

[11]《習近平會見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2016年9月4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9/04/c_1119507474.htm.2018-06-23。

[12]Mark Beeson and Jing Hanzeng, "Realistic Relations? How the Evolving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s Understood in China and Australia", Pacific Focus, vol.32, issue 2, 2017, pp. 159-181.

[13]P.J.Boyce and J.R.Angel, Diplomacy in the Marketplace-Australia in World Affairs, vol.7, Melbourne: Longman Cheshire, 1992, p. 283.

[14]Bob Hawke, The Hawke Memoirs, Melbourne: William Heinemann Australia, 1994, p. 343.

[15]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綜合司：《〈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發布》，2015年3月30日，http://zhs.mofcom.gov.cn/article/xxfb/201503/20150300926644.shtml.2018-06-24。

[16]《習近平會見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2016年9月4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9/04/c_1119507474.htm.2018-06-22。

[17]Lisa Murray and Angus Grigg, "Lowy Asia Power Index: Australia's Asian power to decline", The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May 8, 2018.

[18] "15th Australia-China Human Rights Dialogue", 20 February, 2014, http://dfat.gov.au/news/media/Pages/15th-australia-china-human-rights-dialogue.aspx.2018-06-28.

[19]《2012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2013年5月，http://www.gov.cn/zwgk/2015-05/14/content-2402180.htm.2018-06-28。

[20]《中澳舉行對話》，2012年7月12日，http://newspaper.jfdaily.com/xwcb/html/2012-07/12/content_841429.htm.2018-06-28。

[21]Asialink Business, "China-Austraia Free Trade Agreement(ChAFTA)", https://asialinkbusiness.com.au/china/getting-started-in-china/china-australia-free-trade. 2018-06-22.

[22]Derek McDougall, Austrlian Foreign Relations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Frenchs Forest: Pearson Education Austalia, 2009, p. 209.

[23]David Wroe, "Looking North: PNG Signs on to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 June 21, 2018.

[24]Bal Kama, "Factoring the Pacific into Australia's Approach to China", April 11,2018, http://www.devpolicy.org/factoring-the-pacific-into-australias-approach-to-china-20.

[25]Andrew Tillett, "Malcolm Turnbull pledges security boost for Vanuatu to counter Chinese influence", The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June 25,  2018.

[26]David Crowe, "Huawei slashes local research as 5G ban looms", The Age, June 28, 2018.

[27]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澳大利亞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中澳自貿協定紅利顯著，雙邊貿易2017年快速增長》，2018年1月3日，http://au.mofcom.gov.cn/article/rdgz/201801/20180102698246,shtml.2018-06-12。

[28]"Bishop urges China to embrace democracy in Singapore speech", March 14, 2017, https://www.sbs.com.au/news/bishop-urges-china-to-embrace-democracy-in-singapore-speech.2018-07-03.

責 編／馬冰瑩

Analysis of the Changes in the Current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hip and the Underlying Reasons

Wang Shiming

Abstrac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Australia and China in 1972,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bilateral relations was relatively stable and once became a model for rel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social systems and different cultures.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their relationship has entered an eventful period. The reasons behind are manifold, and the following reasons merit attention: the structural foundation of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has changed; Australia has an increasingly embarrassing situation in China's diplomatic strategy; and Australia has less bargaining chips for playing a strategic game with China. These factors determine that Australia's China policy lacks a clear strategic perspective and consistency. To improve the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hip, the key is that Australia should change its mentality, work with China for common goals, and make tangible efforts for it.

Keywords: Australia,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South China Sea issue, China-Australia Free Trade Agreement

【作者簡介】汪詩明，華東師范大學國際關系與地區發展研究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亞太地區國際關系與英聯邦國家現代化。主要著作有《20世紀澳大利亞外交史》《1951年〈澳新美同盟條約〉研究》《太平洋英聯邦國家——處在現代化的邊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