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8年為“南海行為準則（COC）”案文磋商啟動的關鍵之年，南海問題也因此進入了新的階段，為此，提供有力、有效的國際輿情支持應當提上議程?；谌蛐畔祿脚_ProQuest數據的檢索和歸類，呈現并分析2011～2017年南海問題國際輿情態勢和特征，并結合一直以來國內南海輿情應對存在的問題，主張突破傳統的輿情危機應對思維，著眼于增進互信、擴大共識的大格局，創新輿情支持培育，把握建設“一帶一路”這一南海“機遇期”，借助中國—東盟共同體這一南海“粘合劑”，提升地區新型安全合作這一南海“掌控力”，錨定輿情引導的向度，投入輿情空間建構，預制輿情回應策略，從而解構多邊化、回應地區化、制衡國際化，由此開辟南海問題國際輿情支持層面的破局之道和解決之道。

【關鍵詞】南海 國際輿情態勢 輿情支持培育

【中圖分類號】D8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9.007

2017年11月13日，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的第二十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中國和東盟國家宣布啟動“南海行為準則”（以下簡稱“準則”）案文磋商，“準則”制定將在2018年進入最為關鍵的一環。在《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以下簡稱《宣言》）發表后整整15年之際，中國與東盟在南海地區合作打造規則體系的努力邁出了最新的實質性步伐。然而，在南海問題已然多邊化、地區化和國際化的局勢下，這一目標的實現并非易事，而介入實質問題的案文磋商階段，其艱難性、敏感性和漫長性可以預見。值得思考的是，目標之外，案文磋商本身就是中國當前南海“維穩”的重要舉措，其商議過程所具有的“穩定器”價值甚至重于最終“準則”的達成。以商促穩，可以說，只要保持對話，就把握住了南海問題的主動權，就是在南海問題上維系戰略定力、創造解決條件。

基于中國知網（CNKI）提供的學術期刊、學位論文，以“南海”為核心關鍵詞，依次附加下述關鍵詞，“輿情”（7，5%）、“輿論”（24，18%）、“傳播”（18，13%）、“媒體”（31，23%）、“報道”（25，18%）、“新聞”（10，7%）、“話語”（20，15%）、“網絡”（2，1%），共檢出南海輿情研究樣本137篇。從2008年開始的寥寥一篇至2012年的一年10篇，再至2016年、2017年連續每年40余篇，南海輿情問題的重要性已逐步為學界所知，國內多所南海研究智庫亦對輿情頗為重視，專注于南海輿情報告的推出。2018年，“準則”案文磋商階段伊始，就目前可查的輿情監測和分析報告所顯示的內容來看，輿情向度、空間和價值均過于單一，無法策略性地應對案文磋商的艱難性、敏感性和漫長性。在南海國際輿情問題上，厘清輿情呈現態勢，創新輿情回應思路，開辟輿情支持路徑，為“準則”案文磋商提供有力的國際輿情支持，理應提上南海問題研究議程。

把現實脈：南海國際輿情態勢呈現

輿情監測是直接反映輿情態勢的主要窗口，目前較為常用的有四種手段和對象：一是對國際媒體相關議題報道進行分析，如鞠海龍關于中國南海維權的國際輿論環境演變的研究成果就是基于1982年以來國際媒體對南海問題的報道（鞠海龍，2015）；二是聯合全球在線調研公司或民意調查公司實現相關議題調查，如中國外文局對外傳播研究中心聯合中國報道社和華通明略（Millward Brown）、Lightspeed合作開展的4次中國企業海外形象調查；三是基于全球社交媒體平臺的關聯網絡挖掘和海量數據采集，如相德寶選擇了博客、掘客、微博、社交網站、視頻網站、網絡論壇和公民網站7種主要的自媒體形態，共計10種不同媒體作為研究對象，通過內容分析的方法研究國際自媒體涉華輿情（相德寶，2012）；四是依托全球大型信息數據供應平臺的全行業、跨專業、多機構、多媒介數據來源完成數據采集、檢索和歸類，以考察特定輿情態勢。本文輿情監測數據便基于全球頂尖信息數據供應平臺ProQuest提供的60多個數據庫來完成。

南海議題由來已久，自2009年7月美國政府高調介入南海地區事務、與東盟國家外長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之后，南海問題才開始走向國際化。以“South China Sea”為關鍵詞，根據輿情相關度在ProQuest平臺選取7種出版類型進行檢索。檢索數據顯示，2009年之前10年（1999～2008），南海輿情文章總量為6322篇，接近于2016年單年的一半，可以用“風平浪靜”來形容；2009年略升至1145篇；2010年為2180篇；2011年較2010年則近乎翻倍，可以說2011年是國際南海議題熱度出現明顯升溫的開啟之年。而開篇所提到的中國知網南海輿情研究檢索也表明，2011年亦是國內相關研究在數量上開始有所突破的一年。因此，本文將數據采集統一限定為2011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在這一時段內，同樣以“South China Sea”為關鍵詞，在7種出版類型中檢出46958篇樣本，其中包括公司新聞（16192，35%）、報紙（15069，32%）、報告（7597，16%）、行業雜志（3411，7%）、雜志（1935，4%）、博客\播客\網站（1868，4%）和其他來源（886，2%）。ProQuest平臺的數據分析功能基于上述樣本可自動生成月度總量、主題分類、地區熱度、組織分布等數據，用于有效分析。

面對當前“涼下來的南海議題”，不囿于媒體報道的全球南海輿情監測數據，將政府報告、智庫報告和公司報告納入輿情樣本，有助于更為清醒地把握南海國際輿情態勢走向和輿情認知差距，可為在日常及危機中科學培育和理性維系輿情應對方向和策略提供論據。

輿情走勢：由南海仲裁案多年引領峰值走向新轉機。46958篇樣本7年間的走勢如下圖所示，2013年總量最低，2016年總量最高，自2011年起，除2013年稍有回落外，便呈上升之勢，特別是2014年后急劇攀升，至2016年達到峰值，2017年略顯降溫之態。南海問題已然成為國際輿情熱點議題，這是案文磋商階段所面臨的基本輿情現狀。

下圖突出標注了每年排行前兩位的輿情高熱月份及數據，從中不難發現，除2012年和2013年相對平穩外，幾乎每年都有扛鼎事件大幅提升輿情關注熱度，逐年創造年度輿情新高。2011年6月，中越菲南沙海域爭端博弈，彼此你來我往持續達兩月之久；2014年5月，則是中越“981”鉆井平臺事件，在越中資企業遭沖擊引發高熱輿情；2015年11月，“日本支持菲解決南海爭端以牽制中國造島”“美防長將登航母到南海要求各方停止開發”“美軍戰艦可能在下個月再抵近巡航南海”等各種域外大國干涉信息引發熱議；2016年7月，南海仲裁案公布，創造了7年來的輿情歷史紀錄。值得一提的是，將南海國際輿情推向峰值的，還有無中生有的謠言和言之鑿鑿的預言，如2013年1月美國智庫稱中國宣布開始執行新的海防政策，軍艦將驅逐中國南海的外國船只，包括菲律賓、馬來西亞、文萊、越南附近海域；再如2017年1月美智庫關于“中美南海必有一戰”的預測言論受到各類出版機構的爭相轉議、附評。

學界曾有觀點認為，2016年7月12日南海仲裁案結果宣布是一個分水嶺，南海問題自此進入“后仲裁案時代”。如下圖數據表明，在眾多國際化的挑釁中，南海仲裁案對國際輿情的復雜影響的確不容忽視：首先，南海國際輿情在2016年7月南海仲裁案結果宣布時升至頂點，2017年則呈回落態勢，確實出現了以南海仲裁案為界線的國際輿情分水嶺；其次，7年共計14次年度輿情峰值，從2013年1月提出仲裁，至2014年3月提交訴狀，再到2016年7月結果公布，南海仲裁案的三個關鍵階段均登上當年輿情月度榜單前兩位。但是，南海仲裁結果宣布并不意味著南海仲裁等相關法理問題的終結，更不意味著南海問題從此波瀾不驚，相反，這一議題仍然是需要持續關注的重點。

聲勢極大的輿情熱點大多由菲、越兩大聲索國和美、日兩大干涉國主動制造，然而中方在南海輿情上也并非無所作為，幾乎每一次年度輿情峰值的實現都有中國的輿情應對措施在發揮作用。與國內輿情對2012年4月中菲黃巖島爭端的高度關注不同，黃巖島事件并未造就當年輿情峰值，而中國面對挑釁，高調宣布設立三沙市，這一海洋維權舉措卻激發了國際輿論的熱情。2015年10月27日，美國宣布拉森號已進入南海島礁12海里，11月1日至11月21日，中國外交部先后舉行13次例行記者會，就“南海問題”密集發聲，6次涉及美國，5次涉及“航行”話題，甚至首次談及“南海42島被3國不法占據，中國有能力收回”，11月成為當年發聲最高的月份，也推出了一年中的國際輿情峰值。當然，除了被動應對，中國依循既定戰略的主動作為，特別是加強與東盟的合作，也是南海輿情上升的因素之一。2017年11月“準則”談判的推進所創造的新峰值，預示著南海輿情的牽引力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其走勢可能出現新的轉機。

主題分類：經濟類關鍵詞引領多元議題方向。國際輿情峰值明顯借力熱點事件，也影響著國內。在國人的印象中，南海輿情議題仍然集中表現為軍事和外交，輿情關注的重點還是投放在美、菲、日、俄、越等個別國家。反映在輿情應對上，中國輿情應對的突出表現也較多地在針對危機事件個案。然而，對樣本主題的分析結果顯示，2011～2017年的輿情態勢并不只是軍事外交的單調呈現，支撐輿情大盤的也不僅僅是個別熱點事件。

ProQuest平臺為46958篇樣本自動生成了排名前100項的主題關鍵詞，本文以合并同類項方式建構了11類主題，對主題關鍵詞進行歸類。依據主題關鍵詞詞頻數據可知，軍事和外交并未登上主題關鍵詞首位，行業條件、產業分析、市場分析、外部投資等31類經濟主題詞（19231，27%）得以問鼎；總統、政治、政治運動、選舉、政黨、政治風險等12類政治主題詞（11036，16%）居次；外交類（9178，13%）與軍事類（8893，13%）等量齊觀，位居第三、第四，前者包括國際關系、外交政策和地區事務等8個關鍵詞，后者覆蓋軍隊、軍演、軍機和軍事政策等14個關鍵詞；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合作類（4556，7%）、非傳統安全類（3770，5%）、能源類（2968，4%）、法律類（2748，4%）、政策類（2691，4%）、主權類（2530，4%）和媒體類（2532，3%）主題關鍵詞總量達到31%，不僅各自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其合力強于經濟類。

主題分布的多樣性，特別是經濟、合作、非傳統安全、能源等關鍵詞的活躍或出現，展示出南海的多種議題方向和解決契機，同時將“南海問題”放置在了國際政治與經濟互動中，并提出了輿情應對細分化的現實要求。

地區熱度：中美博弈背后的“海上絲綢之路”版圖。一項網絡用戶閱讀行為的南海輿情報告（今日頭條算法中心、南京大學“南海中心”傳播學部聯合研究小組，2016），曾根據某一國家與南海同時被閱讀的數量，統計出南海仲裁案前半年南海問題中最受國內用戶關注的國家，依次是美國（1144769760）、菲律賓（809627677）、日本（655410357）、俄羅斯（374134882）、越南（373012063），這一數據頗有代表性地反映了中國國內輿情的關注視野。然而，基于ProQuest平臺生成的南海輿情地區熱度也呈現出一幅不同于一般南海輿情印象的特別圖景：南海輿情所涉國家高達49個，遍布五大洲，熱度由高至低可分為7個層級。

中國（22483，31%）無疑是南海議題的最熱國家，緊隨其后的是域外大國美國（14323，20%），菲律賓（5580，8%）、越南（3977，5%）和日本（3710，5%）屬于第3層級，位居第4層級（詞頻1849～2125）的朝鮮、印度、馬來西亞、澳大利亞和俄羅斯占比達3%，熱度達2%的新加坡、印度尼西亞、韓國、泰國為第5層級（詞頻1185～1387），文萊、敘利亞、柬埔寨、英國、緬甸、老撾、巴基斯坦、德國8國以1%居第6層級（詞頻368～699），第7層級（詞頻60～300）25國與南海議題亦多少有所交集。

這形象地表明了當前南海問題多邊化、地區化和國際化的程度。其一，南海是中美兩個世界大國的戰略博弈場，樹欲靜，風難止；其二，東盟十國皆有上榜，熱度排行依次為菲、越、馬、新、印、泰、文、柬、緬、老，基本反映了東盟各國南海議題介入程度的現狀；其三，南海6個聲索國對南海議題的介入與其南海權益主張呈正相關，中國備受矚目，菲、越的排頭兵地位顯而易見，低調的利益攸關者馬來西亞（1977）溫和而有力，東盟領導者印尼（1409）則表現出了調停者的曖昧，而與中國無島礁爭議的文萊（699）態度超然?？傮w而言，南海利益攸關國皆從國家最佳利益點出發行事，而眾多非南海聲索國、非東盟國家、非域外干涉大國在南海輿情中的現身，更是造就了南海議題的特殊版圖，不僅與“一帶一路”倡議中的“海上絲綢之路”之間存在高度吻合之處，同時表明南海實屬國防、安全、戰略等高層政治空間與經貿、文化、教育等底層政治空間的高度重合之地。

組織信源：國際話語霸權攜領東盟話語權。樣本所呈現的輿情是現實話語權力運用和再現的結果，充滿著多種值得關注和分析的可能性?；魻枺℉all, 1978）曾提出“主要解釋人（primary definers）”概念對消息來源加以定位，強調現實權力的所有者才是媒體話語場域的掌控者和決定者。從樣本中組織機構信源頻次切入來進行歸納、分類、分析和對比，可以管窺南海輿情話語場域一直以來的掌控者、活躍者和參與者。

ProQuest平臺為46958篇樣本自動生成了援引次數排名前100項的組織信源，援引次數共計14320次，首先以合并同類項的方式按照組織機構的性質將100項組織信源歸為23類，并分別標記援引次數百分比。按照單列信源占比，排名前三位依次為東盟（19%）、國際媒體（17%）和美國軍隊（11%），而美國立法機構（9%）與聯合國（9%）并列第4，美國行政部門（6%）、國際政治組織（5%）、國際軍事組織（4%）依次位列第6、7、8，中國媒體（3%）和國外石油公司（3%）并列第9。占比2%的有中國石油、恐怖組織。

考慮到分析需要，這里將美國機構（包括美國軍隊、立法機構、行政部門、黨派、智庫和特朗普私人俱樂部）、國際機構（包括聯合國、國際政治組織、國際軍事組織、國際貿易組織、國際經濟組織和國際金融組織）、中國機構（包括中國媒體、中國石油、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科學院）進行歸并，然后加以分析。

美國雖然在輿情熱度上位列中國之后，但是南海輿情場域最大的話語掌控者依然是美國。美國海陸空三軍、國防部、參聯會等軍隊機構（11%），國會、參議院、眾議院等立法機構（9%），聯邦調查局、中情局、白宮等行政機構（6%），共和黨與民主黨兩大黨派組織（3%）、智庫（1%）和特朗普私人俱樂部“冬白宮”（近1%），上述軍隊、立法、行政、黨派和智庫五支力量組團，美國機構信源占比高達約30%。

在南海問題上，國際組織的影響力占21%，以合力位居第二，包括聯合國（9%），以G7、G20為代表的國際政治組織（5%），國際軍事組織北約（4%），以及國際貿易組織、經濟組織和金融組織（共計3%）。

作為區域性組織的東盟顯然已擁有較高的南海議題話語權，引征頻次達19%，若美國、中國、聯合國的相關信源機構未加以合并，東盟居單列信源之首。

在美國和各類國際組織機構策略性地干預、管理、參與南海輿情的同時，國外媒體（2358，17%）因其“管理”消息來源的媒介功能和與生俱來的媒介權力成為理所應當的重要影響因素。

由于南海石油、天然氣等海洋資源的國際高關注度，境外石油公司（3%）是其中頗為積極的參與者。進入南海議題輿情領域的學界話語也值得關注，境外大學機構出現頻次為65次，不足1%。

相比較而言，中國雖然是南海問題中熱度最高的國度，但其具有影響力的組織機構卻較為有限，其所發揮的信源影響力亦十分有限。參與南海議題的主要是中國媒體（395，3%）、中國石油（241，2%）、中國共產黨（127，1%）、中國科學院（36，不足1%）。中國媒體信源占比由高至低依次是新華社（156）、China Daily（《中國日報》）（96）、香港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南華早報》）（77）、香港Apple Daily（《蘋果日報》）（35）和中央電視臺（31）。綜合之前統計的國外媒體機構信源數據，前三家媒體都進入了媒體類信源的前10位，分別排名第5、6、8位。而媒體類信源援引前三位是CNN（649）、福克斯新聞網（360）和彭博社（288）?？梢?，中國目前在南海國際輿情層面處于關注度高、話語權小、輿情場窄的境地。

提新思路：南海國際輿情支持培育

2014年中越“981”鉆井平臺沖突之后，學者朱鋒就曾分析，南海問題之兩難的根本原因在于，與資源、能源、地緣戰略考量直接掛鉤的海洋領土爭議在國際關系中有其特殊性，無論大國和小國都有“核心利益”，其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情緒同樣強烈，對這些“核心利益”的認識和應對，難以避免地會引發沖突和對抗。緩解南海緊張局勢，最重要的是兩國政府高層拿出勇氣和智慧，引導媒體和輿論的走向，避免對抗性的社會情緒“綁架”彼此的南海政策。（朱鋒，2015）

這里提及了兩個值得關注的詞匯——“社會情緒”與“核心利益”。“社會情緒”即為輿情，“所謂‘輿情’，實際上就是大眾密切關心的熱門話題或反映了某些社會心理的觀點與看法，其較高層次是‘思潮’，基本層次是‘情緒’”（王來華，2003）。而輿情作為民眾受各社會事項刺激而產生的社會政治態度，總是依靠公眾的利益訴求來“塑形”的，利益聯系是各類輿情發生和變化的本質，因此，輿情這種社會政治態度是“以民眾和國家之間對立與依存的利益關系為基礎”（王來華，2013）的。鑒于南海問題核心利益訴求的特殊性，可以說，社會情緒（即輿情）究竟是在支持還是在綁架中國的南海政策，將成為影響案文磋商全程的一個關鍵性因素。在南海軍事沖突可能性較低的情形下，南海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更直觀地表現為輿情問題。

國際輿情態勢的數據呈現反映了南海國際輿情場域的特征，也反映了南海議題多邊化、地區化和國際化的程度。反觀中國當前的國際輿情研判和應對，整體凸顯三個問題。

一是危機導向型輿情應對，輿情危機重于輿情支持。由于忽略對輿情大盤的全局性認知、缺乏多向度國際輿情引導，中國長期以來習慣于見招拆招，輕視了出奇制勝，表現在國際輿情場域則是整體主動性不強、被議程設置多于議程設置，南海仲裁案引領國際輿情峰值就是實證。二是單一空間型輿情呈現，軍事、外交重于經濟、人文。以主流媒體報道作為樣本的輿情監測，容易造成南海問題上軍事、外交獨大的印象。事實上，相較于主流媒體報道，政府報告、智庫報告和公司報告更能深層次地反映南海國際輿情。世界所關注的南海是一個以經濟為關鍵詞，多元議題活躍的場域。國內輿情界一味關注和糾結的南海軍事、外交議題，恰恰是以美國為首的域外大國的中心話語、強勢話語和引領話語，中國只要發言，就必然落入對方話語陷阱，引發一輪又一輪的輿情危機。盡管經濟和人文關系的緊密度并不必然降低南海主權爭議和減少南海安全議題，但在案文磋商這一以對話求“穩”的階段，多樣化的輿情布局有助于提升南海利益攸關國彼此共處的舒適度，從而推進南海問題的解決。三是反應遲滯型輿情應對，應激回應重于預案參與，輿情敏感度不夠，缺乏多層級、多階段、多力道的輿情策略。在國際輿情研究的時效和積淀均存在缺位的情況下，無法及時回應，即便倉促回應，也直接導致回應機構單一、回應力度單薄，立竿難以見影，反而因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的泛濫和失控，忽風忽雨、大起大落，徒增南海議題的困擾因素。

要在案文磋商階段解決主動性不強、舒適度不足和敏感度不夠的國際輿情應對問題，就需要從“社會情緒”和“核心利益”之間的關系切入，轉換思路，將培育輿情支持與應對輿情危機同等視之。

輿情危機是相對于負面突發事件而言的，是指面對突發事件，特別是負面事件，作為主體的民眾對作為客觀存在的事件或現象表達自己的信念、態度、意見和情緒等，這些信念、態度、意見和情緒集聚匯總，導致輿論影響范圍空前擴大，給當事者造成危機感。南海仲裁案公布就給中國帶來了危機感，有研究客觀地呈現了這一典型的輿情危機現象。2016年7月12日之前，媒體和網民關于南海仲裁案事件的討論并不活躍，一直維持在0刻度線，也就是說，在南海仲裁案結果公布之前該事件并未引起國內媒體和網友的廣泛關注。7月12日，“最終仲裁結果”公布當日，輿情量陡然增至275萬條，網民以及網絡媒體對南海仲裁事件的關注熱度達到頂峰。而結果公布次日，輿情量便開始顯著下滑，即使當天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了白皮書，輿情量仍不足前日的二分之一，下降至125萬條左右。直至7月20日，輿情量重新回到0刻度線。（蔣葉莎、羅教講，2016）

那么，何謂“輿情支持”？一種與“輿情危機”相對應的基本輿情現象（王來華，2013）。在南海問題上，那些有利于構建、維系和加強中國與國際公眾之間南海利益聯系依存性和建設性的輿情即構成支持，而對抗性和破壞性的輿情即形成危機。事關國家“核心利益”，南海輿情危機與輿情支持勢必長期并存，輿情危機需要堅定立場，智慧應對；輿情支持也需要審時度勢，理性培育。“準則”得以順利進入案文磋商階段就是典型的輿情支持實例。2017年5月，中方為推進“準則”磋商曾提出過“三步走”設想，設想能夠如期實現，與下半年圍繞南海問題所生成的積極、健康、理性的公眾社會態度和情緒具有相關性，即正向的“輿情支持”在發揮作用。

應當說，明確輿情的引導向度是形成輿情支持現象的關鍵。輿情就是公眾的情緒，是公眾本能的心理反映。人類復雜而多元的情緒導致了輿情呈現的多向度和非靜態，正向的輿情支持需要經過引導方可實現。而且，由個體情緒集合產生的輿情不同于業已形成公眾觀點的輿論，更不同于反映公眾意愿的民意，需要經過引導才能生發出良性的輿論，繼而促使有利的民意聚合，觸發積極行動的實施，最終形成基于利益聯系依存性和建設性的輿情支持，而非事與愿違的輿情危機。

輿論引導的向度一旦確立，按照輿情治理的習慣思維，接下來應當是具體引導策略的探討。但是，為“準則”案文磋商提供國際輿情支持并非一般性微觀層面輿情事件的疏導，具有當事國多、談判期長、敏感度高、博弈方復雜、利益點繁多的特征，輿情應對策略的考量次序應當在輿情空間建構之后。畢竟所有輿情都離不開產生時的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要想實現解構多邊化、回應地區化、制衡國際化的輿情支持效果，就需要開創性且針對性地建構供公眾情緒形成、發展、變化和發生作用的輿情空間，培育能夠讓“公眾”和“情緒”這一對輿情主客體之間發生多維、多元互動的情境或環境，在空間塑造上實現輿情的無形引導。鑒于對“準則”案文磋商長期性、敏感性的認識在國際社會目前比較典型和普遍，輿情“空間”的培育擁有較為充分的時間。應當突破南海問題傳統的單一輿情空間思維，結合南海當前發展形勢，依次針對南海問題的多邊化解構、地區化回應和國際化制衡開辟新的輿情空間，實現增進互信的輿情支持。

國外研究的經驗結論顯示，在能夠影響公眾輿論的變量方面，以下因素值得關注：其一，有效的傳播策略有利于信息到達擁有選擇性信息接觸習慣的公眾；其二，有效的框架化策略能夠塑造公眾對公共議題的短時理解（丁方舟、韋路，2017）。要提供輿情支持，不僅要錨定輿情引導向度，進行輿情空間建構，在輿情傳播走向、輿情傳播范圍和輿情傳播內容上主動作為，還需要在周密的輿情監測、精準的輿情研判之后對相關輿情加以策略性回應。畢竟，“輿情以公開的觀點、評價、態度及情感呈現在公眾視野中，表明輿情所指向的對象或話題具有很強的社會關注度，而輿論本身又往往表達了輿情表達者和推動者的某些訴求”（齊中祥，2015）。但是，多數輿情學研究在談及“輿情回應”時，往往只是針對輿情危機現象而非輿情支持現象，以化解已經存在或可能存在的風險為目的。事實上，輿情支持與輿情危機都需要策略性回應，前者傳遞積極信號，錦上添花，后者傳播理性信息，雪中送炭，最終都有可能轉換為有效的輿情支持。

下先手棋：南海國際輿情支持路徑

從“維權”到“維穩”，從“戒備”到“溝通”，從“遏制”到“接觸”，中國已在南海問題上擁有了增進互信、擴大共識的大眼界和大格局?；谀虾H輿情支持培育的新思路，適時另辟蹊徑，主動下先手棋，激活“一帶一路”經濟發展通道建設與往來，挖掘中國—東盟共同體的人文依存心理與關系，壓縮域外大國介入的空間與機會，從而解構多邊化、回應地區化、制衡國際化，可作為輿情支持的路徑選擇。

輿情向度引導。進入“準則”案文磋商階段，何為正向、有效的輿情支持？何種向度的輿情才可發展為正向、有效的輿情支持？前者取決于“準則”的定位，即維護南海和平的“穩定器”，有利于維護南海和平和穩定的輿情便為正向、有效的輿情支持；后者則是“準則”案文磋商整體戰略——“雙軌思路”——的反映，即南沙有關爭議由直接當事國通過協商談判妥善解決，南海地區和平穩定由中國和東盟國家攜手共同維護。只有如此，才能為克服南海問題多邊化、地區化、國際化給中方談判帶來的挑戰，在輿情層面上提供有力支持。

第一，解構多邊化，制約菲越出頭。“多邊”磋商還是“雙邊”談判一直是南海問題解決路徑上的一個檻、一個結，中國正在努力通過“雙軌思路”來嘗試跨越這個檻、這個結。“雙軌思路”的第一軌，就是中方歷來堅守的原則底線，即有關爭議由直接當事國通過友好協商談判尋求和平解決。畢竟南海問題的核心是南沙群島的島礁歸屬和海洋劃界爭端，關涉中國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屬于國家核心利益。主權問題靠多邊途徑無法行通，然而，即將與東盟進入案文磋商的“準則”卻又是一個“10+1”的多邊主義產物。雖然杜特爾特總統在2017年11月11日向中國承諾，菲律賓將“按照雙方達成的共識，通過雙邊渠道，妥善處理好海上問題”，但在漫長而復雜的談判過程中，菲、越等南海聲索國只要重新回歸，再次糾纏于“雙邊問題多邊解決”的策略，就極易導致偏至一軌、功虧一簣。因此，“準則”案文磋商階段，中國在加強雙邊磋商機制、繼續對話和協商的同時，可選擇在輿情層面解構多邊化，對菲、越形成軟性制約，以此作為輿情引導的關鍵向度之一。

第二，回應地區化，穩定東盟關系。以“盟國”之力對抗中國，進而獲取國際話語權和相關談判中的相對優勢，是南海聲索國力推南海問題“地區化”的主要原因。然而，隨著各種向好因素發揮作用，南海局勢趨于穩定，中方以“雙軌思路”中的第二軌——南海的和平與穩定則由中國與東盟國家共同維護——對“地區化”進行了策略性回應，“準則”案文磋商得以如期啟動也是這一外交智慧的成果。正如李克強總理2017年11月12日指出的，“今年適逢東盟成立50周年、10+3合作啟動20周年。當前本地區保持穩定、合作、發展，在乍暖還寒的全球經濟中是穩定增長極，也給復雜多變的世界形勢注入穩定力量”。如何在實質磋商階段穩定中國與東盟關系，保持地區性“經濟穩定增長極”“形勢穩定力量”的現狀，避免走向“10 vs1”的態勢，是未來的挑戰。因此，在輿情層面積極回應地區化，加固東盟穩定局勢，也是輿情引導必須考慮的方向。

第三，制衡國際化，應對域外干涉。無論是“宣言”還是“準則”的誕生都寄托了美、日、印、澳等域外大國介入南海問題的企圖，也曾是菲、越等南海聲索國將南海問題國際化、以期令中國陷入被動的重要方式。在“準則”案文磋商階段，這種域外干擾仍會保持常態。時任美國國務卿雷克斯·蒂勒森2017年11月9日訪華期間向媒體發表講話稱，美國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依然是“堅持維護航行自由，聲索國遵守國際法，并且應停止前哨建設和軍事化”（馬克·J·巴倫西亞，2017），而日本新任外相河野太郎在2017年8月7日東盟—日本外長會談中發言表示，日本還是希望“‘準則’的磋商根據國際法，且以保持非軍事化和自我約束力為前提展開”。盡管如此，王毅外長在宣布“準則”框架達成時就強調了中方的原則：“中國和東盟國家有能力，也有智慧談成一個能夠管控分歧、維護地區和平的COC。我們不希望域外國家就此指手劃腳，甚至試圖下指導棋。”（外交部，2017）這個能力和智慧應當包括在輿情層面加以引導，以軟實力制衡國際化，策略性應對域外干擾。

“準則”案文磋商階段輿情空間建構。鑒于對“準則”案文磋商長期性、敏感性的認識在國際社會目前比較典型和普遍，輿情“軟空間”的培育擁有較為充分的時間，本文突破南海問題傳統的單一輿情空間思維，結合南海當前發展形勢，依次針對南海問題的多邊化解構、地區化回應和國際化制衡提出三大輿情空間的培育，實現增進互信的輿情支持。

第一，經貿輿情空間，以“一帶一路”延長南海“機遇期”。在南海問題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有過多次“機遇期”，“準則”案文磋商的啟動正是得益于后南海仲裁案時代的“機遇期”。在促成“機遇期”的諸多因素中，對中方而言，有主觀可控因素，如“一帶一路”建設，也有客觀偶發因素，如美、菲總統新政。東盟是中國的近鄰，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優先推進區域。據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7年7月發布，2016年中國—東盟全年貿易額達4522億美元，中國連續8年成為東盟的第一大貿易伙伴，而東盟也連續5年成為中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雖然南海問題一度被視為“一帶一路”的障礙，但是依托“一帶一路”建設的深入，在南海聲索國之間、在南海經濟活動之上構建和培育真實、活躍、繁榮、成熟的經貿輿情空間，確實可以延長“一帶一路”政策利好所帶來的南海“機遇期”，將目前輿情年度報告中人們司空見慣的南海安全議題轉換為令人耳目一新的南海發展議題，在雙邊經貿輿情中解構南海問題多邊化，為“準則”案文磋商中“雙軌思路”的落實提供有力的輿情支持。

第二，人文輿情空間，借中國—東盟共同體加固南海“粘合劑”。南海問題被視為中國—東盟關系的短板，而良好的中國—東盟關系又被寄予“南海粘合劑”的厚望。從傳統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南海聲索國涉及六國七方，核心爭端屬于邊界之爭，而這正是南海局勢的緩和難點。缺乏柔性力量加持的“準則”案文磋商難免有唇槍舌劍，甚至劍拔弩張。若要讓中國—東盟共同體真正發揮“南海粘合劑”的柔性作用，人文輿情空間的建構與培育勢在必行。事實上，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全球化和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影響下，國際政治的邊界理論已產生傳統和前沿的分野，后者更加強調社會人文作為邊界研究的新探索。在傳統邊界空間，存在爭議的南海國家各為單元，語言相異、風俗不同、法規各立、國情有別，但是在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人文輿情空間，“松緩、飄移、可滲的社會邊界”（彭梟，2017）所聯結的卻是社會文化、信息傳播頻繁互動的南海國家角色，它們在同一個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中共享權利、共擔責任。輿情主體的公眾在人文輿情空間中所形成的共識性價值觀念，作為輿情支持的動力因素和內在尺度，對“回應地區化”這一輿情引導向度的達成具有重要意義。

第三，安全輿情空間，以新型安全合作提升南海“掌控力”。南海主權權益是中國的核心利益，隨著吹填陸域建設工作完成、機場港口戰略性基礎設施完工、海空實戰演訓與軍事巡邏常態化，中國對南海的掌控格局已具雛形，但掌控力尚需提升。“準則”案文磋商在即，為制衡南海問題國際化、抵消域外大國與南海聲索國防務合作的影響，掌控力的提升當著力于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雙多邊相結合的新型安全合作的建立。東盟目前是“經濟靠中國，政治靠美國，安全靠平衡”，在安全問題上，東盟奉行“大國平衡”戰略，在獲取安全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又避免了任一大國主導地區安全。與美、日、印等域外大國相比，中國與東盟的防務合作有機會亦有突破，但存在起步較晚、水平較低、互信不足、務實欠缺、機制尚無等先天不足，這同時也預示著拓展空間的存在。值得關注的是，艦艇訪問（如2017年1月和9月中國海軍潛艇兩次訪問馬來西亞）、聯合演訓（如2016年5月2日中國派導彈驅逐艦參加由東盟10個成員國和美、印等6個國家舉行的海上聯合安全和反恐演習；2017年10月26日國防部新聞發言人稱“中國和東盟各方已經初步達成共識，將于年內舉行技術磋商，根據磋商結果適時舉行聯合軍演”）、國防工業（如中國與馬來西亞2016年10月簽署的《關于共同開發建造馬海軍濱海任務艦合作框架協議》），正在成為推動中國—東盟國家防務合作趨向深入的新的主要動力。作為案文磋商的重要議題，海上搜救（如中國與東盟6國2017年10月月底在廣東湛江海域舉行的中國—東盟國家海上聯合搜救實船演練）、護航反恐、防災減災等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項目也在得到實踐推進。建構和培育安全輿情空間，其輿情支持潛力和意義可以預見。

“準則”案文磋商階段輿情回應策略。作為推進“準則”案文磋商的當事國，今后面對具體輿情事件當持有的基本策略是什么值得探討。由于南海問題涉及核心主權權益、復雜國際關系，“準則”談判漫長而敏感，輿情規模、影響可大可小，所以輿情回應策略當有宏觀、中觀和微觀之區別。

第一，宏觀策略：以價值為指標。為“準則”案文磋商階段提供輿情支持、進行策略性回應，需要多元輿情價值的支撐。在以“一帶一路”為情境的經貿輿情空間里，在以中國—東盟共同體為情境的人文輿情空間里，在以“新型安全防務合作”為情境的安全輿情空間里，國際公眾在社會生活中對南海問題相關事物與現象采取什么態度、做出什么反應，都是以其價值判斷為基礎的，而該事物的價值又受其對外界事物認識的影響?；谇拔拇_立的三個輿情引導向度，在三個輿情空間中，基于中國—東盟合作關系，表達和擴散那些符合、滿足、有用、正向的輿情，溝通和紓解那些不符合、不滿足、沒用、負向的輿情，從而影響公眾的價值判斷，繼而產生有價值的輿情，形成良性循環的輿情支持，這便是宏觀層面的輿情回應策略。其間有三個基本的輿情價值判斷指標，需要在宏觀策略層面有所考量：其一，是否有利于南海“穩定器”的角色，穩中求進，在對話中培養機制，輿情支持的落點在于輿情何以為穩；其二，是否有利于南海“話語權”的反轉，反客為主，在協商中形成規則，輿情支持的落點在于輿情何以為主；其三，是否有利于南海“公共品”的提供，講信修睦，在共識中約束行為，輿情支持的落點在于輿情何以為信。

第二，中觀策略：以立場為考量。公眾的情緒復雜多元，反映至輿情則形形色色，輿情回應的目的是將公眾的輿情訴求導向積極、健康、理性、良性的軌道，這時回應當有立場，也必須反映立場，立場是輿情回應能否奏效的關鍵。在“準則”案文磋商階段，針對不同輿情向度和輿情空間，南海以輿情博弈的身份來確定立場，可作為中觀回應策略的考量。在“解構多邊化，制約菲越出頭”這一輿情向度，以經貿輿情空間為主要情境，“一帶一路”建設是破局之道。中方作為主張者，當基于南海“一帶一路”的陸海交匯點和“海絲”（海上絲綢之路）出發點的公共性，在輿情應對上采取維護性回應策略。在“回應地區化，穩定東盟關系”這一輿情向度，以人文輿情空間為主要情境，中國—東盟共同體是解決之道。中方作為合作者身份，則需要基于南海中國—東盟共同體這一社會人文意義上的邊界，在輿情應對上采取協調性回應策略。在“制衡國際化，應對域外干涉”這一輿情向度，以安全輿情空間為主要情境，以新型防務安全合作抗衡美、日、印等域外大國干擾是突圍之道。在這一輿情向度中，輿情危機發生機率相對較大，中方身份則具有反擊者的意味，該亮劍時不須含糊，適時采取對抗性回應策略。只有在維護性、協調性和對抗性立場間站位明確、判斷清晰、游刃有余，才有可能突破南海國際輿情當前“表面中國中心，實為美國中心”的現象，創建繼而搶占新的空間中心。

第三，微觀策略：以細化為目標。至于微觀回應策略，涉及內容、態度、時機、頻率、方式、媒介、底線等多個方面。策略制定需要以輿情具象進行細化擬定。在“準則”案文磋商階段，需要做好以下幾點。其一，完備兼顧輿情支持與危機應對機制，基于團隊組織、職責領域、傳播原則、工作程序、人才培訓等方面的考量，成立談判磋商所需要的系列國際輿情子團隊，從而做到有章可循；其二，統籌外交謀略和輿情策略，本質上高度統一，表面上則可根據輿情性質和態勢進行謀略上的變化，全盤擘劃學術話語、政府話語、軍隊話語、民間話語、媒體話語和行業話語的角色，提供多元支持的同時，做到有主有次；其三，樹立多級立體回應思維，策劃涉南海機構組織不同級別的輿情表述機會，實現快速反應、強勢傳播，呈現飽滿正向的國際形象，做到有條不紊；其四，清醒掌控國際輿情態勢，定戰略、講謀略、制策略的同時要有針對性地考慮不同主題的多方國際輿情，在輿情回應預案的選用中密切結合實際作適度調整，避免不知所措或倉促應戰，做到有備無患；其五，充分把握輿情生發、擴散特性，了解不同國家因文化傳統、國際地位和核心利益的不同而存在區別的輿情生發規律，日常加以輿情知識的系統儲備和專業分析，知己知彼，關鍵時刻做到有機可乘；其六，積極拓展多樣輿情渠道，在深諳不同媒介傳播特性、傳播效果和傳播領域的基礎上積極吸納、拓展新的輿情渠道，讓有利于我國的思想、文字、聲音、影像在更廣泛、更恰當的媒介中找到自己的釋放渠道。

“一個邊界并不是一面墻，它是自我與他人區分的條件，也是相遇和相互承認之地。”（伊夫-夏爾·扎爾卡，2015）“準則”是對各方在南海爭端尚未解決時的行為加以約束，要跳出邊界、跳出爭端來看問題，增進互信、彼此合作。永久和平或許不太可能，擱置爭議或可成為共識，和平與穩定并非“準則”與生俱來的特質，要發揮南海“穩定器”作用，需要在“無硝煙的戰場”反復博弈和不懈爭取。參與“準則”案文磋商，中國南海智庫的輿情平臺理當做好提供輿情支持的充分準備和全力投入。無論是輿情向度引導、輿情空間建構，還是輿情回應策略，都同“準則”磋商一樣嚴格遵循三個原則：一是堅持“雙軌思路”，即具體爭議由直接當事方通過協商談判妥善解決，南海和平穩定由中國和東盟國家攜手共同維護；二是堅持“準則”磋商與海上務實合作“兩個輪子”一起轉，相互促進；三是共同抵制域外勢力的干擾。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基于政府善治的國外社會化媒體傳播技巧研究”和中國外文局對外話語體系建設研究機制2018年度課題“‘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五年來西方輿論變化實證研究”的階段性成果，課題編號分別為：14BXW034、18DYY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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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刁 娜

On the Paths of Presenting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s on South China Sea and Supporting It

—Based on the Data of ProQuest Platform from 2011 to 2017

Jin Miao

Abstract: The year 2018 is the key year for starting the negotiat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 (COC)",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has therefore entered a new stage. Providing strong and effective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support for this purpose should also be put on the agenda. By searching and classifying data from the global information data platform ProQuest, this paper presents and analyzes the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s concerning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from 2011 to 2017. Taking into account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omestic responses to the South China Sea public opinion, this paper advocates overhauling the traditional thinking on responding to public opinion crisis, increasing mutual trust and expanding common ground, innovating and fostering public opinion support, grasping the "opportunity period" created b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using the China-ASEAN Community as an "adhesive" to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enhancing regional new security cooperation, anchoring the orientation of public opinion, inve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opinion space, and preparing public opinion response strategies, so as to deconstruct multilateralism, respond to regionalization, balance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solve the problems about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in terms of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support.

Keywords: South China Sea,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public opinion support

金苗，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研究員、南京大學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輿情平臺副主任，江蘇省“紫金傳媒智庫”研究員，中國翻譯協會對外話語體系委員會委員。研究方向為國際傳播、軍事傳播、公共關系和社會化媒體。主要著作有《美軍公共事務傳播研究》《非戰爭軍事行動傳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