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當今逆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的世界經濟環境中，尤其是在美聯儲加息和世界經濟復蘇緩慢的雙重壓力下，土耳其作為新興經濟體國家，經濟增長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6月24日大選后，埃爾多安成為土耳其實行總統制后的第一位總統。在議會選舉中，正發黨和民族行動黨組成的“人民聯盟”也贏得多數席位聯合執政，土耳其進入了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變革的新時期。隨著土耳其與美國關系危機愈演愈烈，對里拉匯率形成巨大沖擊，最終導致土耳其貨幣危機爆發。在剖析里拉危機成因的經濟、政治和外交因素的基礎上，可以明確土耳其里拉危機的影響和對中國經濟的警示，是正義發展黨治下“埃爾多安經濟學”的經濟政策加劇了土耳其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土耳其未來的宏觀經濟政策，尤其貨幣政策對土耳其經濟的發展方向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關鍵詞】土耳其 貨幣危機 經濟結構 影響與警示

【中圖分類號】F820.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9.005

2002年正義發展黨執政以來，在世界經濟高增長周期的作用下，土耳其經濟發展迅速，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一度被國際社會認為是轉型經濟體成功轉型的典范。自2007年開始，由于結構調整步伐放緩，土耳其經濟基本面情況改善不大。同時受全球經濟危機影響，土耳其經濟出現滑坡。近年來，在全球和地區局勢不確定性加劇的環境中，再加上國內私人需求與結構性低儲蓄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2013年和2017年土耳其曾兩度被國際評級機構評為“脆弱五國”之一。進入2018年后，在美元持續走強，美國政府強勢推進貿易保護主義舉措的大環境下，作為新興經濟體的土耳其承受著巨大壓力。提前選舉以及土耳其政府未來經濟政策走向也加大了土耳其經濟的不確定性，更有甚者，土耳其與美國圍繞布倫特牧師不斷升級的爭端，加劇了投資者對土耳其經濟環境的擔憂。再加上埃爾多安總統對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掣肘，加息受阻，一再貽誤時機導致通貨膨脹率持續擴大，使土耳其里拉在短期內成為繼伊朗里亞爾后，貶值幅度最大的貨幣。8月11日，里拉對美元匯率創出新低，繼續下跌13.5%，里拉兌美元中間價已至5.4:1。今年里拉兌美元已經累計貶值近60%。與此同時，土耳其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7月底，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了15.85%，漲幅創14年來新高。[1]盡管土耳其新總統內閣推出了“百日行動計劃”，埃爾多安總統也進行了全民動員，稱這是一場美國發起的目的在于摧毀新土耳其的“經濟戰爭”，號召民眾將手中的美元和黃金兌換成美元，抵御美國的陰謀。然而，由于土耳其在歐洲經濟和歐元區中的特殊地位，土耳其里拉進一步走弱，并引發新一輪區域性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此次土耳其貨幣危機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土耳其貨幣危機形成的經濟因素

長期以來，土耳其經濟結構性問題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其經濟的外部地位弱于其經濟的基本面情況，經濟發展中的內外部失衡，通脹率居高不下、利率高企、經常賬戶赤字惡化，再加上與外債和銀行及非金融企業的外幣再融資需求相比，外匯儲備較低增加了大規模和長期資本流動逆轉的風險，促成了此次貨幣危機的產生。

長期的高通脹成為土耳其經濟發展的痼疾。20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H·B錢納里等提出雙缺口理論，也稱雙缺口模型。該理論分析了發展中國家投資大于儲蓄和進口大于出口的經濟現象。認為發展中國家要提高國民經濟增長率，就必須處理好投資與儲蓄、進口與出口的關系。在發展中國家發展過程中，如果儲蓄小于投資，就會出現“儲蓄缺口”；如果出口小于進口，就會出現“外匯缺口”。其解決辦法是引進外資，以刺激出口，提高儲蓄水平，達到促進國民經濟增長的目的。[2]土耳其作為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深受國內資金短缺和外匯短缺的雙重困擾。土耳其共和國成立以后，即確立了凱末爾的“六項主義”和脫亞入歐的國家發展戰略。向西方學習成為社會潮流。凱末爾主義不僅成為土耳其國家的政治原則，也對土耳其民眾的消費心理和消費習慣產生了重要影響。土耳其民眾普遍追求西方的生活習慣和消費行為，造成儲蓄率低的現實。

更為重要的是，造成土耳其歷史上的多次經濟危機，尤其是2000年的銀行流動性危機和2001年金融危機的沖擊，徹底改變了土耳其人的消費習慣。尤其是年輕人儲蓄意愿淡薄，崇尚超前消費。這就造成國內消費總需求超過消費品供給和進口消費品之和，消費膨脹成為土耳其社會的普遍現象。土耳其央行于2006年開始采用明確的通貨膨脹目標制，以保障金融穩定。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土耳其物價水平處于上升趨勢，尤其是2018年1月以來，物價水平快速攀升，價格從5月齋戒月開始就不斷上揚，面包、馬鈴薯、洋蔥和肉等必備食物價格比去年同期高11%。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6月份達到15.39%，7月繼續攀升到15.85%，8月底達到17.9%，這是土耳其在近15年時間內的最高通脹水平[3]（如圖1所示）。

利率政策抑制了經濟增長和貨幣傳導機制的有效性。利率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工具之一，已成為土耳其中央銀行調控貨幣供求，進而調控經濟的主要手段。為了抑制通脹和物價上漲，利率政策在中央銀行貨幣政策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土耳其央行于2006年開始采用明確的通貨膨脹目標制，以保障金融穩定。2008年后，為了遏制全球危機的不利影響，中央銀行在利率政策中引入了不對稱的“寬利率走廊系統”，銀行業的融資利率被用作利率工具。[4]在傳統的貨幣政策中，政策利率決定了貨幣政策的立場，而在“利率寬走廊”中，貨幣政策立場取決于不同的融資利率，這個基于積極的流動性的靈活的框架政策，有助于在全球不確定性增加期間減少資本流動的波動性，但也影響了貨幣傳導機制的有效性。2009年至2016年土耳其的年度短期利率均處于高位。2009年為10.14%，其余多個年份，利率均為10%以上。除了2013年短期利率處于6.93％以外，2015年達到頂峰為10.95％。土耳其長期的高利率造成以套利為目的的國際熱錢大量流入。與此同時，較高的利率水平也抑制了市場活力，降低了經濟增長水平，拖累了整體就業水平。2017年，土耳其經濟出現了過熱，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為7.4%。居世界第一。進入2018年后，由于通脹率居高不下，土耳其銀行間隔夜同業拆借利率由1月的13.3%飛速上漲到7月的18.5%。土耳其央行把七天回購利率由2018年5月的8%，調高到7月的17.75%。

貿易赤字不斷惡化。土耳其自1980年開始結構調整并實施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后，其對外貿易在商品貿易出口的數量和質量方面都取得了良性發展，這種增長優勢一直持續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土耳其1994年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前身，世界關稅同盟的成員。并于1996年與歐盟建立關稅同盟。自此，土耳其的對外貿易進入了一個新的結構轉型過程，與歐盟成員國之間進出口互免關稅，取消數量配額限制，這為土耳其產品進入歐盟創造了非常好的條件，同時，除農產品和一些特殊商品外，第三國產品可以通過土耳其進入歐盟市場，提高了土耳其的國際貿易地位。近年來，土耳其在制成工業產品的出口市場份額有所增加，高科技行業的生產和出口大幅增加，所占的市場份額出現了重大發展，電氣和電子機械設備，以及汽車行業已經取代勞動密集型工業產品（如紡織品和服裝，鋼鐵和食品）。然而，2008年后，由于歐債危機和希臘債務危機使土耳其的主要出口市場增長乏力，土耳其2010～2017年的貿易逆差不斷擴大。土耳其2017年的貿易逆差達到1395億里拉，比2016年增長85%。與此同時，土耳其對外貿易逆差占GDP的比重不斷增大，2015年為3.7%，2016年為3.8%，2017年驟然提高到5.5%（如圖2所示）。

高外債且債務期限結構不合理。2016年發生未遂軍事政變后，土耳其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促進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基礎建設成為埃爾多安總統重要的經濟推手。在大型項目建設中，不少項目都是從外債融資，主要是歐元和美元。外債對GDP比例一路攀升。同時，土耳其外債中期限結構不合理。一國外債期限的合理結構是短期外債低于全部外債余額的20%。來自土耳其財政部的數據顯示，自2010年開始，土耳其短期外債占全部外債余額比例均超過20%。這種期限結構決定土耳其外債受匯率波動影響大。近年來土耳其外債規模明顯擴大，2016年土耳其外債負擔大幅上升，年度融資需求總額超過GDP的四分之一。2017年底外債規模為4296億美元，到2018年3月，攀升到4666.57億美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2.9%。另外，短期外債占全部外債余額比例也急劇攀升，2017年達到25.94%。短期外債占比高決定土耳其外債成本受匯率波動影響大，若匯率大幅貶值，就會導致償債風險顯著升高，有可能出現債務違約，發生債務危機。這是其一。其二，土耳其銀行的壞賬率目前在7%左右，而且逐步攀升，這意味著目前土耳其企業還款能力較差，有可能引發債務違約。而土耳其經常項目赤字和逐步降低的外匯儲備使得市場擔憂大規模違約會帶來全球金融沖擊。

土耳其貨幣危機形成的政治和外交因素

此次里拉危機的發生，固然有土耳其經濟自身比較脆弱的原因，但政治和外交因素也不可低估。土耳其財長說，“這是一次針對埃爾多安總統的政治攻擊，不是經濟問題”。隨著土美關系的緩和，土耳其政局的穩定，里拉匯率會小幅回升，但不會回到此次暴跌之前的水平。主要是由于美元走強的大趨勢，年內美聯儲還將加息，存在貶值的長期趨勢，從2001年以來的里拉對美元匯率變化趨勢來看，在每次里拉大幅貶值后，里拉兌美元匯率的回升需要2～3年的時間。在土耳其政府公布為銀行業提供“全部流動性”支持等一系列提振里拉的措施后，8月14日，里拉兌美元匯率反彈，從前日的7.24：1上升到6.8：1，并且土耳其政府已經表示將重新考慮對布倫森牧師的軟禁問題。土美關系由劍拔弩張到趨向緩和也僅是時間問題。

土耳其政局不穩成為里拉波動的一個重要因素。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結構調整，尤其是2000年和2001年的土耳其金融危機后，土耳其央行開始實行自由浮動匯率制，由市場決定里拉的價格。與此同時，土耳其對外開放資本市場，外資可以自由流動，其資本市場風險窗口擴大。自2013年開始，土耳其減緩了結構調整的步伐，里拉的表現一直持續低迷。土耳其五年期美元國債的違約互換價格在過去5年與里拉價格密切相關，相關系數高達0.98。表明這兩類資產受到同樣的因素驅動，即埃爾多安政府的行為越來越多引起國際投資者密切關注，從大政方針到貨幣政策、利率調整等無一例外，土耳其資本市場敏感性走高。[5]4月18日，埃爾多安總統宣布提前16個月舉行總統和議會選舉，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提前大選成為對里拉匯率的最大短期擾動因素，土耳其官方貨幣里拉的匯率走勢越來越疲軟。里拉對國內政治穩定、地區地緣政治事件和國際關系的動態變化敏感性的增強，加大了土耳其經濟波動的幅度。

埃爾多安總統對中央銀行決策的掣肘貽誤時機。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土耳其里拉兌美元進入長期貶值窗口期，持續下跌，已由2010年1月的1.5:1，一路貶值到2018年1月底的3.78：1。3月29日，里拉兌美元匯率突破4：1關口。5月30日，里拉兌美元匯率跌至4.49：1。從2015年開始，一直到危機爆發前的2018年4月30日，土耳其央行一直保持基準政策利率（一周回購利率）不變，而土耳其的通脹水平持續升高，由7%上漲到11%。在埃爾多安的干預下，央行獨立性受到嚴重影響，一直延遲加息。隨著通貨膨脹的加劇，土耳其里拉已經表現出貶值的跡象，再加上對央行政策的擔憂，導致了投資者對土耳其貨幣的拋售。7月24日土耳其央行發布貨幣政策，把一周回購利率由5月的8%，調高到17.75%。里拉兌美元匯率小幅反彈。

土美關系危機給予土耳其里拉以強大的外部沖擊。2016年7月未遂軍事政變后，土耳其政府指責居住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宗教領袖居倫是軍事政變的幕后策劃者。圍繞居倫的引渡問題無法達成一致，土耳其與美國關系趨冷。與此同時，土耳其加強了與俄羅斯在敘利亞等問題上的合作。今年１月以來，土耳其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發起軍事行動，打擊庫爾德工人黨等武裝力量，迫使美國等西方國家在庫爾德人問題上繼續退讓。4月，特朗普總統宣布對土耳其鋼鋁產品加征關稅，土耳其表示抗議。5月份美國政府與土耳其協商共同制裁伊朗，遭到土耳其拒絕。6月24日，埃爾多安贏得大選后，土美關系成為市場關注土耳其經濟走向的焦點。7月，美國會通過特朗普總統要求，釋放布倫森牧師；8月2日，美宣布制裁土耳其兩位部長；8月10日，特朗普總統宣布對土耳其鋼鋁產品加征一倍關稅。里拉兌美元匯率，盤中一度達6.4：1，降幅為16%，被媒體稱為土耳其里拉“崩盤”。8月11日，里拉對美元匯率創出新低，繼續下跌13.5%，里拉兌美元中間價已至5.4:1。年初至當時里拉兌美元匯率跌近60%，土耳其10年期國債收益率已經從年初的11.7%攀升至22%，這一系列事件都成為造成里拉下跌的重要時點，最終導致土耳其貨幣危機爆發。

土耳其貨幣危機的影響

早在2011年，就有經濟學家預言，由于土耳其公司和房地產開發商十年以來，大肆揮霍廉價外債，這無論對土耳其經濟還是世界經濟而言，都糟糕至極。他說，“土耳其就像煤礦中的金絲雀，是敏感度極高的金融危機檢測器，全球將再次發生比2008年更糟糕的事故。”[6]近年來，世界七大新興市場經濟體，包括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墨西哥、印度尼西亞和土耳其，占全球產量的四分之一以上，占2010～2015年全球產出增長的一半以上。新興經濟體的增長具有顯著的跨境溢出效應。由于土耳其在新興市場國家的特殊地位，以及其金融體系與歐洲與歐元區的密切關系，此次土耳其里拉危機的影響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對土耳其政治經濟穩定的影響。在埃爾多安總統贏得選舉，土耳其歷經近年來的多次動蕩，民眾期盼穩定，慶幸將迎來未來五年沒有選舉的日子之時，爆發了此次危機。這對剛剛開始實行總統制的土耳其政壇和社會都是一個極大的震動，也對總統制下的埃爾多安總統發出了警示。此次貨幣危機，雖然不會引發土耳其經濟崩潰也不會影響埃爾多安總統政權的穩定，但對土耳其未來的內政外交，尤其埃爾多安總統的執政方式和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影響。土耳其銀行家發文指出，這是一次國際資本對土耳其的“投機性攻擊”，不是里拉危機。從經濟方面來看，8月3日埃爾多安總統宣布了內閣“百日行動計劃”，這是土耳其新內閣7月9日就職以來的首個施政方案。隨后，貿易部公布土耳其今后將把中國、墨西哥、俄羅斯、印度等列為出口優先市場，擴大與新興市場的合作，發出了向新興市場靠近的信號。目前來看，此次里拉危機對土耳其“向東看”政策是一個警示，未來土耳其“向東看”的步伐究竟有多大，還有待觀察。

對歐洲和全球金融市場的影響。由于地理和歷史傳統，土耳其匯率問題對歐洲的金融和經濟有一定影響，但受限于經濟規模和債務規模，對全球經濟影響依然有限。我們以進出口加總數值看土耳其的貿易伙伴，其最大貿易伙伴國是德國，2017年土耳其與德國進出口總額是369億美元，但僅占德國進出口總額（4萬億左右規模）不到1%。因此，土耳其貨幣危機影響歐洲，主要是通過融資和資本市場，而非國際貿易領域。相比進出口，金融渠道對歐洲經濟的影響更大一些。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西班牙、法國和意大利是對土耳其信貸敞口最大的三個國家，其中西班牙銀行業對土耳其借款者的債權在800億美元左右。但是，根據瑞士信貸銀行的數據，這個比例也僅占西班牙銀行業貸款余額的2%。同時，這些貸款大部分都是西班牙在土耳其當地銀行貸出，這意味著計價貨幣有可能是里拉而非歐元（土耳其目前所有的債務中，以外幣計價的占35%），所以歐洲銀行業的實際風險暴露并不大。截至當日收盤，歐洲主要股市普遍下跌。德國DAX指數下跌1.99%；法國CAC40指數下跌1.59%；意大利MIB指數下跌2.51%；西班牙IBEX35指數下跌1.56%；荷蘭AEX指數下跌1.61%；奧地利ATX指數下跌1.11%。[7]

對新興市場國家的影響。新興市場類似土耳其這樣的匯率大幅貶值，在國際金融市場是一個相對常見的現象，大部分類似危機都沒有發展成為全球金融事件。土耳其也經歷數度如此大幅度的匯率暴跌情形。2001年2月，里拉單日跌幅曾達39.13%，土耳其被迫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制。2008年金融危機、2013年加齊公園事件、2016年未遂軍事政變都曾導致里拉大幅貶值。8月13日，新興市場南非蘭特、墨西哥比索、印尼盾、印度盧比、越南盾、俄羅斯盧布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跌幅，除南非蘭特兌美元跌近10%以外，其他國家貨幣的跌幅均在2%～1%之間，屬于正常波動范疇，土耳其里拉危機有向其他新興市場貨幣蔓延的趨勢，但影響有限。

土耳其貨幣危機的警示意義

隨著美元持續走強，里拉對美元仍有貶值趨勢，在土耳其與美國關系緩和后，土耳其里拉對美元匯率會回升，但不會重回8月11日之前的水平。埃爾多安總統在8月6日對外界宣布，土耳其計劃在中國發行“熊貓債券”。土耳其貿易部長也按照埃爾多安總統首個施政方案“百日行動計劃”的要求，宣布將中國、俄羅斯、墨西哥和印度列為土耳其擴大出口的四大優先市場，向國際社會釋放了加強與中國合作的信號。擺在土耳其政府面前的重大問題是提振市場信心并大力發展實體經濟，夯實經濟基本面，其未來的中期發展戰略（2019～2021年）和經濟政策將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重點。今后，中國可進一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和“中間走廊”計劃的對接，同時，推動中土兩國金融機構的合作交流，助力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2018年以來，由于美國進入加息周期，全球資本從新興市場撤離。全球金融風險偏好決定了國際大型資本對新興市場的重新配置。在國際金融領域，土耳其里拉暴跌實際上已經是近一段時間內，世界范圍內爆發的第三次新興市場貨幣危機。前兩次分別是南非蘭特（祖瑪被迫下臺前引發的市場波動）和阿根廷比索（外儲低于安全線引發的貨幣貶值）。土耳其的經濟規模遠大于阿根廷和南非，此次貨幣危機的爆發有以下三方面警示。

加強工業制造業等經濟基本面建設，不盲目追求經濟高增長。土耳其自1999年申請加入歐盟受阻的重要原因，即經濟發展水平低，與歐盟國家差距巨大。為此，土耳其開始加大投資，依靠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投資，刺激經濟增長，從2003年到2008年，人均GDP從3581美元迅速躍升到10931美元，年均GDP增長率最高的年份一度達到32.8%。曾創造出了六年時間人均GDP增長3倍的“奇跡”。在正義發展黨執政的第二個10年，土耳其政府多次采用刺激政策，促進經濟繁榮。2017年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警告土耳其出現經濟過熱，需要調整貨幣政策，緊縮經濟。但是，為了滿足6月24日選舉的需要，土耳其政府于4月再度向市場注資，營造繁榮景象。

應該高度重視國際關系對經濟和金融系統的影響，強化金融領域危機管理。土耳其是新興經濟體中率先進行金融體系改革的國家，且富有成效。自2001年以來，土耳其實行自由浮動匯率制，金融市場全面開放。金融市場體系的基礎以及資本市場委員會、企業債券市場（CMB）、銀行監管和監督管理署（BRSA）三位一體的穩態結構已經形成。財政部、中央銀行（CBRT）和主要市場參與者（發行人、投資者、中介機構、評級公司、會計師）運行機制良好。但在此次危機事件中，土耳其政府對于市場預期的漠視，以及埃爾多安總統對貨幣政策和央行獨立性的掣肘，加劇了市場對里拉的下跌預期。7月2日，埃爾多安總統宣布了新的組織架構及內閣成員，任命其女婿擔任財政部長。與此同時，調整金融體系的組織結構，將中央銀行歸口財政部管理。此項安排強化了市場對于土耳其貨幣政策將受控于埃爾多安總統的判斷，市場對土耳其中央銀行獨立性產生了普遍懷疑，對土耳其里拉匯率的理性預期大幅減弱，加大了里拉匯率波動。

中央銀行政策決策貽誤抑制匯率暴跌的最佳時機。此次危機中，土耳其央行對于利率的調整嚴重滯后，加劇了里拉的波動，引起市場恐慌。由于埃爾多安總統不希望調高利率，導致加息政策一再推遲，通貨膨脹率持續上升。最終，土耳其央行為了抑制物價上漲，被迫大幅調高利率以壓制通脹，銀行業七天回購利率由2018年5月的8%，迅速調高到7月的17.75%。土耳其銀行間隔夜同業拆借利率由2018年1月的13.3%，提到7月的18.5%。土耳其新一屆總統內閣成立后，市場對7月24日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會議充滿期待，希望央行能夠加息100個基點以抑制通脹，同時測試央行是否受埃爾多安總統不喜歡高利率思想的影響。可是，央行沒有加息，依然維持利率不變。市場對里拉預期下降，里拉兌美元匯率持續下跌，直至8月11日暴跌，引發市場恐慌。

把握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審慎對待資本市場開放。未來里拉對美元貶值的趨勢依然存在，土耳其經濟形勢堪憂。近年來，土耳其國內政局不穩，且與西方國家之間利益分歧日益擴大，尤其是土美關系的走勢將直接影響土耳其里拉的匯率變動。7月31日，中國工商銀行土耳其分行與土耳其簽署了38億美元的合作協議，成為土耳其新內閣成立后，簽署的首個對外合作項目。土耳其政府近期發布的“百日行動計劃”中，多個部門都強調了與中國的合作。隨后，貿易部也將中國列入四個優先出口市場。8月6日，土耳其政府宣布，不僅在本國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債券，而且還計劃在中國境內發行“熊貓債券”，釋放出土耳其加大與中國的合作力度，將中土關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的強烈需求。中國應該密切關注土耳其貨幣危機的發展和傳導情況，學習和借鑒土耳其貨幣危機的經驗教訓，把握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審慎對待資本市場開放。

注釋

[1]"Turkish inflation accelerates to 15.9 percent", https://ahvalnews.com/turkey-economy/turkish-inflation-accelerates-159-percen.

[2]［美］W·W·羅斯托：《經濟增長理論史—從大衛·休謨至今》，陳春良等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

[3]"Current inflation Turkey – CPI inflation Turkey", https://www.inflation.eu/inflation-rates/turkey/current-cpi-inflation-turkey.aspx.

[4]"Structural Changes After the 2001 Crisis", http://www.tcmb.gov.tr/wps/wcm/connect/EN/TCMB+EN/Main+Menu/Core+Functions/Monetary+Policy/Central+Bank+Monetary+Policy+Framework.

[5]熊鵬：《土耳其危機未來沙盤推演：或將申請國際救助》，騰訊網，https://xw.qq.com/amphtml/20180814028356/FIN2018081402835600。

[6]Landon Thomas Jr., "Turkey's Financial Crisis Surprised Many, Except This Analyst", https://www.nytimes.com/2018/08/11/business/turkey-lira-crisis.html?module=WatchingPortal&region=c-column-middle-span-region&pgType=Homepage&action=click&mediaId=thumb_square&state=standard&contentPlacement=3&version=internal&contentCollection=www.nytimes.com&contentId=https://www.nytimes.com/2018/08/11/business/turkey-lira-crisis.html&eventName=Watching-article-click.

[7]余永定：《土耳其里拉“崩盤”對中國和全球經濟有何影響？》，新浪網，http://news.sina.com.cn/c/2018-08-12/doc-ihhqtawx1909731.shtml。

責 編／周于琬

The Cause of the Turkish Lira Crisis and Its Insight

Wei Min

Abstract: In the present-day global economic environment where de-globalization and trade protectionism prevail, especially under the dual pressures of the US Fed's interest rate hikes and the slow recovery of the world economy, the emerging Turkish economy faces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for growth. After the general election on 24th June, Erdogan became the first president after adoption of the presidential system in Turkey. In the parliamentary election, the "People's Union" jointly formed by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and the Nationalist Movement Party also won the majority of seats. Hence, Turkey entered a new era of reform of political system and economic system. As Turkey's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got worse, a huge impact on the Lira exchange rate has eventually led to the outbreak of the Turkish currency crisis.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economic,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factors causing the Lira crisis, its impact and insight to the Chinese economy can be ascertained. The "Erdogan Economics" under the rule of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has increased the uncertainty over the economic growth. Turkey's macroeconomic policies, especially its monetary policies, will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charting the course for the Turkish economy.

Keywords: Turkey, currency crisis, economic structure, impact and insight

魏敏，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中東經濟、發展中國家發展問題理論與實踐。主要著作有《旅游業發展的政府行為研究——以土耳其為例》《中東旅游業發展探析》《世界旅游業發展趨勢與膠東半島旅游業發展戰略定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