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唐朝在西域地區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體制，不僅保證了行政治理的有效性，而且對穩定整個西域局勢發揮了重要作用。唐代鞏固邊疆的軍事、移民、經濟、水利等措施，極大地促進了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原文化在西域得到了廣泛傳播，增強了西域各民族對中原王朝的向心力，使“華夷一家”的觀念深入人心。

【關鍵詞】唐朝 西域治理 社會經濟 文化傳播

【中圖分類號】K242 【文獻標識碼】A

唐朝在西域的統治范圍最大時，包括今咸海以東，伊塞克湖（熱海）以西，巴爾喀什湖以南地區，即今楚河（碎葉水）、阿姆河（烏滸河）、錫爾河（藥殺水）流域。其在西域統治比較穩定的地區，則指帕米爾以東、巴爾喀什湖以南的廣大地區，今新疆與甘肅西部地區亦在其內。西域地區民族眾多、政權林立，社會情況十分復雜，并長期處于西突厥的統治之下。針對這些情況，唐朝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建立了完善的制度，取得了突出的治理成就。

唐朝在西域地區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體制，不僅保證了行政治理的有效性，而且對穩定整個西域局勢發揮了重要作用

唐朝開拓西域始于貞觀時期，唐太宗先后設置了伊州（治今新疆哈密）、西州（治今新疆吐魯番）、庭州（治今新疆吉木薩爾北），州之下置有縣、鄉。州置刺史，縣置縣令，鄉置鄉長，里置里正，這一套制度與內地完全一樣。治理方式也與內地一樣，實行均田制、租庸調制、府兵制以及嚴格的戶籍制度，官府計口授田，民眾繳納賦稅，承擔徭役，從而使這三州的政治、經濟、文化與內地緊密聯系在一起。唐朝之所以設置這三個州，是因為其是內地進入西域的門戶，治理好這一區域，就牢牢地控制了西域東部地區，為唐朝繼續經略西域、向西發展建立了穩定的戰略前沿。此外，控制這一地區還可以斬斷西突厥的右臂和吐蕃的左臂，阻絕其聯系，維護國家的戰略安全。

在這三州以西、帕米爾以東的廣大地區，唐朝推行了羈縻府州制度。即在這一地區的部落中設置州、都督府，州刺史與都督由各部首領擔任，可以世襲，但必須由唐朝政府任命，其內部仍然維持原有的生產與生活方式，戶籍不必呈報中央戶部。唐朝政府雖然授予其極大的自治權，允許其保留原有的生活和統治方式，但他們也要履行一定的貢賦和軍事義務，奉中央正朔，即要承認自己是中央王朝版圖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需要說明的是，羈縻府州繳納的賦稅額比內地正州府輕，隨其所產而征，比較靈活。如果奉命征行超過30日，則免其賦，與內地實行的租庸調制有很大的不同。

唐朝在帕米爾以西的中亞地區，具體指于闐以西，波斯以東，仍然實行羈縻府州制度，但卻稍有不同。據《資治通鑒》卷197記載，這一地區共有16國，唐以其國都城為都督府所在地，其下置州縣、軍府，共置88州、110縣、126軍府，以各國國王為都督府都督，仍然統治本國的土地與民眾，但必須對中央政府盡一定的義務，主要指朝獻與軍事征召。前者是指每年向唐中央進獻方物土產，而唐朝回贈以豐厚的賞賜，這實際上成了一種朝貢貿易，在政治上則是宗主國與藩屬國的關系。因此，這一制度與帕米爾以東地區實行的羈縻制度相比，遠不如后者與中央關系緊密，但卻仍是唐朝有效管理的組成部分。一旦發生外敵入侵，唐朝就要履行宗主國的義務，出兵援救這些政權。這種制度安排，被稱為遙領羈縻府州，以區別于帕米爾以東地區的情況。遙領羈縻府州的施行，實際上是一種制度創新，不僅節約了管理成本，適應了當地社會的發展形態和生產生活方式，還充分考慮到了民族地區的特殊性，有利于唐朝從戰略上更好地治理西域。而這些羈縻府州在客觀上也承擔了維持絲綢之路安全與暢通、抵御西突厥和大食侵擾的責任。

論述唐朝在西域地區的制度安排，就不能不提到安西與北庭都護府，這實際是羈縻府州與三州之上更高一級的軍政機構。早在貞觀十四年（640），唐太宗就在高昌設置了安西都護府，顯慶三年（658）升其為大都護府，并移治所到龜茲，管理天山以南以及中亞地區。在擊敗西突厥、統一西域地區后，為了防止西突厥殘余勢力的反撲與吐蕃對安西四鎮的壓力，唐朝于長安二年（702）設北庭都護府于庭州。景龍三年（709），又升其為大都護府，統管天山以北及熱海以西地區。至此，唐朝實現了安西與北庭兩大都護府分管天山南北的政治軍事格局。兩大都護府代表朝廷在西域行使職權，各都督府、州、軍皆受其管轄，奉命行事。

唐朝在西域地區建立的這一套完整的政治體制，不僅保證了行政治理的有效性，而且對穩定整個西域局勢發揮了重要作用。

唐代鞏固邊疆的軍事、移民、經濟、水利等措施，極大地促進了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

安西都護府設置不久，唐朝就在其下設置了龜茲﹑焉耆、于闐﹑疏勒四個軍鎮。唐高宗時，以碎葉代替焉耆鎮，仍稱安西四鎮，由安西都護府統領。開元時，設四鎮節度使，或稱磧西節度使，通常由安西都護兼領，故又稱安西節度使。安西四鎮共有駐軍24000人，在抵御吐蕃侵擾、鎮壓叛亂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唐朝還在西域普遍設置了軍、鎮、守捉、烽、戍等軍事單位，分布于天山南北各地，大軍萬人，小軍千人，其余駐防單位均擁有數百到數十不等的兵力。這些軍隊分別歸屬于兩大都護府統領，其主要任務是抵御外侵、鎮壓叛亂、撫慰諸族，盤查往來人員，保護商旅、使團，維護絲綢之路的安全與暢通。不過，唐朝在西域的軍事力量并非僅限于以上所論，其屬國以及各羈縻府州的軍隊也要聽從都護府的調遣，共同維護西域地區的穩定。

為了保證軍需，唐朝在西域廣置屯田，據《唐六典》卷7記載，“安西二十屯，疏勒七屯，焉耆七屯，北庭二十屯，伊吾一屯，天山一屯”，共計56屯。每屯大者50頃，小者20頃，總計不下數十萬畝。屯是一個獨立的兵農合一的軍事編制生產單位。為了加強對屯田的管理，唐玄宗時始設營田使，由節度使兼任。經過當地官員的苦心經營，西域不少地方呈現出了“禾菽相望”、良田數十里的繁榮景象。由于從內地向西域運送軍需物資不便，雖有繒帛錢貨不斷運到，但仍不能保障供給，所以設置屯田主要是為了解決駐軍的糧草供給問題，但在客觀上卻起到了減輕當地民眾負擔、繁榮社會經濟的積極作用。此外，唐朝在西域州縣還置有民屯，對發展農業生產作出了貢獻。除了滿足當地基本需求外，這些地區還積蓄了大批糧食，并向其他地區輸送，成為西北重要的產糧基地。

西域地廣人稀，為了加強對西域的開發，唐朝政府鼓勵從內地移民。移民方式主要有軍屯、民屯、駐地官員、貶黜官吏、傳法僧侶、出塞文人、發配罪犯、因胡漢通婚而遷徙的漢人等。安西與北庭兩大都護府所統屬的軍隊人數約有4至5萬人，除了軍事任務外，他們大都參加了軍屯。唐前期實行府兵制，府兵戍邊，跋涉數千里，非常不便。后來唐朝采取了鼓勵兵士在當地娶妻安家的政策，并分配給他們一定的土地，不少漢兵由此定居于西域。由于中原多次發生戰亂，為了躲避戰爭，歷代均有內地人民遷徙至西域，這些人員遂成為唐朝在西域推行民屯的人力資源。唐朝在西域設置了各類機構，任用了大批官吏，不少人攜帶了家眷，其中不乏定居于當地的。因貶黜或充軍于西域的官吏與罪犯也是移民的來源之一，至于通過其他幾種方式移民于西域的人數亦不少，并時有記載見之于史籍。這些遷徙而來的內地漢人與當地民族共同生產生活、相互通婚，大大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從而為唐代多民族國家的繁榮昌盛奠定了社會基礎。

唐朝政府非常重視發展西域的水利事業，興修了不少水利工程。西域的農業生產多依賴雪水灌溉，因此興修水渠與坎兒井遂成為當地主要的水利工程。各州縣均置有掌管水利的“知水官”，有負責維修坎兒井的“掏拓所”，有精于水利工程技術的“水子”，有管理水渠的渠長、斗門長、渠人等。據敦煌文書記載，歸義軍掌管水利的最高官員稱“都渠泊使”，民間也有負責水利的渠社組織。推而論之，西域其他地區亦應有相應的水利管理機構和社會組織。此外，內地先進的耕作技術及手工業制造技術，也隨著移民的遷入而傳到了西域，極大地促進了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

唐朝在西域統治地位的鞏固與絲綢之路的暢通，使內地與西域之間的商業貿易更加繁榮，往來于絲路的商隊絡繹不絕。唐朝在西域的大小城市均置有市，作為專門的交易場所，其中不少城市已發展成為絲路的商業都市。唐朝還派官監督交易、征收商稅、管理館驛，為合法交易的商人提供法律保障。一些地方一度出現了允許駐軍征收商稅的現象，以補充軍費開支之不足，可見商業貿易之繁榮。從考古發現看，中亞及今新疆各地出土了不少來自于內地的物品，這些均是作為商品輸送而來的。此外，考古人員還發掘出土了“開元通寶”“乾元重寶”“建中通寶”等唐代銅錢；在伊塞克湖北岸曾出土鑄有突厥文、漢文合璧的西突厥貨幣，在中亞的碎葉城遺址出土了鑄有粟特文的圓形方孔銅錢。這是西域各地遵守唐錢法形制鑄錢流通的證據。唐朝統一貨幣在西域的流通使用，有力說明了西域與內地在經濟上的密切關系。

有唐一代，中原文化在西域得到了廣泛傳播，增強了西域各民族對中原王朝的向心力

從漢字傳播的角度看，分布于西域大大小小的各類機構和為數眾多的官吏，無不使用漢字作為官方文字，從而使得漢字的使用與傳播進一步加快。在民族聚居地區建立的羈縻府州，雖然允許使用其固有的文字與語言，但他們既然要與唐朝官方打交道，就需要學習與使用漢字，從而使漢字在這些地區流行。《冊府元龜》中就保留了不少西域國王和首領所上的漢文表章，如康國國王烏勒伽、安國國王篤薩波提、俱密國國王那羅延、吐火羅侍子阿史那仆羅、吐火羅葉護夫里嘗伽羅、處木昆酋長律啜、石國國王伊捺吐屯等，反映了漢字廣泛使用的情況。

學校教育也是漢文化得以廣泛傳播的一個重要因素，大體上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諸國諸族派遣子弟入長安國學學習漢文化，另一種則是唐朝在西域地區興辦各類學校。最早設置官學的是西、庭、伊三州，其分別轄有5縣、4縣、3縣，州有州學，縣有縣學，西州州學有學生60名，庭州有50名，伊州有40名，各縣學平均有學生30名，共計擁有學生510名。縣之下轄鄉，據《太平寰宇記》載錄，這三州共轄有47鄉，如以每鄉20名學生計，則共有940人。安西四鎮亦各置有官學，有不少學生。唐朝每年都要舉行科舉考試，激勵士子們努力學習漢文化。官學教育以儒學教育為主，這一點已為西域出土的儒家經典所證實。如吐魯番地區發現了《千字文》《開蒙要訓》《論語》《孝經》《尚書》等漢文典籍，這些都是當時人們學習漢文化的有力證據。此外，漢文學在西域地區也頗為流行，出土的有錄自《文選》的《海賦》篇、《詩經》殘卷以及一些五言、六言詩篇等。

隨著漢文化的普及，越來越多的少數民族人士精通于此，如疏勒僧人慧琳所撰的《一切經音義》，全部用漢文寫成，且旁征博引，顯示了深厚的漢學功底。岑參的詩句“花門將軍善胡歌，葉河蕃王能漢語”，也反映了少數民族通曉漢語以及胡漢文化相互影響的情況。

此外，內地的歷法、中醫學、漢風藝術等都于這一時期在西域廣泛流傳，其中后者在新疆各地的石窟藝術中均有深刻反映，如克孜爾千佛洞、庫木吐拉千佛洞等。這些洞窟和遺址中的造像、壁畫、佛塔等，大都具有濃厚的漢地風格，不少壁畫還有漢字題記。

隨著漢文化的傳播，內地的生活方式也在西域流行。眾周所知，飲茶之風最早流行于中國，學術界認為，這種風習在唐時通過絲路傳播到了西域，并進一步傳到了西亞、南亞以及吐蕃地區，成為其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飲品，后來甚至還出現了頗具規模的茶馬貿易；在吐魯番出土的唐代食品中就有餃子、糕點等內地食品；漢族的服飾、妝容方式等在壁畫中時有發現；娛樂方式如圍棋、雙陸也流行于這一地區。

內地文化的廣泛傳播，獲得了當地人的認同，改變了他們的思想觀念；唐朝包容開放的民族政策，更是促進了西域地區的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增強了西域各民族對中原王朝的向心力，使“華夷一家”的觀念深入人心。在西域，無論是漢族還是其他少數民族，無一不以唐人自居，并以作為大唐帝國的子民而深感自豪。西域也從漢代以來的單純軍事防御地區變為社會相對穩定的地區，成為大唐文明沿絲綢之路向更遠地區自然延伸的中繼站。

（作者為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②[宋]司馬光撰：《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

責編/王妍卓 美編/王夢雅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