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時代的企業家應有新擔當，這種企業家擔當應表現為以自主創新與技術變革為己任的先鋒精神，以及以推動產業高質量發展、提升產品質量、拓寬消費升級新渠道為目標的敬業精神。要不斷提高生態環保意識，建設綠色宜居生態城市；提升文化產業發展新高度，促進中華優秀文化“走出去”；倡導契約型社會建設，健全有序的法治市場環境，為中國經濟發展貢獻更多力量。

【關鍵詞】企業家 時代擔當 增長動力

【中圖分類號】F27 【文獻標識碼】A

在2018年的《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中，中國有120家企業榜上有名，僅次于美國的126家。而中國企業第一次出現在這份榜單上是在29年前，即1989年“中國銀行”首次出現在世界500強榜單中。中國企業在這份具有廣泛關注度的名單上，從無到有、從少到多的過程，可以看作是中國企業發展中一路高歌猛進、不斷創造財富增值奇跡的見證。更重要的是，企業的發展與壯大代表了一個國家經濟增長與強盛的前進歷程，它是多種因素共同推進的結果。對轉型發展中的中國來說，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企業家的擔當精神是促成中國轉型發展與企業成長的重要力量。

企業家的擔當為何具有重要意義

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社會生產活動必備的四種投入要素，包括土地、資本、勞動力與企業家才能。其中，企業家是整合各種投入要素，進行生產的組織者和決策者，同時是承擔一定風險進行創新和實踐的開拓者。企業家精神在西方經濟學和商業領域中享有極高的榮譽，被視為推動企業發展與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同樣，對于1978—2018年的中國來說，從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的瓦解，到融入全球化競爭的市場經濟的建立，中國企業家在這個過程中的作用和貢獻是不可替代的。

從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看，一方面，在創造利潤的基本訴求下，企業家是轉變思想意識、打破體制束縛、激發企業生產效率的最有力的實踐者。由于特定的歷史階段和思想束縛，第一代企業家身上體現出的革故鼎新的開拓精神，或許并不容易被當時的價值觀念所理解與包容。在產權清晰化過程中，他們可能背負著國有資產流失的罪名；在激發企業效率上，他們需要有與時俱進的管理理念。另一方面，新的事物出現與新的時代到來時，企業家是新的市場機遇中最敏感的發現者。無論是商品短缺年代的新產品提供者，還是借助互聯網紅利創業的先行者，社會總財富擴大中總有他們的身影。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但我們也應當看到，在經歷四十年的快速發展與財富積累后，當前的中國面臨著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實現轉型發展與增長動力轉換，推進中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這對新時期的企業家擔當精神提出了新的要求。

不同時期的企業家擔當有何不同

在改革開放初期，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和思想束縛是橫亙在中國經濟發展道路上的最大障礙。那時涌現出的企業家如首鋼的周冠五、浙江海鹽襯衫廠的步鑫生等，因為大膽突破管理體制的束縛，激發企業生產積極性而名聲大噪。他們在商品短缺、物質匱乏、企業管理渙散、生產效率低下的20世紀80年代，敢于扔下思想包袱，打破落后體制的束縛而提高生產效率、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這正是那個年代企業家最寶貴的時代擔當。而在商業氛圍逐漸濃厚的20世紀90年代，提升產品質量、樹立品牌意識和提高創新能力，則是新形勢下企業家應具有的不同于改革開放初期的時代精神。在互聯網大潮到來后，將互聯網模式與傳統制造業進行革命性地融合，繼而推進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路徑突圍與動力轉換，又是賦予新一代企業家的時代特征。中國在不同的時代給出了不同的機遇和使命，讓一代代企業家用自己的方式去擔當與解答。

如果說，幾十年前，中國內在的改革阻力是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大破必能帶來大立。對既有秩序的破壞本身具有天然的道德性，甚至“時間就是金錢”。曾經，一些游走在法律邊緣與灰色地帶的企業家被嘗試性地容忍，個別違法案例在公眾的討論之下不了了之。那么，在新的歷史時期，中國轉型發展的條件、環境和機遇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經歷了幾十年的快速增長后，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7年人均GDP已經超過8800美元。也就是說，當中國已經階段性地完成了財富積累的目標，越來越密不可分地融入全球一體化的現代進程后，新的法治的市場秩序與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成為新時代中國轉型發展的基本訴求，構建中國現代契約型社會的迫切性日益凸顯，這為新時代的企業家的擔當提出了新的要求。

然而，從現實的情況來看，當前的企業家擔當與中國轉型發展所呼喚的企業家精神還存在一定偏差。具體從兩個方面來考察：

一是在“走出去”的國家戰略方向上，需要企業家表現出敢為人先、有所作為的擔當精神。全國工商聯發布的民營企業500強研究報告顯示，在2017年500強民營企業中，有274家參與了“一帶一路”建設，實現海外收入（不含出口）7900多億美元。國家信息中心數據顯示，2017年民營企業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進出口總額達到6000多億美元，占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貿易總額的43%。央企“走出去”的項目多為設計、工程、售后服務等產業鏈上的承包項目，于此相比，民營企業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競爭性不足、創新意識薄弱、人才隊伍缺乏、海外投資的專業性不強。

二是在構建適用新時代的有序法治社會的擔當精神不夠突出，國家的社會信用體系與新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還有明顯差距。例如，商業欺詐、制假售假、偷逃騙稅、食品安全事故等在經濟社會中具有明顯的負外部性，同時也影響了中國的國際形象。因而，社會上的企業失信問題有待進一步地規范和約束，社會契約精神需要企業家積極引導與倡議。

在很大程度上，新時期的企業家創造了無數的財富神話與激人奮進的創業故事，成為新時期經濟增長與商業模式的重要推動者，但是與新時代相適應的新的擔當精神，依然呼喚企業家進一步的承擔與詮釋。

發揚以自主創新與技術變革為己任的先鋒精神和以推動產業高質量發展、拓寬消費升級新渠道為目標的敬業精神

在改革開放四十年的企業成長史上，部分企業是以一種較為激進，甚至野蠻的方式來進行財富積累，他們把賺取更多的企業利潤作為主要目標，忽視了生態環境的承載力，突破了行業的基本倫理和道德底線，違背現代企業運作的商業規范和契約精神。有的甚至行走在法律的邊緣和盲區，以一些灰色的渠道和手段來達到個人目的。但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際影響力持續擴大，中國改革進入了深水區，原有的許多發展模式和路徑已經難以為繼。

因而，依靠技術創新與變革形成新的經濟增長動力，促進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構建新型的契約型社會與法治的市場環境，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實現中國長期發展目標的保障。這對當前和以后很長一段時期的企業家擔當精神，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待。筆者認為，新時代的企業家擔當應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發展模式有效降低了后發國家進行創新研發的機會成本和不確定風險，被視為是后發國家加快技術追趕和經濟增長的優勢。但是，當中國在經歷了幾十年的快速發展后，這種“后發優勢”在中國已經難以為繼。一方面，中國在許多領域已經成為世界的領跑者，越來越多的中國公司成為全球同行業中的規模冠軍。曾經的追隨者變成了現在的被追隨者，身份角色的變化和世界行業中的領先地位，在客觀上要求中國企業必須進行前沿領域的探索和開發。另一方面，從全球產業價值鏈來看，西方發達國家掌握了許多中國目前并不具備的重大核心技術，中國在多個核心技術領域的突破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中國科學院第十九次院士大會上所指出的那樣，“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此外，今年不斷發酵的中美貿易摩擦，在某種程度上被視為是對崛起的中國進行的一次技術圍堵，使中國企業曾經熱衷的“市場換技術”模式更加難以為繼。機遇與挑戰同時擺在中國企業面前，積極尋求自主創新與技術革新就成為新一代企業家應有的擔當精神。

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財富積累的逐漸增多，人們會自發地產生對更高生活質量的需求，以及產生公共健康意識的覺醒。人們越來越關注添加劑、轉基因、純天然等概念，而強加工型、含有大量添加物的食品或油炸類食品，被視為“垃圾食品”，逐漸在中產階層的崛起中喪失“廉價”的優勢。當消費升級成為新時期新中產階層的共同趨勢時，健康環保的產品理念與注重用戶體驗的消費觀念，逐漸成為企業競爭與發力的新方向。

此外，自2012年以來，農民工總量增速逐漸回落，“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勞動力成本逐年上升，勞動密集型產業在中國逐漸失去比較優勢，產業轉型升級是擺在中國企業面前的必然選擇。在新的歷史時期，具有擔當意識的企業家應當順應國家轉型發展中新舊動能轉換的大趨勢，用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新理念促進產品質量提升，以產品質量提升匹配消費升級的新需求。以提升全球產業價值鏈的產品開發作為新的盈利渠道，用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思維探索新的商業模式，從而促進產業質量與消費質量的不斷優化。

提高生態環保意識，建設綠色宜居生態城市；提升文化產業發展新高度，促進中華優秀文化“走出去”

中國經歷的幾十年的快速發展，是以迅速提高經濟增長速度為目標的總量擴張模式，對環境破壞的長期容忍逐漸突破了生態環境承載力的底線，因而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粗放式發展是不可持續的。當經濟進入新常態，中國進入新時代以及經濟總量已經大幅提高之后，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是中國未來長期的戰略選擇。新時代的企業家應當在這一理念下，積極探索“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商業模式和盈利渠道，在創造企業利潤的同時，改善人與生態的關系。當生態環保逐漸成為新時代人們生產、生活的基本需求時，企業家能夠以新的視角、新的方式實現生態與生產的有效結合，是新時代企業家擔當的另一種重要體現。

中國擁有燦爛而悠久的歷史文化，這是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寶貴財富和中國文化自信的根基所在。人們在滿足物質文化需求后，精神層面的追求和享受會逐漸凸顯，這就帶來了中國文化產業大發展的黃金時期。新時代，在文化產業大發展的新機遇下，需要企業家擔當起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重任，積極傳播反映當代中國價值觀念、中國人審美追求的優秀作品。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座談會上所指出的那樣，“一部好的作品，應該是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同時也應該是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作品”。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機遇與挑戰并存，企業家的新時代擔當也體現在：一方面，摒棄文化產業傳承過程中與中國優秀的文化內涵不相適應的錯誤觀念，凸顯中華文化精神的核心要義；另一方面，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文化創意產業，拓寬海外市場渠道，促進中華優秀文化“走出去”，以成熟的文化產業帶動文化輸出能力的大幅提升。

倡導契約型社會建設，健全有序的法治市場環境。中國企業自身的長久發展與規范化治理體系，離不開有序的法治市場環境。中國融入全球產業價值鏈，參與更加廣泛的國際市場競爭，也需要一個相對成熟的契約型社會氛圍。契約型社會被稱為陌生人社會，與之相對應的是關系型社會或熟人社會。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指出，在中國傳統的社會文化中，人際關系組成了一張復雜而龐大的關系網絡。在關系型社會中，“熟人”織就的關系網絡，可以打通關節、疏通關系、解困排憂，同時也可以尋找捷徑、超越規則、營私舞弊，甚至徇情枉法。這種關系型社會對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企業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在新時代，中國市場在不斷開放，不斷融入全球一體化的發展進程，企業間的競爭不僅局限于本土企業之間，因此，遵守國際市場秩序也應是中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與贏得世界尊重的必要條件。新時代的企業家應維護法治化市場秩序，建立成熟有效的社會契約精神，履行社會誠實守信原則，實現中國企業現代化與國際化的時代擔當。企業家形成對社會契約精神與法治市場原則的敬畏之心，并融入企業經營運轉的過程，也是時代賦予新時期企業家的重要使命。

（作者為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南開大學經濟學院產業經濟博士研究生馮學良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①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責編/谷漩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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