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厲以寧：中國當前主要任務是結構性改革

中國今天進一步發展經濟，已經不能是單純引進來機器設備了，重要的問題是要有制度創新、技術創新、品牌創新。這都涉及到結構性改革的問題。1840年鴉片戰爭時，中國的GDP總量比英國大得多，但是GDP結構遠遠不如英國。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經濟結構比經濟總量更加重要，如果沒有結構性改革那么經濟實力也將無法提高。中國要進一步發展經濟，主要任務是結構性改革，而結構性改革一定要和改革開放連在一起，這樣的經濟才能夠走上新路。——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著名經濟學家（大公網，2018年12月23日）

32.劉世錦：中國經濟增長潛能要由“爬高山”轉向“填洼地”

由于出現歷史需求峰值，中國經濟要由“爬高山”轉向“填洼地”。中國經濟“洼地”主要表現在“效率洼地”和“分配洼地”。“效率洼地”是由于限制準入、缺少競爭、效率低下而被抑制的供給和需求。“分配洼地”是由于收入分配差距過大而未能釋放的需求和供給。“效率洼地”可以提升供給也能增加需求，打通城鄉之間的土地、資金、人員等要素通道，重點是土地制度改革，集體土地入市，宅基地流轉，小產權房能否和如何合法化等。“分配洼地”主要著力點在于脫貧攻堅戰有利于提高低收入階層收入和消費能力。——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中國經濟時報》，2018年12月28日）

33.林毅夫：中國的理論對其他發展中國家有更大的參考和借鑒價值

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條件不一樣，因此拿發達國家主流理論到發展中國家來應用，必然會出現“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問題。來自于中國的理論創新不僅能夠解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成績與過程當中所出現的問題，而且能夠指導人們解決這些問題。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跟其他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的條件比較相似，中國的理論創新對其他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解決他們的問題也有比較大的幫助。例如，新結構經濟學“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的思想，有利于在基礎設施差、營商環境不好的情況下，把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發展成競爭優勢。——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人民論壇》，2018年6月上）

34.李偉：我國已從國際經貿規則的被動接受者變為參與者和建設者

過去國內經濟政策產生的國際影響并不直接，現在國內政策的外溢效應明顯增強，國際社會的關注度明顯增加。過去我國主要是國際經貿規則的被動接受者，現在正逐步成為規則制定的參與者和建設者。如何在一個開放大國的框架下，思考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已經成為推動高質量發展需要面對的重大課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求是》，2018年第16期）

35.李稻葵：中美貿易摩擦的本質是“更年期”遇上“青春期”

中美關系當前的問題是由兩國國內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出現的重大變化而引起的。美國正在進入“更年期”，從過去“蓬勃向上”的美國退回“光榮孤立”的美國。與此同時，中國也發生了變化。黨的十八大以后，中國提出“四個自信”、“一帶一路”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一系列的變化表明，中國進入了“青春期”。當“更年期”遇上了“青春期”，就會出現新的矛盾，這就是當前中美貿易摩擦的本質。美國不會和中國撕破臉，因為雙方利益交融太多。中美關系在未來十年是一個重要的磨合期，要通過這段時間的磨合期達到新的均衡。——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大公網，2018年7月8日）

36.劉鶴：從全球資產配置來看，中國正在成為最有投資價值的市場

從全球資產配置來看，中國正在成為最有投資價值的市場，泡沫已經大大縮小，上市公司質量正在改善，估值處于歷史低位，所以很多機構建議對中國股市給予高度關注，認為中國股市已經具有較高投資價值。對這些評估，相信投資者會作出理性判斷?？梢哉f，股市的調整和出清，正為股市長期健康發展創造出好的投資機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新華網，2018年10月19日 ）

37.朱民：未來兩到三年內美國再出現一次金融危機的概率很高

美國金融市場是世界最大的金融市場，美國金融市場的波動不可避免會引起全球金融市場和經濟的波動。美國的股票市場在歷史新高、估值在歷史新高、市盈率在歷史新高、風險在歷史新高。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是一個謹慎的、穩健的、透明的操作，市場預期和美國政府的宏觀政策匹配，可以比較好地緩和渡過這個周期。如果政策透明度不夠，和市場預期不符合，產生誤讀、誤解，或如果有大的政治不確定性產生大的市場波動，我覺得再次出現市場大的波動不是不可能的。2018年市場出現大的波動，還不至于崩盤，但是在兩到三年里，市場再次發生危機的概率是很高的。——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鳳凰網財經，2018年4月10日）

38.鄭必堅：大市場成為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強大內生動力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到今天，總體上適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求的國內大市場已經形成，這個大市場已經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的一大法寶。這個大市場的優勢是規模已經達到世界前列，有世界最大規模的中等收入群體，而他們代表著巨大的消費能力。這個大市場是在四十年改革開放中，參與第三輪經濟全球化多方面的歷練進程當中發展和接近成熟的。這樣一個市場，不僅規模大，而且開放力度大，質量也在不斷提高。因此，我認為這個大市場已經成為具有相當強大的適應力、增長力、吸引力，是發自激起內部不懈的動力。——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會長（新浪財經，2018年11月2日）

39.劉偉：GDP仍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須繼續推進對GDP的理論認識和實踐探索

改革開放后，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引導性指標曾發揮重要作用。不可否認，GDP有其局限性，新發展理念是對過往片面強調GDP的糾正。不過也要意識到，中央提出的新發展理念和不唯GDP論英雄，是對過往片面強調GDP的糾正。我們要清醒認識到，中國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人均GDP只有8000多美元，還不到世界平均水平，GDP仍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須繼續推進對GDP的理論認識和實踐探索。——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經濟參考報》，2018年4月11日）

40.劉尚希：制度創新是最大的降成本

改革式降成本主要是降低制度成本或宏觀成本。降低微觀成本主要通過企業自身挖潛，降低制度成本則需要政府來主導。制度成本包括各種體制機制的不合理，是改革滯后帶來的成本，它會體現在企業的各類要素成本、稅費成本、社會成本等方面，僅靠單純的政策式降成本難以真正降低制度成本。改革式降成本要以“破”和“立”來實現“降”：一是要破舊體制，破除不利于要素市場化改革的制度瓶頸和制度壁壘；二是要建立新體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經濟日報》，2018年7月27日）

41.高培勇：以降成本為目標的減稅降費必須以縮減政府支出為基本前提

在過去所有的政策目標條件下，我們的減稅降費往往是以增列赤字作為來源，如果不是增列赤字，而是降低政府支出，通過減稅降費實現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需求的擴大，又會被政府支出的削減所抵消，因此不是我們的目標。所以在擴需求的目標條件下，減稅降費無疑要以擴大赤字為支撐。但是，換一個角度，降成本為目標的減稅降費，為了給企業真正意義上減稅降費，我們必須走節用裕民的道路，節約政府的支出來幫助或補貼企業和居民。所以這時候減稅降費就必須要求以縮減政府支出為基本前提。——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中國經營報》，2018年11月22日）

42.蔡昉：開發老齡人口紅利大有可為

從過去幾十年我國人口結構特征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可見，人口老齡化意味著傳統意義上人口紅利的消失，對我國長期經濟增長構成巨大的挑戰。然而，如果政策應對恰當、改革措施到位，也仍然可以從變化了的人口年齡結構中挖掘人口紅利的潛力，我們可以稱之為老齡人口紅利。根據我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和其他國家的經驗，通過延遲退休來增加勞動力供給這條路非走不可。——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經濟日報》，2018年10月18日）

43.樓繼偉：去杠桿周期需要三年左右

降杠桿去風險要講究順序和步驟，盡量降低痛苦。在順序上，金融機構自身加杠桿，通過各種渠道操作，期限錯配、風險錯配是首當其沖需要加強監管的。當然，對引誘式借貸實為詐騙的行為要堅決打擊。對地方政府的過度舉債要盡力遏制，并給予正規的出路。然后是非金融企業和居民如何逐步降杠桿。我們看到中國政府正在采取正確的措施，對降杠桿周期的判斷也更加明確，不會太短，需要三年左右。——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任，前財政部部長（財新網，2018年9月17日）

44.白重恩：幫扶企業應由“特惠模式”向“普惠模式”過渡

過去在營商環境不完善的時候，地方政府會為某些特定企業提供特殊的幫助和保護，使得這些企業可以克服不良營商環境對它發展所造成的障礙。在當前的階段，面臨不完善的普惠制度，特惠制度不是最優的安排，是次優的安排。普惠制度還不完善，特惠制度還是有它的作用，但是特惠制度不會長期有效，隨著經濟發展其能起到正面效果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可以通過降低企業稅負等措施來完善普惠制度。——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每日經濟新聞》，2018年9月16日）

45.張占斌：要在政治上信任民營企業家

民營企業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推動者和我們黨在政治上的重要同盟者。在政治上信任民營企業家，首先是要穩定預期，信心比黃金更重要，給信心比給政策更重要。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的講話提醒我們，任何否定、懷疑、動搖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家地位的言論都不要聽、不要信，這是一顆新時代穩定民營經濟發展的定心丸。其次是完善民營企業家正向激勵機制。加大產權保護，依法甄別糾正涉及民企的冤錯案件，推進相關法律法規“立改廢釋”工作；建立鼓勵“為官有為”的激勵制度和和懲戒“為官不為”的處罰制度。——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人民論壇》，2018年12月中）

46.何德旭：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攻堅戰要戰而有策、戰而有備、戰而有術

高質量發展離不開高效安全的金融。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攻堅戰，必須做到戰而有策、戰而有備、戰而有術。“戰而有策”，就是要立足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以黨中央的政策方針為指引，把服務實體經濟作為防控金融風險的根本。“戰而有備”，就是要對存在的金融風險點做到胸中有數，未雨綢繆，密切監測，準確預判，有效防范。“戰而有術”，就是要做到目的明確、重點突出、密切協同，形成全國一盤棋的金融風險防控格局。——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求是》，2018年第13期）

47.巴曙松：金融體系要積極為新經濟業態服務

金融業要想與新經濟的發展趨勢形成良性互動，需要改變長期以來金融業所習慣的為傳統經濟、“基礎設施+房地產”經濟服務的方式。中國經濟目前處于新舊增長動能轉換的關鍵期，其進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新經濟增長規模有多大。新經濟企業的技術創新首先靠研發，其次就是靠資本市場。企業在不同的成長階段，有不同的融資需求。創新型企業有核心技術、知識產權，但成長中的風險和不確定性比較高。金融體系能否做一些調整創新，對接新經濟的業態，有巨大的空間。——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人民日報》，2018年9月10日）

48.鐘茂初：資源型城市的先進產能承接落后產能之后，必須逐步改造原有的營商環境和“潛規則”

資源型城市要想形成其新的競爭優勢，就必須解決現有的各種瓶頸，如社會負擔過重、制度成本偏高等。因此，改革的主要目標就是避免重蹈覆轍。先進產能承接落后產能之后，必須逐步改造原有的營商環境和“潛規則”，實現市場化、契約化、制度化、法治化，大幅降低其經營過程中的交易成本。否則，一旦加重承接企業的成本負擔，則承接企業很快就將陷入難以為繼的困境。——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全國政協委員（《國家治理》周刊，2018年第24期）

49.孫健敏：警惕“人才爭奪戰”帶來的派生效應及隱患

2018年，為吸引更多人才，各地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從而導致“人才爭奪戰”不斷升級、加碼。我們在認識“人才爭奪戰”積極作用的同時，也需警惕其可能帶來的派生效應，甚至是可能導致的隱患。首先，“人才爭奪戰”可能會導致制度建設被忽視、地區差距拉大，富裕地區、發達地區更容易吸引人才，以至于人才過剩；而欠發達地區相對不容易吸引人才，使得人才配置更加不協調，出現結構性失衡。其次，可能會忽視人才成長規律，導致待遇差距出現，加劇不公平感。最后，可能導致人才的解讀片面化，目前各地提供的優惠政策和條件基本集中在物質方面，而忽視了人才培養的“生態環境”。——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人民論壇》，2018年5月下）

50.王飛躍：對于智能時代，要有期待之心、敬畏之心、平常之心

社會上許多觀點，如“人工智能毀滅人類”，特別是“人工智能很快將使50%甚至70%的工人失業”等看法，使得一些百姓心生不安。正如歷史上機器的大量出現、計算機的普及一樣，人工智能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新機遇和新階段。對于新的智能時代，首先，我們要有期待之心，因為這是時代的召喚；其次，我們要懷敬畏之心，因為這是科技發展的必然；最后，我們還要持平常之心，因為智能技術同其他技術一樣，是把雙刃劍，只要合理利用，必將像農業、工業和信息技術一樣，造福人類、推動社會發展。未來不是人工智能將使50%-70%的工人失業，而是人工智能將為我們提供90%以上的工作。——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復雜系統管理與控制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研究員（《人民論壇》，2018年1月中）

責編/謝帥 賈娜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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