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協調”的認識與理解

協調，這個詞在經過改革開放的奮斗征程、偉大實踐后，具有了時代的新使命。從說文解字看，協調指的是“和諧、協同、配合得當”。我國古代以哲學形式呈現的“天人合一”“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是對“協調”的一種深刻認識。近現代經濟發展強調以“分工”為基礎的自由選擇、市場配置，質疑“自然秩序”，主張政府干預的協調發展，均是人類進行“協調”的實踐活動。其實，“協調”長期以來一直是區域經濟學關注的焦點之一，而且是諸多爭論的焦點。追求“均衡”，還是“非均衡（增長極）”發展？堅持“效率”優先，還是“公平”優先？積極推動發展大城市，還是中小城市？城市或生產力布局是采用“集聚”發展原則，還是分散？

在區域經濟研究層面上，協調是指關系的和諧一致、配合得當。在區域經濟活動實踐中已經形成一些相對固定的看法，如區域協調是區域之間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共同增長的狀態和過程（蔣海清，1995；覃成林，1999）；區域協調發展是使地區間發展差距穩定在合理范圍并逐漸收斂的區域發展戰略（陳秀山，2006）；區域協調發展需要考慮到人與自然和諧發展（郝壽義，2007）；新的時期有必要探究區域協調發展的新內涵與新目標，應更加注重地區間的發展機會區域均等，發展利益趨于一致，重點訴求應由發展速度的協調轉向發展利益的協調，由發展結果的均等轉向發展機會的均等（徐康寧，2014）。

在新時代背景下，區域協調發展強調發展中各系統均衡、各部分統籌、各職能協同，關系平衡、共同增長；各個區域內外部資源得以合理利用與共享，要素挖掘與創新活躍得到充分發展；區域間收入差距保持在合理范圍之內，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各地區分工合作優勢互補、人與自然和諧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的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需要在強調過去四大板塊、城鄉之間、經濟帶之間、貧（老少邊窮地區）富之間的關系基礎上，提出新的區域協調發展方式和內容，包括壯大并允許非政府市場主體加入區域協調發展的事業中來（組織、配置、動員）；新的區域發展動力機制打造、新的拓展區域（虛擬空間、“一帶一路”、海洋戰略空間）與要素格局構建；新時代區域發展的高質量、高效率，可持續發展目標導向等等。區域經濟發展到了新的重要時期，協調已經成為區域發展的重大使命。

協調發展是新時代區域發展的總體要求

黨的十九大做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歷史論斷，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做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論斷，標志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時代。在這個新時代，我國區域經濟呈現出了新的發展要求和新的特征。

協調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所謂高質量發展，是更加注重效率、公平、質量以及可持續的發展，是更加注重以人民為本的發展。對于區域發展來說——所謂“公平”，即要考慮到收入差距的縮小、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解決區域發展差距、城鄉二元分割及城鄉收入分配差距等問題；可持續則要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解決經濟結構不合理、創新能力不足等發展不充分的問題；以人為本則要求更加關注民生、關注貧困，增加老少邊窮地區居民福利。協調是社會主義新時代“高質量發展”對于區域發展的內在要求，更是時代賦予的使命。

協調發展，是區域特色彰顯的要求。區域協調可以挖掘區域發展的潛力、引導實現地區的特色發展。“十三五”規劃綱要指出，“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動、主體功能約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務均等、資源環境可承載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促進要素自由流動，有利于建立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有利于打破壟斷、建立公平的市場環境。區域協調發展在資源最優配置的目標導向下，市場機制主導，有利于發揮或挖掘區域的潛在能力；同時，利用和發揮當地的特色優勢，可以提高地區發展的競爭力。特色是某一地區的“符號”和“標簽”，有助于樹立區域文化形象，更有助于推動發展特色化的經濟資源，綠水青山、特色民俗、甚至獨特的氣候土壤都可以通過創新給地區帶來可持續良性發展的經濟資源。

協調發展，是區域內化市場機制的要求。我們行進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大道上，區域內、區域間形成良好健康的合作共享和可持續發展機制是一個重要方面。這個方面涉及資源開發、產業布局、競爭合作、要素流動、社會治理、利益調整、公共設施均衡、損益調節補償等等。

此外，區域協調，有利于擴大內需，推動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完善、加強城市或農村基本公共服務設施，不僅可以通過增加投資需求形成當地增長的強勁動力，而且可以增加城市以及鄉村的消費需求形成擴大內需的持久動力。我國農村人口基數大的基本國情，決定了我國農民巨大的消費群體所帶來的市場潛力，統籌城鄉發展，致力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區域發展差距，可以刺激城市、尤其是農村消費。

協調發展，是中國作為大國提供給世界的偉大實踐。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協調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也是發展階段規律性的問題。針對不協調發展引發的各種社會經濟問題，世界各國政府將解決該類問題作為調控的重要目標，并采取宏觀政策或者措施來協調經濟發展（比如歐盟、美國）。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國際地位顯著提高，國際影響力也明顯增強。我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和工業國，同時自2006年以來保持著對世界經濟第一位的增長貢獻率。我國區域發展條件復雜多樣，發展類型具有相似性和典型性，我們通過改革創新、協調發展，改善和提升各個區域的發展能力，可以為世界各國提供可借鑒的經驗和大國智慧。

區域協調發展新思維新邏輯

新時代所以“新”，是確實出現了許多與過去不同的新現象新條件，區域發展也迎來了新的發展依托、發展生態?？梢钥吹?，區域發展的邏輯與路徑依賴已在明顯轉變，主要表現為四個方面：一是區域發展的主體力量由傳統的政府為主、社會各方協同轉向“民營、個體、非政府機構”將發揮更大的作用；二是區域發展動力機制和科創驅動將更多地依靠和發揮市場與新科技因素的巨大能力；三是區域的根植性挖掘是塑造各地特色、合作共享和可持續發展的基石；四是突破區域差異的認識束縛。

區域發展新主體的壯大及其協同力

從發展方式和動力機制上看，我國的區域經濟發展大致可劃分為二種類型：一類是市場經濟實行前政府的直接推動式，另一類是市場經濟實行后的“強政府+市場”的混合推動式。這其中涉及二大類主體：簡單說就是政府和非政府。可以預見，隨著我國改革愈加深入，未來區域協調發展的實施與成效將與這二大主體的博弈與互動密切相關。

在區域發展進程中，二大主體都有過各自的貢獻。以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重大生產力布局演變來看，區域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即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的均衡布局——改革開放初期的沿海傾斜（非均衡布局）發展（1979—1990年向東傾斜的不平衡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區域協調發展（1991—1998年開始關注中西部的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啟動階段和1999年以后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全面實施階段（魏后凱等，2011）。前二個階段是由政府通過計劃手段完成的，第三個階段是附加了改革開放過程中新的主體，包括地方政府（原本不是獨立的市場主體）、外商投資企業、民營企業、非政府機構組織等，共同形成了區域發展方式和動力機制，共同構成了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力量。在筆者看來，第三階段的區域發展，是一個加強政府配置調控資源能力并逐步擴大市場機制、發揮市場潛力的過程。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改革開放中“放權讓利”的偉大舉措極大釋放了區域經濟發展的巨大能量，造就了市場經濟體制下重要的主體角色，不僅加快了區域經濟發展，也為區域和諧、協調塑造了長久、可操作的主體框架和邏輯基礎。從發展實際可以看到，區域發展主體不僅包括各級地方政府（獨立發展能力加強），各類企業和機構也成為推動區域經濟發展新的重要力量，改變了發展的“眼睛”只認“市長”，不認“市場”的單一模式。

前文提到了協調是社會主義新時代“高質量發展”對于區域發展的內在要求，更是時代賦予的使命。這就意味著需要產出高質量的產品與服務，需要高質量的企業運營、高質量的商業模式，需要高質量的經濟和商業思想作支撐，也意味著需要更多更強有力的各類市場主體，特別是民營、個體企業、非政府機構、中介組織的成長和壯大。這是區域協調發展的基本力量，也是我們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的一條時代主線。只有“千帆競發”，高質量才有保障。

未來在構建區域發展新主體時，需要關注和發揮非政府主體，如民間組織在區域協調中的作用。一直以來，政府在區域協調中發揮著主導作用，區域之間的合作更多的是地方政府之間的合作，由此便忽視了非政府主體如民間組織在區域發展事務中應當并且可以發揮到的作用。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新的民間主體會不斷出現并成長，通過政府、非政府組織、居民、企業等多元主體的協商合作，可以突破政府單一主體解決區域發展事務的局限性，有利于平衡多方利益，有利于實現合作共享和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是一種更開放更民主的公共事務解決機制。事實上，近年來已經有非政府主體參與區域發展管理的實踐嘗試，如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成立了一些民間組織和社會組織，并通過這些組織簽訂了部分區域合作協議?？傊胤秸疄榉钦M織釋放參與區域事務管理的空間，營造協商合作的環境，是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有益嘗試。

區域發展新動能的迸發及其推動力

第四次科技革命帶來了重大的發展機遇和發展新邏輯。新的動力和創新機制已經滾滾而來、勢如破竹，傳統的體系不得不面臨重大調整。從區域經濟層面上講，當今遇到了二個重大的發展條件變化，一個是飛速發展的科技時代，另一個是人類迅速提高的認知能力。

首先，科學技術的進步，比如以互聯網為主的數字信息技術，突出智能化、虛擬化，使得創新空前活躍，大大拓展了產業發展依托的空間，甚至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新資源新產業新業態新服務新產品新模式等等，把人類生產生活的活動空間推進了一個虛實結合的新世界。特別是互聯網、物聯網為其提供了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創新無界、光速級的虛擬世界，而不僅僅是一個資源常規、路徑常規、速度常規的實體世界。對區域發展而言，人們利用資源與環境的能力大大增強，過去許多我們并不視為有用性的或利用層次較低的事物（對象），被納入重要的資源范疇加以開發利用，如信息資源、海洋資源、空間資源、濕地資源、綠色資源、多樣性資源等；同時，生產、服務和發展的路徑更加廣闊，人們的工作、學習、娛樂、康養等等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相應的區域差異、區域均衡、區際關系將被重造、重塑、重組。

其次，人類迅速提高的認知能力，人們利用和改造自然、整合資源、制造與服務的能力大幅度提升；新的理念、新的指導思想應運而出，新的方法也是層出不窮。國家新近倡導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就是對這一趨勢的深刻總結。還有一些理念如“精準化”“精細化”也是對新認知的一種反映。在國家號召“區域協調發展”的時代背景下，多地方急需跟上科技發展的潮流，帶著時代感使命感去高度重視創新；構建新的認知體系，推出新的發展路徑、模式，踐行“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以及“供給側改革”。比如，在資源開發領域，一方面要主動適應迅猛的科技發展所帶來的資源范疇的迅速擴大，還要有意識地重視、充分地挖掘那些脫穎而出的可以被依托的新型資源；另一方面，跳出原有的只包含土地資源、森林資源、礦產資源、石油資源等常規資源的概念體系，創新思想與思維。

需要提及的是，市場機制也是動能之一，所以放在“新動能”處說。健全市場機制，發揮它的決定作用威力，其拓展的空間余地還很大。市場在提升效率上是無與倫比的，用市場引導生產要素跨區域流動，可以實現資源配置的合理與優化。區域協調發展中強調市場原則，是要求根據市場法則而不是行政區劃規則，促進生產要素在區域間自由流動，在分工、交換、合作、競爭中提高經濟效率。當然，這里并不排斥其他原則，如公平原則（轉移支付、均等公共設施），但需要各種原則之間首先做好協調。

區域發展新空間的挖掘及其支撐力

在不斷強化的人類認知和不斷進步的科學技術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人類的創造力、改造利用自然的能力在不斷加強。對于區域協調發展，其實大自然在某種程度上早已提供了諸多條件、基礎與可能解決方案，需要人類的智慧和奮斗去發現、開發和整合。我們提到的產業根植性就是期望或強調地區發展中找到依托的自然基因。根植性不僅存在于以資源、景觀為基礎的自然地理背景之中，更存在于文化內涵、制度結構、社會關系為核心的社會經濟環境之中。

如果一個地區的根植性得到較好的挖掘，產業在當地的集聚與發展就會存續下去，就會整合相關資源，凝聚特色力量，持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挖掘根植性、實現區域的差別化個性化發展具有深刻的意義：首先，挖掘根植性的過程是一個深刻的辨別自身發展優劣勢的過程，發揮優勢、揚長避短，將生產要素集中到優勢產業上來，形成網絡和價值鏈體系，激發區域發展潛力與活力，避免在那些水土不服的產業上浪費資源與財富；其次，挖掘根植性鼓勵投入踏實的產業氛圍，可以避免追風嘗鮮作秀的短期行為，少走發展彎路；最后，精準而有效力的政策扶持是區域發展的強大助力，根植性挖掘可以為國家支持政策提供參考，使之更具針對性。因此，協調發展需要關注區域的根植性挖掘，形成區域的內生增長機制。

區域發展新認知的拓展及其引導力

區域協調發展就是要對發展上的不協調加以解決和克服。對于不協調方面的問題，許多專家學者都給予了歸納總結，比如：區域發展水平差距還比較大，無序開發、開發空間受限，資源錯配，地區封鎖依然存在，區域之間同質化競爭依然存在等，在此不贅述。但對于其成因各述其理。確實，造成我國目前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以及上述區域發展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本文引用諾貝爾獎獲得者P. Krugman（1993）的經典“First Nature” 第一性要素和“Second Nature” 第二性要素的劃分原理對我國區域發展問題成因做出簡要分析。第一性要素也稱為自然要素，指自然條件與自然資源是非人類創造的，是對人類生活和生產活動產生直接和間接影響的基本物質成分；后天的人為的第二性要素如資本、投資、技術、創新、管理、市場等，恰恰是社會生產力的決定因素。

自然差距——“第一性要素”成因分析。我國幅員遼闊，領土南北跨越的維度近50度，東西跨越經度60多度，氣候、地形、土壤、植被、生物等復雜多樣。這種條件不僅造成了各地區產業、經濟類型的多樣性適宜性，也造成了成本和經濟效率的差異。

區域發展是以自然地理條件為依托的，一個地方經濟社會活動長期依賴于某些條件的表現和特征是根植性的反映。根植性的形成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地方的經濟行為依托于當地的自然地理背景、文化積累、制度變革等，經過長期的磨合、最終實現本地化，且其特性難以復制。自然資源稟賦的差異是區域不平衡的基礎，但同時也是特色形成的根源、是地域特色最原始的部分。

對于各區域第一性要素的不同，總體上看，人類改變的可能性相對較小，至少目前還是有限的。但可以發揮人的智慧，創造性地適應或利用自然條件，挖掘根植性以形成特色，尤其是在“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新理念下，尋求人地和諧的新模式。

人文差距——“第二性要素”成因分析。“第二性要素”包括歷史積累、資本與廠商集聚、技能優勢、各類設施與服務水平、市場消費等，是疊加在自然差距基礎之上的，起著放大或縮小、加劇或緩解第一性基礎的重要作用。

我國現階段的區域發展格局、區域差異實際上是長期受制于第一性基礎和第二性要素疊加作用而形成的。一般情況下，技術、資本、工業等要素在市場機制下總是流向地理區位更優越、歷史積累更豐富的地區。由于循環累積效應的存在，易導致發展程度高的地區會越發達，而發展相對落后的地區會更加落后，以至于胡煥庸線難以突破。

除此之外，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也是“第二性”要素的重要部分。我國的宏觀區域發展戰略經歷過由均衡發展向非均衡發展、又轉為區域協調的兩個歷史階段，國家政策可以引導要素流動的方向；同時此前不科學的政績觀——比如以對GDP以及地方財政貢獻度的大小為評價標準，也會導致區域發展的惡性競爭，因而政府行為與政策也是影響區域發展差異、區域發展不協調的重要因素。

當區域適應了某一發展路徑，就容易形成發展的慣性，形成“路徑依賴”，內部會相對封閉內向，從而陷入“剛性專業化”陷阱。在“路徑依賴”的影響下，區域發展問題就具有慣性和頑固性。比如資源型城市發展，其產業結構主要以礦產開采和初級加工工業所形成的產業為主，具有較大的發展慣性，其弊端往往導致其他替代性、共利性技術和產業不易成長，結果就是老化、僵化，一旦資源趨于枯竭，本城市或區域將陷入衰退。

針對各區域第二性要素的差異，其實人類作用的余地還是較大的，完全可以發揮人的能動性創造性，找準問題的癥結，以自然為基礎、以市場為舞臺，出臺精準的措施政策，改善營商環境，引進適宜產業，為區域協調發展創造新的模式。

【本文作者分別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

責編：趙博藝 / 楊 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