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全球治理體系深刻重塑，國際格局加速演變。同時，全球發展深層次矛盾突出，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思潮抬頭，多邊貿易體制受到沖擊，世界經濟整體發展環境面臨諸多風險和不確定性。在此背景下，中國作為全球經濟秩序和多邊貿易體制的支持者、維護者和建設者，堅定不移推動經濟全球化及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彰顯了中國堅持改革開放的決心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信心。
中國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舉措
自從中美貿易摩擦爆發以來，中國政府順勢而為，把貿易和投資壓力轉變為內部發展動力，迅速推出了一系列改革開放的重大舉措。截至目前，2018年內中國已連續四次主動降低貨物貿易進口關稅。5月1日藥品全面降稅，7月1日對218個稅目的汽車及零部件降稅，7月1日對1449個稅目的日用消費品降稅，11月1日對1585個稅目的機電設備、零部件及原材料等工業品降稅。中國的關稅總水平已由去年的9.8%降至7.5%。調整后的關稅總水平略高于歐盟，低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處于中等偏低水平，與中國發展中國家地位和發展階段基本匹配。對于外資普遍關心的技術轉讓、行政許可、知識產權等問題，中國已取得長足進步，并將創造更為有利的條件鼓勵跨國公司對華投資。2018年7月28日，中國新的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開始生效。在新的負面清單中，將過去限制類和禁止類的63類管制領域減少到了48類，總計在22個領域放開投資限制。這些措施使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展現了中國應對貿易摩擦和環境不確定性的自信與韌勁。
中國改革開放迎來40周年，中國將繼續堅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中國將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加大保護知識產權力度，創造更具吸引力的投資和營商環境。2018年11月初，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在上海成功舉行，吸引了172個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以及600多家企業參展，40多萬名境內外采購商到會洽談采購，成交額達到578億美元。另外，4500多名各界知名人士出席虹橋國際經貿論壇。這些都再次表明，中國支持自由開放貿易、主動向世界開放市場的決心不會有任何動搖。與此同時，中國堅持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對包括RCEP在內的各類自由貿易安排，堅持開放、包容、透明原則，促進彼此協調，實現良性互動。堅定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旗幟鮮明抵制保護主義，引導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發言中所強調的，中國將“穩步擴大金融業開放，持續推進服務業開放，深化農業、采礦業、制造業開放，加快電信、教育、醫療、文化等領域開放進程，特別是外國投資者關注、國內市場缺口較大的教育、醫療等領域也將放寬外資股比限制”。
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必須消除資源誤置
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不能僅僅局限于降低貿易關稅、放開投資限制等方面。事實上，中國目前的總體關稅水平與發達國家比較接近，已無太大下降空間；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的實施表明中國已與發達國家的外資管制措施接軌，改進余地有限。推動高水平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需要從促進開放型經濟發展的高度通盤考慮，正確理解和認識中國的貿易利益，警惕和審視中國開放型經濟中存在的各種政策引致型資源誤置所導致的貿易利益損失。任何戰略和政策的成功實施都必須考慮資源的配置效率，并盡可能以資源的有效配置為目標。如果資源未能實現有效配置，低效率的企業擁有較多的資源反而不被驅逐出市場，就會產生很大的行業內及行業間的資源誤置。這種在中國經濟中普遍存在的資源誤置特別是因某些公共政策引致的資源誤置是不容忽視的客觀現實。
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不完全性導致資源在企業間不能以其邊際產出相等的原則進行配置，就會產生資源誤置。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雖然實現了持續高速增長，但由于漸進式改革的特征，以及地方保護和各種政策壁壘的存在，導致產品和要素不能跨區域、跨部門無障礙自由流動。各種形式的政策扭曲普遍存在，以至于中國上游國有企業和下游民營企業之間、不同區域之間以及中國的勞動力和資本市場均出現資源誤置，最終導致總體生產率損失、消費者福利下降。
中國在貿易和投資領域的政策扭曲比較典型，可以說，改革開放后一段時期，中國的貿易發展是在嚴重的國有偏向型政策和出口偏向型政策這一“雙重偏向政策”的背景下推進的。而這一雙重偏向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資源配置。一方面，在國內市場上，行政壟斷對競爭性領域中低效率國有企業的長期保護，扭曲了資源在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之間的最優配置；另一方面，在出口市場上，政府對出口企業又給予出口補貼、出口退稅等鼓勵出口的政策。這種出口偏向型政策降低了各類企業出口的生產率門檻，引致資源在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之間及其各自類別內部實現重新配置，從而導致了國內市場和出口市場的雙重資源誤置。
在國內市場上，私有企業進入國內市場的臨界生產率高于國有企業進入國內市場的臨界生產率，從而私有企業中一部分生產率相對較高的企業被迫退出市場，而國有企業中一部分生產率相對較低的企業卻仍然能夠在市場上生存。這形成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國內市場行業內國有企業與私有企業之間的資源誤置：私有企業中一部分高效率的企業被淘汰，而競爭性領域中一部分相對低效率的國有企業卻能在行政性壟斷保護下占有資源繼續生存。在出口市場上，私有企業和國有企業進入出口市場的臨界生產率都降低了，從而使更多原本不能出口的低生產率企業也能進入出口市場。這又導致了開放經濟條件下整體經濟層面的資源誤置：原本不能出口的低生產率企業卻能進入出口市場，并擠占了高生產率企業的出口市場份額。因此，雙重偏向政策導致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兩個層面的資源誤置，即國內市場上行業內因行政性壟斷帶來的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之間的資源誤置，以及出口市場上整體經濟層面的資源誤置。進一步地，雙重偏向政策引致的資源誤置，又通過減少來自貿易的生產率收益和貿易福利這兩個渠道，最終降低了來自開放的貿易利益。其中，來自貿易福利的損失主要源自于人均產出的減少、貿易條件的惡化與消費者可消費產品種類的下降。
事實上，在沒有任何政策干預的情形下，各個利益主體目標不一致，有可能導致市場中各種外部性相互之間不能完全抵消，進而造成市場不完全，即市場扭曲。當前，中國與其他國家一樣普遍存在這種市場扭曲，即使沒有政府的偏向性政策干預，也會存在資源配置的無效率，這是因為市場本身是不完全的。雖然各種形式的貿易自由化均會導致消費者福利的上升，但資源配置效率并沒有因貿易自由化而得到緩解。隨著企業平均生產率的上升，消費者福利上升，但市場扭曲加劇。市場扭曲導致價格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不能正確引導資源流向報酬最高或者可以帶來最大社會收益的地方，使要素在不同企業之間出現錯誤配置。在這種情況下，僅僅消除扭曲性政策并不能達到資源最優配置的目的。消除資源誤置，通過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盡量減少市場扭曲，才是實現帕累托最優的有效途徑。
切實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措施
推動高水平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必須首先消除經濟中存在的偏向型政策及其引致的資源誤置，以增加人均產出、改善貿易條件、增加消費產品種類，最終恢復和達到開放應有的獲利水平。同時，要加強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協同，不斷完善國內營商環境，打造更加高效的國內統一大市場，并形成與國際市場的深度融合。具體而言，切實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措施包括以下四點：
協調使用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
隨著中國企業平均生產率的上升，產業政策的重要性逐漸增強。這是因為，企業平均生產率的上升雖然帶來消費者福利的上升，但卻導致市場扭曲加劇。因此，政府不應被眼前的福利上升所蒙蔽，而應積極采取措施、糾正市場扭曲，使得福利上升至應有的水平。單純采取貿易開放政策雖然能增加消費者福利，但不能降低市場扭曲。如果政策制定者首先在國內市場采取恰當的產業政策，減緩甚至消除事先存在的市場扭曲，貿易開放后消費者福利上升幅度將會增加更多。
消除內外經濟中的雙重偏向政策
在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進行水平競爭的商業類領域，應按照市場規則，淘汰行政壟斷保護下的落后產能和低效企業，深化國企改革，加快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在公平競爭中，做強做優做大非低效的國有企業，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優越性；在出口市場上，應逐步消除甚至完全退出各類出口偏向型政策。同時，必須糾正內外市場上存在的偏向型政策，才能達到消除經濟中的資源誤置、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并最終提升貿易利益的目的。
逐步下調或取消出口退稅
這有利于提升中國出口企業的成本加成，進而提高企業的出口定價，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因為中國商品的低價格而引起的與貿易伙伴國之間的貿易摩擦。當前，為了應對美國政府對中國出口商品所征收的高關稅、緩解貿易波動對出口企業的不利影響，中國政府于2018年9月15日提高了對機電、文化等總計397類產品的出口退稅率，相當于將目前的平均出口退稅率提高了近2個百分點至14.6%，預計將為出口企業節省增值稅70億美元。我們認為，這只應是權宜之計，下調甚至取消出口退稅才是中國實現貿易自由化、構建開放型經濟的必然選擇。因為出口退稅政策雖然能夠擴大出口，但會導致出口部門與非出口部門成本加成差距的擴大，加深兩部門的資源誤置程度，降低資源配置效率。在國家總體產業政策下，出口退稅率的制定應更加細致地考慮行業的出口特征，適度調整行業的出口退稅率結構，尤其是探究中高技術行業的出口退稅結構。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必須以微觀層面企業績效和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為前提。
不斷完善營商環境
一方面，要積極提升企業在產品內調整的靈活性和積極性，使得企業內擴展邊際維度的生產率得到充分的提升；另一方面，要簡化企業進入、退出出口市場的行政干預手段，從而提高企業間擴展邊際維度的生產率。2013年以來，中國政府大力推行簡政放權改革，全面實施“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政策，取得了明顯成效。五年來，國務院部門行政審批事項削減44%，非行政許可審批徹底終結，中央政府層面核準的企業投資項目減少90%，行政審批中介服務事項壓減74%，職業資格許可和認定大幅減少。中央政府定價項目縮減80%，地方政府定價項目縮減50%以上。全面改革工商登記、注冊資本等商事制度，企業開辦時間縮短三分之一以上。世界銀行營商環境報告顯示，從2012年到2018年，中國的營商便利指數排名從第91位提升到第46位。但是還應注意到，全球創業觀察2017/2018報告顯示，中國的創業活躍度已連續4年下降，僅排在參加調查的54個經濟體中的第29位。其中商業和法律基礎設施條件低于平均水平，排名倒數第8位。這表明，中國的簡政放權雖然進步明顯，但營商環境仍有改善余地。過去一年里，中國在開辦企業、辦理施工許可證、獲得電力、納稅、獲取信貸、保護投資者、跨境貿易等類別的改革中取得了突出進展，但在登記財產、執行合同和辦理破產等方面仍存在很大的改進空間。而且，世界銀行對中國的營商環境調查是以北京和上海為樣本城市展開的，其結論很大程度上體現的是北京和上海所取得的進步。作為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兩個一線城市，北京和上海的營商環境明顯優于全國其他地區的營商環境。這更說明我國的營商環境還需不斷完善，以減少市場主體的進入和退出成本，提高企業的運行效率，推動形成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環境。
【本文作者分別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工商管理學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新時代開放型經濟研究中心文瀾特聘教授、博導，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工商管理學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新時代開放型經濟研究中心副教授、碩導；本文系研究闡釋黨的十九大精神國家社科基金專項課題（國家社科重大專項）“培育國際競爭新優勢與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的內生動力研究”（18VSJ046）的階段性成果】
責編：楊 陽 / 李 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