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主動參與和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需要完善的國家標準體系；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更需要健全的國家標準體系及其保障體系。國家標準體系以及為之提供支撐的保障體系共同構成國家標準化體系（江洲等，2012）。為了使一定范圍內的標準建立其協調的秩序，并達到規定的功能所應當具備的、其具有內在聯系的標準的有機整體，稱為標準體系（李春田，1995），具有目的性、整體性和結構性。2018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標準化法》（以下簡稱《新標準化法》）明確規定，標準化工作的任務是制定標準、組織實施標準以及對標準的制定、實施進行監督。除了管理運行、實施監督之外，國家標準化體系還需要人才培養、國際推進和資源共享等配套的保障體系以確保標準體系的有效運行。
為何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需要建成國家標準化體系
現行的標準體系已經無法適應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
從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日益增長的需求來看，現行標準體系已不能適應現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經濟社會發展。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三次產業在GDP中的比例關系發生了較大變化，產業結構總體呈現由“二一三”向“二三一”，再向“三二一”的演變趨勢。但是目前我國標準體系中，工業標準、農業標準和服務業相關標準卻分別占比為74%、11%和15%，這與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優化的現狀極不相稱，更無法滿足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2015年，鑒于現行標準體系和標準化管理體制已不能適應現階段經濟發展的需要，國務院發布了《深化標準化工作改革方案》（國發〔2015〕13號），其中確定的第三階段（2019—2020）的目標為：基本建成結構合理、銜接配套、覆蓋全面、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的新型標準體系。同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國家標準化體系建設發展規劃（2016—2020）》，明確提出，完善支持標準化發展的政策保障體系，充分發揮標準對法律法規的技術支撐和補充作用。
現行的標準體系不利于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
改革開放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標準化事業快速發展，標準體系初步形成，國際影響力顯著增強。但是，與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需求相比，我國標準化工作仍需深入推進，中國標準的國際影響力仍需加強。圖1反映了按照現行國家標準統計的標準存量及其國際標準占比的變化情況，國際標準的界定取數據庫中“修改采用”或者“等同于”國際標準的部分。由圖1可見，過去20多年國家標準存量和對國際標準的采用率均呈增長態勢，且具有階段性特征。國家標準存量以2001年為界，之前處于緩慢增長狀態，2001年國家標準體系初步建立、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后增長速度大幅上升，2017年底現行國家標準存量已接近35000項，約是2001年的七倍。國家標準的國際化進程則分為三個發展時期，1996年之前國際標準采用率一直處于10%以下的較低水平；1996—2008年受益于經濟全球化進程加速，標準國際化工作得到重視，這段時期國家標準中的國際標準占比不斷上升，最高達到34%；2008年至今，國際標準占比開始呈現下降趨勢，與我國提出的主動參與和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的目標極不相符，不利于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
現行的保障體系阻礙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
在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輸出“中國標準”一直都被視為最高追求。如何從“跟跑”到“并跑”，再到有所“領跑”，發出更多中國聲音、注入更多中國元素，一直是學界和商界關注的重點，更是我國發展更高層次開放型經濟的需求。正如美國學者所言，雖然中國的技術標準政策雄心勃勃，但是尚未形成完整的戰略目標（Breznitz and Murphree，2013）。中國標準“走出去”面臨的主要問題不僅體現在文化、挑戰歐美標準的既有模式、語言等方面（于海江，2015），而且保障體系的不完善正阻礙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
具體而言，現行的標準化管理體制是20世紀80年代確立的，政府與市場的角色錯位，市場主體活力未能充分發揮，既阻礙了標準化工作的有效開展，又影響了標準化作用的發揮，必須切實轉變政府標準化管理職能，才能更好地為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服務。人才培養方面，本科教育領域，目前只有中國計量大學設置了標準化工程的專業，其他院校則主要在各自的專業中增加了標準化的培養方向；研究生教育尚未有專業學位，只有清華大學自2015年起在工程管理碩士專業學位中開設標準化方向。國際上，從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國際電工委員會（IEC）、國際電信聯盟（ITU）三大國際標準化機構，到各國國家標準化組織，再到各國的高等院校，標準化教育已具規模、各有特色。標準的國際化方面，在近3萬項ISO/IEC國際標準中，由我國提出并牽頭制定的僅占1.27%（蔣菡，2017），與我國在當今世界中的經濟地位極不相稱。就資源共享方面而言，盡管《新標準化法》已經明確要求“強制性標準文本應當免費向社會公開，國家推動免費向社會公開推薦性標準文本”（第17條款），但是國家標準文獻共享服務平臺等相關資源共享仍有費用與資源可獲等方面的限制。
如何建成利于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的國家標準化體系
2015年12月30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國家標準化體系建設發展規劃（2016—2020）》，計劃到2020年，基本建成支撐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標準化體系。《國家標準化建設規劃》提出了十大工程，其中之一則是中國標準“走出去”工程，提出要“大力推動中國標準走出去，支撐我國產品和服務走出去，服務國家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戰略目標”。下文從國家戰略、國際化水平、“一帶一路”建設、中國特色、人才培養等視角就如何建成利于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的國家標準化體系提出具體對策建議。
全面實施國家標準化戰略
習近平總書記在致第三十九屆國際標準化組織大會的賀信中指出，“中國將積極實施標準化戰略，以標準助力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經濟體早已完成國家標準化戰略的制訂工作。美國、日本、法國、英國、德國分別于1998年、2001年、2002年、2003年和2005年陸續發布了標準化戰略。發達經濟體還根據世界經濟和各國經濟的發展需要及時對其標準化戰略進行動態調整，與時俱進。例如，德國標準化協會2013年發布了“工業4.0標準化路線圖”， 2016年1月德國又提出了“德國標準化研究2030”的標準化戰略專題研究；法國則有2002年、2006年、2011年和2018年4個標準化戰略文本。作為一項國家級的重要戰略，要實施標準化戰略，必須先完成頂層設計。目前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正在會同中國工程院等國家高級智庫，開展標準化戰略研究，制定推進標準化戰略的行動綱領《中國標準2035》。國家標準化戰略綱要必須盡快編制并發布，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指引全面實施標準化戰略，才能為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主動參與和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提供機制保障。
盡快提升我國標準的國際化水平
標準化不僅是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工具，而且各國可以通過推動國內標準的國際化以及對接國際標準提升國內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實現與其他國家的互聯互通，國內外學者已從不同視角對此進行了論證。例如，Portugal-Perez等（2010）和楊麗娟（2013）分別對歐盟國家與中國的電子產品出口進行了研究，實證檢驗了國際標準對電子產品出口的促進作用。Blind（2001）基于瑞士與英德法三國的雙邊貿易額數據分析發現，瑞士的國際標準是瑞士產品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因素之一。Blind 等（2018）還在區分總量貿易和增加值貿易的基礎上，對標準在歐洲區域價值鏈構建中的作用進行了數據檢驗。兩種不同視角的研究均發現對接國際標準有利于相關國家逐步融入全球價值鏈，改變傳統國際分工格局。
2015年以來，國家深化標準化工作改革深入推進，至2020年要大幅提升標準國際化水平（國辦發〔2015〕89號），以中國標準“走出去”帶動我國產品、技術、裝備、服務“走出去”，堅持與國際接軌，統籌引進來與走出去，提高我國標準與國際標準一致性程度。截至2018年12月10日，中國現行國家標準35678項，其中6657項“等同于”國際標準，另有3889項是“修改采用”國際標準而來，這一數據遠低于發達經濟體50%以上的國際標準采用率。與此同時，盡管“中國標準”國際影響力和貢獻力已大幅提升，我國邁入了世界標準大國行列，正以標準助推我國產品、技術、設備、服務全面“走出去”，然而在標準國際影響力方面，中國與發達經濟體還有很大差距。
以2017年占我國累計出口總額比重為47.84%的機電產品為例。標準在中國機電產品出口過程中尤其重要；中國現行機械行業標準存量超過10000條，居行業首位，而電子和電力行業現行標準近8000條，也處于較高水平。目前國際主流標準包含日本的日本工業標準（JIS）認證及日本強制性安全認證（PSE），美國關于電氣、電磁通訊產品的保險商實驗室（UL）認證、聯邦通訊委員會（FCC）認證，歐盟關于電子電氣設備的三大環保指令，但是還沒有中國標準位列其中。另外，日本在機電產品國際標準工作中的參與度和話語權也高于中國，如在電子電器工程領域國際性標準組織IEC中，日本承擔了28個TC/SC秘書處工作，比中國多19個，且日本松下公司的野村俊二先生于2014—2016年擔任了IEC主席，相比即將于2020—2022年擔任IEC主席的原中國國家電網有限公司董事長舒印彪先生，更早代表國家在IEC中承擔核心職務。從機電產品標準的國際化水平可見一斑，必須盡快提升我國標準的國際化水平，方能為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爭取國際話語權，為主動參與和引領經濟全球化進程贏得規則制定權。
基于“一帶一路”完善標準體系
2015年10月，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發布了《標準聯通“一帶一路”行動計劃（2015—2017）》，將標準化與“一帶一路”建設聯系起來。2017年12月，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印發了《標準聯通共建“一帶一路”行動計劃（2018—2020）》，提出要集中開展一批“一帶一路”建設標準化專項行動。因此，基于“一帶一路”完善我國的標準體系，不僅是形成新型標準體系的現實需求，而且有著充分的政策支撐。
海關總署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前11個月，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計進出口7.62萬億元，同比增長14.4%，高出同期我國外貿總體增速3.3個百分點，繼續保持較快增長勢頭。然而，標準化問題正在阻礙“一帶一路”建設。以“一帶一路”上包括鐵路、卡車、倉儲、集裝箱、港口等標準化的物流標準化為例。作為往來于中國與歐洲及“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集裝箱國際鐵路聯運班列，中歐班列途經多個國家的不同城市，各國采用的軌道標準可能不一致，甚至一個國家內部的軌距也不統一，有寬軌窄軌并行的情況，中歐班列在運行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面臨換軌的問題。在中俄、中蒙、中哈國際聯運口岸滿洲里、二連浩特和阿拉山口，均需要采用換軌的方式方能保證貨運聯通，耗費時間和人力成本。以中哈為例，我國國家鐵路的所有干線除了昆河線是窄軌1000毫米以外，其他采用的都是標準軌距1435毫米，而哈薩克斯坦采用的是1520毫米的寬軌。我國的列車進入哈薩克斯坦之前，在新疆阿拉山山口，需要進行第一次換軌。因此，中哈兩國的邊境火車站都建有換裝庫。換裝庫里有中哈兩國技術標準的兩條軌道。中歐班列一般是在哈方口岸進行換裝，工作人員先把電氣化機車換成內燃機車，經由內燃機車牽引行駛19公里到哈薩克斯坦邊境后，將中方的貨物吊裝到哈方車輛上，換上哈方司機，中方車輛再返回。
托盤標準化問題也是制約“一帶一路”沿線貿易的又一例證。托盤與集裝箱被譽為20世紀國際物流運輸的兩大關鍵性創新，也是推動世界商品大流通的物流標準化創新。目前ISO托盤委員會（ISO/TC51）為了照顧全世界各國現實情況，推薦了六個規格的托盤標準（1200×800mm、1200×1000mm、1219×1016mm、1140×1140mm、1100×1100mm和1067×1067mm）。為了保障“一帶一路”物流體系的大流通，需要達成共識，選擇一種符合各方需求的托盤標準。盡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托盤術語（GB/T3716-2000）》是等同采用了ISO445：1996《搬運貨物用托盤術語》，但是《中國托盤標準化發展監測報告（2016年）》顯示，全國有數百種托盤尺寸標準，11.7億片托盤中僅有27%符合國家標準。如何以“一帶一路”建設為契機，統一托盤標準，不僅是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長遠要求，而且是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的迫切需求。
標準化作為一種秩序和規則建設，是建立合作機制的重要基礎，必須發揮標準化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基礎和支撐作用。基于“一帶一路”合作平臺，通過國際國內規則的耦合優化，完善我國的標準體系，不僅能夠不斷增強標準治理能力，與發展中國家一起積極重構符合其利益訴求、適應全球貿易新模式的更加均衡普惠的全球貿易規則，打造新的利益共享的全球價值鏈、助力發展中國家融入全球價值鏈，而且也有助于我國主動參與和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
建設中國特色的新型標準體系
利于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發展的標準體系必須既具有國際可比性，又符合中國發展實際。換言之，中國需要找到自己的制度模式和法律模式，開創一種既可以促進自主創新，又可與全球化和多元化挑戰相適應的標準體系。
從內涵上，中國特色標準體系必須多層次、全類別，要覆蓋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地方標準和團體標準、企業標準等現行《新標準化法》包括的所有標準；要涵蓋技術標準、管理標準和工作標準等不同標準類別。從外延上，體現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需求的中國特色標準體系必須策應我國當前的標準化改革，綜合考慮我國不同地區的發展現狀，利于發揮政府與市場的最大合力，助力我國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建設。
健全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標準體系應該是政府主導制定的標準與市場自主制定的標準協同發展、協調配套，即強制性標準守底線、推薦性標準保基本、企業標準強質量的作用充分發揮，在技術發展快、市場創新活躍的領域培育和發展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團體標準。從農業、工業和服務業三管齊下，充分挖掘標準化的經濟效益，對新發布的強制性國家標準全面開展質量及效益評估。從承擔國際標準化技術機構、參與和主導制定國際標準、培養國際標準化專業人才等方面合力提升標準國際化水平。從合理布局標準化技術組織、規范標準化管理、發展壯大標準化科研機構、培養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標準化專業人才、建成全國標準信息網絡平臺、培育發展標準化服務業等方面夯實標準化基礎。
創建標準經濟學的人才培養體系
標準化工作服務經濟社會發展離不開高水平的人才隊伍，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更需要專門的標準經濟學人才。標準經濟學以標準作為一種經濟發展的要素，主要研究標準對經濟活動的影響。21世紀初，標準逐漸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歐美學者因而提出了標準經濟學（Economics of Standards）的概念（例如，Blind，2004；Jankowski and Stango，2004）。
人才是決定性的資源和要素，人才培養體系是保障。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離不開標準化人才，更需要標準經濟學方面的專業人才。國際上，從ISO、IEC、ITU三大國際標準化機構，到各國國家標準化組織，再到各國的高等院校，標準化教育已具規模、各有特色。例如，美國國家標準學會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成立了標準化教育委員會，致力于將標準化納入高等教育。歐盟則專門成立了標準化教育聯合工作組，通過初級、中級、高等教育和終身教育，營造全社會標準化發展的良好氛圍。在標準科學發展與標準化學科建設中，標準經濟學學科已經從“潛”至“顯”，必須創建標準經濟學的人才培養體系，并輔以相應的管理體系、合適的教學體系和教材體系，為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提供人才支撐。
總之，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必須通過全面實施國家標準化戰略，盡快提升我國標準的國際化水平，基于“一帶一路”完善標準體系，建設中國特色的新型標準體系，同時創建標準經濟學的人才培養體系，最終建成國家標準化體系。
【本文作者為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我國應對TPP、TTIP與RCEP的策略研究”（16AJL010）的階段性成果，獲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2242018S10006）資助】
責編：趙博藝 / 賀勝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