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通過開放將世界的資金、技術、管理經驗等資源整合為國內經濟發(fā)展的動力，實現了國內經濟的較快發(fā)展。當前世界正面臨前所未有之大變局，世界政治秩序、貿易規(guī)則和金融體系的變化直接影響著中國整合國際資源的能力，因此，實現國內經濟高質量發(fā)展需要深入參與全球治理，塑造全面開放新格局。

中國的開放與世界

回顧對外開放史，中國的發(fā)展與世界密切相連，與世界的互動經歷了三個主要發(fā)展階段：1949—1978年、1978—2013年、2013年至今。隨著中國融入世界的程度不斷加深，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認識不斷深化，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也發(fā)生著變化。

1949—1978年：早期努力

鴉片戰(zhàn)爭前，清朝政府實行閉關鎖國政策，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以被侵略的角色參與到國際社會中。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外交發(fā)展進入新階段，當年共有17個國家與中國確立了雙邊外交關系。1950年2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后，中國開始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但始終堅持“獨立自主”外交原則。50年代末，中蘇矛盾開始激化。60年代，中蘇關系破裂，后期甚至爆發(fā)了邊界武裝沖突。1971年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這是中國外交發(fā)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此后中美建交，中國又迎來了一波建交高潮，僅1972年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就有將近20個。1974 年，鄧小平在第六屆聯大上發(fā)表講話，明確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主張，宣布中國永遠不稱霸、不做超級大國，并提出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主張（方長平，2012）。新中國成立后的30年內，中國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摸索上，但是外交依然取得了重大進步，中國與許多國家建立了雙邊外交關系。在多邊外交關系中，聯合國成為中國活動的主要舞臺，中國開始參與到聯合國的機構、會議和活動中。

1978—2013年：認識與參與

1978年后，改革和開放被提到了同樣的高度，中國開始主動步入國際社會。但是，中國對國際規(guī)則了解甚少，再加上國力相對有限，所以，此時中國以學習者的身份低調融入國際社會，“韜光養(yǎng)晦”成為中國早期參與全球治理的主基調。

從1978年開始，我國開始陸續(xù)加入了一系列重要的國際組織。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中國更好地融入到國際經濟社會，充分利用國際資源和國際市場，參與國際經濟治理提供了平臺。在歷經北京奧運會、2008年金融危機、60周年國慶閱兵、2010年世博會，以及中國首次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后，國際社會開始對中國的經濟總量、工業(yè)生產能力、軍事實力有一個全面的認知，大國形象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世界對中國深度參與全球治理的期待也越來越高，中國也開始通過地區(qū)組織深度參與全球治理。中國和其他新興國家先后發(fā)起并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和金磚國家組織，開始主動參與到全球政治、經濟、金融和安全秩序的構建之中。

在參與全球治理的過程中 ，一方面，中國通過整合世界資源，保持了國內經濟的長期高速增長，有效地推動了國內改革；另一方面，作為全球治理的新成員，中國也遭遇了西方主導下的國際治理體系的不公平待遇。但是，總體而言，中國是一個“認真學習的學生”，充分汲取了全球治理帶來的有益營養(yǎng)。

2013年至今：主導參與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的改革和開放都進入了深水區(qū)。伴隨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國內各項結構性改革也深入推進（劉偉，2018）。與國內深化改革相對應，中國的開放也邁上了新臺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逐漸轉變成主導者。通過“一帶一路”倡議，中國將自身發(fā)展與世界發(fā)展結合起來，貢獻了中國的全球治理思路。此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金磚國家新開發(fā)銀行分別成立，這被西方視為是對冷戰(zhàn)后西方主導的單極國際金融秩序的挑戰(zhàn)和補充（【丹麥】李行（著）、林宏宇（譯）：《金磚國際及其超越——新型世界秩序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解讀》）。2016年G20峰會成功召開，中國步入“引領全球治理時代”，主動開放自由貿易、向世界開放市場，成為多邊貿易體系的維護者和改革者（【土耳其】費伊楠：《全球治理新格局——G20的中國貢獻與未來展望》）。同年，人民幣被納入SDR籃子，中國推動了國際儲備貨幣的多元化，完善了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王文、賈晉京，2016）。2018年首屆中國進口博覽會的召開又進一步表明，中國正在引領世界貿易發(fā)展的新思路和新方向。中國對全球治理的參與由深度到主導，由單一領域到經濟、政治、金融等多個領域。

塑造全面開放新格局需要深入參與全球治理

四十年的發(fā)展證明，改革與開放是相互促進的，改革推動了各領域的開放，開放則進一步助推中國深化內部改革。十九大后，中國著力推動打造全面開放新格局，中國需要深入融入國際社會，全面參與全球治理。

世界正處于未有之大變局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一中全會的講話中提到，“當今世界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大變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一方面，現存的國際政治經濟體制和安全秩序源于二戰(zhàn)后的西方國際治理思路，沒有充分照顧到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主體的利益訴求。二戰(zhàn)后，獨立的新興國家大都經歷了現代化洗禮，對推動當前政治、經濟秩序變革的呼聲越來越高。中國作為最大的新興市場主體，是新興力量的主要代表，在“全球治理新舊秩序之爭”中必然需要發(fā)揮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世界的不確定性因素增加，貿易保護主義和金融霸權主義對新興經濟體實施的一系列制裁，直接影響中國與這些國家的雙邊合作，例如，烏克蘭危機后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實施了長周期、多領域的全面制裁，受此影響，2015年中俄貿易首次出現下滑，幅度超過28%。因此，在當前“變局”之中，中國的全面開放需要深度參與到全球治理之中。

中國海外資產遍布全球

目前，中國是世界主要的投資國之一，海外資產已經遍布全球，根據商務部、國家統(tǒng)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發(fā)布的《2016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tǒng)計公報》，2016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創(chuàng)下1961.5億美元歷史新高，同比增長34.7%，在全球占比達到13.5%，蟬聯全球第二，投資存量位居全球第六，為13573.9億美元。此外，根據商務部統(tǒng)計，過去五年以來，中國企業(yè)共在“一帶一路”沿線24個國家建設了75個境外經貿合作區(qū)，累計投資超過255億美元，與沿線12個國家建有34條跨境光纜和多條國際海纜。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不斷推進，中國“走出去”的步伐進一步加快，中國全面走出去面臨的直接問題是海外資產安全，這就需要中國深入參與到全球治理中，在國際規(guī)則制定中擁有更多的發(fā)言權，維護中國的核心利益。

參與全球治理倒推中國進一步開放

中國的開放是一個不斷學習和摸索的過程，經過四十年的發(fā)展，中國取得了重大進步，現代化發(fā)展水平得到進一步提高，社會面貌也發(fā)生了巨大變化。但是中國社會發(fā)展還面臨著許多復雜的問題，如東西部發(fā)展差距仍舊存在；生態(tài)環(huán)境惡化雖然得到有效遏制，但是形勢依舊嚴峻；城鎮(zhèn)化發(fā)展速度較快，而醫(yī)療衛(wèi)生、教育、公民素質以及基礎設施落后；如何處理好發(fā)展與秩序的關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是中國亟需解決的問題。中國是世界上最大、人口最多的發(fā)展中國家，社會治理與社會轉型面臨的復雜狀況要遠超于西方，因此，中國需要深度參與全球治理，充分借鑒西方社會轉型的有益經驗，汲取失敗教訓，根據本國實際情況，選擇有利的社會治理思路。

中國如何深度參與全球治理

深度參與全球治理不僅是中國應對世界大變局，保護海外資產的需要，也是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過去四十年，通過雙邊和多邊機制，中國不斷深化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未來，深度參與全球治理要在雙邊和多邊機制的基礎上，充分發(fā)揮“一帶一路”倡議的作用。

在雙邊領域處理好競爭與合作的關系

多極化是當今世界發(fā)展的基本態(tài)勢，世界主要大國對當前國際政治經濟發(fā)展態(tài)勢影響較為明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需要以這些大國為支點。美國是世界超級大國，也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國，在全球治理中保持著領導地位。近年來，中國面臨的周邊安全危機與美國不無關系，中美貿易摩擦也給中國深化改革帶來了壓力。因此，處理好與美國的關系，無論是合作還是競爭都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俄羅斯是中國最大的鄰國，中俄關系發(fā)展狀態(tài)事關中國北部安全。此外，同為發(fā)展中國家，中俄兩國面臨類似的國際發(fā)展環(huán)境，擁有相同的國際利益訴求。作為世界第二大軍事國，俄羅斯在國際社會擁有獨特的政治運作力，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伙伴。“一帶一路”與“歐亞經濟聯盟”對接成為兩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樣板。同時，德國、英國、法國、印度、巴西、南非等國家是重要的區(qū)域大國，在地區(qū)發(fā)展中優(yōu)勢明顯，中國全面開放走向世界，需要處理好與區(qū)域支點國家的關系。

通過多邊機制塑造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國際組織致力于協調各國、多邊以及全球性宏觀事務，以組織體系的方式保持良好的國際秩序和有效的國際運行（熊治東，2018），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需要繼續(xù)發(fā)揮國際組織的作用。過去四十年，中國以聯合國、G20、金磚國家組織、上合組織為平臺，為世界政治、經濟和金融秩序改革貢獻了中國方案。當前，中國在國際治理機制中的參與力度越來越大，許多國際機制的正常運作都離不開中國的支持和配合，中國深度參與多邊國際合作機制不僅是自身發(fā)展的需要，也是全球治理正常運行的需要。未來，中國還要繼續(xù)保持深度參與國際組織和全球治理的發(fā)展方向。此外，聯合國是最權威和最大的國際治理平臺，中國需要在人才輸入等方面加強與聯合國的聯系。同時，在G20、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組織等新興國際或區(qū)域組織中，中國需要繼續(xù)發(fā)揮作用，保持自己的話語權。

“一帶一路”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隨著國力的快速增長，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出現重大變化，“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也順應了這種角色的轉變。“一帶一路”倡議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堅持“共商、共建、共享”， 是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過去五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qū)打造了高層互動、戰(zhàn)略對接、雙邊機制、多邊機制、民間和官方等多層次合作機制（劉偉，2017）。根據《“一帶一路”貿易合作大數據報告2018》公布的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進出口總額達到14403.2億美元，占中國進出口總額的36.2%。今后，“一帶一路”倡議會在全球治理中發(fā)揮更重要的作用，這將有助于中國塑造更加全面開放的新格局。

過去四十年，中國緊緊圍繞“改革”和“開放”兩個主題，根據國際環(huán)境權力變化和自身力量的轉變，不斷調整在全球治理的角色。四十年后，作為第二大經濟體和巨大的消費市場，中國與世界的聯系愈加緊密，國內自身發(fā)展需要依托國際資源，因此，塑造全面開放新格局需要深入參與全球治理。

【本文作者分別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國際研究部副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國際研究部助理研究員】

責編：董惠敏 / 賀勝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