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民營經濟對中國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的貢獻有目共睹。面對當前一些民營企業面臨的破產倒閉壓力，以及社會上抬頭的“民企離場論”，我們是否還依然對民營經濟持有信心？這取決于政府、社會和企業的三方作為：一方面，民營企業要排除不良輿論干擾，一心一意謀發展，苦練內功，提升競爭力；另一方面，政府與社會更要為民企發展創造更加寬松的公平市場環境，讓民企能夠有穩定的發展預期。惟有民營經濟健康發展，中國高質量發展才能有根本的支撐。民營經濟不能也不會缺席中國高質量發展。
民營經濟并非今天才遭遇生存挑戰和發展困難
改革開放40年來，民營經濟推動了中國市場化、工業化和城市化。在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與成長過程中，困難和挑戰一直陪伴，可以說中國民營企業正是在不斷遭遇困難、克服困難與挑戰中持續壯大。民營企業不斷通過制度創新、管理創新和組織創新，突破阻礙發展的陳規舊章，克服國內外市場波動的沖擊而成長。民營經濟絕非今天才遭遇發展困難和生存挑戰。
中國民營經濟時下遭遇嚴峻的發展困境，這不禁讓人們想到2008年全球經濟金融危機帶來的長三角和中國沿海其它地區大批中小企業倒閉潮。2008年的中小企業倒閉潮，筆者應邀在《長三角》學術研究精粹上以“長三角在倒閉潮中尋求民企新生”為題撰文，闡釋由2008年全球經濟金融危機沖擊帶來的企業倒閉潮，客觀分析深層次原因，同時肯定了民企的市場競爭優勢和民營企業家的創新創業情懷。筆者在當時亦斷言2008年那場席卷中國沿海的倒閉潮，其對于長三角和中國沿海民營經濟切實調整結構、轉變增長方式，實施產業梯度轉移和產業升級，恰恰是一個及時的倒逼出來的機遇。
面對2008年的危機，政府提出整合企業集群，提升民企專業化分工和配套，實施經濟結構調整，促進民營企業自主創新，以便有效應對危機沖擊。如今，中國政府提出了推動高質量發展更好地推動民營經濟發展，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可以說2018年和2008年我們應對民企困難的基調是一致的，即調整經濟結構、轉換發展動能、創新驅動發展，這也從側面反映了2008年的危機應對并沒有從根本上推動民企的轉型升級。由此可想而知，在當前經濟艱難轉型的變動中，民營經濟遭遇的發展困難和生存挑戰必是超乎以往。
事實上，中國民營經濟之都——溫州，近年來就一直處于發展的困境之中。溫州遭遇發展困境，既是中國民企困境的先行先驗，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國發展困境的一個縮影。剖析其原因，主要在于民營經濟集群以低成本加工制造的比較優勢介入全球貿易，缺乏自主技術、自主品牌和自主銷售渠道，配置在全球價值鏈的最低端——標準化制造環節，且這樣的分工日漸固化。全球價值鏈處于后向的研發和精密設計環節，處于前向的銷售者市場壟斷和物流，這些價值鏈的中高端，溫州乃至中國民企鮮有介入。要想走出這種發展困境，必須打破民企集群的低端鎖定，而打破民營經濟的低端鎖定自平衡，必須有更大的外力介入。
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是時代必然。但面對現實，民營經濟依然多集中在傳統行業，依賴規模擴張的集群路徑，這與今天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顯然存在偏差和距離，亟須改變。在當前經濟發展由高速度轉向高質量，增長方式轉變與產業結構轉型艱難變動之際，民營經濟轉型升級自然也困難大、成效慢，需要假以時日。特別是中國現在走的綠色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之路，一大批以“小散亂污”面貌存在的民營企業遭到關停并轉，大量民企的轉型生存壓力和挑戰更是空前。
而上規模、上檔次的國有經濟在這一過程中，從數量上和質量上看，變動成效確實比民企要來得顯著。這其實更多地得益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去產能、去庫存和降成本”。于是，社會上一些帶著所有制歧視眼鏡的人便認為，民營經濟已經完成輔佐國有經濟的拾遺補闕使命，其增長模式和路徑不再適應當今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這些人甚至斷言，民營經濟在中國是時候離場退出了。
一石激起千層浪。一時間，“民企原罪說”、批評民企污染環境和民企加大中國減排壓力的各種雜音，紛紛抬頭。這讓民營經濟在艱難轉型的發展過程中遭受空前的壓力。環保新政一刀切去產能的效應，在一些地方被人為放大，更成為不少民企的“滅頂之災”。再加以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在新的國際投資與貿易環境下，民營經濟過去一貫的粗放增長方式——高投入、高排放、高耗能、高污染的低效益模式，不適應新的發展環境。大量中國民營企業遭遇經營困難、增長失速甚或停滯，有的甚至面臨破產倒閉，還有不少民營企業被國企兼并。毫不夸張地說，相比中國經濟失速，民營經濟的嚴冬儼然已經提前到來。許多民企或被動或主動離場，進一步加劇中國經濟失速、社會失業增加、社保壓力和財政收支壓力加大。如任由這種狀況蔓延，必影響社會穩定，并可能動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民企離場論”、新“公私合營論”，打擊民企信心
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持續發力，國有經濟不斷壯大，其對中國經濟的穩中向好產生了積極的作用。2018年上半年GDP增長6.8%，其中消費貢獻占77.8%，說明中國經濟開始穩中向好，經濟質量不斷提高。習近平總書記在許多重要場合都明確指出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毋庸置疑，理直氣壯做大、做優、做強國有企業，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根本要求；發展非公經濟，也是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不可或缺的內容。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有制經濟，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二者不是對立的而是有機統一的。但是，類似“國進民退說”“民企離場論”等片面、極端言論的存在，極易挫傷民營企業家的創新創業情懷，打擊民營企業家和民間資本在中國改革開放進入質量型發展下半場的擔當勇氣，全社會要對此類言論加以警惕和抵制。
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中央深化國有經濟改革，提高國有經濟效率，而做出的一項重大決策。但現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沒有跳出行政指令性安排，混改并非是采取市場化的手段，這導致混合所有制改革出現了一些與改革初衷相左的結果，影響民營企業和民間資本參與國企混改的信心和積極性。目前已經完成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企業，多帶有明顯行政指令性色彩，不少還是以計劃色彩的國營企業管理辦法來管理國有資本參與的混合所有制企業。這類混改，造成人為劃線分割混合所有制企業的不同所有制經濟成份，且多數還要求國有資本處于領導力和控制權地位，沒有真正兼容不同所有制成份的優勢，也就實現不了混改所希望的民營經濟市場活力與國有經濟資本結合而共同高效發展。
迄今為止，中央國企和地方國企有效完成混改并真正實現混合所有制企業目標的屈指可數。與此同時，在資本市場，一批民企上市公司因面臨負債或破產壓力而被國有上市公司收購兼并。但這并不能說是主動意義上的混合所有制經營，反而被人曲解為是新“公私合營”的社會主義改造，這類言論對民企的信心打擊是致命的。再回到以公私合營為根本內容的PPP項目，我們發現這類PPP項目都很少真正有民資和民企介入。2018年上半年，財政部就撤銷了一大批包括醫院、學校和園區類不合格PPP項目，原因是這些假PPP項目沒有民資和民企介入。而民資民企不介入的根本原因，又恰恰在于害怕被政府以PPP“圈錢”。這與政府的強勢和民企民資的弱勢有關，也與政府PPP的宣傳和推進工作的方式、方法有直接干系。
還有，為了加強黨對非公經濟的領導和支持，中央提出可以有計劃、有步驟地在一些成熟的非公有制企業，探索建設黨委和工會，以幫助企業更好地推進現代企業公司治理。但有些地方和部門，為了所謂政績，不顧企業感受、不考慮企業是否能夠接受，簡單粗暴地推進在民營企業建黨委和建工會。結果，這種行為必是欲速而不達，更被人曲解為是我們黨和政府要對民營企業進行控制。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都對民營企業家的創業創新熱情以及民眾對發展的信心，產生了非常消極的影響。
針對這些不良情況，2018年10月31日，中央政治局專門召開經濟形勢分析會，研究解決民企發展困難；11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民營企業座談會，強調中央對于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決不動搖。兩個會議非常及時，有效阻止了所謂“民企離場論”和新一輪社會主義改造的“公私合營論”泛濫的陰謀，也讓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和廣大民眾吃下了“定心丸”，民營企業家可以一心一意謀發展。
中國高質量發展離不開民營經濟
習近平總書記概括民營經濟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這一概括，高度肯定了民營經濟在中國改革、開放、發展中的歷史貢獻與現實地位。在新時代改革開放新征程中，民營經濟不僅不會離場，還要走向更加廣闊的舞臺。可以肯定，民營企業不會缺席中國高質量發展。
在40年改革開放中成長起來的中國民營經濟，已經是推動中國發展的中流砥柱。沒有今天民營經濟的規模和強大，我們就不可能希冀中國經濟的質量型增長，黨的十九大也就不可能摹畫新時代中國高質量發展的藍圖。
高質量發展倚重的創新驅動離不開民營經濟
高質量發展要求中國經濟從過去倚重要素投入驅動增長，轉向創新驅動增長。創新驅動發展是中國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路徑，這也是被國際社會充分驗證的常識。從中國國企與民企的創新機制看，國有企業創新更多地依賴舉國體制的投入推動，而民企的創新則主要是市場內生機制使然。
中國在高鐵、特高壓輸電、核能、航天、量子通信等產業和基礎設施領域，技術的創新和突破是全球共睹，這些產業領域都是國家主導和國企運作，是政府舉國之力的投入結果。這樣的產業領域其投入和產出，無法用成本和收益分析衡量，更多考慮的是舉國投入體制對整個社會經濟產生的支持和帶動作用。與國企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民企市場化的內生增長機制非常突出，在就業貢獻、稅收收入貢獻、創新研發專利申請等方面，遠遠超過了國企，展現出巨大的活力。圖1（P7）直觀說明了近年規上民企在研發上的投入力度遠遠超過規上國企。
就業和民生幸福離不開民營經濟
高質量發展要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求，就業和民生是百姓對于高質量發展最直接的獲得感和幸福感。改革開放以來民營經濟與國有經濟相比，其在就業和財政稅收上的貢獻幅度不斷上升，直接支持了民眾的收入增加、社會保障水平的提升，是民眾獲得感和幸福感的重要內容。圖2展示了1994年以來中國城市國有經濟就業貢獻的下降和民營經濟就業貢獻的攀升。
眾所周知，稅收是一國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是一國富裕程度的重要衡量標準。而高質量發展所要求的消除環境污染、提升城鄉居民生活質量和健康水平，解決城鄉居民的教育、文化和社會保障需求，都離不開財政收入增長的支持。民營經濟貢獻了中國超過50%的稅收，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如果民營經濟離場，我們決不可能實現中國高質量發展。如圖3清晰地反映了民營經濟稅收貢獻一路攀升且后來居上，超越國有經濟。
新時代鄉村振興需要民營經濟與民間資本
中國高質量發展，離不開農業、農民和農村的發展。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顯然，產業興旺是鄉村振興的經濟之本。如何實現產業興旺？這不是僅靠政府財政資金上項目或農村集體加油干，以及國有企業對口支援，就可以實現的。產業興旺的根本說到底還是市場的問題，也就是鄉村振興的興旺產業其市場在哪里？說到尋找市場，民營經濟和民間資本自然有著先天的優勢，這是國企和國有經濟所不可比的。
鄉村振興需要龐大資金的投入開發，單靠財政資金的逐層逐級支持，是不可持續的，也不可能實現鄉村振興大業。事實上，財政作為公共資金投入，應該主要起到撬動社會民間資本的作用。充分發揮政府和市場兩個方面作用和積極性，引進民資參與開發，長效解決鄉村振興的資金投入問題。具體可以通過爭取財政資金，村民和村集體以土地、勞動入股，再引進工商資本，共同投入鄉村振興。工商資本就是民營經濟和民間資本，鄉村振興離不開民企和民資。
民企要綻放高質量發展舞臺必先苦練內功
十九大報告對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做出了準確判斷，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是適應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必然要求。我們要解決經濟發展的區域失衡、城鄉差距和產業結構不合理問題，走清潔生產和循環經濟道路，這是實現中國高質量發展的要求。
民營經濟如何在這樣的高質量發展道路中建功立業？首先需要民企加強內功修為，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提升改造傳統產業舊動能，發展新興產業新動能。具體而言，民企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力，提升其在中國高質量發展中的有為擔當。
一是依托既有基礎和優勢，延伸加工前后向做全價值鏈。價值鏈提升不是說一定要拋棄價值鏈的低端傳統加工制造；但民營經濟必須力爭向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擴展，做全價值鏈，獲取研發、設計、物流、銷售市場和品牌的高附加值。有條件的如江浙地區，可以依托現有的強勢產業如機械制造、電子工業、生物醫藥、信息和新能源、生態環保產業，努力實現進口替代戰略，通過國內市場實現替代相關制造業的價值鏈中高端環節。再就是充分利用中國這個世界最大的市場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優勢，結合我國電商跨境新業態的優勢，實現價值鏈的“采購者壟斷+品牌建設”。
二是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優化提升產業價值鏈配置。民營經濟參與“一帶一路”不能僅限于產品貿易，還要注重價值鏈的重建布局，可以將部分傳統的輕工業加工制造轉移到東南亞和非洲國家，騰出空間實現價值鏈提升。在參與“一帶一路”中配置價值鏈合作，提升重建價值鏈分工結構層次，獲取高附加值的分工合作回報。
三是運用并購和重組，海外投資布局價值鏈。利用海外并購重組，實現價值鏈的重建和提升，走海爾集團、吉利集團和萬向集團的海外布局價值鏈之路。
四是借力“互聯網+”和“+互聯網”，改造傳統產業，提升民營經濟附加值。民營經濟要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轉型，并不一定要改換門庭進入其它行業。在自己的傳統產業上做文章，做精、做專，增加產品附加值，同樣是質量型增長。民營經濟可以通過借力“互聯網+”和“+互聯網”等新興信息技術和電子商務新型商業業態，改變傳統產業的發展方式，提高傳統產業、產品的附加值，使傳統產業變身新產業。
為民營經濟擔當中國高質量發展營造良好語境
民營企業座談會后，舉國上下都在行動，出臺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政策和措施，并積極組織落實。具體政策措施集中于解決民企融資難、融資貴，建立面向中小企業的公共服務平臺，支持中小企業克服眼前困難等方面。
在紓解民企融資難上，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提出了支持民企信貸的“一、二、五”目標，即大型銀行1/3的貸款要放給民企和中小微企業，中小銀行2/3的貸款要放給民企和小微企業，三年內銀行業新增貸款的50%要流向民企和小微企業。這樣的金融扶持民企的措施，其力度是空前的。然而，這種硬性做法未免會導致從原來緊信貸的去杠桿，走向寬信貸的另一個極端。比之民營企業存在的融資難問題，民企的產能過剩和民企的落后產能問題，更需要依靠創新驅動加以解決。創新驅動當然也需要融資的支持，但缺乏市場彈性的“一、二、五”金融新政，其支持民企的實際效果如何，尚需拭目以待。
多年來，社會各界一直呼吁，要根本解決民企發展困難，包括解決民企融資難、融資貴和市場歧視問題，以利于民營經濟健康發展。切實保護各類產權和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這是優化民企發展環境的根本之道。但保護產權和推進要素市場化，落實的效果如何？落實的到不到位？除了這些已經列入改革任務的保護產權和推進要素市場化外，營造是否有利于民營經濟發展的語境氛圍，對于民營經濟的健康發展，尤為重要。
事實上，民營經濟從發展的第一天起，就在不斷遭遇困難和挑戰的相伴下成長。我們歸因于民營企業內功修為跟不上國內外發展的環境變化，而導致了當下民企發展困境。但我們更應注意到，近段時間中國社會出現的對于民營經濟負面消極的輿情和語境，非常不利于民營經濟發展，打擊了民企信心，對民營企業遭遇的生存挑戰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為了民營經濟能夠不缺席中國高質量發展，中國政府和社會必須大力營造有利于民營經濟發展的語境和氛圍。在事關中國基本經濟制度發展和鞏固的大局方面，必須對于涉及所有制和產權問題的新概念及提法，要慎重再慎重，做到確保準確并經得起推敲，確保概念和提法能夠為中小企業、民營企業家和社會公眾所接受、認同。
即便是最近“所有制中性”和“競爭中性”的提法及廣而告之，都要慎重。因為這“兩個中性”提法，本是在目前中美貿易摩擦升級，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國有企業參與全球經濟競爭設置規制障礙，我們相機提出的應對。“所有制中性”和“競爭中性”的提法，是否能得到西方國家的認同和接受還需驗證。但在中國國內，我們確實需要進行一場深刻的“所有制中性”和“競爭中性”的思想解放，更需要通過“所有制中性”和“競爭中性”的廣而告之，糾正對于民企和民營經濟的一個長期歧視性偏見，即錯誤認為民營經濟只是社主義公有制經濟的拾遺補闕或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階段過程中的權宜補充。這種對民營經濟歧視性認識的危害在于，其有意暗示或明示：一旦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大功告成，民營經濟和民企就到了離場謝幕之時。
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講話中提出了判斷改革正確與否的“三個有利于”標準，“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三個有利于”標準，依然是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思想。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再次重申“兩個絕不動搖”，指出我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中，民營經濟只能壯大、不能弱化，不僅不能“離場”，而且要走向更加廣闊的舞臺。總書記關于民企的講話，與“三個有利于”標準的思想既一脈相承，又是新時代發展的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總書記肯定了民營經濟在中國高質量發展中會大有作為，民營經濟在中國高質量發展中一定會健康成長。當然，前提是非公有制經濟人士要健康成長。
營造有利于民營經濟發展的語境氛圍，對于非公有制經濟人士信心的確立和健康成長非常重要和必要。這段時間由于資本市場上大批民營上市企業為國有企業兼并，社會上掀起了一股“國進民退”和“逆市場化”說法。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國家，我們確有必要理直氣壯地做大、做優、做強國有企業。但是，我們對國有企業的經營范圍，首先應該有正確的界定。國有企業更多的應該是從事公共產品生產和提供公共服務，而不能直接介入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領域。當前資本市場出現的大量國企兼并民企，顯然是國企不恰當地介入競爭性領域造成的，這無論如何都不能解釋為是市場化的行為。
可見，營造有利于民營經濟發展的語境氛圍，是何其的重要。我們可以相信，只要民營企業不斷苦練內功修為，政府和社會努力為民企創造寬松的公平競爭環境，特別是營造有利于民營經濟發展的語境氛圍，民營經濟就一定不會缺席中國高質量發展。民營經濟一定會在參與和擔當中國高質量發展中，尋求自身的創新驅動高質量發展，并實現民企的新生。
【本文作者為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浙江大學民營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
責編：李 懿 / 董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