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倡議是順應全球化發展的創新之舉，充分展現了改善全球經濟治理的中國智慧和中國力量。特別是在國際產能合作方面，中國以其良好的制造業基礎、強大的基礎設施供給能力和較強的要素保障水平，為中國企業“走出去”和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制造業迭代升級創造了有利條件。但隨著“一帶一路”產能合作的進一步深化，一些問題和風險也暴露了出來，亟需社會各界共同努力采取相應措施，促進“一帶一路”產能合作持續順利推進。

國際產能合作是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抓手，“一帶一路”建設是推動國際產能合作的重要引擎

國際產能合作即產業與投資合作，就是在一國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根據需要引入別國有競爭力的裝備和生產線、先進技術、管理經驗等，充分發揮各方比較優勢，推動基礎設施共建與產業結構升級相結合，提升工業化和現代化水平。

“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充分展現了新時代中國深化改革、擴大開放，進一步完善對外開放格局的頂層設計，適應了經濟全球化時代各國和平合作和互利共贏的迫切需求。“一帶一路”倡議的合作重點在于“五通”，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其核心問題在于通過國際產能合作，促進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的共同發展、共同繁榮。

國際產能合作是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抓手。“一帶一路”倡議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自誕生之初就擔負著合作發展和互利共贏的歷史重任。“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多經濟體量較小，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在城鎮化進程加快的背景下，由于工業基礎薄弱，短期內難以僅憑自身的力量建立起現代化的工業體系和交通設施，必須通過深度參與國際產能合作，充分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進而推動本國的經濟發展。從“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五年來的偉大實踐看，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要素稟賦和產業結構上互補性較強，這為雙邊深化產能合作提供了有利條件。因此，深度融入國際產能合作，既是“一帶一路”建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和必然選擇，更是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抓手。

“一帶一路”建設是推動國際產能合作的重要引擎。“一帶一路”倡議高舉和平發展的旗幟，致力于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可見，在經濟領域的互利互惠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內容。特別是在中美貿易摩擦升級、全球化不確定性增加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背景下，“一帶一路”建設為國際產能合作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一帶一路”建設五年來的發展實踐證明，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產能合作無論是在產品貿易、對外直接投資，還是在金融支撐方面，均處于歷史最高水平，可以說“一帶一路”建設已經成為推動國際產能合作的重要引擎。

中國參與“一帶一路”產能合作的基礎與優勢

差異化發展和優勢互補是區域經貿合作的基礎。“一帶一路”作為世界上跨度最長的經濟長廊，總人口和經濟總量分別占到全球的63%和29%。但總的來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偏低、工業化水平不高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發展滯后等問題突出。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過改革開放40年來的經濟快速發展，已具備良好的基礎和優勢，為進一步加快“一帶一路”建設，深化與沿線國家的產能合作提供了機遇。

一是良好的制造業基礎。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制造業發展迅猛，已建立了門類齊全的現代化工業體系，并躍升為世界制造業第一大國。2017年，中國工業增加值近28萬億元，與1978年相比增長53倍（按可比價格計算），年均增長率達10.8%。從全球制造業的占比情況來看，1990年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的占比僅為2.7%，居世界第九；2000年上升至6%，居世界第四；2010年中國制造業產值超過美國，占比19.8%，躍居世界第一。與此同時，針對中國制造業大而不強的問題（如創新能力不強、核心技術大多被外資壟斷、高能耗和低附加值等問題短板），國家層面專門出臺了一系列相關配套政策來支持制造業科技創新和核心技術攻關，以推動中國制造業逐漸由大國向強國轉變。制造業的迅速崛起不僅為中國參與“一帶一路”產能合作夯實了基礎，同時也為彌補“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供給不足和產業轉型升級提供了保障。

二是強大的基礎設施供給能力。推動基礎設施的深度互聯互通是加快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發展和互利共贏的基礎，是“五通”中成效最明顯的先行領域。然而，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整體來看，基礎設施發展水平遠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嚴重阻礙了區域內產品、人才、資源等要素的自由流通和區域一體化的發展。相比之下，隨著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持續高強度投入，不僅自身的基礎設施發展水平顯著提高，同時基礎設施供給能力在“一帶一路”區域也具有無可比擬的領先優勢。特別是近年來隨著中國多項世界性工程的完工，例如歷時15年建成的三峽大壩，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水電站；經受住16級臺風“山竹”侵襲的港珠澳大橋，成為世界上最長的跨海大橋；被譽為中國新四大發明之一的中國高鐵，運營里程占全球的65%以上等等，表明中國的基礎設施供給能力已達到世界領先水平。

三是較強的要素保障水平。受制于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方面的嚴重不足，“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項目發展上時常捉襟見肘。例如，僅亞洲地區每年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缺口就超過8000億美元，而在技術研發和高端人才培養方面，由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較弱、規模效應較小，短期內難以扭轉不利局面。相比之下，中國的制度優勢以及40年來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在資金、技術、人才等創新要素方面已經有了相當積累。例如，在資金方面，中國擁有3.1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穩居世界第一；在科技創新方面，近年來中國各類原創技術呈爆發增長之勢，細分領域的隱形冠軍也不斷涌現；在人才培養和引進方面，不僅本國人才培養體系日益完善，而且各類國際人才也加速流向中國。較充裕的創新要素一方面為支撐中國經濟內生增長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也成為中國參與“一帶一路”產能合作的重要輸出要素，而并非某些西方媒體所宣稱的過剩產能轉移。

中國參與“一帶一路”產能合作應高度重視的幾個問題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5年來，逐漸從理念轉化為行動，不斷從愿景變為現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與此同時，國際產能合作中的問題也逐漸顯現，各種風險不斷暴露，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產能合作的步伐，也使不少中國企業在國際產能合作過程中蒙冤受損。

一是企業參與國際產能合作的相關體制機制不健全。長期以來，社會主義制度在集中力量辦大事、審慎監管和抵御外部沖擊等方面的優勢表現得十分明顯，但與此同時，過多的投資審批環節和外匯管制等使得中國企業在參與“一帶一路”產能合作時面臨諸多制約，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業的隱性成本。近年來，全國自上而下啟動的“放管服”改革，將絕大部分投資項目由核準制變為備案制，并清理取消了一大批不合理的限制和行政收費，通過“放”極大地簡化了前置審批事項，但相應的事中事后監管的體制機制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在“管”和“服”方面還不能完全跟上。特別是在國際產能合作方面，相關的政策體系還不夠健全，政策支持的力度也嚴重不足，極大降低了企業參與“一帶一路”產能合作的積極性。

二是國內外制度環境和技術標準的兼容性差，各種風險因素增多。企業參與國際產能合作要面對與國內迥異的制度環境和技術標準，但中國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對海外市場法律體系、勞工標準、商業習慣等了解不夠、準備不足，并缺乏國際項目經驗，屢屢使得項目落地受阻或達不到預期效果。例如，在技術標準方面，部分國家推崇歐美的工業技術和標準，少數國家還規定關鍵零部件須遵從本地采購原則；在環境保護方面，項目除了要進行環境影響和社會影響評估外，還要接受當地社區、各級主管部門和國際組織部門的批準監督；在勞工權益方面，部分國家在工人罷工、禁止降薪以及加班補償等方面也與中國存在較大差異。不少中國企業對海外市場調研不充分，或忽視了這些制度差異就倉促出海，投資風險增加，使得不少合同“泡湯”或面臨巨額罰款。

三是企業國際化經營能力不足。國際產能合作涉及東道國法律、人文、金融、環保等各種復雜因素，企業只有擁有熟悉國外商業習慣、法律環境、投融資規則、項目管理等的人才隊伍，才能在錯綜復雜的海外投資環境中有效應對。中國企業在參與“一帶一路”產能合作中遇到的問題，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國際化經營的人才匱乏、參與全球競爭的能力不強。特別是多數企業的海外項目投資管理主要依賴于華人華僑和熟人網絡，再加上現代化的企業管理制度還不健全，缺乏合規經營的意識和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思維，使得很多海外項目鋌而走險，或為后續發展埋下隱患。此外，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經驗缺乏，在遭遇突發事件或新情況時應對能力不足，使得個別項目一停再停，甚至“爛尾”。

加快推進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產能合作的對策建議

為促進“一帶一路”產能合作順利推進，以及針對中國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面臨的各類瓶頸和問題，我們建議要加快從體制機制、商業模式創新、人才隊伍建設和互聯互通交通網絡建設等方面入手，為企業參與“一帶一路”產能合作保駕護航。

進一步完善體制機制，加快構建與中國企業參與“一帶一路”產能合作相適應的政策體系。一方面，要加快推動現有相關改革舉措的落地，特別是對外投資和部分外貿商品從審批制轉變為備案制以后，相關的支持配套政策還不完善，使得改革的政策效應還沒有完全發揮出來；另一方面，要強化海外投資項目的事中事后監管，謹防出現“一放就亂、一管就死”，通過“放”“管”結合努力營造透明、公平、公正的市場秩序。此外，還要加大企業參與國際產能合作的政策支持力度，例如，針對不同的對外投資項目類別，制定差異化的所得稅優惠和關稅優惠政策；在市場融資方面，除了出臺擔保、貼息等普惠性政策外，針對部分重大項目，積極研究出臺一事一議、一企一策等單項政策。

進一步鼓勵商業模式創新，拓寬中國企業參與“一帶一路”產能合作的渠道和路徑。一是鼓勵企業“抱團出海”，即由處于產業鏈核心地位的重點企業牽頭，通過整合上下游關聯企業組成“一致行動人”，為東道國提供全流程的配套服務，從而克服單個企業在海外市場配套供給和抗風險能力不足的問題。二是針對大量海外基礎設施和重大工程投資項目投資數額大、周期長、回報低、融資難的問題，要積極探索“工程承包+融資+運營”一體化的合作方式，將項目建設主體單位的業務鏈前伸后延。同時，在談判過程中還可以把收益相對較高的資源開發類項目和收益低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打包出售”，整體上保持盈虧平衡。三是大力培育并鼓勵中資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信用評級公司、智庫等中介機構“走出去”，為海外實體項目運營保駕護航。

進一步強化人才隊伍建設，著力增強企業國際化經營能力。堅持企業內部培養和海外延攬相結合的原則，把人才隊伍建設作為提升企業國際化經營能力的基礎。要充分利用中國豐富的科教資源優勢，積極探索校企聯合培養的新模式，盡快補齊企業急需的專業人才和專門管理人才。同時，針對海外投資管理項目，要進一步深挖熟悉當地商貿規制、法律法規、人文環境等本土高層次人才資源，利用外籍雇員在語言文化和管理經驗上的優勢，提升中國企業對海外投資項目的運營管理能力。此外，針對企業管理制度的不完善，還要加快引入發達國家先進企業的管理方式方法，加快構建現代化的企業管理制度，通過提升自身管理水平來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進一步強化金融支撐，不斷優化“一帶一路”建設中國際產能合作的金融配套體系。目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發展面臨巨額的資金缺口，據亞洲開發銀行（ADB）預測，2010—2020年亞洲在水務、通訊、交通、能源領域的投資需求分別達2802、10401、28989和40033億美元。如果僅憑中國政府發起設立的“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等金融機構來提供信貸融資，遠不能滿足“一帶一路”建設的資金需求。當務之急，必須進一步加快金融創新和拓寬融資渠道，吸引廣大大中型金融機構和社會資本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拓展金融業務，并為項目發展提供資金保障。此外，國際金融秩序長期被美英等少數發達國家所控制，并成為它們在全球戰略布局中的重要一環，在“一帶一路”建設與國際產能合作過程中，需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國際金融體系，不斷提升廣大新興市場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為實體經濟的發展營造良好的金融發展環境。

進一步加大基建投資力度，加快構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互聯互通的快速交通網絡。缺乏暢通安全高效的國際運輸大通道是制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暢通的重要因素。為此，應提前謀劃、超前布局，為中國企業積極參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產能合作夯實基礎和提供保障。一方面，應加大對重要商道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力度，鼓勵本國的優勢基建企業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承包工程項目，加快構建鐵路、水運、航空等立體化的綜合交通網絡，增強重要節點城市之間的通達能力；另一方面，要盡快與沿線國家達成投資貿易雙邊和多邊協定，簽訂并推動共同行動計劃、自貿協定、合作諒解備忘錄等，進一步完善進出口通關制度，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和貿易便利化，為中國企業積極參與“一帶一路”產能合作保駕護航。

【本文作者分別為武漢大學美國加拿大經濟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美國經濟學會會長、中國亞太學會副會長，武漢工程大學法商學院講師、經濟學博士；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貿易競爭與互補關系研究”（項目編號：16ZDA039）和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與沿線國家產業轉移的微觀機制研究（項目編號：17BJL112）”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責編：李 懿 / 趙博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