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經濟學界關于經濟全球化的主流定義基本有三種：一是把經濟全球化描述成過程，即生產要素在各國之間流動加快的趨勢，以及各國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相互依存和影響不斷加深的過程；二是把經濟全球化看成是由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對世界經濟的支配和控制的過程；三是經濟全球化的標志是在世界范圍內建立共同遵守的經濟規則，最突出的表現為市場經濟規則在全球絕大多數國家得到推廣。

經濟全球化是動態的發展過程，而非制度安排

1846年通常被經濟史學家視為經濟全球化的起始年代，那一年英國廢除了亞當•斯密強烈反對的《谷物法》，并單方面實行了自由貿易政策。自那時起，經濟全球化在100多年來經歷了三次高潮。1870—1914年第一次經濟全球化高潮發生，由于蒸氣機的使用，主要工業化國家的勞動生產率得到提高，促進了交通運輸系統的發展，繼而各國通過談判降低關稅壁壘，推動了商品、資本和勞動等要素的全球流動。第二次經濟全球化出現于1950—1970年，新的科技革命推動了國際分工的深化，在關貿總協定框架下，發達國家主導開展了多邊貿易自由化談判，形成了國際貿易、生產的跨國化以及技術和產業的跨國轉移。第三次經濟全球化發軔于20世紀80年代末，即便如今更多的人在談論“逆全球化”現象，迄今它仍然在波折中逐漸發展，且伴隨著出現了新的趨勢。經濟全球化是一種漸進發展的過程，是世界經濟中的一種趨勢，而非一種制度安排。在世界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最初是勞動力，然后是商品，既而是資本和知識技能，今天則發展成為綜合的要素流動，其中知識科技要素的流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全球價值鏈的配置和分布。因此，經濟全球化的概念曾經被認為是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的廣泛流動，實現最佳配置的過程。

筆者認為，目前的經濟全球化在曲折進展中發生著轉型，不管是曲折還是進展，都在為不同的全球化主動與被動的參與者、甚至反對者客觀地提供著經濟增長的機會。世界經濟在不斷發展，為了給將來分析國際經濟活動預留足夠的理論空間，人們更應該將經濟全球化看成一個動態的過程，強調參與國家和經濟體的互相依存性與競爭性，而不應該將其簡單地認定為一種結果、一種制度體系。筆者感覺可以從三個視角來考慮經濟全球化內涵的發展：其一是世界各國經貿、投資和技術轉讓聯系的加強和相互依賴程度的日益提高，形成了全球價值鏈的分布；其二是隨著國際市場的形成和擴大，各國國內市場的游戲規則逐漸趨同；三是世界經濟協調機制逐漸呈現出重要性，即各種多邊或區域經濟組織對世界經濟運行的協調作用越來越明顯。正基于此，筆者考慮在可預見的未來，在客觀過程發展的基礎上，經濟全球化會形成游戲規則機制協調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則。

全球化進程催生出利益矛盾

經濟全球化是各國在經濟上相互依存不斷加深，同時競爭也在不斷深化的客觀歷史過程。因此，人們關于經濟全球化對經濟的影響也必然存在著見解上的分歧。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發達國家的激進學者大多認為這一進程帶給發達國家的主要是經濟的負面影響，他們將國內出現的普工失業、收入分配差距加大、一些產業外流等現象歸咎于經濟全球化，并認為由于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進程中享有各種貿易便利的優惠，而且其廉價產品可以自由進入發達國家，所以只是對發展中國家有利，而根本不利于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過去，這樣的觀點在美國、歐洲學者發表的論文、專著，甚至政府研究報告中均有體現。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薩繆爾森在《比較》91輯（2017年第4輯）發表的文章，以中美兩國為例討論了自由貿易。他運用李嘉圖、穆勒等古典經濟學家的比較優勢理論，分析了自由貿易的全球化如何把國外的技術變化轉變成兩國都獲益。但是，文中的進一步分析卻表明，有時一國生產率的提升可能僅對該國有幫助，卻降低了兩國之間的潛在貿易收益，從而持久地傷害另外一個國家。然而，發展中國家則持相反觀點，認為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利益為發達國家所獲得，發展中國家在有一定利益的情況下，“邊緣化”的趨勢被加強，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在不斷拉大，從經濟不發達向發達轉化似乎比過去更為困難。這些問題如果僅僅限于理論爭議倒也無大礙，但目前一些國家開始以各種極端手段來“糾正”這一“不公平”，事情發展就復雜多了。

在今天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中，有的國家或經濟體從它們的內部條件和所處的國際經濟地位出發，只能是全球政治經濟游戲規則的接受者；有的國家和地區從其內部條件和對外聯系出發，除了具有游戲規則接受者的身份外，更具有國際政治經濟游戲規則制造者和引領者的身份，因此在國際經濟環境中，這類國家和地區除了被動的一面之外，更具有主動的一面。即便是被動的一面，也大多是被它們自己制定的游戲規則制約而產生的。他們在國際經濟中的地位與表現、行為與反應、動機與結果，就需要從這樣的角度來進行探討。

現代化大生產超越國界，形成了目前世界范圍內新的分工、交換，產生要素的流動和配置，并以此為基礎擴大了國際貿易、投資和生產，形成了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進而形成了由科技進步推動、金融資本主導、跨國公司先行、美國等發達國家引領、新興經濟體快速發展的經濟全球化的利益格局。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展，上述格局產生了變化，新興經濟體低成本創新、大規模生產，利潤追求與世界市場份額擴大并舉的變化過程，以及中國制造、美歐消費的供求平衡循環，造成了世界經濟的失衡，從而產生了諸多矛盾。一些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之間巨額的貿易逆差和貿易順差之間的失衡，使得一些主要經濟體的經常帳戶存在著不可持續性。世界經濟失衡的另一個重要表現也日益明顯，那就是伴隨歐美國家國際收支逆差的加大，出現了私人債務國家化、國家債務國際化的現象。全球化的進程出現了國與國之間利益的矛盾、國家局部利益和世界經濟整體利益的矛盾。這催生了人們對于經濟全球化的再思考：全球化趨勢將會以一種什么樣的新特征繼續進展下去；這種新特征的主要表現是什么；如何在加強全球化的同時，注意世界經濟格局的動態變化，從而在利益分配上有所改進。不同國家將立足本國實際，在主權與經濟發展之間重新做出權衡。

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大量資金從各種渠道流入美國，為美國提供了廉價的貨幣資本，良好的基礎設施和科研設備，代表著科技、經濟未來的大量高技術人才也被紛紛吸引到美國。實際上，美國是利用了世界的資金、他人的頭腦，賺了自己的錢。另外，在今天的世界貿易格局中，從貿易盈余和赤字出發來進行分析，主要貿易國家，如日本、中國、德國等，貿易均是盈余，只有美國是赤字，換一個角度可以認為，美國是世界上商品的最后實現者和吸納者。在經濟學的意義上，只有貿易逆差才真正占用他人的資源（請讀者從這個角度想想美國發起的貿易保護行為，事實上對美國而言，任何一個美元的逆差都是順差國用實際商品、服務等價換來的，沒有丁點是白給的），也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美國在世界范圍中控制著要素（尤其是高科技人才）的流動方向，也控制著商品實現的流動方向。國外高質量要素的流入，一方面提高了美國的科技競爭力，壓低了要素成本，另一方面，世界產出的流入則進一步增強了競爭、刺激了進步，而廉價商品的流入又能夠進一步減輕要素的成本壓力，提高美國產業的競爭力。總之，美國迄今為止仍然是全球化進程的主導中心，以高新技術創新為基礎，以控制世界資源的流向和經濟產出的流向為手段，以游戲規則的制定保證自己在世界經濟中的根本利益。因而與反經濟全球化人士說的相反，美國實際是已有經濟全球化最大的利益獲得者。

國際經濟關系秩序逐步實現轉換與更新

在經濟全球化中，國際經濟關系的有序比無序要好得多，新國際經濟秩序的基礎是舊秩序，二者的轉換與替代將是明顯的改良過程的累積，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漸進過程。盡管有時個人在改變游戲規則的作用會突出些（如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退群”行為），但這樣的轉換絕非個人意志可以起到永久的決定性作用，它是利益與實力妥協的結果。世界已有的高新技術標準、經濟運行的游戲規則、各種經濟協議基本由發達國家制定，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只能是這些規則、標準、協議的接受者，而非制定者，甚至都不是參與者。從根本上講，對于現行規則、標準、協議的控制，是更高層次的控制，不僅控制了今天的生產過程，而且控制了明天的科學、技術、經濟運行、利益分配發展的趨勢。例如，在高科技領域中規則、標準和協議由發達國家制定，發展中國家的從屬地位本來就極其明顯，而技術的層次愈高，這種從屬性就愈強，從屬的持續時間也愈長，喪失的利益就愈多，這是“中心—外圍”結構的后果，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有著非常大、非常重要的影響。今天美國制造業的強大，很大程度上不是在于制造硬件產品，而是在創新、制造標準、制定規則方面，以其強大的創新能力、標準制定、品牌優勢，讓新興工業化國家按照美國的標準從事生產，美國今天“推銷”標準、規則這種無形“產品”的表現，是其根本的經濟力量的表現之一。

筆者認為，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生活方式對于社會經濟潛移默化的影響，是深遠而且超過意識形態宣傳的（這是內心追求與外界灌輸的差異），它的不可逆性很可能給一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的進程帶來出乎意料、戲劇性的影響。今天的中國，人們對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是無止境的，但能夠滿足人們對于美好生活追求的手段確實在一個時間點上是有限的，如果承認這一點，應該說發達國家的今天，不應該成為發展中國家的明天。發達國家過去的那種以人本為中心、以資源大規模耗費為基礎、以破壞自然為代價的生活方式（當然今天它們已經高度重視了，巴黎協定的簽署便是例子），不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所能夠仿效的。中國對于這點需要注意并應該加以研究，未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要在資源約束下達到最優，在環境友好下達到最美，在福利普遍提高的基礎上，具有可持續性。

世界絕大多數的經濟學家都強調，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中國和美國的地位是很特殊的，二者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很多學者也都認為，中國將在21世紀上半葉過去的時候（甚至可能更早），完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建設后，成為世界的研發中心之一、世界最大的產品供給者之一、世界最大的消費和進口國家，并成為拉動世界經濟最重要的火車頭。完成這樣重大使命的條件是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在新的經濟全球化環境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建設經濟發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

當前，過去的游戲規則制定者不僅在反對貿易保護的口號下發起了新的貿易保護行動，而且與時俱進，準備全面更改世界經濟運行的游戲規則，但更愛遵循的原則卻是自我利益第一主義。游戲規則與時俱進的修訂，合乎世界經濟發展的要求，應該得到贊許和支持，廣大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必須積極參與，使得規則的制定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當然，換一個角度講，發展中國家不可能、也沒有能力去阻止這種改動，甚至盡管知道更改之后的新游戲規則未必就比舊有的能好多少，因為實力基礎是最重要的，也只能夠盡力而為積極參與（中國提出世界貿易組織改革的三個原則、五大主張就是體現）。世界經濟舊有的游戲規則是發達國家制定的，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能夠通過開放，學會這些原則，取得積極的發展成果，這點中國的表現尤為突出。現在如果發生游戲規則的更改，難道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學習掌握執行新游戲規則的能力會降低，學會甚至利用新游戲規則的可能性不存在么？筆者充分相信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學習能力，也預見到在新的游戲規則下，一旦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游刃有余地運用它們，將會有更新的世界經濟發展成果可以為世界所享有。

2000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前，筆者曾經和中國學者代表團參訪世界貿易組織，交流中國入世后的經濟影響。當時的世界貿易組織總干事麥克•穆爾和筆者強調，中國入世后將會面對從雙邊進入到多邊貿易體系的不適應，中國需要努力。今天，卻輪到中國來維護世界多邊貿易體系的正常運行。筆者認為，盡管世界經濟的游戲規則可以發生多種變化，中國人學習游戲規則的能力和努力，將會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越來越強。疑慮沒有意義，害怕更沒有必要，參與、學會、掌握新的游戲規則，在新的游戲規則下，中國依然是經濟的強者，依然會日益走進世界經濟舞臺的中央，為人類做出更大貢獻。

【本文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讓·莫內講席教授、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本文得到了國家社科專項課題18VSJ048的支助】

責編：董惠敏 / 蔡圣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