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群慧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眾多成就中，中國從一個農業國迅速成長為世界第一工業大國、第一制造大國，中國從工業化初期步入工業化后期，無疑是值得大書特書的“濃重一筆”。探尋工業化的“中國方案”，總結經驗與智慧，對推動中國產業由大到強、加快建設工業強國，都具有重要意義。

改革開放40年來,貫穿中國經濟的一個重要主題就是工業化。從哲學層面看，我國產業發展和工業化成功的基本經驗在于遵循了一個共性和個性相統一的基本原理，具體就是基本遵循了一個大國工業化進程的共性規律，同時又尊重了自己的獨特國情背景，而且將二者進行了有效結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業化進程的國情背景主要體現在三方面：從經濟背景看，雖然改革開放之初我國是一個人均收入很低的國家，但由于計劃經濟體制下重工業優先的發展戰略而奠定了一定的工業基礎，決定了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產業發展和工業化進程具有很好的起點；從社會背景看，大量的農業人口為工業化提供了“無限供給”的低成本勞動力；從制度背景看，“漸進式”改革戰略為中國提供了一個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對外開放為工業化提供了獲得國外先進生產要素（技術、資金等）、利用后發優勢的機會。一定的工業基礎、巨大的國內市場、“無限供給”的低成本勞動力、相對穩定的環境、后發優勢等，構成了我國產業發展和推進工業化進程的“國情背景優勢”。但這并不必然導致成功的工業化進程和產業發展，還需要基于工業化的共性規律，制定科學的工業化戰略和相關發展政策，而這些戰略要點和產業發展政策體系也就構成了產業發展“中國方案”的重要內容，凝結著中國產業發展的智慧和經驗。

正確處理改革發展與穩定關系，“穩中求進”保證工業化進程持續深化

一個大國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邁進，工業化是必由之路。社會環境的穩定是產業持續發展和工業化進程持續推進的基本前提。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雖然也遇到了這樣和那樣的問題與挑戰，但總體上采用了“漸進式”改革的方式，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穩中求進”為經濟發展工作的總基調，努力構建和諧穩定的發展環境，在保證經濟運行穩定的基礎上，不斷深化改革，推動結構調整，促進產業持續成長，從而不斷深化工業化進程。當前，我國已經處于工業化后期階段，需要繼續推進產業發展，建設工業強國，而各種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比較突出，我們要進一步處理好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推動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正確處理市場和政府關系，不斷提高產業效率和促進產業邁向中高端

工業化是一系列基要的生產函數由低級向高級的突破性變化或變革過程，核心表現為通過技術創新實現產業效率的不斷提升和產業結構的持續高級化。而“創新驅動”的關鍵就在于，正確處理市場和政府的關系，努力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迄今為止，我國產業發展和工業化進程的成功推進，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我們基于工業化發展階段，把握產業升級的方向，不斷提出合理的產業政策，實現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有效協調，同時，隨著工業化發展階段對產業政策內容、實施方式進行動態調整，有效地促進了技術進步、提高了產業效率和促進了產業結構高級化。從產業高端化和工業化深化的方向看，我國的工業化是信息化時代以信息化引導工業化、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的工業化，既要符合我國工業化階段的國情，又要適應發達國家“再工業化”的世界工業化趨勢，從而不斷提高產業效率，促進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

正確處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關系，促進產業合理布局和區域協調發展

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各地的資源稟賦、經濟條件、文化習慣等差異性較大。因此，一個大國的產業發展與工業化進程，在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的前提下，還要處理好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這是保證產業合理布局和區域協調發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中央政府要制定整體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并保證有效實施。近年來，為了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我國逐步形成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東部率先的區域發展總體戰略。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提出建設“一帶一路”倡議和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推動形成東西南北縱橫聯動發展的新格局。中央政府通過戰略實施和體制機制設計，協調各區域產業生產要素配置，促進產業生產要素跨區域的有效合理流動，化解產業資源配置在地區間不平衡、不協調的結構性矛盾，提高產業生產要素空間上的配置效率，拓展產業發展空間。另一方面，還要充分發揮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各地經濟發展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被調動起來，各個地區結合自己的具體情況，創造出許多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比如，“珠江三角洲模式”“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等，這些模式在啟動條件、發動主體、資本形成方面都是不同的，但都促進了當地的工業化進程，進而對全國的工業化進程起到了巨大的帶動作用。

正確處理市場化與工業化關系，培育多元持續的產業發展動力機制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持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為產業發展提供了多元的全面協調的動力機制。通過市場化改革的制度創新，培育了豐富、強大的動力源。這具體表現在市場化改革逐漸松開了傳統計劃體制對各種資源、要素、組織力量的束縛，激活了它們長期被壓抑的能量。通過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培育了大量的市場主體，既包括通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將國有企業推向市場，也包括在市場中成長起來的大量個體民營企業以及通過開放引入的外資企業。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的蓬勃發展，有利于形成中國產業發展多元混合的動力優勢，促進了中國產業快速發展。

正確處理全球化與工業化的關系，形成開放發展的現代產業體系

通過40年的對外開放，從設立特區，到開放沿海14個城市，再到加入WTO，我們不僅吸引了大量外資，引進了大量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知識，同時也利用國外市場資源，實現了大量的出口，極大促進了我國產業發展和工業化進程。當今世界的產業發展處于一個全球價值鏈主導的時代。一個國家的產業要發展，必須對外開放，真正融入這個全球價值鏈中。改革開放40年的經驗表明，中國經濟所取得的發展成就，離不開制造業對外開放的支撐。到2017年，在制造業31個大類、179個中類和609個小類中，完全對外資開放的已有22個大類、167個中類和585個小類，分別占71%、93.3%和96.1%。制造業領域實際利用外資達335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累計1201億美元。中國在對外開放過程中，加速了自身的市場化進程，同時順應制造業全球價值鏈的分工合作共贏趨勢，為世界制造業發展和全球經濟增長作出了巨大貢獻。

正確處理城市化與工業化的關系，促進產業和人口集聚效率提升

一個國家的經濟現代化過程是工業化與城市化互動發展的過程。工業化為城市化提供了經濟基礎，而城市化為工業化提供了優質要素和廣闊的需求市場。從工業化與城市化歷史演進互動關系看，在工業化初期，主要是工業化進程推動了城市化的進程，而到了工業化中后期，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又牽引了工業化進程的推進。我國的工業化進程總體上符合上述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演進規律。隨著我國進入到工業化中后期，城市化進程也不斷加快，對工業化進程牽引需求作用明顯。在處理工業化與城市化關系過程中，尤其要注意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要提高城市化質量，避免城市化與實體經濟脫節，要讓城市化進程真正發揮對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的需求引導作用。二是要不斷提高服務業效率和促進服務業結構升級。城市化是服務業成長為經濟運行中主導部門的必要條件，科學的城市化戰略和高水平的城市管理對于促進服務業效率提升至關重要。當前，我國醫療、教育、養老等事關社會民生的服務業質量和效率還有待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城市化質量水平還不夠高。而且，由于工業化后期產業結構升級和工業化進程深化需要高質量的生產性服務業支持，提高城市化質量、促進服務業效率提高和服務業結構升級亦是深化工業化進程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