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思想理論界發出了“姓資姓社”之問并由此引發熱議。這場爭論中，鄧小平明確表達了“不爭論”的態度，“不爭論”也開辟了認識社會主義的新視野。今天回過頭來看，正是“不爭論”才使我國的改革開放贏得了時間，抓住了機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輪廓也因此而愈加清晰。

【關鍵詞】改革開放  “姓資姓社”  “不爭論”   

【中圖分類號】D616    【文獻標識碼】A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思想理論界發出了“姓資姓社”之問并由此引起熱議。與“真理標準大討論”不同，這場爭論不但沒有推動思想解放，反而開始阻滯改革開放的進程。鄧小平1992年的“南方談話”一語中的：“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①但他又明確表達了“不爭論”的態度。今天回過頭來看，正是“不爭論”才使我國的改革開放贏得了時間，抓住了機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輪廓也因此而愈加清晰。

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無需爭論

從“南方談話”的行文看，鄧小平的“不爭論”并非直接針對“姓資姓社”之問，在他看來，這個問題無需爭論。他為經濟特區的性質一錘定音：“對辦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②由此也反映出鄧小平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堅定立場。

在總結社會主義建設歷史經驗時，鄧小平確曾說過：“社會主義是什么，馬克思主義是什么，過去我們并沒有完全搞清楚。”“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么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也并沒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寧的思路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但是后來蘇聯的模式僵化了。”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高舉起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旗幟，怎么會以一個不清楚的思想為指導、為一個不清楚的目標去拋頭灑血！正因如此，這場爭論中才有人提出“誰說社會主義說不清”的質問。但事實并非如此。“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顧名思義，就是要以“社會”為本位，以“共產”為目標。科學社會主義主張，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消滅私有制，“在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先是單個國家實行）基礎上組織生產”③，實現每個人和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對此，我們黨完全清醒。遠的不說，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有關社會主義原則、本質的論述也都是圍繞“公有制”“按勞分配”“共同富裕”這三個關鍵詞展開。由此也就不難發現“特區姓‘社’不姓‘資’”的依據：“從深圳的情況看，公有制是主體，外商投資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資部分，我們還可以從稅收、勞務等方面得到益處嘛！”④1992年7月23日、24日，鄧小平在審閱中共十四大報告稿時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農業也一樣，最終要以公有制為主體。公有制不僅有國有企業那樣的全民所有制，農村集體所有制也屬于公有制范疇。農村經濟最終還是要實現集體化和集約化。僅靠雙手勞動，僅是一家一戶的耕作，不向集體化集約化經濟發展，實現農業的現代化是不可能的。鄧小平雖然沒有主張“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而是講公有制為主體，但所表達的思想與科學社會主義的精神則一脈相承。

對于“過去我們并沒有完全搞清楚”的問題，應該結合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來理解。所謂“過去”，在我國主要是指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個時期。就蘇聯而言，說的是十月革命以后的事情。而“并沒有完全搞清楚”的也主要是共產黨人執掌國家政權以后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蘇聯姑且不論，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我們黨為自己規定的歷史任務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為早日過渡到共產主義創造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這個條件包括高度發展社會生產力，使社會產品極大豐富，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原則；實現單一的生產資料的共產主義全民所有制，使之成為整個社會的唯一的經濟基礎；徹底消滅一切階級和階級差別，包括工農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全體人民共產主義思想覺悟和道德品質的極大提高，具有高度的勞動積極性和自覺性；在世界范圍內，消滅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消滅資本主義和一切剝削制度，國家自行消亡⑤。這些觀點完全符合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今天看來也基本正確，但是，“早日”的含義是什么，這些“條件”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中國如何“創造”，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社會主義社會能否直接和1956年的中國社會接軌，共產黨執政以后的“第一要務”是什么，等等，在當時都可歸于“并沒有完全搞清楚”的問題之列。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對這些問題的認識不斷深化，所取得的理論成果匯聚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又根據時代條件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但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進程中，新情況新問題也是層出不窮。對有些問題的認識從“清楚”又變成不清楚了，“姓資姓社”之爭就在所難免。問題的關鍵是以科學的態度對待這種爭論。

以科學的態度對待爭論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對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是一個“全新的事業”。對這個過程中產生的新問題的認識也不可能眾口一詞。在這種情況下，就不能從既有的理論出發為新事物貼“標簽”，而是要把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便是鄧小平“不爭論”的含義，也是對待爭論的科學態度。

我國的改革開放發源于農村，興起于農民自發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踐。這種經營方式因其簡便易操作而受到農民的普遍歡迎，用他們的說法是，“大包干、大包干，直來直去不拐彎”。但是這并沒有放棄社會主義，仍然要“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即使是“剩下都是自己的”體現的也是按勞分配原則。當勞動生產率提高使“剩下的”增多以至吃不了、用不完時，擁有生產經營自主權的農民必然要通過“賣”加以處理，只要有人來“買”，必然會產生交換關系，形成市場。市場的發育，必然對計劃經濟體制在農村的形式——人民公社體制造成沖擊。所以，“對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這是正常的。不只是經濟特區問題，更大的問題是農村改革，搞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廢除人民公社制度。開始的時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來，第二年超過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這是就全國范圍講的。開始搞并不踴躍呀，好多人在看。我們的政策就是允許看。允許看，比強制好得多。我們推行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不搞強迫，不搞運動，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這樣慢慢就跟上來了。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一爭論就復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農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應如此”⑥。限于歷史條件制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仍然強調，人民公社要堅決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穩定不變。歷史不能假設，但研究歷史也不妨通過“假設”獲得一種虛擬的“經驗”：爭論一經產生，改革進程必然受阻。也許人們會說，生產力的發展遲早要沖破生產關系的束縛，但“早”總比“遲”要好。

“不爭論”作為一種思想方法不是回避問題，而是體現出一種對認識問題的科學態度：一是堅持唯物史觀的思想路線。“物”，就是生產力，就是物質財富，就是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堅持唯物史觀就是要破除離開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抽象地談論生產關系的思維方式，把社會主義置于現實的基礎之上。二是“拿事實說話”。這個事實也“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⑦。按照這個標準，對的就堅持，錯的就糾正。正是因為這些“事實”不可能立刻顯現出來，所以才要“允許看”。三是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也是在審閱中共十四大報告稿時，鄧小平指出，鄉鎮企業是誰發明的，誰都沒有提出過，我也沒有提出過，突然一下子冒出來了，發展得很快，見效也快。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也是由農民首先提出來的。這是群眾的智慧，集體的智慧⑧。這種方法一言以蔽之，就是實事求是。鄧小平一再強調，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要提倡這個，不要提倡“本本”。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由此可見，離開事實，離開火熱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只是依據“本本”問“姓資姓社”，只能使科學社會主義淪為“經院哲學”。

開辟認識社會主義的新視野

“不爭論”不意味著理論上的無所作為，而是說原有的許多理論已經不能滿足說明新問題的要求了，在既有的框架內的爭論已變得毫無意義。因此，必須解放思想，開辟認識社會主義的新視野。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認識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鄧小平文選》中并沒有出現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提法，但鄧小平對這個問題早已成竹在胸。他認為，深圳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搞市場經濟，沒有競爭，沒有比較，連科學技術都發展不起來。產品總是落后，也影響到消費，影響到對外貿易和出口。而這恰恰是當年“姓資姓社”之爭的焦點。在傳統的理論框架中，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專利，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幾乎是馬克思主義者和資產階級學者的共識。如果囿于這種認識，在這個框架內爭論“姓資姓社”，必然會得出確立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結論；如果這個觀點占據上風，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也會隨之戛然止步。鄧小平的“不爭論”恰恰跳出這個理論框架，在社會主義思想史中成功地實現了社會制度與經濟體制的剝離，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與人類社會文明成果的剝離。他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既然是“經濟手段”，誰都可以用，也就沒有“姓資姓社”之分了。圍繞這個問題的爭論，自然也就多此一舉了。這種“剝離”并非是一種主觀意志。

實際上早在1979年，他就表達過類似的看法，但在當時并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確立市場經濟的歷史條件還不具備。經過14年改革開放的實踐，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客觀條件到1992年逐漸成熟。盡管理論上還沒有完全解決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關系的問題，但是在實際生活中，到1992年，工業生產中國家指令性計劃部分只占總產值10%多一點，絕大部分工業消費品和相當部分生產資料已放開經營；在社會商品零售額中由國家定價部分只占10%，基本由市場調節價格的部分占90%；工業生產資料銷售額中，基本由市場調節價格的部分也已占到70%左右⑨。同時，中國并沒有因此而發生“劇變”，改變社會主義的性質和發展方向，恰恰是市場經濟不斷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鞏固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社會主義制度。這個事實昭示人們，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并不矛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新概念也就有了廣泛的思想基礎和社會基礎。由此，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才不脛而走，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當然，對“不爭論”不能作絕對化理解。真理越辯越明，鄧小平曾幽默地說過，辯證辯證，不“辯”怎么“證”呢？“不爭論”給后人留下的啟示是，社會主義建設沒有一套固定不變的模式，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不斷變化和改革的社會；共產黨人要堅定社會主義信念，但必須從實際出發不斷賦予其嶄新的內涵；社會主義的現實形態和發展道路不是通過“爭論”從頭腦中發明出來，“而是通過頭腦從生產的現成物質物質事實中發現出來”（恩格斯語）。脫離實際的“爭論”在歷史進程中不過是過眼云煙，而緊密聯系實際的理論探索才會產生“改變世界”的歷史作用。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主任、教授）

【注釋】

①②④⑦《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頁。

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01頁。

⑤王同勛等編著：《社會發展簡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18-321頁。

⑥《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4頁。

⑧《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350頁。

⑨桂世鏞：《論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人民日報》，1992年11月6日。

責編/潘麗莉  胡秀文（見習）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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