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美貿易沖突的背景是發達國家收入分配問題所導致的不同政治取向、人物崛起及中美關系的質上變化，其根源是市場經濟體制與準市場經濟體制之間、中美兩國貿易政策異質性的對壘。中美貿易的沖擊是一種常態，是長期的。所以，對當前中美貿易沖突，我們要不斷地進行理論反思。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中美貿易戰的博弈中找到適當的應對方式，化被動為主動，以此爭取國家的最大利益。
【關鍵詞】中美貿易沖突 關稅 貿易逆差 政策的異質性 中美關系質的變化
【中圖分類號】F74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6.008
中美貿易沖突的緣起
2018年3月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對進口美國的鋼鐵和鋁制品分別加征25%和10%的關稅，就此打響中美貿易戰第一槍。3月22日，美國貿易代表（USTR）公布《中國貿易實踐的301條款調查》，認定中國政府在技術轉讓、知識產權和創新相關的行動、政策和實踐是“不合理或歧視性的”，對美國商務活動不利。就此，3月23日，中國政府公布了價值30億美元的加征關稅的美國產品清單。
4月4日，美國貿易代表基于301報告結論，公布將于7月6日對1333種、總值5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征25％的關稅。4月4日，中國宣布對106種、總值5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加征25％的關稅，其中包括了大豆和波音飛機。4月5日，中國向美方提出WTO磋商請求，正式啟動WTO爭端解決程序。4月18日，美國表示同意就征稅措施與中國在爭端解決機制下磋商。
從今年5月開始，中美之間進行了三次貿易談判。第一次中美貿易談判，雙方各提清單，因分歧太大而無聯合聲明；第二次談判，雙方達成六大共識，但在核心的知識產權和經濟結構調整方面只有幾句簡單表述，共識不多；第三次談判，中國提出700億購買美國農產品和能源產品，條件是美方停止301條款的關稅進程，但是，在這點上也沒有達到多少共識，談判結束后，中美雙方各自發表簡單聲明，自說自話。所以，第三次中美貿易談判與第一次無果而終相比也好不了多少。其中，更為匪夷所思的是，第三次中美貿易談判之前的幾天，即5月29日，美國再次宣布對中國500億美元高科技產品加征關稅，并要在6月15日公布具體清單及在這之后不久實施。
6月15日，美國不理會中國警告，正式公布對中國新一輪制裁的關稅清單，落實向包含先進工業技術的5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25%的關稅。美國貿易代表指出，加征的中國商品有1102種，針對“中國制造2025”戰略所涵蓋的高科技產品，包括航空、資訊科技、機器人、工業機械裝置、新材料及汽車，但不包括美國人會購買的普通商品，如手機及電視。其中，總值340億美元的首批818種商品，將于7月6日起額外征收25%的關稅；第二批總值160億美元的284種商品，暫時列入建議征稅清單，具體時間再確定。同時，美國總統特朗普還強調，如果中國出臺報復措施，美國將會進一步加征關稅。
與此同時，中國商務部發言人強硬回應，將出臺同樣規模、同樣力度的關稅措施。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隨即在6月16日凌晨1時27分宣布，對原產于美國的659項約500億美元的進口商品加征25%的關稅，其中對545項約340億美元的農產品、汽車、水果等商品，于7月6日起實施加征關稅，對其他商品加征關稅的實施時間另行公布，即對美國的關稅政策以牙還牙。中美貿易戰正式開打，這也意味著以前雙方達成的貿易成果都化為烏有。
從中美兩國6月份開出的征稅清單來看，與4月份的清單相比，中國基本是延續了4月份的清單，只是更加側重針對美國的農產品；而美國則減少了平板電視、醫學用呼吸儀器和空調組件等商品，新增了包括半導體、電子和塑膠等產品。也就是說，美國開出的清單針對的是中國所需要的“先進工業重要技術”，也就是和2025計劃有關的產品。雙方清單的政治意味都十分明顯。
中美340億美元貿易戰在7月6日正式開打之后，美國總統特朗普揚言兩周內要推出160億美元清單，完成500億美元的兩段走程序。特朗普還威脅，如果中國要反制，他最終會出臺超過5000億美元的清單。之前他曾說如果中國報復，美國將推出2000億美元清單，如果中國再報復則再推出2000億美元，共4000億美元，這次又加碼到5000億美元。如果這樣，這個關稅清單則基本上涵蓋2017年中國對美國的全部出口。7月10日，美國公布了新一輪關稅清單，這張清單將對中國進口的電器、家具等2000億美元商品加征10%的關稅。一場中美貿易戰正在向縱深發展，未來前景如何是相當不確定的。此外，6月末，美國國會已經通過了新的外資審議法案，以強化限制，表面上雖非明文針對中國，但實行上完全可以更高效及全面地封殺中國企業在美國的投資，如目前便公布拒絕中國移動到美國營運，估計今后類似的案例會陸續而來。
美國打響了中美貿易戰第一槍之后，中國則以對等的方式對美國開戰，即中國對相當金額的美國進入中國的商品征收關稅。但是在美國對中國商品征收關稅、開出第二槍之后，中國更多的是進行輿論上的反擊，而沒有開出具體的征稅清單。有報道認為，中國正在研究從其他方面采取反制辦法。也就是說，這場中美兩國貿易戰會真正地繼續打下去。到7月20日為止，中美兩國還沒有走向談判桌的意愿。這場中美貿易戰如果真的打下去，那么對中美兩國經濟的影響肯定是巨大的，最后的結果肯定是兩敗俱傷或雙輸。當然，更大的問題是，在這場中美貿易戰中誰先敗下陣來。
根據復旦大學華民教授的研究[1]，從歷史上的貿易戰來看，每一次貿易戰都會是貿易順差國敗給貿易逆差國。200多年前的英國對美國、19世紀40年代的中國對英國、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對美國，這三場經典的貿易戰案例，都是以貿易逆差國戰勝貿易順差國而結束。在華民教授看來，這兩類國家所面臨的貿易失衡總是異質的。貿易逆差國所面臨的問題是支出超過儲蓄，而貿易順差國所面臨的問題則是產能大于需求。當這兩類異質國家開展貿易戰時，貿易逆差國的調整過程是向平衡回歸，而貿易順差國的調整過程則是具有災難性的“去產能”。調整的性質不同，其結果當然迥然相異。
就目前中美貿易戰的情況來看，中國是貿易順差國，美國是貿易逆差國，而且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達到3700億美元以上。如果中美貿易戰要求中美貿易關系的調整，要求中國減少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那么中國或是增加對美國商品的進口，或是減少對美國商品的出口，或兩者同時進行。而中國減少對美國商品的出口，實際上就是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及去產能的過程。在當前中國經濟結構下，城鄉二元分化仍然十分嚴重，由農村人口比重過高所造成的總需求約束和由劉易斯增長所造成的過剩產能，只能通過出口來完成。因此，由中美貿易戰所造成的去產能，不僅可能造成總需求約束更為嚴重，而且可能會加劇劉易斯增長階段的產能過剩問題，并由此引發中國經濟的嚴重危機。所以，根據華民的理論邏輯，中國不能與美國及世界各國打貿易戰。
還有，當前美國總統的貿易顧問認為[2]，要讓美國強大，就得重走20世紀美國政府的老路，重推貿易保護，提高關稅。因為，1918年一戰結束時，美國平均關稅不到20%；之后美國國會陸續通過一系列法案提高關稅，到1929年美國關稅上升到28%；《斯穆特-霍利關稅法》誕生，美國再次大幅度提高關稅，之后美國的平均關稅稅率上長了57.3%。雖然這些關稅政策對美國經濟有一定的負面影響，但更多的是保護了美國產業，為二戰后美國的強盛奠定了基礎。不過，陳志武教授則認為[3]，以歷史的角度來看當前的中美貿易戰，當前全球范圍內正在發生的事情，與過去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所發生的事情非常相似，這是非常讓人擔心的。之前美國所采取的貿易保護政策，不僅引發了1929年10月的全球金融危機，也催化了貿易保護主義、民粹主義的抬頭，以及引發了20世紀30年代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并由此演變成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最后引發了軍事危機，即第二次世界大戰。就目前全球的形勢來看，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積累多年的全球結構性問題的總爆發，并由此演變出2009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2016年英國脫歐、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等新情況。從這些發生的事件來看，與20世紀30年代中期差不多，全球各種危機已經走到了1929年金融危機之后的第三階段，也就是政治社會危機階段，離軍事沖突或危機只有尺咫之遙。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這場中美貿易戰再打下去，最后的結果是兩敗俱傷，但對中國的傷害可能會更大。這也意味著，對中國來說，這場貿易戰最好是不打，但現在既然已經打起來了，那么中國如何以好的方式來結束這場貿易戰而不走歷史上貿易順差國最后以失敗告終的路，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還有，這場中美貿易戰不僅會嚴重沖擊中美兩國的社會經濟與政治，而且會全面影響全球的社會經濟與政治。最后是否會引發軍事危機或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當然不能以歷史類推，但是只要這種風險存在，對全球的社會經濟及政治都是災難性的。因此，要想引導這場中美貿易戰回到正確的方向上來，就得對它進行深入的研究及反思，就得在理論上把握好這場中美貿易戰的根源實質，探究其內在法則。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找到有效化解這場中美貿易沖突的方式。本文希望在這些方面有新的嘗試。
中美貿易沖突的背景及意圖
對于這場中美貿易沖突為什么會發生，目前討論甚多，眾說紛紜。不過，如果不能夠站在宏大的歷史背景下來思考與研究，要找其根源、把握其問題的實質并非易事。從近幾年全球各國的政治生態來看，具有極端民粹意識的政治事件頻頻發生，如美國特朗普當選、英國脫歐、意大利選民投票給極端民粹黨等。這種現象的出現很大程度上與現代社會收入分配越來越不公、社會財富越來越向少數社會精英聚集有關。2017年12月，科勒（Timothy A. Kohler）等18位考古學家在《自然》雜志上聯合發表了一篇論文[4]，他們通過對遍布全球的63個考古遺址進行考察，得出的結論是，從一萬年前開始，到晚期農耕社會，再到工業社會，每次技術創新都使得人類財富的差距拉大。這是一萬多年來的大趨勢。根據陳志武的觀察[5]，這種趨勢在1780年前工業革命之后的140多年里達到頂峰。但是在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后到20世紀70年代末的60年的時間里，經過政策的調整，發達國家的財富收入差距總體上在不斷地下降。但是，20世紀80年代信息時代到來，新的一輪全球化發展使發達國家的財富收入差距又進入了持續上升的周期。[6]由于財富收入分配差距越來越大，沒有分享到這一輪全球化及信息化時代的經濟成果的失意者也越來越多，他們需要尋求代理人來釋放壓力、改變現狀。可以說，特朗普就是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當選為美國總統的。所以，如何來改變現狀，是特朗普的第一政治要務。
張宇燕等人認為目前中美關系開始進入質變期。[7]這種中美關系的質變可以概括為美國對華政策由“接觸”（Engagement）調整為“規鎖”（Confinement）。所謂的“接觸政策”，就是接納中國成為國際社會的正式成員，讓中國參與各種國際事務，并讓中國逐步成為分擔美國國際責任的“利益攸關方”。所謂的“規鎖政策”，就是要規范中國行為，鎖定中國經濟增長空間和水平，從而把中國的發展方向和增長極限控制在無力威脅或挑戰美國世界主導權的范圍以內。與“冷戰”時期美國對蘇聯的“遏制”政策（Containment）相比，“規鎖政策”不是通過孤立或隔絕等途徑等待目標國因內耗與低效而停滯以致崩潰，而是致力于運用綜合手段塑造目標國的發展路徑、鎖定目標國的發展空間。就此，2017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表達得非常清楚，該報告開始將中國和俄國定義為競爭對手[8]，而且美國著名的《外交事務》雜志也刊出了對40年來中美外交關系全面反思的文章。美國負責亞太事務的前助理國務卿坎貝爾（Kurt M. Campbell）和前副國家安全顧問拉特納（Ely Ratner）在《外交事務》2018年第3～4期刊出了《中國反思：北京如何使美國愿望落空》的文章[9]，該文章認為，美國的對華政策向來基于一種假設，即中國將逐步自由化并融入由美國主導的現行國際秩序，但中國的實際發展越來越不符合美國政策制定者的預期，因此美國需要重新評估對華政策。他們的建議是，美國政府應該更加關注自身的實力，并將對華政策建立在更切合實際的預期之上。該文章刊出后立即引起中美政治學和國際關系學學界的強烈反響和積極討論。所以，王緝思、芮效儉、艾倫·弗里德伯格、托馬斯·克里斯滕森、帕特麗夏·金、約瑟夫·奈、李世默等知名中美政治學者在《外交事務》雜志2018年第7～8期以《美國誤判中國了嗎?——辯論接觸政策》為題，對《中國反思：北京如何使美國愿望落空》一文進行討論，坎貝爾和拉特納對點評進行回應。[10]文章的核心就是如何反思前幾十年來的中美外交關系及如何調整。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朝野上下已經形成了共識[11]，即中國“精明地”利用了現有的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基礎的多邊經貿框架，從而占了美國的“大便宜”，中美關系開始進入質變期。這也是近來美國一些不利于中國的法案都以高票或全票通過的原因所在。
綜上所述，正是在這樣兩個大背景下，美國政府高調地挑起了這場中美貿易戰。
對于這場中美貿易戰的原因，目前主流的意見是，美國總統特朗普認為當前中美貿易關系不公平、不正常，從而使美國與中國貿易出現了3752億美元的逆差，因此，特朗普就通過加征關稅的方式來扭轉這種逆差，即所謂的“逆差說”[12]。還有一種就是地緣政治說[13]或“修昔底德陷阱”說[14]。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時候，美國著名的國際關系方面的學者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就提出告誡：在人類歷史上，快速崛起的國家向來傾向于尋求區域甚至全球霸權，這往往導致它們與當下的主導性大國發生沖突。所以，面對中國崛起，面對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美國一定會借故各種理由來打擊中國，不讓其崛起。比如，會在貿易、投資、金融和科技等領域防止中國從經濟全球化、經濟一體化中得到好處。當然，除了這兩種代表性的“主流意見”之外，還有其他更多的說法，在此不一一討論。
但是，這些主流意見都只看到問題的表象，并沒有涉及問題之核心。因為，對于“逆差說”，既有計算上的偏差問題，計算口徑不同，其貿易逆差差距會非常大[15]；也有貿易逆差是否一定是不合理或貿易順差國是否一定是沾貿易逆差國的便宜的問題。只要兩國發生貿易關系，不出現貿易逆差或貿易順差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兩國的要素稟賦優勢不可能相同，問題在于兩國的貿易關系是不是建立在比較公平的基礎上。中美作為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由于其經濟制度的差異很大、經濟結構不同、自然資源稟賦不同、金融市場制度及法律制度的差異及人民生活水平懸殊等，兩國貿易關系存在更多的、巨大的資源優勢互補的合作空間，但同時，兩國之間的貿易經常會受到一些因素的影響而產生負向的外部性。例如，由國家異質、本國偏好、市場分割、匯率錯調，以及稅收扭曲和跨國公司內部的轉移定價等而導致的貿易不公平或不對等[16]，從而使兩國之間的貿易出現不可避免的一些爭端及摩擦。Joseph Quinlan與Marc Chandler發表在《外交事務》雜志的文章也指出[17]，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差不多每屆美國總統都會遇上貿易逆差問題，都會引起不少爭論。但實際上美國企業及商業項目已經遍布世界各地，美國的利益并不會因為其巨大的貿易逆差而受到傷害，反之，有更多的比較利益。所以，中美之間貿易逆差及貿易摩擦是一種常態，并非是導致中美貿易戰的原因。
至于政治上的陰謀論或“地緣政治說”更是不成立的。因為，盡管目前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GDP也達到美國的60%以上，但是中國的GDP與美國的GDP完全不是一個概念。貨幣意義上的可比性并不是實質內容的可比性，美國的GDP更多的是科技創新產品，而中國的GDP更多的是傳統房地產價格上升，再加上2005～2015年人民幣持續升值（這期間人民幣對美元升值了35%以上，由于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由8.27上升到6.14，所以對全球各國實質匯率升值52%以上）[18]，我們根本不用把中國GDP的內涵過分夸大，其與美國相差太遠。美國的這種優勢不僅體現在軍事上，而且還體現在教育、人口結構、科技、金融與法律制度及能源獨立等方面，在未來幾十年內這種優勢難以改變。中美之間的實力差距如此之大，美國政府根本就不會在“修昔底德陷阱”上大做文章。同樣，在這點上中國政府也十分明智。盡管國內有所謂的智庫及媒體一直在爭論美國是否成為一個衰敗中的大國，但是迄今為止沒有形成任何共識。[19]中國政府一直清醒地自視為發展中國家，要努力學習發達國家，以發展自身。
所以，中美之間貿易沖突的實質更應該是市場經濟體制與準市場經濟體制之間的行為沖突性，是由這種相沖突的經濟體制所形成的中美貿易政策的異質性。[20]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在準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積極地參與和干預市場，由此導致了價格機制失靈或扭曲，這就容易造成不公平的市場競爭和不平等的貿易關系。再加上兩國經濟發展的差異性及兩國在國際貿易分工的地位，使中美之間的貿易沖突往往是結構性的，無法通過價格機制調整來解決，只能通過政策協調的方式來化解。中美貿易政策的異質性主要表現為，美國的貿易政策取向是以美國利益優先，強調的是貿易公平性，而不是簡單的貿易平衡；中國的貿易政策取向注重的是從貿易大國轉變為貿易強國，并希望以此來改變現有的包括貿易在內的國際經濟秩序。所以，中美貿易沖突的政策協調空間非常有限。這就必然導致兩國之間的貿易沖突或貿易摩擦不可避免，甚至是一種常態。既然中美貿易沖突是一種常態，那么，兩國就得以平常心來看待，根本不用對此有過多的擔心。關鍵的問題是，在這個過程中，兩國政府如何用更多的智慧化解兩國之間的貿易沖突。對于中國政府來說，要在這場中美貿易沖突的博弈中取勝，就得不斷地對這種博弈過程進行反思。
中美貿易沖突應對博弈中的理論反思
一般來說，現代經濟學由于基本上繼承了近代科技的傳統，把研究對象完全數學化，所以基本上是一門沒有反思的學科。[21]那么，對于由現代經濟理念引申出的經濟政策來說，更多的是政府推出來實施就是，很少有研究者再對這些經濟政策實施及過程進行認真研究與總結，以及理論反思。由于在這場中美貿易戰發生前后缺少反思性，所以這場貿易沖突的應對博弈把其缺陷展現得淋漓盡致。
首先，在中美貿易戰開打之前，理論準備不足，理性的、專業的討論沒有成為主流意見[22]，而是讓流言蜚語滿天飛。這樣，既無法把握住這場中美貿易戰問題的實質，更無法知曉特朗普政府挑起這場中美貿易戰的底線在哪里，以及特朗普政府在博弈中所采取的策略是什么，從而使我們在中美貿易戰應對博弈中很難找到好的應對方式，甚至還可能造成對局勢的錯判和誤判。盡管也有不少極端的言論，比如中國奉行不計成本、不擇手段、不勝無歸的“三不”策略與美國進行決戰，要不惜一切代價掌握核心技術等，但是這些言論也都沒有成為主流意見。主流意見是有理有節地以戰止戰。比如，清華大學李稻葵的相關報告建議[23]，確定戰略定力，以斗促合，苦練內功。社會科學院余永定的建議是[24]，以戰止戰，有理有利有節，從容應對。余永定認為這是應對特朗普的“瘋人戰略”最好的方式。所以，中國政府在第一輪中美貿易戰的應對博弈中，更多的是從中國思維方式角度來以戰止戰。比如，在中國這種以利益為上的社會里，出現任何問題大多會以利益來擺平，而且以這種方式行為政府大都會屢戰屢勝。所以，在中美貿易戰的應對博弈中，中國政府假定特朗普是一個以利為上的商人，是一個見錢眼開的業余政客，面對巨大的利益，特朗普也如中國商人一樣，一切都可商量。在此基礎上，中國政府開始與特朗普接觸，開出了購買2500億美元美國商品的合作協議，后來在第二輪協商談判時，也開出購買美國商品700億美元的清單。但特朗普政府對此并沒有照單收之。還有，美國開出征收中國500億美元商品25%的關稅清單之后，中國開出同等金額的征稅清單，主要指向美國農產品，有人分析這可以指向特朗普的票倉，以為這樣會傷害到特朗普票倉農民的利益，選民會迫使特朗普退出這場貿易戰。結果是貿易戰打響之后，特朗普的選民支持率快速上升。所以，在中美貿易戰第一輪的博弈中，中國政府以中國思維來處理與美國的貿易摩擦，結果促使中美貿易戰進一步升級。
可以看到，在中美貿易戰的第一輪博弈中，由于中方對這場貿易戰根源的本質認識不清，中方更多的是站在國人角度來思考美國選民的行為及特朗普的博弈策略，而把這場貿易博弈建立在幾個不合適的假定的基礎上。比如，一是假定只要貿易額相等，那么中國出口美國的商品與美國出口中國的商品在兩國經濟和國際供應鏈中就具有同等重要性。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中國減少對美國大豆的進口，不僅沒有使美國大豆出口下降，反而使其訂單大增。因為，當中國大豆進口轉向拉丁美洲時，肯定會抬高拉丁美洲這些國家的大豆價格，而美國大豆的價格優勢就會吸引其他需求進入美國市場。所以，中美貿易戰開打之后，特朗普的選民支持率不是下降而是上升。二是假定特朗普完全是一個理性的商人，利益將成為其中美貿易戰博弈的準繩。但實際上這樣的判斷對特朗普是否準確令人質疑。今年5月，美國得州大學國際關系教授波比斯古（Ionut Popescu）在《外交事務》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為《特朗普不需要大戰略：為何計劃被高估了》[25]。該文章認為，目前特朗普的行為最令人批評的是，特朗普做什么都缺乏所謂“大戰略”，即為國家利益訂立長遠、連貫、一致的規劃，并以現實方法達到這些目標。傳統的思維基本上就是如此。但在波比斯古看來，這種傳統思維在實踐上存在嚴重缺陷，因為現實社會畢竟不是實驗室，精英、領袖在變化迅速的國際環境中準確地分別不同威脅和機會，并預測這些威脅和機會在未來如何變化根本就不可能，要保持長期、連貫、一致的規劃更是不可能。所以，面對著瞬息萬變的國際環境時如何做出即時反應、調整行為力度、適應不斷變化的狀況，才是一國外交政策成功的最重要因素。這種策略被稱為“應變策略”（Emergent Strategy）。所以，波比斯古認為，特朗普那種個人意志強烈、無視美國人權和自由理念的取向，言論出爾反爾的行為，正是“應變策略”的體現。這種分析盡管我們不能夠完全認可，但對認識特朗普在中美貿易戰中的博弈策略而言應該是一個很好的視角。
其次，在中美貿易戰打響第一槍、對美國開出征收2000億美元關稅清單之后，中國政府的應對方式雖有一點轉變，但仍未走出以往的思維模式。比如，更多的與非美元國家合作及簽訂更多的貿易協議，以為能夠結成一個非美合作關系，讓特朗普回到談判桌上來，改變其單邊主義的貿易政策。同時，在輿論方面大力宣傳特朗普這種逆全球化的貿易政策對美國企業及人民會造成多少損害，對全球經濟會造成多少損害，而很少提及中國的問題及所造成的影響。這樣一種思路同樣值得認真反思。因為，特朗普單邊貿易主義的政策會對他國造成多少影響，估計每個國家都會做出自己的評估，并以此找到應對的方式。即使特朗普政府也是如此。比如，坎貝爾《思慮中國》這篇文章對中美關系的反思[26]，其重點就放在了“美國政府應該更加關注自身的實力，并將對華政策建立在更切合實際的預期之上”。但是，對中國政府則不一樣了，更多地關注外部會發生什么，而不是中國應該如何來應對。如果我們僅關注外部會發生什么，對別人會造成多少影響，而不把焦點放在中美貿易戰對中國經濟的沖擊及影響，那么要找到一套好的應對方式是不可能的。可以說，這些都是前兩輪中美貿易戰博弈中我們明顯不足的地方。還有，在中美貿易戰中，中國輿論工具從一個極端走到另外一個極端，同樣會給市場帶來不少的困惑，值得認真反思。
中美貿易沖突對中國的影響與沖擊
中美貿易戰爆發對世界經濟特別是對中國經濟會產生多大影響？國際投行摩根斯坦利最近發布的研究報告指出[27]，美國對中國價值500億美元的產品施加25%的額外關稅，后續再追加價值2000億美元的10%關稅，對中國GDP的直接影響為0.3%；然后還有連鎖效果，也就是間接影響，預計會有0.2%～0.3%，加起來為0.5%～0.6%，即可能讓中國的GDP增長由目前的6.8%下降到6.2%；也會導致美國GDP下降約0.3%～0.4%，使2018年美國經濟增長速度下降10%以上。新加坡星展銀行估計[28]，如果中美兩國貿易戰爆發，對周邊參與全球供應鏈較深的國家，同樣會造成較大沖擊。就2018年而言，對新加坡GDP增長的影響將達到0.8%，馬來西亞0.6%，韓國0.4%；到2019年則會增加1倍以上。也就是說，中美貿易戰爆發，對全球經濟的負面影響與沖擊是巨大的。它將造成國際秩序的顛覆及“后貿易戰時代”的到來。
還有，中美貿易戰爆發對中國金融市場的影響更大。因為，貿易商品的價格機制需要調整，這將給市場帶來一系列的不確定性。面對這種不確定性，無論企業還是消費者，都會采取不同的應對方式，最后的結果無人知曉，一切都在市場博弈中。比如，中美貿易戰還沒有開打，國內股市就開始大跌，上海綜合指數由1月份的3587點，下跌到7月6日的2691點，下跌幅度達25%。股市快速下跌，將影響企業融資，減弱企業的投資意愿，從而對中國經濟造成較大影響。
同時，它正在沖擊人民幣匯率。從6月15日開始，人民幣就開始持續貶值，7月20日人民幣中間價狂瀉605點，創2015年8.11匯率改革以來最大單日跌幅，當天在岸人民幣（CNY）及離岸人民幣（CNH）兌美元分別跌穿6.81及6.83關口。7月27日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跌到6.84。如果以今年最高時的6.24計算，今年人民幣累計下跌達9.6%。如果人民幣再貶值下跌到2016年的最低點6.96的話，那么該匯率水平將比今年的最高點下跌了11.5%，并且達到2008年5月以來的最低水平。根據計算，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在這個價格水平上，正好是一個巧合數字。如果以2017年出口美國的5050億美元來計算，出口商品價格可降低約580億美元，而美國對中國500億美元出口商品征收25%的關稅，其他4550億美元的商品征收10%的關稅，那么整體關稅增加成本也是580億美元。
現在的問題是，人民幣是否會繼續貶值？或當前人民幣貶值的壓力到底有多大？如果人民幣會繼續大幅貶值，那么人民幣貶值預是不是開始形成？如果這樣，對中國金融體系的沖擊與影響會有多大？……
可以說，這次人民幣持續大幅貶值，盡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中美貿易戰的開打應該是最為重要的方面。這場中美貿易戰打響的根源在于兩種經濟體系的對壘、兩國貿易政策的完全異質性的對壘，所以兩國之間想通過貿易談判來結束這場貿易戰是非常困難的事情。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政策決策的完全不確定性，更增加了結束這場貿易戰的不確定性。中美貿易戰有可能成為一種常態。這自然會全面增加人民幣貶值的壓力。
這次人民幣匯率持續貶值，除了中美貿易戰所導致的市場情緒波動外，還與美元最近的強勢有關。美元匯價從今年4月開始明顯扭轉了近年來的頹勢，至今年6月美聯儲第七次加息（自2015年底以來）后，美元匯率指數更是由93攀升至最高的95.531（6月底），累計上漲了2.7%；人民幣兌換美元匯率同期貶值超過3%。現在的問題是美元會不會繼續升值？7月17日，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美國國會參議院出席聽證會，明確表示美聯儲目前計劃持續加息，今后按每3個月加息一次的步伐進行。從鮑威爾在國會參議院聽證會的言論可以看到，鮑威爾基本上看好美國經濟，也看好特朗普的國內減稅政策。既然美國經濟在未來三年內都會向好，那么美聯儲的貨幣政策也會按部就班地進行。盡管美國總統特朗普對美聯儲也開始指手畫腳，但特朗普這樣做不僅沒有多少作用，反而更會增加鮑威爾按部就班地加息的決心，美元強勢是一種趨勢。而美元的強勢，肯定會增加非美元貨幣及人民幣的貶值壓力?？梢哉f，在中美貿易戰還在進行的時刻，美元強勢、人民幣貶值都可能會給中國金融市場增加更多的不確定性。尤其對持有1.8萬億美元外債的國內房地產企業來說，其風險會更大。更為重要的是，美元強勢、人民幣弱勢這種格局若是持續，則會增加中國金融市場的風險、中國股市的風險，甚至有可能刺破當前中國金融市場的一些泡沫。
還有，就國內的經濟形勢來看，近期內人民幣貶值的壓力仍然很大。比如，7月份公布的經濟數據表明，國內經濟增長動力在全面放緩，這與美國經濟增長強勁形成鮮明的對照。另外，中美貿易戰肯定會導致今年下半年中國出口減少。如此一來，中國與美國的貨幣政策明顯呈反向走勢。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在逐漸地正常化或收緊，而中國央行則不斷地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不斷地向市場釋放流動性。特別是7月23日國務院會議的召開，更意味著中國貨幣政策開始轉向。也就是說，國內貨幣政策轉向寬松，也會增加人民幣持續貶值的壓力。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人民幣貶值預期又開始全面升溫。在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不少國際投行認為人民幣會繼續貶值。比如，新加坡大華銀行報告指出[29]，已經把在岸人民幣今年第三季的預測由6.42下調至6.85，年底預測由6.45調低到6.95。其報告顯示，近期人民幣持續下跌，證明人民銀行將允許人民幣進一步貶值，估計到明年年中人民幣將貶值到7.1水平。就目前人民幣匯率水平來看，離7已經只有一步之遙了。如果人民幣匯率還是如早幾個星期那樣劇烈波動，則人民幣匯率很容易突破7的大關（只相差2.3%）。如果這種情況出現，人民幣匯率的貶值預期肯定會形成。這對處于中美貿易戰風口上的中國經濟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件。人民幣的貶值看上去可以成為中國對抗中美貿易戰的一種方式，但它容易造成市場恐慌，導致內資及外資一起逃出中國，造成國內資金緊張、國內貨幣政策進一步寬松、通貨膨脹泛起、人民幣繼續貶值、企業償債更加困難，并形成惡性循環，使國內金融市場風險全面增加。也就是說，把人民幣匯率作為一種對抗中美貿易戰的方式，是一種險招，其結果可能是敵人毫發無損，而自己卻受傷嚴重。因此，穩定人民幣匯率是應對這場中美貿易戰最為重要的基礎，中國央行對此得更為慎重地考慮。
中美貿易關系的未來展望
對中美貿易關系的未來發展，張宇燕和馮維江分析認為，在中美關系發生質變的情況下，中美貿易戰可能演變出四種情景[30]：情景一是中美經過反復貿易摩擦，中國的“讓利不讓理”對策總體獲得成功；情景二是中國與美歐日等國（地區）及主要新興經濟國家完成了對WTO框架的升級與拓展；情景三是世界各國之間沒能實現WTO框架的升級，同時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也沒能與中國求得共識，WTO仍舊起基礎性的作用；情景四是中美分道揚鑣，美歐日聯合起來建立新的經貿多邊機制。在他們看來，在以上四種情景中，對我國最不利的是情景四；出現可能性最大的是情景三和情景二；最理想的是情景一，次優為情景二。不過，現實的形勢可能與他們的推演情景會相差很遠。前三種情景出現的可能性都在降低，甚至于不可能，更有可能出現的是第四種情景。
就最近的形勢來看，日前歐盟和日本簽署一項貿易協定，宣布將在未來8年內取消針對日本汽車10%的進口關稅以及針對汽車零部件3%的進口關稅，要打造全球最大的貿易開放區，這個協議將在2019年實施；還有，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取得重大進展，美國可能短期內與加拿大及墨西哥達成新協議；同時，美國與歐盟之間的貿易糾紛也出現關鍵性突破，白宮宣布美國與歐盟就解決貿易摩擦達成聯合聲明，雙方同意透過談判達到零關稅、零非關稅貿易壁壘，并減少官僚程序，以便利商品在大西洋兩岸流轉。在談判期間，雙方承諾不會開征新關稅，包括較早針對德國汽車的征稅。之后，估計日本短期內也會與美國簽訂相關的貿易協定。也就是說，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地區）之間的貿易摩擦正在消除，這些國家（地區）形成一個多邊的貿易聯盟的概率正在上升。其核心是重寫國際貿易體系的規則，新貿易規則的核心就是強調以市場經濟法則來實現所謂的國際貿易的“平等與公平”。如果這種情況出現，對中國來說是相當不利的。
所以，針對這種情景，中國要制定短期及中長期應對方式。就目前的形勢來看，中國最先要做的就是穩住陣腳，確保國內經濟基調不致受到撼動。最近中國政府所采取的一些政策，其著力點估計就在這里。例如，央行放松銀根，增強流動性以舒緩資金鏈緊張的情況；進一步開放市場；加快西部開發及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步伐，再透過減稅鼓勵企業擴大投資，或在短期內增加基建投資；希望透過貨幣政策及財政政策雙管齊下，防止經濟增長失速，妨礙改革進程等。這樣就可以隱性與顯性相結合的方式與美國周旋，尋求有利的時機。
從中長期來看，堅持十八屆三中全會及十九大報告所強調的精神，“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這就要求目前中國尚未發育出由市場機制決定性配置資源的經濟體制要進行全面深化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法則滲透到中國經濟生活的每一個方面。這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40年來取得的最為成功的經驗。同時，在應對中美貿易沖突上的戰略選擇應當是：以貿易自由化為終極目標；以最優關稅調整和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為推進手段；通過深化國內經濟體制改革最終實現貿易自由化的戰略目標[31]。
（青島大學經濟學院研究生趙瑜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16][31]華民：《新“里昂惕夫之謎”：貿易失衡的超邊際分析——兼論中美貿易摩擦的理論根源與演變趨勢》，《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6期。
[2][3][5]陳志武：《貿易戰一旦開打，中國損失會比美國大》，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2018年7月11日。
[4]Timothy A. Kohler; Michael E. Smith; Amy Bogaard; Gary M. Feinman; Christian E. Peterson; AlleenBetzenhauser; Matthew Pailes; Elizabeth C. Stone; Anna Marie Prentiss; Timothy J. Dennehy; Laura J. Ellyson; Linda M. Nicholas; Ronald K. Faulseit; Amy Styring; Jade Whitlam; Mattia Fochesato; Thomas A. Foor & Samuel Bowles , "Greater post-Neolithic wealth disparities in Eurasia than in North America and Mesoamerica", Nature, 2017, 551, pp. 619–622.
[6]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從承襲制資本主義角度解釋了這一現象。參見他的《21世紀資本論》，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7][11][30]張宇燕、馮維江：《從“接觸”到“規鎖”：美國對華戰略意圖及中美博弈的四種前景》，《清華金融評論》，2018年第7期。
[8]http://www.360doc.com/content/18/0427/10/14589112_749124145.shtml.
[9][26] Kurt M. Campbell and Ely Ratner, "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8.
[10][14]Wang Jisi; J.Stapleton Roy; Aaron Friedberg; Thomas Christensen; Patricia Kim; Joseph S.Nye, Jr.; Eric Li; Kurt M. Campbell and Ely Ratner, "Did America Get China Wrong? The Engagement Debate",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8.
[12][13][15][24]余永定：《中美貿易戰的回顧與展望》，http://iftzr.sysu.edu.cn/node/16502。
[17]Joseph Quinlan and Marc Chandler, "The U.S. Trade Deficit: A Dangerous Obsession", Foreign Affairs, 2001, 80(3).
[18]《2017年中國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7年，第596頁。
[19]王緝思語，見Wang Jisi; J.Stapleton Roy; Aaron Friedberg; Thomas Christensen; Patricia Kim; Joseph S.Nye, Jr.; Eric Li; Kurt M. Campbell and Ely Ratner, "Did America Get China Wrong? The Engagement Debate",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8.
[20]華民：《新“里昂惕夫之謎”：貿易失衡的超邊際分析——兼論中美貿易摩擦的理論根源與演變趨勢》，《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6期；文貫中：《中美貿易戰根源及釜底抽薪之道》，《財經雜志》，2018年5月7日。
[21]張汝倫：《西方現代書生與哲學的危機》，《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5期。
[22]文貫中2018年5月7日刊登在《財經雜志》上的文章和華民刊登在2018年第6期《探索與爭鳴》雜志上的文章，都非常專業、非常理性，但并沒有成為決策者的主流意見。
[23]李春：《貿易戰推演，最怕金融骨牌效應》，臺灣《經濟日報》，2018年7月16日。
[25]Ionut Popescu, "Trump Doesn't Need a Grand Strategy: Why Planning Is Overrated", Foreign Affairs, Snapshot, 2018-05-21.
[27]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5929650622354798&wfr=spider&for=pc.
[28]朱云鵬：《預估貿易戰，少些口水多些科學》，臺灣《中國時報》，2018年7月18日。
[29]林美芬：《人民幣跌穿6.8速反彈，人行出手》，《香港經濟日報》，2018年7月21日。
責 編／刁 娜
Theoretical Reflection and Prospects of the Sino-US Trade Conflicts
Yi Xianrong
Abstract: The background of the Sino-US trade conflicts includes the divergent political orientations, the rise of populist political figures and the qualitative changes in the Sino-US relations caused by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issues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essence is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 and the quasi-market economy system and between the heterogeneous trade policies of China and the US. The impact of the Sino-US trade will remain normal and long-standing. Therefore, we must continue to theoretically reflect on the current Sino-US trade conflict.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find an appropriate method for dealing with the Sino-US trade war, and keep the initiative in the whole process, so as to maximize China's interests.
Keywords: Sino-US trade conflict, tariff, trade deficit, heterogeneity of policy, qualitative change of Sino-US relationship
易憲容，青島大學財富管理研究院和互聯網金融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中國金融、國際經濟學、制度經濟學、房地產經濟、互聯網金融。主要著作有《非理性的繁榮》《繁榮下的理性》《經濟與經濟學的迷思》《透視變幻中的金融市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