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討嘉賓

王治河 中美后現代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謝志強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李國慶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研究員、博導

周桂玲 中國生態文明研究與促進會副秘書長

鄭風田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

郭海鵬 北京師范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UIC）全人教育辦公室主任

徐祥臨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博導

生態文明呼喚“厚道發展”

王治河：“兩山理論”深刻地揭示了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之間的內在關系以及中國政府對生態文明建設的強大信心。那么，何謂生態文明呢？如果說西式工業文明是一種黑色文明、一種壓制生命的文明，那么社會主義的生態文明就是對工業文明的超越和發展，是一種綠色文明、一種肯定生命的文明、一種厚道文明。

從肯定生命的立場出發，我們要摒棄工業文明過氣的、反生態的、不厚道的發展之路，順應生態文明的大潮，走綠色發展之路。綠色發展之路，也就是“厚道發展”之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內在要求。

在發展新的社會評價體系時，我們要高度重視人們的主觀感受，包括被尊重感、尊嚴感、責任感、歸屬感和幸福感。這就要求我們除了GDP外，還要引入“幸福指數”的概念，讓一個國家和地區人民的幸福指數成為衡量該國家和地區人民幸福程度的重要指標。

以“綠色GDP”“幸福指數”為主要內容的新的社會評價體系是克服“黑色GDP”所造成的生態危機和社會危機的一劑良藥。普洱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原始風光，也擁有著高幸福的熱情開朗的人民，這些都是普洱生態文明發展的獨特優勢。

“厚道發展”要求我們努力發展“共享經濟”。西式現代經濟理論標舉獨占思維，其發展模式也是一種獨占式的經濟模式。由此，人淪為了財富的奴隸，被異化成了獨占式經濟的犧牲品。從強調相互聯系的有機思維出發，立足于高科技特別是互聯網的發展，“厚道發展”倡導分享思維，主張努力發展“共享經濟”。每個人都生活在共同的地球上，所有的生態都是互通的，人們通過相互之間的內在聯系不斷地維持著生命的延續。同樣，每個人是相互聯系的，都是社會的產物，都不能脫離社會群體而存在。由此，“厚道發展”所推崇的“共享經濟”中所蘊含的分享的智慧便顯得尤為重要了。“厚道發展”的核心價值觀是尊重他者，將他者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厚道發展”所推崇的“共享經濟”對于打破資本概念下現代經濟無限增長的神話具有建設性的意義。其通過物盡其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過度消費和浪費，從而減緩了經濟膨脹的壓力和對自然資源的破壞程度，調節了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

如果我們能夠發揮普洱的政治優勢和集體力量進行生態文明建設，在各級政府的領導和協調下，優化社會經濟與資源環境的耦合態勢，有效進行資源共享、信息共享，這將是資本占主導地位和個人概念盛行的資本主義社會所無法相比的，也將是普洱建設生態文明的堅實基礎和可靠保障。當然，發達國家的一些有益經驗，我們也應該進行適當的參考借鑒，比如韓國首爾市在共享車輛、共享書籍、共享工具、共享停車場甚至共享公共設施閑置空間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經驗。

“厚道發展”要求我們大力發展“情義經濟”。所謂“情義經濟”，是指以滿足人的情感需求為旨歸的經濟。它是一種以解決他者困惑、滿足他者需求、成就他者生命、幫助他者實現夢想為目的經濟。“情義經濟”當然也要賺錢，但這個錢要賺得讓人滿意、讓人高興、讓人心情舒暢、讓人獲得高附加值。它是通過提供暖心的服務，給別人愛和成全別人而獲利的。獲利本身不是目的，幫助他人成長、成全他人生命才是目的。在這個過程中，商家與顧客成為生命共同體、經濟共同體，這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陽光經濟。云南人一向以“淳樸厚道”“重情厚義”著稱，在這片土地上蘊含著現代社會最為寶貴的精神以及品質——情義和誠信。當前，普洱可以充分利用“重情厚義”的傳統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寶貴誠信，大力發展“情義經濟”，將情義轉化成為巨大的生產力。比如，可以在林場舉辦各式各樣的天然氧吧、療養院，讓睡不著覺、焦慮憂郁的人感受蒼茫林海的泉音松濤鳥鳴，用云南人溫暖的胸懷和爽朗的笑聲舒緩焦慮和憂郁。

“厚道發展”要求我們積極發展“厚道農業”。生態文明何以可能，取決于生態農業是否能實現，生態文明呼喚一種“厚道農業”。所謂“厚道農業”，就是對大地厚道、對農人厚道。它具有以下特征：有機的、可持續的、再生的、多元的。

“厚道發展”是以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使命，因此，“厚道農業”是以人與自然的“共同福祉”為旨歸，把構建“共同福祉”作為農業發展的第一要義，將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和共同發展作為農業發展的根本內容。“厚道農業”站在一個新的高度對傳統農業和現代農業進行了有機整合，形成了一個多元共存的有機體。普洱擁有豐富多元的資源優勢和文化優勢，未來應堅持走可持續發展的“厚道農業”之路。

“厚道發展”要求我們堅持走“厚道城市化”之路。“厚道發展”所推崇的“厚道城市化”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以及城鄉之間的和諧共榮，它奉行以人為本，主張建設有機、有根、有審美的“厚道城市”。沒有任何城市是可以脫離農村而自行成長的，農村為城市提供所需的物質基礎。因此，“厚道發展”主張發展城鄉共榮型的“厚道城市化”，積極倡導社區支持型農業和城市農園運動。從“厚道發展”角度來看，社區支持型農業越發展，城市就越繁榮、越有根，因而也就越可持續。因為社區支持型農業既是城市反哺農村，也是農村哺育城市、農業支持城市，是實現城鄉和諧發展的一條綠色通道。同時，本著以人為本的原則，“厚道城市化”用一種飽含人性的目光看待城市及其發展。這種蘊含著人性的城市也必定是美的、是各具特色的、是多元的，其并不拘泥于一種線性的模式，進而使人漫步其中能夠產生一種強烈的歸屬感和親切感。

考慮到作為對現代化快生活的反撥，慢生活已成為一種世界性的潮流，普洱可以結合自己的傳統優勢，大力推廣慢生活理念，因地制宜地建立各式各樣的低碳環保的慢城，使普洱成為慢生活的樂園。

普洱可以借用中國大力發展生態文明的機遇，憑借其特有的資源、道德、文化和政治優勢，堅持走可持續的“厚道發展”之路，徹底破解西式現代增長之路所造成的生態問題和社會問題，實現華麗轉身，成為生態文明建設的領跑人，率先進入生態文明新時代。

建設綠色中國需要“綠色指揮棒”

謝志強：發展綠色經濟，實現高質量的發展，其目標、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為了健康的生活、幸福的生活、更加有質量的生活。

有一個與綠色經濟、健康生活相關的事物，即疾病。能夠代表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健康生活的一個重要指標是疾病的發生情況，疾病當中最可怕的是癌癥。據統計，全世界每年新發癌癥1400多萬例，其中我國有400多萬例。我算了一下，每天在中國查出患癌癥的人將近12000人。據有關方面分析，癌癥的產生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生活環境；二是職業環境；三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其中，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占了1/3，也就是說，有三分之二的人是因環境因素致癌。現在癌癥呈現三大趨勢：一是發病率增高，近30年來中國的癌癥發病率已經增長了460%。二是年輕化，原來得癌癥的主要是50歲、60歲的人，現在已經降到了30歲、40歲；三是兒童化，15歲以下患惡性腫瘤的在中國每年大約有25000多例，每天大概有70個15歲以下的孩子患惡性腫瘤，這是個非常可怕的數字，它將給個人、家庭、社會帶來巨大的痛苦和負擔。

怎么才能科學促進生態文明建設、倡導健康生活，有很多方法和途徑，如轉變發展理念、加強頂層設計、變革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優化國土空間布局、加大生態文明建設投入、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規體系，等等。還有一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改革考核辦法。考核是一根指揮棒，怎么考核，一般就怎么干。以GDP為核心的考核，人們就一門心思把經濟總量搞上去，不管付出多大代價，包括對環境的摧殘破壞。以綠色GDP為核心的考核，就會改變我們發展的理念，改變我們的行為方式，改變我們的政策取向，建立一個宜居宜業的美好家園。因此，我們必須大力推進以綠色績效考核為核心的體制改革，為實現綠色循環低碳發展目標提供堅強的制度保障，在此基礎上，制定詳細規則，使之成為一個可操作可遵循的科學規范的考核體系。為了實現這一偉大轉變，需要理論研究、政策制定、社會力量、企業等各個方面同時發力。

綠色發展益處多多

鄭風田：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建設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當前最值得思考的是：對于綠色發展，我們最缺乏的是什么？如果進行綠色發展，可以給我們帶來多大的潛力？如果不進行綠色發展，我們又失去了多少？

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家家戶戶都養幾頭牛、十幾頭豬再養幾百只雞，但后來，隨著社會的發展和觀念的變化，家家戶戶都不再大量飼養牛、豬、雞了。那么，我們餐桌上豐富的肉蛋白從哪來？來自于大量的工廠化養殖。這雖然可以將農民從繁重的勞動中解脫出來，但原來的牲畜糞便被化肥農藥所替代，導致我們國家現在的化肥使用量每年接近四五千萬噸，由此帶來的污染可想而知。作為牲畜飼料的秸稈，也可以作為燃料，現在農民家里很少用這些東西了，所以大量的作物秸稈往往都付之一炬，也造成了較大的污染。如果能夠讓作物秸稈統統還田，那么我們國家土壤的有機質不僅可以大幅提升，同時還可以節省很多化肥。我國現在大約有七億噸秸稈，如果一噸秸稈一千元，就是七千多億元。所以這樣一算，我們現在衡量GDP的方式還是有一些問題的。我們應當構建一種綠色機制，將其納入到GDP的衡量中，以此促進我國的可持續發展。現在，我們國家正在制定一批激勵政策，鼓勵農民多采用綠色技術和綠色生產方式。

綠色發展還要倡導綠色生活方式。歐洲國家有大量的自行車道，號召居民綠色出行，北京也有類似的環保舉措，如從回龍觀到上地就有一條自行車道，我認為這非常好。我們應當讓政府作政策的引導，媒體作消費者的引導，注重輿論宣傳，提倡綠色出行、綠色消費，樹立綠色環保典型，在社會中營造向上的風氣，使整個社會進入到一個生態化的良性循環系統中來，讓真正的生態文明和綠色發展觀念深入人心。

綠色發展提高人民健康生活水平

周桂玲：綠色發展關注的核心是人，生態文明建設根本目的是滿足人的生態需要，保障人的生態權利，維護人的生態安全，追求人的生態幸福。2016年8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通過了《“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這是我國建設生態文明與健康生活的行動綱領。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由生活方式不合理造成的生態環境問題日益增多，推進生活方式綠色化有利于解決生態環境問題，將對生態文明建設發揮積極作用。一是直接作用，非綠色生活方式包括過度消費，奢侈浪費。二是間接作用，生活不規律，盲目攀比，背離了人體的自然需要，造成各種疾病，造成醫療資源的巨大浪費，龐大的醫療廢物更是對環境造成巨大污染，倡導綠色的生活方式有利于提高人民的健康生活水平，減少資源的消耗對環境的污染。

“十一五”期間中央十七個部門組織完成了中國環境與健康戰略研究，提出了戰略目標和行動策略，對部署制定環境健康法律，組織調查研究等工作發揮了重要的領導作用，“十二五”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提出加強管理健康工作要求，開啟了環境與健康管理制度化建設新征程。2017年3月，環保部發布《國家環境保護“十三五”環境與健康工作規劃》，明確提出環境與健康工作的核心任務。一是將生態文明與健康生活納入國家環境體系，為環境與健康調查提供了技術保證。二是組織實施專項調查，中國人群環境暴露行為組織調查，環境健康風險監測等。三是發揮了大數據在支持環境管理科學決策中的作用，初步建成了環境與健康信息共享。四是加強環境與健康的科普宣傳，提升公眾的環境健康素養。

認清環境與健康工作是生態文明建設的基礎工作，是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途徑，必須把握四點。第一，政府積極作為對環境健康發展提供新的機遇。第二，加強經濟化管理是新時代環境與健康的治理重點。第三，社會共治是新時代環境與健康的立足點。第四，大力建設健康產業，實現管理與健康的協同良性發展。離開了環境與健康工作，健康生活就無從談起，著力解決危害人民群眾健康的問題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中國生態文明與促進會愿意與各方一道共同努力，為推動我國生態文明與健康生活工作貢獻自己的力量。

讓環境治理引領經濟社會發展

李國慶：如何讓環境治理引領經濟社會的發展？這需要遵循世界最新的發展理念，即可持續發展理念。隨著對環境治理認識的不斷深化，人們意識到環境問題來自經濟體系、社會體系與自然環境的相互作用過程，環境改善與經濟轉型、社會治理之間關系密切，必須轉變發展觀念，轉變單一的環境治理模式。

2015年在紐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峰會上通過了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要求在2030年前實現環境治理與經濟、社會發展同步協調。該項目亦被稱為“2030議程”，旨在基于當地的自然環境，通過調整產業結構、能源結構實現高質量、綠色發展，促進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改變。

廣義的環境概念，是指除了衛生環境這一基本要素之外，還包括自然資源、文化資源和人力資源等方面。要重新認識和發掘環境資源稟賦，富饒的資源是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需要充分認識和發掘當地的自然和文化資源，發揮環境資源優勢，開發和建立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模式。

將環境治理與社會全面發展密切聯系起來。中國農村面臨人口老齡化、貧困人口等多重社會發展困境。促進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生產“環境友好型”商品，打造地方品牌，使之與旅游業相結合，建立城市與鄉村的資金與人才流動機制，增強農村的經濟發展活力。農村的環境治理將會帶動生活體驗游和自然體驗游等旅游項目的發展。

推動城鄉一體化進程是加速鄉村環境治理的必要條件。經濟發展水平與環境治理能力之間具有顯著的對應關系，環境治理以鄉村的經濟發展和居民治理意愿為基礎。提高農村環境的治理動力和治理能力、加速農村環境治理與開發的一個有效途徑是樹立城鄉統籌的環境振興理念，以城鄉協同發展，推進環境振興，經濟實力相對雄厚的城市應將輻射范圍向轄區內的農村地區延伸，以加快農村環境治理進程。

新時代中國生態文明建設要扎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厚土壤

郭海鵬：生態文明是以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和諧共生、良性循環、全面發展、持續繁榮為基本宗旨的社會形態。在中國儒家思想中，《禮記·禮運·大同篇》描述了儒家的最高政治理想，即天下為公、人人相親的“大同世界”，但當時人的力量還不足以打破自然環境和生態的平衡，故“大同理想”的關切仍僅限于人與人之關系，尚未惠及自然萬物。生態文明社會中的可持續社區兼顧人與自我、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天的和諧，這一理想符合《周易·乾·彖辭傳》中所描述的“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的“太和”境界。張載在《正蒙·太和篇》也提出“太和所謂道”。王夫之在《張子正蒙注》中對此深入闡發說：“太和，和之至也。道者，天地萬物之理，即謂太極也。陰陽異撰，而其絪缊于太虛之中，合同而不相悖害，渾淪無間，和之至矣。未有形器之先，本無不和，既有形器之后，其和不失，是為太和。” 程頤說：“天地之道，長久而不已者，保合太和也”，這正是可持續發展之意。聯系到今天的世界，地球作為一個整體，其間包括人類在內的萬物本為一體，共為地球母親之子，未有分別之前，本無不和。等到“道術為天下裂”、各有分別之后，若仍能抱有萬物一體的悲憫之心，通過共同努力，達致生態文明的理想社會，使人與自我、人與人、人與自然渾淪無間，這不正是“合同而不相悖害”“不失其和”的“太和”境界嗎？

馬克思主義誕生于170年前的西歐，傳入中國剛好大約100年。作為一種外來思想，馬克思主義要想在中華大地上生根發芽，根深葉茂，就必須牢牢扎根于具有悠久歷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土壤，并針對中國社會發展不同階段的實際情況不斷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這就是實事求是的原則，也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2年《共產黨宣言》序言中所提倡的原理的實際運用。遵循這一原則，基于中國幾千年農耕文明的悠久歷史，無論是武裝斗爭還是經濟建設，都應該因地制宜，解放思想，要重視依靠農民的力量，照顧農民的利益。歷史經驗表明，武裝革命時期的“農村包圍城市”路線和改革開放時期先從農村啟動實施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都尊重了中國社會現實，因而都取得了成功。另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發展經驗是“先行先試，以點帶面”，例如先設立特區進行實驗，讓實踐來檢驗，積累經驗后再總結推廣，這在新時代中國生態文明建設中同樣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中國，本義是中央之國，但更是中道之國。中道即天道，往復無窮，否極泰來，不走極端，無過無不及。中道亦是仁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以人為本，無可無不可。中道還是中和之道。《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反映出儒家思想將自然、社會與個人看成一個相互聯系、生生不息、和諧共榮的有機整體，“中和”既是這個系統存在發展的基本條件，也是一種基本狀態。從其不偏不倚的狀態而言，可謂之“中和”；從其普遍和諧的狀態而言，亦可謂之“太和”。太和者，和之至也，這也就是“建設生態文明”所要追求的理想狀態。

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明確指出，中道就是傳自堯舜的“道統”，回歸中道就是回歸中華文明的道統。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新時代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在指導思想上既要摒棄“階級斗爭”“一大二公”等“左”的思想和教條主義的束縛，也要排除“金錢至上”“個人至上”等“右”的思想干擾，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而是要牢牢把握馬克思主義“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一最高原則，并扎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厚土壤，以仁為本，回歸中道，以中道超越左右、涵攝左右，實事求是地準確把握社會發展動態和人民需要的變化，解放思想，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以開放包容心態吸收一切優秀思想的長處，勇于實踐，艱苦奮斗，才能走出一條中和、有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能不斷前進、逐步趨向“生態文明”所提倡的天、地、人、己無所不和的“太和”境界。

構建綠色發展制度要突出中國特色

徐祥臨：普洱市能夠成為全國第一個綠色發展試驗示范區，不僅對普洱市意義重大，同樣也對全國生態文明建設意義重大。我今天要講的第一個觀點是，從生態文明的角度評價中國歷史，中國人的生產生活方式就是可持續的。

大家都知道，中國老祖宗在“天人合一”理念的指導下，建立了一種文明類型的農耕文明，也就是小農經濟。現在看小農經濟是落后的，但在三百年以前，它擁有西方同時期沒有的糞肥技術及其相應的制度安排。中國人幾千年以前就懂得這個技術，即把人畜排泄物變成糞肥，不但生活環境好，而且土地肥力得到保持甚至是提高，如此，土地的單位面積產量就比同時期的歐洲高出好幾倍。

中國老祖宗留下一句俗語，“遠年富，多載樹；近年富，拾糞土”。這就是制度安排，栽樹和拾糞都屬于保護生態平衡、實現綠色發展的有力措施，這樣做就能夠致富。所以，我建議普洱市能夠把看似落后的傳統農家的生產生活方式認真總結一下，讓它變得更現代化。我去過很多農村，垃圾處理都在搞“村收集，鎮轉運，縣處理”。這一套制度本質上來自于西方，并不是很高明，真正的高明處理方式是我們老祖宗把人畜排泄物變成肥料，就變廢為寶了。現在能不能做到？我看能做到。例如，村里的垃圾處理，只要做到村里不生產垃圾、變廢為寶，就能夠增加收入。再如，北京郊區有個村莊叫西柏店，在市里支持下，2分錢回收老百姓手中的塑料袋，老百姓就都把塑料袋送來了。受到這件事啟發，我和中共中央黨校另兩位教授還做了家庭無垃圾排放小試驗，初步取得了成功。

我要講的第二個觀點是，要把構建綠色發展制度與發展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普洱市委、市政府在嚴格保護的基礎上，對綠水青山資源進行企業化運作，產生了很好的經濟效益。這個思路當然是對的，但在制度構建層面還有完善空間。

習近平總書記對于把農民組織起來非常重視，頂層設計理念就是辦農民合作社，倡導“三位一體”綜合性合作社。所謂“三位一體”，就是生產合作、供銷合作、信用合作統一為農戶提供社會化服務，完善的“三位一體”合作社體系還包括保險、生活服務，是全方位的社會化服務。這樣一個頂層設計，其精髓在于所有與農民生產生活相關的經營環節產生的利潤盡可能地都留在農民手中，其中各種經營環節中最重要的是金融業務。

那么如何將利潤留在農民手中呢？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各級黨委、政府可以把農民組織起來辦合作社，該合作社不能只做某個產品的專業化生產，還要為從事生產的農戶提供購銷、技術、金融、保險服務。在這些服務性經營業務中，最穩妥的賺錢業務是金融保險業務。而且從防范金融風險的角度看，金融合作在熟人社會范圍開展，風險最低。這樣，金融業務產生的利差就留在合作社，留給農民。

2018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研究鄉村振興問題，習近平總書記特別講了一句話，他說：“要突出抓好農民合作社和家庭農場兩類農業經營主體發展。”企業進入農業要依托農民合作社。打個比方說，農村市場經濟是一棵大樹，農戶是根，合作社是干，企業是枝葉。主要的還是在合作社，要以合作社為核心來發展農村經濟。所以我建議，普洱市圍繞著綠色發展、生態文明，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思想貫徹落實到綠色發展制度建設中來。

責編/趙橙涔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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