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國家在戰后已經在自由主義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多邊主義的協調傳統，目的是維護其對世界的制度主導和實力支配。雖然在2008年之后，面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種種矛盾與危機以及中國的迅速發展，西方國家有再次調整世界秩序的共同愿望，但自由主義根基和維護霸權的目的性沒有變化。這是西方國家長期以來資本融合、利益共生的結果。特朗普意外上臺后采取的對華政策雖有“規鎖”中國的功效，但其一系列不分青紅皂白的民族主義手段有悖于自由主義基礎，攪亂了多邊協調傳統，傷害了盟國的利益。而且，特朗普的個性也加劇了西方國家之間的裂痕。但由于西方國家長期培育起來的共同利益以及內部的協調機制，目前特朗普也在進行調整，西方國家之間開始出現回歸合作與協調的動向。
【關鍵詞】西方協調 西方分歧 自由主義傳統 經濟民族主義 貿易戰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8.001
李濱，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特聘教授、教育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國際政治經濟學）首席專家。研究方向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國際關系理論與方法。主要著作有《冷戰后的世界秩序與中國的發展》《國際政治經濟學》《國際政治經濟學》等。
冷戰結束后，經過四十多年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世界政治經濟的整個面貌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在西方各國內部產生了巨大的負面效應。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及中國近年來的迅速發展，使世界進入了一個新的調整期。這導致西方國家內部對未來的經濟全球化發展產生不同的認知，形成了不同的應對方案。在西方國家的國內層面，出現了社會撕裂，如英國脫歐帶來的社會內部爭執，特朗普執政后引起的國內政治內訌；在國際層面上也帶來了民粹主義的“本地優先主義”與全球主義的對立，如西方國家間在貿易、生產全球化、移民收留等一系列問題上的齟齬與爭吵。
盡管目前西方國家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存在著一定的矛盾，但彼此之間仍有著深厚的合作基礎，主要表現為：希望共同維護西方的政治經濟體制在世界的主導影響，以及西方國家在整個世界的支配作用。這一基礎是西方世界歷經兩次世界大戰、共同應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挑戰而建立起來，并且隨著西方資本在戰后逐步融合而鞏固下來的。而且，在這種共同的利益下，西方國家已經形成了一套協調的傳統。
目前整個世界再一次進入了調整期。在世界經濟實力格局發生變化，舊規范、舊制度失靈以及各國都認為需要改革全球經濟治理的情況下，西方國家間出現分歧與爭吵是正常的現象。因為西方國家之間重新協調必然會帶來陣痛，帶來利益的重新分配，成本的重新分擔。但目前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為與以往美國政府在調整中的行為相比，作風粗暴，出爾反爾，蠻不講理，完全沒有過去西方國家之間的協調中美國首腦的“（偽）君子風范”。特朗普“真小人”的作風，與他靠民粹主義蠱惑上臺、過去沒有任何從政經歷、不懂過去西方內部自二戰結束后建立起來的政治傳統與規矩有關。目前美國的一部分精英樂見這位“草莽”不擇手段地快速推進整個世界秩序以有利于美國的再調整，但也不會容忍其過度出格，損害西方國家的共同利益。如果特朗普破壞了大局，傷及西方國家多年來培養起來的共同利益，可能隨時會被趕下臺，因為他有一些“小辮子”被人捏在手上，如“通俄門”。因此，目前西方國家之間的分歧是一種特定調整時期的正常爭吵現象，歷史上就曾發生過，只是特朗普個人的作風與素質使這種分歧放大了，非傳統化了。一旦西方國家之間達成妥協，他的后繼者或特朗普本人（在其以后的任期）都會修補西方國家之間的裂痕。這是由西方國家之間的共同利益所決定的?；仡櫠鸾Y束以后西方國家之間的合作與爭執的歷史，就能很好地理解這一點。如果看不到這一方面，過分樂觀地期待西方國家在這次中美貿易戰中分裂是不現實的。
西方國家協調的傳統和共同的利益
戰后西方國家在美國的主導下已經形成了一種多邊主義協調傳統。這種多邊主義的主要特征是：首先，遵從確定下來的國際制度規范，為此建立了一種彼此監督與評估的國家政策機制，以保證各國的政策不會由于國內壓力而偏離國際規則。其次，承認各國的政策存在著影響他國的外部性，各國在決策時應當考慮這種外部性影響，服從于整個體系的要求，其他國家可以理解以及容忍一國由于困難而出現暫時的例外。再次，這種協調是以一種美國占主導地位的權力結構為前提的，但這種權力結構既不是完全自上而下、等級式的，也不完全以民族國家為相互作用的主體（公司以及一些公民社會參與其中）。在這種權力框架下，通過國家之間的討價還價維護共識，但在這種談判過程背后，各方實力的大小是彼此潛在考慮的因素。第四，當國際經濟基本行為規范似乎不再有效時，各國要加強經濟政策的相互協調，在沒有明確規范時，各國尤其要加強政策協調。最后，在國際協調中，各國的對外機構，如金融財政部門、外交部門比其他職能主要對內的部門擁有更大的主導權。[1]
這種被學者稱之為“國家的國際化”的多邊協調機制其實是一種以實力大小來決定利益分配與成本分攤，以強弱來決定彼此的讓步與妥協程度的機制。在這種協調機制下，西方國家之間在制度規范的確定、相互之間的政策調整過程中會發生爭執與分歧，特別是在重大的調整期和權力分化期，如20世紀70年代，這種分歧與爭執尤為激烈，但最終都能通過這種機制相互妥協并加以解決。因為美國的超強實力，其西方盟國在共同的利益下，整體上都是按美國的節奏進行協調，美國的方案是協調的主基調，而美國基本上會在一定程度上兼顧盟國的要求，或者說各國會在既有的多邊機制下討價還價。
在美國國力鼎盛時（如二戰結束時、蘇東集團瓦解時），西方其他國家迫于美國的強勢，往往以遵從美國的意志換來美國在一些問題上的讓步而告終。如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醞釀過程中，英國就屈從了美國的“懷特方案”，換來的是美國同意英國堅持的對跨境資本流動的國家干預權。戰后歐洲重建計劃中，美國就利用西歐各國的經濟窘境，利用援助迫使西歐各國放棄了戰前與戰時采取的經濟管制措施，而美國則同意對西歐國家開放市場，容忍西歐國家暫時不執行布雷頓森林體系穩定匯率的規定。冷戰結束后，在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談判中，雖然最終的談判結果整體上是按美國的意愿達成的，但是仍然在一定程度照顧了一些重要盟國的利益，如農產品協議、文化產品上都顧及了一些盟國的要求。
即使是美國在西方協調中占主導地位，但如果其行為存在過度過當的傾向，也會受其盟國的制約。如在朝鮮戰爭中，美國曾有擴大戰爭、使用核武器的想法，西歐盟國的勸告與制約是使美國放棄這一念頭的原因之一。在美國實力相對衰落的時候，美國會更多地顧及盟國的要求。如上世紀70年代，美國在越南的戰爭升級導致其盟國不堪忍受，紛紛批評美國過度關注越南事務，消耗精力與財力，而忽視西歐以及蘇聯這一最大威脅的重要性。這也是美國從越南逐步抽手的原因之一。
在西方的軍事與安全協調中，美國的主導地位往往是以承擔更多的成本為代價。二戰后到現在，基本是美國負責出錢出兵，盟國相應協從并尊重其領導權。比如在分攤軍費問題上，美國至今承擔著北約75%的費用。雖然隨著美國國力衰落，不斷地要求盟國增加費用，但每次都經歷爭吵與討價還價。從上世紀50年代后期起，美國就有過通過減少在歐駐軍緩解財政壓力的打算，艾森豪威爾、肯尼迪和林登·約翰遜行政當局都曾試圖以減少美國在歐洲的駐軍來削減美國的收支赤字，但由于擔心此舉會影響美國對盟國的政治領導，導致嚴重的戰略問題而作罷；為此美國要求盟國為其分攤軍事開支，但西歐不愿增加軍費而影響其國內經濟增長與福利，雙方在爭吵中討價還價，但最后盟國都順應了美國的要求，一定程度增加了軍費。[2]所以，戰后美國與其盟國之間在實踐過程中已經形成了一種“爭吵而不分裂的大家庭”格局。比如，上世紀60年代鬧獨立最兇的法國，即使是在與美國爭執最厲害的時刻仍宣稱自己是西方大家庭的一員。
然而，特朗普的意外當選產生了一位不懂西方政治傳統與規矩的美國總統。他沒有執政經驗，并且以“反政治正確”和煽動民粹上臺，加之他個人自大、自戀的品行，西方合作傳統屢被這位“草莽”打破。在目前西方最需要進行協調以進行國際秩序再調整的情況下，特朗普的作法有可能會壞了大事，甚至可能分裂西方的聯盟關系，破壞現有秩序中西方共同希望保存的內容。基辛格最近一番評論很能反映這一點，他說：“我認為特朗普可能是歷史上不時出現的那些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并迫使一個時代拋棄舊有偽裝的人物之一。這并不一定意味著他明白這一點，也不意味著他正在考慮任何合適的替代方案。這恐怕只是一個意外。”“一個分裂的大西洋將把歐洲變成‘歐亞大陸的附屬物’，美國將成為一個地緣政治孤島。”[3]就是說，西方目前都希望對冷戰后的國際秩序進行再調整，在這一點上，美國與西方其他國家是一致的；但是，如何再調整，特朗普并沒有提供西方國家共同認同的方案。雖然特朗普上任以后要“強力”與過去政府的作法“分道揚鑣”，但弄不好則會破壞二戰結束后西方賴以主導世界的根本秩序，甚至可能導致西方聯盟的分裂。
目前西方國家的共同之處有兩個方面：一要應對中國發展帶來的沖擊，防范中國進一步發展對西方的霸權產生“制度沖擊”和“實力沖擊”；二是用什么樣的規則來替代當前的規則，重塑世界秩序，維護西方長期以來的主導地位。
防范中國利用現行國際制度進一步發展，從而造成對西方霸權的沖擊，這是西方國家目前的共同利益。重新調整國際經濟制度，或者迫使中國按西方的要求修改其基本制度，這在西方國家間是一致的。因為讓中國按目前的模式在現行的國際制度發展下去，會從根本上動搖西方國家長期以來的世界霸權。這種戰略從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經濟剛有起色后就開始出籠了。從2011年開始的“亞洲再平衡”，到涉及中國周邊的海洋權益的爭端如南海問題，再到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和TIPP（跨大西洋伙伴關系）談判，都是西方國家企圖通過協調，重新調整政治與經濟戰略，重新制訂世界經濟規則以限制中國的重要舉措。這些舉措的核心就是不讓中國利用現行的國際制度進一步發展，限制中國的影響力，這就是所謂的“規鎖”（confinement）中國戰略。在2017年WTO布宜諾斯艾利斯年會上，西方聯合向中國發難，指責中國在產業政策、知識產權、國有企業和補貼等問題上有悖“自由貿易”，共同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就足以證明這一點。2018年中美貿易戰中，西方國家在指責中國通過國家力量搞“不公平貿易”、強制知識產權轉讓、進行產業引導發展高科技上都是高度一致的。它們在南海問題上的高度一致也反映了這種共識。美國在南海搞所謂的“航行自由”“不允許中國改變現狀”；某些西方盟國雖然自知能力有限，但也不時地跳出來“刷一下存在感”。正是由于這一點，西方之間存在著建立反華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如果特朗普政府能重新調整其策略，對其歐洲盟友做出一定的讓步，在全球主義的框架下應對中國問題，完全有可能出現對華的西方統一戰線。
另外，對世界秩序的再調整也是在西方有著共同的認知。經過金融危機，以及近年來西方社會由新自由主義帶來的種種社會危機，西方國家普遍感到有必要進行世界秩序的再調整，尋求“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的方案。這大體可以從過去的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和TIPP（跨大西洋伙伴關系）和巴黎氣候變化協定中看出端倪，即用“更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區來規約新興國家的“后發優勢”，通過全球協調應對新的全球問題的挑戰。但可以看出，這一切都是以自由主義傳統為前提的。
特朗普攪局產生的分歧
特朗普上臺后，打斷了這一進程，也破壞了西方的協調傳統。雖然他的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在對付中國上具有過去“規鎖”中國戰略的相同效應，甚至在力度上更“野蠻”，但問題是這一政策的結果既傷自己，更傷盟友；更嚴重的是，特朗普的經濟民族主義帶來的調整可能是一個民族主義盛行的世界秩序，如上臺就廢了TPP方案，也不再與歐洲人談TIPP，并且要用經濟民族主義來重振美國經濟，實現“美國的再次偉大”，這是西方盟國、甚至美國國內的全球主義勢力所不愿接受的。
西歐與日本大體上仍然堅持著過去的對華方案——制度規約，即通過新建制度迫使中國“改弦更張”。這就是日本在美國退出TPP后仍在推動TPP，西歐與日本繼續積極推動自由貿易區達成成果的原因。而特朗普對付中國卻用的是民族主義的關稅和貿易戰的手段，希望以此造成中國經濟增長停滯，迫使中國就范。但是，這一手法與其盟國的全球主義作法形成了對照。
中國目前已深入地融入到經濟全球化中，美國企圖通過關稅來直接“打壓”中國，必然會傷害其盟國甚至是本國公司的經濟利益。中國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且最有效率的制造業基地。中國制造出現“停擺”，西方許多公司也會出現“停滯”。目前在許多產業中，并不像一些人所說的那樣，西方可以找到替代中國的新制造基地。以通訊產業為例，據有關機構統計，中國消耗了全球55％的半導體芯片。如果中國芯片需要由于貿易戰而大幅下降，世界重要的芯片生產商（包括制造設備商）也將失去大量市場。可以說，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替代中國目前在通訊制造業目前的地位，不論是在規模上，還是制造水平上。[4]這就造成了一種現象，中國制造產生的需要形成了對供應的制約。美國希望通過關稅、甚至一些高技術產品“斷供”的方式（可以說，這是美國對付中國“黔驢技窮”的表現）讓中國“難受”，也導致了許多西方公司不“好受”。其次，關稅既給中國經濟造成傷害，同時也導致許多西方在華企業受害。中國出口的一般產品的40%、高科技產品的2/3來自外資企業，貿易戰必然影響在華外資企業的利益。即使在全球生產鏈中，美國希望通過關稅來“去中國化”，再投資成本、過去在中國的“沉淀”成本都是巨大的。另外，由于中國市場的龐大，包括美國公司在內，誰也不想放棄這塊誘人的“蛋糕”。中國在2017年已經成為基本與美國比肩的全球最大消費市場，加之中國近來推出一系列開放市場的舉措，西方公司很難抵擋住經濟誘惑。可以說美國目前還沒有想出既不傷害自己與盟國，又能傷害中國的好方法。所以，在西方內部，包括美國內部，在特朗普對華貿易戰問題上的分歧是必然的。
目前西方國家之間的第二分歧，也可能是最大的分歧，是對特朗普要調整的世界秩序不可接受性。特朗普靠的是民粹煽動上臺，靠的是借助“美國優先”贏得選舉。這一套是反西方現有體制與傳統的，這是西方國家之間根本的分歧所在。二戰以后，西方國家在主流上都相當注意反對經濟民族主義，因為經濟民族主義是過去兩次大戰的經濟社會根源，也是政治極端主義如法西斯主義的經濟溫床。所以，不論是冷戰期間還是冷戰結束之后，西方國家的國內和國際體制都是自由主義主導。冷戰期間是一種“嵌入式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冷戰后是新自由主義。
嵌入式自由主義“……不是30年代的經濟民族主義，而是性質上是多邊主義的；不是貿易和金本位的自由主義，而是建立在國內干預基礎上的多邊主義”。[5]說白了，嵌入式自由主義就是一種資本主義的國際主義，通過制度化的協調為各國在國內實施福利國家政策提供國際空間。新自由主義是冷戰結束前后興起一種類似于19世紀古典“自由放任”的自由主義。它的核心是宣揚自由，反對國家對經濟社會生活的干預，鼓吹自由是恢復增長和效率的基礎。[6]這種自由主義是一種資本主義的全球主義，通過全球協調來約束國家對經濟的干預，為資本在全球營造自由經營的環境。戰后，自由主義在西方被視為天然“政治正確”，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的當下，由于西方資本的高度融合，跨國資本通過全球主義來限制國家的作用，推動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這為它們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因此，在西方精英階層中反對經濟民族主義具有現實重要性。雖然目前在西方國家內部存在兩種經濟成份——面向全球市場的經濟成份和民族經濟成份，但由于過去幾十年新自由主義的盛行，全球主義勢力仍主導著西方的政壇。特朗普上臺“恐怕是一個意外”，連他自己都不曾料到[7]，否則，特朗普當選不會導致全球性的驚訝和許多國家政府的措手不及；而且是建制派普遍輕敵造成的，否則希拉里落選不會如此失望。特朗普非常自以為是，要通過完全推翻過去自由主義國際傳統來實現“美國的再次偉大”，這就可能導致一個民族主義故態復萌的世界秩序。這是西方全球主義勢力無法接受的。
特朗普上臺后的一些所作所為所顯示出的經濟民族主義傾向遭到盟國的反對，體現的正是這種不接受，如要求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限制移民流入，（暗中）支持國內極端民族主義勢力，對盟國的鋼鋁、汽車加征關稅，退出巴黎協定，甚至揚言要退出WTO，等等。即使是在對華問題上，其所采取的加征關稅的作法都是與自由主義傳統相違背的。正是如此，在美國大搞貿易戰之時，歐盟與日本卻不斷發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聲音，并且近來以非?？斓乃俣群炇鹆俗再Q協定；同時，歐盟與日本也在與世界其他地區和國家（包括中國）進行自貿區談判，希望通過這些來牽制美國的經濟民族主義。
除了這些分歧外，特朗普個人的行事風格和策略也破壞了西方之間協調傳統，使得分歧得以加劇。美國過去在與盟國進行協調過程中，遇到分歧時也會發生爭執，但沒有一位美國總統像特朗普這樣，不顧其領導國的基本形象和風范，對盟國公開出言不遜，怠慢甚至侮辱；對共同的事業（如北約）不以為然，隨意貶損。過去美國與盟國遭遇分歧時，美國對盟國不服從的指責基本上是文雅的。比如，在伊拉克戰爭中，美國批評西歐的不配合時最重的話只不過是“老歐洲”（即跟不上發展的歐洲）和“新歐洲”。而現在特朗普竟然指責歐盟是“敵人”。過去美國與歐盟協調中很注意策略，很好地運用分化戰略，通過拉與打的策略，形成集體對少數的優勢，迫使少數西方國家屈從于美國的要求。最突出的事例是，20世紀80年代，美國利用其他盟國對日本出口優勢的擔憂，聯合西歐“批斗”日本，迫使日本接受美國的要求，簽署“廣場協議”使日元升值，減少日本出口對美歐的經濟壓力。而現在特朗普是“有勇少謀”，甚至“為淵驅魚”，把自己弄成“孤家寡人”，使盟國一致對美，在美國對華的貿易戰上“作壁上觀”。
彌合分歧的前景
特朗普這一反傳統的“旋風”是否會持續下去，讓西方協調的傳統走到盡頭？應當說，這種可能性是極小的。這種結果，正如基辛格所說，會把歐洲變成“歐亞大陸的附屬物”，把美國變成“一個地緣政治孤島”，這是任何一個西方陣營的精英不愿看到的結果。西方國家之間經歷戰后幾十年的磨合已經形成較為完善的協調機制，更重要的是戰后西方資本的日益融合已經形成了一種利益和認知共同體。它們可以容忍特朗普的一些“任性”言論，但不會容忍他出格的政策毀了共同的事業。雖然目前特朗普由于在貿易戰的民粹主義言論贏得了一些國內“民意”，但在美國的政治體制中，仍有一些其他方式如法治可以約束特朗普，“通俄門”是制約特朗普“出格”的最大利器。這種利器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在制約著他，如在改善對俄關系上。特朗普如果想要贏得連任，或者在接下來的任期內較為順利地實現執政目標，決不能以犧牲國內和盟國的全球主義勢力的利益為代價。這是由美國的國內社會政治基礎決定的，也是西方長期的政治傳統決定的。
事實上，特朗普在競選和執政過程中，都沒有損害大公司的利益。“讓美國再次偉大”是希望通過使跨國資本回流美國促進美國的制造業，并不是為了損害其利益。特朗普上臺以后，為實現這一目標也在采取措施討好美國的跨國資本，如大幅減稅，進一步放松國內的經濟管制，實質是在利誘資本回流。但現在的問題是，特朗普發起的貿易戰正在抵消這種優惠，已經逐漸引起國內和盟國的全球主義勢力的不滿。
目前，特朗普可能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或者是迫于壓力開始調整策略，如承諾暫停對歐盟的鋼鋁與汽車征稅，并要與歐盟要進行“零關稅、零補貼、零壁壘”的談判，不久也要與日本進行類似的談判，希望以此來緩和與盟國的分歧。如果這一切得到實現，實質上是在回到其上臺前TPP和TIPP的老路上（當初的TPP和TIPP都包括了這些內容）。這也就使得西方有可能在對華問題上形成統一戰線。但就未來的前景來說，特朗普是否會信守承諾，對其盟國完全放棄經濟民族主義的作法，這是西方能否彌合分歧的關鍵所在。基于選舉考慮，以及從目前美國經濟狀態來看，讓特朗普完全放棄對盟國的經濟民族主義作法，可能一時還難以做到，這也不符合他的個性。即使有轉變，也需要有一定的過程。
在對付中國問題上，西方國家之間能否進行合作，既取決于美國與其盟國上述合作能否成功，還取決于西方企業是否愿意在全球生產鏈中繞過中國。西方企業繞過中國后的利益得失是西方國家得以合作的關鍵。如果西方企業放棄中國后可能獲得更大的經濟利益，那么西方國家在對華問題上合作的可能性很大；如不是，則可能性很小。這樣就產生了中國如何反制的問題。
目前，中國也在積極地分化西方，并通過相關措施來防范西方國家可能的對華的統一戰線，如保持經濟增長、擴大開放、促進消費、增加進口、相應地調整過去一些在知識產權問題上的作法。這些既是中國分化西方國家
重要的經濟基礎，也是中國高質量發展的必須。另外，中國還在國際舞臺上高舉經濟全球化的大旗，積極倡導貿易自由化、便利化，大力對外宣傳“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最大限度地消除西方國家對中國發展的一些疑慮，與西方的全球主義勢力尋求最大公約數。因此，中國反制的努力也是決定西方國家能否彌合分歧的重要因素。
但中國不能完全把希望寄托在別人的身上，必須做好最壞情況的打算。因為西方國家目前對中國的許多共同要求涉及到中國基本制度，涉及到中國未來發展的根本利益，這是沒有妥協余地的。為此，中國應當積極推動“一帶一路”的建設，通過開拓新的市場規避西方對中國的“規鎖”。
注釋
[1]Robert Cox and Timothy J. Sinclair,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07-109.
[2]［美］弗朗西斯·加文：《黃金、美元與權力》，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嚴榮譯，2011年，第43～49、75～80、175～180頁。
[3]《基辛格：特朗普結束了一個時代只是他自己沒意識到》，https://news.china.com/zhsd/gd/11157580/20180725/32730060.html。
[4]這一點應感謝復旦大學沈逸教授給我的指點。他讓我閱讀了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的相關資料和統計，分析了中國作為芯片消費國的優勢。
[5]John 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36(1982 spring), p. 393.
[6]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界定，參見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pp. 2-3。
[7]在《烈焰與怒火：特朗普白宮內幕》中，作家沃爾夫詳細披露了在大選結果揭曉當日特朗普競選團隊眾人的反應。書中提到，現任總統特朗普及其搭檔、助手、家人都被即將勝選的事實驚得目瞪口呆。
Western Cooperation and the Spoiler Trump
Li Bin
Abstract: The Western countries have established a post-War tradition of multilateral coordination on the basis of liberalism, with the aim of maintaining their institutional and power dominance over the world. In the face of the contradictions and crises brought about by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rapid growth of China after 2008, the Western countries have the common desire to re-adjust the world order, but their liberalist basis and the purpose of maintaining hegemony have not changed. This is the result of long-term capital integration and intertwined interests among themselves. Trump's China policy has a "confinement" effect, but the many nationalist steps he has taken indiscriminately are contrary to the basis of liberalism, disrupting the multilateral coordination tradition and hurt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allies. Moreover, Trump's personality has also deepened the rift between Western countries. But due to the long-term common interests and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with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Trump is also making adjustments, and there has appeared a sign that the Western countries are beginning to return to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Keywords: Western coordination, Western differences, liberal tradition, economic nationalism, trade war
責 編／楊昀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