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經濟陷入低谷。與此同時，以生物、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悄然興起。對于正在全力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來說，如何抓住新技術革命的機遇并實現跨越式發展，是實現創新發展面臨的重要議題。

技術范式轉換與后發國家趕超

從熊彼特的經濟周期理論可知，蕭條期往往孕育著全新的技術，原有的制度環境無法滿足新技術的需要，技術變革需要與之相匹配的發展環境。在技術和制度范式轉換過程中，行為規則、組織原理、社會意識、技術能力與全球經濟競爭格局開始劇烈變化。在此期間，前一范式的領先者必須放棄原有的既得利益、改變原來的行為慣例與組織規則，才能適應新的范式，因此轉變過程較為緩慢。但對于追趕者而言，由于沒有前一范式的約束，可以相對容易地引入新技術、實現社會組織變革。因此，范式轉換期將為后發國家的趕超提供難得的機會窗口，歷史上成功的趕超都發生在這個時期。這些案例將有助于理解后發國家抓住范式轉變機遇實現趕超的機制。

19世紀末美國與德國的趕超

18世紀后期，英國通過工業革命率先進入工業社會。到了19世紀70年代，世界經濟周期開始由第二次長波的蒸汽動力與鐵路時代向第三次長波的電力與鋼鐵時代轉換。在技術變革與范式轉換期，英國企業大部分沒有轉變原有生產方式，仍固守前一范式的紡織、冶鐵等傳統產業。而美國和德國兩個后發國家，除了通過發展電氣、化工、鋼鐵等新興產業來加速技術體系的升級外，還加大制度創新力度以適應新技術發展。如建立研究型大學和職業教育制度，增加了新興產業的工程師和技術工人供給；企業開始建立內部研發機構，如德國的拜耳和巴斯夫，美國的通用電氣和杜邦等公司，率先建立了自己的研發部門，其他企業紛紛效仿并迅速在其他新興產業擴散。這兩項重要的組織制度創新促進了新技術和新產業的發展，并最終推動美國和德國經濟的跨越式發展。

20世紀后期日本的追趕

20世紀70年代之前，“福特制”大規模生產主導了第四次長波，但是兩次“石油危機”促使第二次工業革命的主導范式走到盡頭。而日本抓住了這次機遇，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呈現出明顯的趕超勢頭：不但汽車產業的研發與生產能力全面超越美國，而且以半導體和集成電路為核心的電子產業領域也逐漸趕上。究其原因，首先是日本在二戰后科技資源投入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OECD成員國；其次是將教育與培訓視為關鍵性因素，社會培訓不但長期進行而且訓練十分嚴謹；第三是從產業政策向競爭政策的轉換，提升了企業的創新活力；第四是國內市場的開發與國際市場的開拓，日本許多產業都因國內外的龐大需求而受益匪淺。

世界經濟正處于新舊技術范式轉換期

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技術革命帶領人類進入“信息時代”，美國的“新經濟”一度引領了新經濟長波的上升期。然而隨著互聯網泡沫的破滅和金融危機的爆發，第五次長波進入了下降期。與此同時，以生物、新能源、新材料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也在孕育興起，世界正處于新舊技術范式轉換期。

第五次長波的興起與衰退

自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后，第四次經濟長波開始進入下降期，西方國家陷入“滯漲”和經濟衰退的困境。與此同時，微電子和信息技術等領域正在醞釀著新的技術革命。從90年代開始，這場新技術革命加速向新產業革命轉變，最終在美國形成了一種不同于傳統大工業經濟模式的“新經濟”。在美國的帶動下，信息和網絡技術作為新一輪技術創新的核心，開始在其他國家迅速擴散，并形成了全球范圍的第五次經濟長波。

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裂后，美聯儲以低利率刺激房地產，一度令美國經濟再次實現了短期繁榮，也為金融危機埋下伏筆。2008年爆發的次貸危機引發全球性金融危機，大量金融機構和企業紛紛破產，主要股票市場股價大挫、震蕩加劇，國際貿易和投資萎縮。隨著金融危機范圍的進一步擴大，日本、德國、法國、英國等發達經濟體先后步入衰退，中國、印度、巴西和俄羅斯等新興國家的經濟增長也明顯放緩，世界經濟一片低迷。從表面上看，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是終結第五次長波繁榮期的直接誘因，但是從經濟周期來看，作為帶動本輪經濟長波的技術核心——信息技術創新和信息產業發展的后勁乏力，才是全球性經濟周期波動的主要原因。

新技術革命推動第六次長波

從長波的規律看，只有經濟泡沫破滅后，新技術才能獲得實質性突破，創造出全新的產業和成千上萬的工作崗位，為新產業革命奠定堅實的基礎，并迎來下一輪經濟長波的上升期。目前已現端倪的新技術革命正在塑造第六次長波的雛形，表現出與傳統范式顯著不同的特征。

正在興起的新興技術。就新興技術的進展而言，新一輪技術變革在整體上仍然處于初始期，突破性創新正在經歷市場競爭與初始用戶的選擇，新技術與新方法尚未成熟。一是從技術系統的發展軌跡來看，并存的多種技術路線之間仍在競爭，不可能在短期內形成主導設計；二是從主要發達國家的技術發展來看，各國政府重點支持的生物、新材料、人工智能等技術，仍然處于產業化探索階段。但是新技術體系的輪廓越來越清晰，如能取得突破，將大大影響世界經濟進程。

根據當前的技術經濟發展狀態，本輪技術革命呈現出以下發展趨勢：一是技術變革正在由企業的自發行為向政府引導和企業自主的社會化行為轉變，技術變革的速度將明顯加快；二是技術變革正在將一系列相互聯系的突破性創新聯接起來，形成整個技術體系的“群體變革”；三是在技術變革過程中，科學與技術相互滲透，“科學—技術—生產”已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過程，使得許多科技創新成果轉換為產業應用的周期大大縮短，技術變革正在加速轉換為現實生產力。

新經濟長波范式特征。與第五次長波主要依靠信息技術不同，第六次長波需要一個復雜的“技術族群”來支撐。這些技術具有以下特點：第一，新材料復合化、納米化。材料是生產制造的基礎和先導，新材料的強度、質量、性能和耐用性均優于傳統材料，是孕育新技術、新裝備和新產品的“搖籃”。第二，新能源綠色化、清潔化。新能源的大規模應用將告別對石油、煤炭等傳統能源的依賴，減少空氣和環境污染。第三，生產技術數字化、智能化。數字化、智能化技術是新一輪產業變革的核心技術，將深刻改變制造業的生產模式和產業形態。第四，生產制造快速成型。3D打印通過“增材制造，逐層疊加”的模式實現生產制造的快速成型，與傳統制造業先加工零部件再進行組裝的制造方式迥然不同。第五，新興技術群體涌現，協同融合。當前的新興技術集體爆發，能源、材料、生物、信息等領域技術的協同融合為新產業革命提供了強大支撐。

得益于技術突破及大規模應用條件趨于成熟，第六次長波中的生產方式將出現重大轉變：首先，大規模生產轉向大規模定制。產品種類大幅增加，用于滿足消費者更為廣泛的個性化需求，而非傳統的大規模生產，用戶的創新和創意在產業發展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其次，剛性生產系統轉向可重構制造系統。新型制造系統以重排、重復利用和更新系統組態或子系統的方式，實現快速調試與制造，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和靈活性。最后，工廠化生產轉向社會化生產。信息技術的飛躍發展使大量物質流被虛擬化為信息流，除必要的實物生產資料和產品外，生產組織中的各環節可被無限細分，使生產方式呈現出社會化生產的重要特征。

為適應全新的技術和生產方式，未來的產業組織將呈現出新趨勢：一是產業邊界模糊化。為了對市場需求做出及時反應，要求制造業和服務業的深度融合。二是產業組織網絡化。企業通過網絡、跨越邊界與環境相聯系將成為普遍現象。同時，企業內部組織結構扁平化，結構層次精簡富有彈性，促進信息的傳遞。三是產業集群虛擬化。借助于發達的信息技術，基于特定地理范圍的產業傳統集群正被虛擬網絡集聚代替，企業對市場和技術變化的反應更為敏感，具有很強的開放性與靈活度。

新經濟長波已現端倪。如果說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和生物技術搭建了第六次長波的技術框架，那么日漸興起的新型生產方式與新型商業模式則豐富了新經濟范式的內容。很多自發出現的商業模式盡管形式不同，如數字經濟、共享經濟、平臺經濟等，但是本質上都符合新經濟范式分散、低碳、智能等大趨勢，顯現出與前幾次長波截然不同的特征。根據Freeman等人的標準，雖然這些新興技術、產業、商業模式尚未普及成為技術經濟的主導范式，但已顯現出新范式的特征。總體來說，雖然支撐新產業革命的主要技術和產業尚未完全成熟，而且與之相配套的基礎設施也不完備，與產業革命的成熟范式仍有不小距離，但是第六次長波正處于導入期，新產業革命已現端倪，尤其是在主要國家推行“再工業化”和“工業4.0”戰略后，發展趨勢更為明顯。

新技術范式對中國創新發展的機遇與挑戰

由于我國處于后發階段，發展節奏與發達國家前幾次長波不完全同步。我國充分利用了后發優勢，通過引進成熟技術縮短了長波周期，到了今天逐漸趕上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但是要與發達國家完全同步還需時日。目前我國既要完成第四次長波的工業化任務，又要跟隨第五次長波的信息化步伐，還要探索第六次長波的智能化趨勢，可謂任重道遠。但只要正確認識發展規律、把握發展機遇，提升發展能力，就能實現跨越式發展。

從當前的形勢來看，世界各國已從金融危機中緩慢復蘇，全球經濟正處于發展范式轉換期。在新的發展階段，我國不僅需要關注危機時期的“保增長”，更要為未來的持續發展“調結構”。技術范式轉換帶來的機會窗口只是趕超的一個必要條件，成功趕超還取決于能否根據新范式要求在各個方面做出合理調整，這對我國的創新治理能力提出挑戰。未來的創新政策需要在以下方面做更多努力：

加強新興產業科技創新。生物、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興產業是典型的以科學為基礎的行業，與其相關的技術大都處于科學知識突飛猛進的領域，是最有希望帶來產業革命的領域。近年來我國政府明確提出要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這些產業的重點突破有望實現產業技術的趕超，在新一輪全球競爭中占據主動，因而是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此需要加強新興產業領域的科技創新，加大基礎研究力度，從源頭上實現重大突破。

構建與新技術相匹配的制度范式。成功趕超的關鍵不僅需要技術創新，服務于技術創新的制度和社會范式轉換同樣重要。范式轉換需要企業之間、企業與其他主體之間在各個層面上進行高水平合作。因此，新范式構建既需要企業、高校、科研機構等創新主體之間的多樣性聯系，形成與新興技術體系的動態匹配，也需要政府轉變職能，轉向新的調控形式，大力破除新興技術和產業發展中的體制機制障礙。

加強各類主體能力建設。在教育方面，改革教育與培訓的目標、方法、內容與手段，引導教育機構與新形組織保持協調。在創新方面，促進“學習型組織”的建立，對技術創新提供多種支持，鼓勵多樣性研究，提升經濟系統內部的創新數量和質量。在社會方面，將技術發展與生產網絡和生活質量的改善聯系起來。在政策方面，加強政策制定者的學習和能力建設，各種政策安排應根據技術變革與新興產業的發展不斷調整。

培育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企業為獲取超額利潤而展開的競爭是創新的原動力，競爭政策應成為創新發展政策的核心議題。但是僅靠市場自身無法形成合理的競爭環境，需要政府通過行政和法律手段來規范市場，對不合理的壟斷行為加以規制，拆分托拉斯、阻止兼并、放松市場準入條件，扶持中小企業發展。另外，國家還可通過支持公共研發機構，維護開放的競爭條件，創造能促成創新、打破既定市場地位的競爭機會。

大力開發國內市場。新興技術擴散和產業發展壯大需要市場需求的拉動。我國巨大的人口規模與高速的經濟增長是絕大多數國家不具備的優勢，在產業發展過程中應加以充分利用。通過收入分配改革引導消費能力的提升，實施必要的市場保護和激勵培育新興產業的本土市場，以龐大的市場規模誘導新興技術創新，加速重大創新的市場選擇，形成主導設計，從而在國際市場上增強新興技術與新興產業的話語權。

【本文作者分別為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本文系高端智庫重大咨詢項目《全球競爭格局重構背景下的中國創新發展戰略研究》子課題《全球經濟格局重構研究》（Y501141S08），以及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院長青年基金A類項目（Y8X1041Q01）和B類項目（Y8X1191Q01）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責編：賀勝蘭 / 蔡圣楠（見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