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國目前的焦慮，有其廣泛的背景與深刻的原因。其中，由發展焦慮、接近焦慮、期待焦慮、身份焦慮構成的戰略焦慮以及由此引發的外交走形，是美國焦慮的主要表現。對此，我們應積極應對，防止適應性戰略焦慮轉向非適應性戰略焦慮，或者防止適應性戰略焦慮癥候發展。

【關鍵詞】美國  戰略焦慮  外交走形    【中圖分類號】D815.9    【文獻標識碼】A

國際關系實踐中存在著一種普遍的現象，即戰略焦慮與外交走形，它們嚴重制約著國際關系互動。戰略焦慮主要分為發展焦慮、接近焦慮、期待焦慮、身份焦慮。戰略焦慮的存在容易導致安全外交與經貿外交的走形、受損。而當前的美國無疑正陷于戰略焦慮與外交走形的困境之中。

戰略焦慮的內涵以及特點

談及戰略焦慮，我們首先要清楚何為戰略。戰略概念經歷了三個演化階段。第一個階段，戰略是指在戰爭中對武裝力量運用的藝術與科學。第二個階段，戰略是指為了實現戰爭的政治目標而對全部資源進行運用的藝術和科學。第三個階段，戰略是指為了實現全局和長期目標而運用全部資源的藝術和科學?？梢?，戰略一般圍繞目標與手段兩個基本要素展開。

那么，何為焦慮？焦慮是人類在與環境、與人類自身的互動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基本情緒，可分為現實性焦慮與病理性焦慮?，F實性焦慮所表現的是對現實以及潛在挑戰或者威脅的一種情緒反應?，F實性焦慮的特點是焦慮的強度與現實威脅的程度相一致，并且焦慮會隨著現實威脅的消失而消失，因而具有適應性意義。它有利于個體調動潛能和資源以應對現實的威脅，直到這種現實的威脅得到控制或消除。因此，現實性焦慮是人類適應和解決問題的基本情緒反應，是人類在進化過程中形成的一種適應和應對環境變化的情緒和行為反應方式。病理性焦慮是指持續的無具體原因的緊張不安，或者無現實依據的不安預感。病理性焦慮的特點是：焦慮情緒的強度并無現實的基礎或與現實的威脅明顯不相稱，焦慮是相對持久的，并不隨客觀問題的解決而消失，焦慮導致精神痛苦和自我效能下降，具有非適應性。

因此，戰略焦慮是指在為了實現國家目標而對國家全部資源進行調動的過程中，存在對真實原因或無現實依據原因的緊張不安。戰略焦慮依據焦慮的性質，可分為適應性戰略焦慮與非適應性戰略焦慮。適應性戰略焦慮是指對現實以及潛在挑戰或者威脅的正常反應，雖然會引起自我功能下降和國際關系波動，但通過互動與調試，焦慮會隨著現實威脅的消失而消失或者減弱。非適應性戰略焦慮是指持續的有具體原因（有現實依據）或無具體原因（無現實原因）的緊張不安，焦慮強度并無現實的基礎或與現實的威脅明顯不相稱，焦慮是相對持久的，并不隨客觀問題的解決而消失，會引發國際關系的劇烈波動。

美國的四大戰略焦慮

事實上，戰略焦慮是國際關系中的一種普遍現象。而當前的美國之困，即發展焦慮、接近焦慮、期待焦慮、身份焦慮。

發展焦慮。各個國家在發展時間、步調、體量、功效等方面是很難同步的。因此，在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便出現了因發展導致的適應性或非適應性的內部或外部的緊張不安。自20世紀初至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一路高歌猛進，在冷戰初期便已獨占鰲頭。在這一過程中，美國產生了一系列國際關系理論。比如，美國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行為主義與后實證主義等國際關系理論的井噴式涌現，體現了其成長與守成的焦慮、興奮。然而，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新興國家的群體性崛起，美國與其他國家在發展中不同步的現象越來越明顯，發展焦慮困擾著美國，促使其國際關系理論不斷反思。冷戰結束后的短暫時間內，美國重新出現了發展興奮，但很快，以中國為首的金磚國家的迅猛發展，使得美國的發展興奮回歸發展焦慮，產生了“霸權之后”“軟權力”“逆全球化”“去機制化”等理念。而如今，“特朗普現象”已經成為美國發展焦慮的最佳代言。

接近焦慮。由于歷史文化、現實結構、國家需求的差異，各國在利益認知上很難完全達成一致。因此，美國與特定國家之間出現了因接近導致的適應性或非適應性的內部或外部的緊張不安。比如，美國與中國、韓國、朝鮮、日本，處于以東北亞為核心、以東亞為半徑、以世界為舞臺的場域內，在不同的場域內，相關行為體的接近會引發美國與其他國家的戰略焦慮。在東北亞場域內，中美之間，因為與朝鮮、韓國乃至日本的各自接近，曾經引發了相當程度的緊張不安，滋生了很多猜忌疑慮。舉例而言，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各國對這種有利于共同發展的戰略表現出興趣，美國因此接近焦慮釋放，先后提出“亞洲再平衡”“印太戰略”進行反制。

期待焦慮。期待焦慮是指各國對彼此一般存在著巨大的期待，認為對方的參與能夠給自己帶來巨大的收益。然而，互動的結果是發現對方不能給自己帶來所期待的結果，或者遲遲看不到對方給自己帶來所期待的結果，期待焦慮由此出現。比如，長期以來，美國希望中國在經濟與政治等發展道路上發生美國期待的轉變，但是，中國的發展依然行駛在既定的軌道上，美國的期待焦慮由此釋放。需要指出的是，期待焦慮不僅會引發國際關系的波動，也會導致國內政治的紊亂。法國著名政治哲學家、社會學家雷蒙·阿隆認為，國家利益也受到內部機制、不同階級的期待以及國家政治理想的影響。其中，國內期待對美國的外交、內政影響頗大。比如，在2016年總統大選期間，美國一部分群體對美俄關系的改善存在期待，希望美俄關系調整能夠驅動整個國際關系的發展。然而，隨著特朗普當選總統，以及“通俄門”的不斷發酵，美俄接近期待遭遇美國國內社會的激烈反應，期待焦慮轉化為期待失望，不僅引發美俄關系進一步復雜化，也導致美國國內認知的進一步混亂。

身份焦慮。身份焦慮是指因自身對“我是誰”“他者是誰”的認知存在緊張與不安。美國學者亞歷山大·溫特認為，建構國家利益來源于四大身份，即團體身份、類屬身份、角色身份、集體身份。身份塑造利益，國家利益塑造外交行為。法國學者達里奧·巴蒂斯特拉總結道：美國的國際行為當然要捍衛自身的領土完整，否則將失去團體身份，即國將不國。然而，美國同時還具有類屬身份、角色身份、集體身份，因此，其行為也會受到其他國家共同認可的“共同信仰”的影響。這些國家將通過一些互動行為，對美國的某些行為有所期待，迫使美國不得不采取促進人權的政策，否則其將失去類屬身份（自由市場經濟與民主體制）；美國不得不維持現有秩序，否則將失去角色身份（非霸權強國）；美國不得不考慮北約組織其他盟國的利益，否則將失去集體身份（北約集團的一員）。目前，美國的身份焦慮表現為：在團體身份方面，強調捍衛國內秩序，嚴控移民，導致團體身份在國際與國內承受雙重壓力；在類屬身份方面，強調經濟單邊主義，征收高額關稅，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導致類屬身份不斷受到沖擊；在角色身份方面，強調“美國第一”“美國優先”，不承認“伊朗核協議”，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導致角色身份受損；在集體身份方面，強調盟友承擔更多責任、分擔更多經費，導致集體身份動搖。

外交走形與應對策略

由于戰略焦慮的存在，美國出現了外交走形。外交走形指的是對于外交現實的外交偏離。在中美之間，主要體現在安全外交走形與經貿外交受損。在安全外交方面，中美在安全外交領域存在廣泛的共同利益，包括維護世界秩序與世界和平、防止核擴散，等等。但是，由于戰略焦慮的存在，以及21世紀日益上升的發展焦慮、接近焦慮、期待焦慮、身份焦慮，美國在國際舞臺出現了一系列“退群”行為，導致中美在國際事務中的協作能力下降。在經貿外交方面，中美在經貿問題上存在著廣泛的共同利益。然而，繼美國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后，又單方面挑起對華貿易摩擦，導致中美經貿關系受到沖擊，原本體量龐大且處于相互依賴之中的中美經貿關系發生波動，對世界經貿關系影響深遠。

中美之間的安全外交走形與經貿外交受損，具有適應性與非適應性，但總的看來，目前非適應性具有更高比例。因此，我們需要正視戰略焦慮與外交走形，以理性、科學的態度對待美國的焦慮。我們應積極管控適應性戰略焦慮，防止適應性戰略焦慮轉向非適應性戰略焦慮，防止適應性戰略焦慮癥候發展。

第一，中美關系的外交目標應該由實現利益導向向實現利益與信任導向轉化。當前，由于全球化的發展，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增強，各國面對越來越多的共同的全球治理課題，已經形成了共同命運的現實。因此，國家利益、區域利益乃至全球利益都應該彼此協調考慮。有鑒于此，筆者認為在全球治理與全球挑戰議題密度越來越大的現實與未來面前，外交目標應該由強調服務于利益向服務于利益與信任轉化。單純追求利益、不追求信任的外交，只會讓戰略焦慮不斷糾纏國際關系，導致外交走形，甚至失控。

第二，中美之間持續推進人文交流與安全交流，防止把安全問題外包給經貿問題。當前，美國出現了一種把安全議題外包給經貿議題的“外包現象”，即在東北亞安全狀況有所好轉的背景下，祭出“貿易戰”旗幟，通過發動貿易摩擦，在中美不同比例受損的情況下削弱中國或者馴服中國，讓美國繼續獲得安全。筆者認為，任意擴大經貿政策的安全內涵與安全外延，動輒以“新冷戰”威脅對方或世界，一方面，表明了非適應性戰略焦慮的發作，會引發雙邊安全外交走形與經貿外交受損；另一方面，戰略焦慮與外交走形之下，許多事關國家、地區乃至全球的安全議題將處于更大的風險之中。因此，中美關系需要持續推進并提升人文交流。

總之，戰略焦慮與外交走形，既是美國之困，也是世界之困，如何進一步分析與緩解戰略焦慮，應對外交走形，值得不斷深入探討。

（作者為山東大學東北亞學院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核威懾邊際效應及其視域下的吉林省核安全防護研究”（項目編號：JJKH20180267SK）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法]達里奧·巴蒂斯特拉：《國際關系理論》，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

責編/孫渴    美編/李祥峰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