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能夠在“文革”剛剛結束，極“左”思潮嚴重束縛全黨乃至廣大人民群眾思想的情況下，毅然決然拉開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大幕，沒有高超的政治智慧絕難做到。這一政治智慧鮮活而又生動，真正進入廣大人民群眾的話語系統和思想深處，發揮了強大的思想引導力。

找尋改革開放內生動力和邏輯起點，奠定堅實政治基礎，增強政治定力

跳出“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框框，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使改革開放擁有了科學而又強大的政治基礎及其發展過程中不為各種思想所惑、不為各種阻力所懼的政治定力。還可以說，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政治超越，長期閉關鎖國的中國，才能在第一次開啟真正意義上的改革開放之時，便取得巨大的成功。

作為“總設計師”的鄧小平，擁有偉大政治家所特有的超強政治能力、國際視野和深刻洞察力。他認定關著國門求發展沒有出路，以排斥西方的文明成果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條死胡同，長期下去甚至有被“開除球籍”的危險。他認定世界大戰較長時期內打不起來，世界存在“東西關系”，同時還有“南南關系”和“南北關系”。因此，堅定地摒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觀，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此外，他還打破了計劃經濟的迷思，跳出以雇工人數界定姓資姓社的評價尺度和僵化思想觀念，真正實現了政治上的超越和思想觀念上的大解放。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鄧小平有強烈的推動改革開放的歷史責任感和政治定力。領導人的歷史責任感和政治定力至關重要，改革開放是一次革命，其偉大程度不亞于奪取政權。因為改革是利益分配的重新調整，必觸及既得利益者的蛋糕，過程中會遇到強大阻力，再加上探索過程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失誤，這種情況下，領導人若沒有堅強的政治定力，很容易搖擺，直接影響的是追隨者的信心和決心。鄧小平以背水一戰的決心推動改革開放，直接為追隨者注入強大精神力量，這也是偉大政治家的政治智慧所在。

著力營造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為突破思想桎梏、激發新動能創造良好輿論環境

沒有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就沒有心情舒暢和激情，更不會有奔放的思想和創新創造。所以，鄧小平首先打破“兩個凡是”的政治桎梏，并且有意識讓群眾參與進來。其中的標志性事件，便是開展全國性的“真理標準大討論”。這種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教育活動深入人心，在中國大地上形成了讓人耳目一新的思想解放運動，并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實際上，除了這次真理標準大討論，伴隨改革開放數十年的實踐，我們還進行了兩場大討論，一場是“什么是社會主義”，另一場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由于三次大討論富于哲學意義，同時揭示的是科學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兩大命題，所以開啟了中國版的啟蒙運動。

讓大眾成為改革的參與者，給其發言權，注定形成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改革開放初期那個“寬松、寬容、寬厚”的政治局面與激情四射的社會人文生態，激發出全民族的智慧與活力。

中國人民不缺智慧，但歷來缺少讓智慧迸發出來的政治環境，歷代封建王朝視人民群眾為敵，推行愚民政策，導致智慧被壓抑。雖然新中國成立之初，也呈現過一個時期寬松寬容的優良環境，然而，反右擴大化、極“左”思潮泛濫，逆轉了中國的發展方向。

鄧小平看到了問題的實質、要害，從思想路線的高度推進解放思想，做到了讓人們敢想敢說敢干，實現了從觀念到機制容錯的巨大飛躍，由此而來的是思想理論界進入最活躍的歷史時期之一。各種思潮相互激蕩，大量的思想理論成果產生出來。那是一個科學的春天、人文的春天、思想的春天，至今想來都讓人激動不已。

尋找和維護政治建設與人文建設的平衡點，以此引導和改善人民群眾的思維方式

保證政治走在文明道路上，必須奠基于人性與社會性，不能與之相左，更不能扭曲。然而，在改革開放前的一個階段，我們出現了認識和思維上的誤區，為突出政治性，而否定人性和社會性，導致基礎坍塌，政治步入歧途。

鄧小平開啟的改革開放，很重要的是通過矯正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撥亂反正，推動黨、國家和民族走向正確道路。其中最重要的是找到政治建設與人文建設的平衡點。所謂人文建設，就是突出人的主體性，保證實現人的精神自由。鄧小平誕辰百年時，香港有媒體評價“鄧公最大的貢獻是教會國人如何思考”。這一點對于中華民族的成長發展至關重要，對于理性看待改革開放、引導社會思潮、凝聚改革力量特別重要。

為什么特別強調這一點？因為中國是一個講政治的社會，中國共產黨的優勢和強大力量之源，在于政治領導。這有其必然邏輯，因為我們的精神和價值系統建筑于馬克思主義。問題在于，政治必須建筑于人文，否則就會出現“政治掛帥”或“空頭政治”，進而扭曲人的思維和價值判斷。這是我們在付出巨大代價后才認識到的。

“文革”期間極“左”盛行，出現了“一個腦袋思維，一個聲音說話”，甚至“文革”結束后還出現了“兩個凡是”。正是因為政治生態惡化和思維禁錮，我們便無法正視世界，在自己處于“被開除球籍”邊緣的情況下，仍然認為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等我們去解放。這種情況不改變，不可能打開大門、實現改革開放。所以，鄧小平把著力點放在人文建設上。

正確的切入點帶來的是人民群眾思維方式的迅速改變，由批“臭老九”，批“唯生產力論”，轉向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認定“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等等。尤其是思維和價值取向逐漸“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當西方先進的文化和科技成果大量涌入封閉僵化的中國時，人們的思想逐漸裂變，人文精神開始萌芽和發展。

當然，鄧小平并非不講政治，不重視意識形態，而是反對反復加碼、層層加碼，最后形成惡性循環，導致“政治掛帥”。他探尋的是政治建設和人文建設的動態平衡與辯證統一。

先易后難，先急后緩，循序漸進，不斷提升人民群眾的承受力，減小改革阻力

單個的人或整個社會，都存在著承受能力，因此，好的奮斗目標與預期，如果超出了心理生理承受力，都可能發生逆轉。這也是我們所知的，鄧小平許多重大政治設計留給后人實施的重要原因。

奠基于農業經濟的中國，傳統意識或小農意識十分濃厚，這直接帶來的是改革難，甚至致一次次改革胎死腹中。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再加上政治思想與政治體制的制約，問題變得更為復雜。

面對特殊而又復雜的形勢和生態，鄧小平以政治家的智慧找到改革的突破口，就是從農村開始，搞聯產承包。這個突破口的選擇十分準確，因為中國的問題矛盾最突出的在吃飯問題，中國歷史上積累矛盾最多的是“三農”問題，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和走向成功的最重要經驗，就是搞土地革命，而保證改革成效最快的也是農業和農村。

實踐證明這個選擇是正確的，由于農村包產到戶的成效立竿見影，短短幾年就解決了吃飯問題，幾乎成為一個奇跡。由于有了農村改革的巨大成效，改革爭論在事實面前發生了傾斜，即使再頑固的人面對農村的成績和氣象，也不能不、不得不轉變思想，于是深化改革成為主流聲音進入社會的各個階層，隨后向城市、工廠推進的改革便容易得多。

當打破了私企雇工數量的紅線，中國的民企便如雨后春筍，直至占據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同樣，有了一批企業員工通過競爭走上領導崗位，且取得了更大效益，一種新思想新觀念便深刻改變了步履蹣跚的中國社會，腳步開始變得輕快、迅捷。

當改革開放成為共識和社會潮流，鄧小平便順勢提高前進節奏。1988年5月25日，他在會見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雅克什時說：“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這實際上就是方法論。及至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已經表明我們的新一輪改革走向深水區，他開始思考更深層的命題，推動社會敢于涉水，實現超越。

讓普通大眾產生獲得感，讓改革者擁有廣闊舞臺，以此贏得更廣泛而強大的支持力量

改革是對各利益體既有利益的重新分配或調整。利益帶有根本性，改革能不能成功，很重要的是看改革讓多少人獲益，即便暫時得不到紅利，也要讓人們堅信會在不遠的時間內獲得改革紅利。并且獲益人群越大，支持力量就越大。

如果改革會讓很多人喪失利益或看不到自己是改革的獲益者，尤其是改革一開始就與既得利益集團發生正面沖突，改革的難度必大，甚至直接胎死腹中。這樣的事例有很多，比如，古希臘最著名的格拉古兄弟改革失敗。

改革開放開啟于農村，繼而向工廠企業、商業流通乃至社會的方方面面深入，都反映出重點在民生、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獲得。結合允許知識青年回城、恢復高考、大批冤假錯案平反昭雪，諸如此類得民心、順民意的大事件，不難看出改革開放所以持續發力、觸動深刻，強大的民意基礎是原因所在。

應當說，改革開放之初，全社會就形成了一種新的有異于從前的價值系統和社會評價機制。不看出身、看能力，不看臉盤、看品性。只要有能力，一切皆有可能。競選成了從工廠到農村的主調，搞私下授受或潛規則，都在競選面前失去市場。某種意義上，這幾乎是中國歷史上從沒有出現過的民主和公平。到今天，我們仍可以數出改革開放之初的那一批改革者、先行者，如步鑫生、馬勝利等，他們通過競爭脫穎而出，通過競選找到發揮才能的舞臺。這便是社會生產力在短時間內發生爆發式增長的又一深層原因。一句話，只要把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調動和激發出來，就會產生無盡的力量，贏得最堅定最廣泛的擁護和支持。

更深層次的問題是，改革的主體是誰？這既是政治問題，也是方法論。古今的重大改革都由政治家或先知來主導，因為他們掌握著社會資源或處于社會主導地位，這也是中國改革由鄧小平主導，他因此成為改革“總設計師”的原因。但改革的政治決斷確定后，能否把大批改革者或社會優秀分子推上舞臺，就成為關鍵。因為這關系到改革能不能集聚全社會全民族的智慧，關系到是否讓優秀者在改革中獲得更大價值實現。如果曲高和寡，或直接把改革變成小圈子或小部分人的事情，絕大多數人成為看客，負面力量會不斷升高，因為優秀者被邊緣化或被排斥，有可能化作消極力量。

評價一個時代或一場運動成功與否，最重要的指標是人們是否有激情，是否取得創造性或開創性成果。改革開放特別是初期階段，中國進入了人文、思想和創造的小陽春，至今回憶起來都有種激情澎湃之感。

由于改革開放的路徑和方式都會關照到最廣大的群眾，使他們有了收獲感，因此有了1984年國慶閱兵游行，北大學生打出“小平您好”的橫幅，這種領袖與民眾的關系，此前是難得一見的，其原因就在于改革開放真正讓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獲益，他們由此生發出對領導者的愛戴之情。

當前，中國的改革開放在繼續推進和不斷深化中，動掌握了巨大權力和財力的既得利益者或階層的蛋糕，難度比上一輪改革要大很多，沒有政治智慧顯然是難以辦到的。這就要通過大力度反腐、深入推進黨風廉潔建設生成道義力量、贏得群眾支持。通過不斷努力，我們正在生成“五大良性生態”：黨內政治生態在優化，國家社會生態進拐點，民族人文生態入正軌，軍隊軍事生態見曙光，世界生態中國聲音中國力量中國智慧在放大。這些都為進一步推進改革奠定堅實的政治和社會基礎，也是在“挑戰前所未有”的情況下穩步推進改革、深化改革的智慧和力量所在。

（作者為國防大學軍隊政治工作教研室教授、博導，北京市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魯迅：《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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