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信息化社會中的組成部分，“手機族群”不僅是網絡化生活的存在標志，也是一道泛在化發展的文化景觀，從中折射出社會進步和高效“利我”的技術文明。當前，面對社會中相互交織的正負能量，“手機族群”應當成為科技向善的主導動力，以智慧主體的姿態，讓善意、善利普惠大眾，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

【關鍵詞】手機族群  科技向善  現實困惑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手機族群”不僅是網絡化生活的存在標志，也是一道泛在化發展的文化景觀

何謂“手機族群”？筆者以為，就是使用手機的人所構成的社群，他們依托手機的應用功能來助力學習、工作與生活，當然，他們也在此過程中滿足自身的社交、娛樂等精神文化需求。頻繁使用手機既是他們的一種行為選擇，也是他們的一種生活方式，更是他們對科技便捷服務的一種高度認同。手不離機、眼不離屏、語音不斷的用戶，正在成為“手機族群”的顯著標識。“手機族群”并非人口統計學意義上的族群劃分，而是以媒介依賴的載體類別來聚合使用者，并以其使用特點和產生的社會影響來刻畫人群的文化選擇共性。借此冠名歸屬，我們可以將“手機族群”理解為：通過媒介化、信息化生存的群體。例如“低頭族”一詞，就是人們對“手機族群”的另一種代稱。

第4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12月，我國手機網民規模達7.53億，網民中使用手機上網人群的占比由2016年的95.1%提升至97.5%，①這是目前我國“手機族群”的規模及現狀。這表明，手機已經成為推動人與社會互動發展的重要介質。它打通了工作與生活的時空界限，實現了線上與線下的互動交流；它擴大了人際交往范圍，豐富了人們的精神文化世界，充滿無限可能和創造。這是智能手機的利好，其智能研發和應用的本身，就是人類創新技術并為我所用的產物。只有更加“智能”的人，才能設計出更加完美的手機，而智能手機則反向印證了人們日益提升的智慧。這不僅體現了人的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融合創生，也為“手機族群”搭建了神奇的“連接之橋”。

因此，作為信息化社會中的組成部分，“手機族群”不僅是網絡化生活的存在標志，也是一道泛在化發展的文化景觀，他們更像一扇時代的鏡面，折射出社會進步和高效“利我”的技術文明。

“手機族群”應成為科技向善的主導動力，從而實現“智慧的連接”

不斷優化的網絡化生活顯示，“手機族群”還將在新技術革命的驅動下享受更多利好，諸如物聯帶來的便捷、舒適、自控，智聯帶來的簡易、高效等。因此，我們可以自信地說：“連接：讓生活更美好。”從手機通訊的平面傳輸，到移動服務的立體連接，科技應用邁入人本尚善、人本向善、人可從善的新境界。

其實，在“手機族群”的社會參與中，既有善用手機功能實現個人價值、服務社會的積極事例，如公益活動、愛心傳遞、志愿接力；也有手機使用失當帶來的負面問題，如沉溺于手機游戲，淪為“網癮一族”，或通過手機進行網絡詐騙犯罪等。面對正負能量在“手機族群”中的交織，技術與人類的關系如何協調，成為未來構建“數字中國”進程中的價值取向之所在。這意味著“手機族群”應成為科技向善的主導動力，即因勢利導，使“手機族群”學會“智慧的連接”，從而實現個體與社會的心智和諧。

在現實生活中，“手機族群”的心智失諧并不鮮見，其中，以大學生“手機族群”為代表的“社交焦慮”現象廣受關注。筆者于2016年在新聞評論課上開展了“大學生低頭族”系列調查，通過一系列專題調研，我們發現，大學生群體中存在著普遍的“手機焦慮”以及由此衍生的“社交焦慮”。很多人醒來后的第一反應就是拿手機，他們也會在睡前玩手機，日均手機使用時長集中在4至6小時和6至8小時。同時，調查還發現：大學生手機使用的場合越廣，對手機的依賴程度就越強。他們使用手機目的主要是社會交往和娛樂休閑，很多大學生認為，不用社交軟件就像與世界脫節了，他們往往會因他人在社交軟件上的評論、點贊等信息反饋而產生情緒波動。②由此而產生的與現實社會社交的隔閡、疏離、緊張等問題，是對前述“人際過載”之虛擬現實的另一種印證。雖然大學生的“手機焦慮”不足以代表所有“手機族群”的困擾，但也足以讓我們深刻意識到：當虛擬取代現實、刷屏侵占人際溝通、碎片浮躁覆蓋安靜專注時，我們將失去重心與定力，心歸何處將成為周期性涌現的內心拷問。“手機族群”面對的困擾，呼喚著媒介素養的提升，也激發出“手機族群”的文化自覺。

以智慧主體的姿態，讓善意、善利普惠大眾，是“手機族群”作為媒介公民的責任和使命

每一種文化自覺的喚醒與激發都源自于人類對美和善的價值追求。信息化帶來的心智失諧固然令人擔憂，但是也不必放大恐慌和悲觀的情緒。人是自覺的主體，也是向善的主導，我們能夠以高科技智聯世界，就理應善用科技突圍轉化。我們欣喜地看到，2017年，騰訊研究院聯合北京師范大學腦與認知科學研究院合作開發并發布了《兒童青少年網絡健康使用指導手冊》，這是媒介素養育化和共建的良好開端，意味著只有心智兼顧、和諧相生，才能讓科技創造趨利避害；同時，也只有落實“以人為本”的科技觀，才能讓善意、善利普惠大眾，實現動態平衡與心智健康。

美國著名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在其著作《文化與承諾——一項有關代溝問題的研究》的導論中寫道：“正如年輕人所說的那樣，未來就是現在。”她描述了科技日新月異發展所帶來的代際溝通與文化傳遞的方式轉型，強調年輕一代的知識更新和文化創造是社會發展的引領力量。今昔對比，手機的為我所用不正是曾經我們所企盼的未來嗎？如今，手機已然快步高速地嵌入我們的生活，正是這樣的演進脈絡和客觀事實，讓我們在“一體兩面”的技術迭代中深思類似“手機族群”的現實困惑，并尋求新的突破。也許在不久的將來，伴隨科技向善的舉措與成效，又會讓我們從“心”出發，以智慧主體的姿態，把那些不確定、不完美、不可能之事轉化為社會和個人的和諧美好，這是“手機族群”作為媒介公民的責任和使命。

（作者為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博導）

【注釋】

①《第4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18年3月5日。

②劉靜伊、許倩文、張幸、劉夢、傅元燦：《手機依賴程度與社交焦慮程度調查》（指導教師：操慧），四川大學2014級新聞學本科調研報告，2016年。

責編/王妍卓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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