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治關系是政商關系的本質，政商關系的成熟度很大程度上由法治化的程度來決定。我們應積極構建健康的政商關系法治體系，推動政商關系依法治理，為政商關系互動提供保障，促進新型政商關系的法治化建設。

【關鍵詞】新型政商關系 國家治理現代化 法治建設 【中圖分類號】D82 【文獻標識碼】A

良好的政商關系會使社會市場經濟活力得到極大提升。從宏觀角度來看，政商關系表現為政府與企業的關系，而從微觀角度來看，政商關系則可以細化為官員與企業家之間的關系。政商關系不僅僅是政與商的關系，還是權力與資本、政治運行與經濟運行之間的關系。

政商關系的突出問題在于政商關系異化

權力尋租，官商勾結。當官員用權追利，商人用利圍權，政商關系則會被異化為一種“買賣關系”，最終導致官員腐敗問題頻發。近年來，黨中央加大了對不正當以及腐敗政商關系的打擊力度，根據中紀委的通報，2017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接受信訪舉報273.3萬件次，處置問題線索125.1萬件，談話函詢28.4萬件次，立案52.7萬件，處分52.7萬人（其中黨紀處分44.3萬人）。其中，處分省部級及以上干部58人。官商勾結不僅屬于經濟犯罪，同時敗壞了黨和政府的威信，在廣大人民群眾中造成了惡劣影響，妨礙了市場經濟的發展。

庸政懶政，畏而不為。這源自于官員為了怕犯錯誤，而對企業敬而遠之，使得政商關系表現出“清而不親”的現象。如此一來，便會讓改革動力下降、發展機遇未能充分把握，政商之間出現了隔閡，經濟社會發展受到較大阻礙。2017年上半年，國務院針對中央庸政懶政、畏而不為的16個典型案例進行通報，如項目進度緩慢、財政資金閑置、涉企收費不合理、改革政策實施不到位、扶貧資金挪用等。如果深究官員的庸政懶政、畏而不為心態，一是無力不想為，二是害怕不敢為，三是居功不愿為，這些都使得干部故意撇清與商人之間的關系，從而出現了“非正常”疏遠，對社會經濟發展非常不利。

裙帶結構，家族腐敗。一邊是中央三令五申，黨內不容許搞團團伙伙、結黨營私、拉幫結派，另一邊是少數領導干部仍整天琢磨拉關系、找門路。從近年來查處的腐敗案件看，都離不開利與私，公權與私利結盟，政治上互相依靠，經濟上互為利用。裙帶結構在我國發展的不同歷史時期都有不同的存在形式，形成了復雜的結構網絡。舉例來說，有的官員利用權力將政府工程交給親屬來做，再轉手給工程承包公司，從中謀利。又或者說，親屬經商，為官員貪污之錢財進行“商業洗白”。由此，政商關系異化，利益交集深入，嚴重影響到市場經濟發展。

政商關系異化源于政府、企業、市場關系處理不善，以及法治環境、監督體系不完善

政府、企業、市場關系處理不善。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中，政府、企業、市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三者之間相互聯系。對于三者之間的關系應給予辯證看待、謹慎處理，一旦政府、企業、市場關系處理不善，將會直接導致政商關系的異化。一方面，政府調控并非萬能，企業不是政府的附屬物，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到了重要的決定作用。而在行政審批過程中，個別地方政府未能將部分權限下移，相關改革法律不夠完善，致使政商關系邊界模糊，難以處理。另一方面，市場的局限性可能會使得公平競爭、價格機制受到威脅，由此產生“市場失靈”。

公平、穩定、安全的法治環境構建不足。政商關系的本質在于法治關系，如果法治化程度不深，那么很容易造成政商關系不良的現象。首先，在現行的經濟社會發展轉型過程中，相關法規不能很好地滿足社會經濟發展需求；其次，行政執法“有權任性”，甚至產生了“有法不依、有規不循”的“亂作為”現象；最后，政商關系處理的法治觀念滯后，相關制度建設也不夠完善。總而言之，法治不彰，發展環境構建受阻，政商關系將會異化。

公開、透明、有效的監督體系仍待完善。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背景下，監督體系呈現出多元化主體格局，包括以立法監督為核心的人民代表大會、以司法監督為核心的法院檢察院、以黨紀監督為核心的紀委、以政紀監督為核心的監察機關等。然而，在實際的監督過程中，有時會由于權力壟斷等使得違法用權調查、處理較為困難，很多腐敗案例便是由此產生。歸根究底，公開、透明、有效的監督體系尚未完善，增加了腐敗行為的隱蔽性。很多腐敗行為形成了“同盟”關系，為了避免查處，偽證、假證不斷出現，為政商關系異化營造了環境。

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應推進法治化建設

以法律為依據構建新型政商關系法治體系。根據我國實施全面依法治國的要求，應建立以法律為依據的新型政商關系法治體系，從而形成配套的法律規范體系、法治實施體系、法治監督體系等，進而打造“親”“清”新型政商關系。首先，在法律規范體系方面，應積極構建限“政”公權、護“商”私權、助“商”發展、評“商”信用等多方面的法規制度。明確權責，保護企業合法權益，清除不正當競爭，推進政府、社會、企業三方共同涉商監督。其次，在法治實施體系方面，一是應積極構建合理親商的法治型與服務型政府，優化政府的機構與資源配置，切實轉變傳統的政府領導關系，打造服務親商關系。二是構建“護商愛商”的司法機關，維護非公有制企業的合法權益，為其提供一定的法律援助。再次，提高非公有制企業的誠信水平，增強企業的契約精神，發揚企業家精神，力求守法、依法經營。最后，在法治監督體系方面，應著重強化組織監督體系、民生監督體系、社會監督體系，促使監督合力形成，充分運用信息技術，進一步提高法治監督效力。

以嚴格規范為導向推動新型政商關系依法治理。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激勵廣大黨政干部勇于擔當、積極作為，“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這就需要抓住關鍵、精準處理、嚴格規范，保證新型政商關系依法治理。一方面，要緊抓政商關系內部的違法亂紀行為，嚴肅處理。對政商關系中出現的以權追利、以利獲權、權色交易等問題連根拔起、絕不姑息，對庸政懶政、畏而不為的黨員干部依法問責，對非公有制企業多頭監管、多頭權責優化治理，嚴格規范其行為，維護各自合法權益。另一方面，要緊抓政商關系外部的環境制約問題行為，規范優化。政商關系外部的環境問題主要集中在法治、市場、社會等方面，其中不乏司法部門自由裁量權過大、企業違反公司法行為、企業知識產權保護不力等問題，此時應予以堅決打擊，構建穩定和諧的市場環境。

以革新方式為新型政商關系互動提供保障。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國以計劃經濟發展為主，形成了高度的政治經濟一體化，政商關系基本處于空白狀態。然而，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發展尋租利益曲線不斷攀升，以革新方式為核心的新型政商互動關系逐步形成。為了進一步保障新型政商關系互動，應革新傳統政商互動、溝通、協商的方式路徑，創新交往方式，構建新型“公對公”溝通互動機制。首先，完善制度化、經常化政企溝通機制，要求政府明確責任，切實推動營商、親商、安商，與企業家坦誠相待、積極交往，主動聽取企業的心聲。同時明確清晰的政商交流平臺，確保公務與商事活動尺度清晰化。其次，完善和諧化、生態化政商協商機制，由黨委統戰部門為首，聯合工商、金融等部門，與企業一道，共謀企業發展之路，對損害企業利益的行為商討解決方案。最后，借助新技術完善政商網絡互動平臺，即利用互聯網移動終端、網絡平臺，實現各級政府與部門的網絡辦事活動，提高政商溝通交流效果。

(作者為西藏民族大學法學院講師)

【參考文獻】

①張學娟、郝宇青：《現代治理體系下的新型政商關系構建》，《理論探索》，2017年第1期。

責編/賈娜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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