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拒收現金，不僅是對“無現金社會”的誤讀，也會產生多種負面的經濟效應和社會效應，同時也是一種違法行為。要堅持“把準理念、制度建設、動力機制、保障舉措”，以打造良好的現金流通環境。

【關鍵詞】拒收現金  “無現金社會”  經濟效應    【中圖分類號】F832.5    【文獻標識碼】A

近年來，我國非現金支付發展迅速，已逐步形成了以電子支付為主要發展方向的多樣化非現金支付體系。艾媒咨詢統計數據顯示，2011年至2017年移動支付交易總體規模高速增長，截至2017年，總體規模已達202.9萬億元，較2016年增長28.8%，增長速度放緩但仍保持增長態勢。可以說，電子支付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發展，便利了百姓生活。然而，當前有不少人（包括商家和消費者）卻對“無現金社會”存在誤解，比如出現了旅游景區、餐飲等商戶拒收現金的情況。  

“去現金化”的負面經濟效應 

不可否認，非現金支付或“去現金化”有利于減少、防止腐敗、逃稅、販毒、洗錢等犯罪行為和地下經濟活動，節約交易成本，還可以增強消費者黏性、刺激消費、促進經濟發展等。但是“拒收現金”卻既損害了人民幣的法定地位，也損害了消費者對支付方式的選擇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幣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都指出，任何單位和個人拒收現金皆屬違法行為。面對我國消費者支付需求的多樣化，應維護全體消費者特別是那些不習慣使用非現金支付工具的群體選擇支付方式的權利，而非一味地“去現金化”。“去現金化”會產生以下幾種經濟效應：

易生“數據寡頭”“信息孤島”。隨著金融業與大數據的深度融合，一些非金融機構和科技型企業推廣無現金活動的目標在于通過非現金支付的手段（銀行卡、電子銀行、票據以及各種網絡支付等）獲取用戶行為數據，以期形成“數據壟斷”。而少數支付機構在“無現金周”“無現金日”活動中，企圖將“無現金”支付等同于自身的支付產品。這些支付機構巨頭憑借為數眾多的用戶資源和豐富的產品線布局，聚集了大量金融數據。在目前的移動支付市場上，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平臺已經具有了明顯的市場支配地位。據易觀資訊報告，2017年第3季度我國移動支付市場份額中，支付寶占比近54%，以微信支付為代表的騰訊金融占比近40%。用戶規模、用戶對支付品牌的熟知度等因素，使得移動支付市場份額向支付寶等持續集中，易成為“數據寡頭”，形成數字鴻溝和信息孤島。

形成“不當競爭”。為提高市場占有率，少數支付機構、平臺與地方政府聯手打造“無現金城市”，搶占由政府主導的公共服務領域的移動支付份額。支付機構、平臺開展商業推廣活動無可厚非，但我國少數地方政府通過紅頭文件支持單一支付工具和產品、設置“無現金支付”門檻、營造歧視現金支付的氛圍，則必然形成不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或形成政策性壟斷。這些與市場經濟原則相悖的行為可能加劇“數字棄民”產生。

增加金融不穩定風險。從實踐看，線上商戶由于條件所限，在支付方式中未能支持現金收款，一定范圍內可以理解。但倘若更多的線下商戶拒收現鈔，或對現鈔支付采取歧視措施，則會影響人民幣的正常流通。拒收現金切斷了央行和公眾交互的唯一直接聯系，鈍化了中央銀行對貨幣金融運行的感知，其鑄幣稅收益也會遭受損失。一部分貨幣“被消失了”，可能會產生通縮。這種通縮也會影響到央行的資產負債表，最終會對經濟體的流動性產生小規模的負向沖擊。公眾無法獲得主權貨幣的使用渠道，對普惠金融推進和金融穩定維護造成潛在威脅。相反，現金流通下，在經濟出現波動（如經濟危機、貨幣危機）之前，出于預防性動機，公眾會大幅增加持幣需求，這也會對中央銀行的金融穩定工作帶來預警效應。

影響貨幣政策。一是支持電子化交易的人認為，“去現金化”有利于非常規貨幣政策執行。現鈔的存在會使得非常規貨幣政策無法順暢地調節到負利率區間，造成“零利率下限”困擾。雖然低利率的確使央行的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執行空間收窄，但是全球央行已開發了一系列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負利率工具只是其中一種；同時負利率政策作為一種非常規工具只會在陷入“長期停滯”的非常時期使用，絕大多數場合下經濟屬于正常化，貨幣政策終將走向常規化，所以這一點無法成為支持去現金化的依據。二是拒收現金會造成人們不愿意接受現金，現金存量減少，在某種程度上會推動負利率愈演愈烈。在我國金融體系、征信體系以及金融監管機制都存在漏洞的現狀下，負利率并不能發揮理論上刺激消費投資的作用，存款者財富的不斷縮水會導致部分人“以物易物”，打亂正常的市場秩序，降低貨幣政策效果。三是拒收現金，片面追求電子貨幣是對經典理論和貨幣政策潛在的挑戰。在貨幣銀行學理論中，央行通過控制貨幣供應量以達到穩定物價的最終目標。拒收現金使盯住M2（廣義貨幣）來控制貨幣量、進一步控制物價的方法不可行，央行制定、實施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受到了潛在的挑戰。現金是中央銀行感知經濟運行狀況、調整貨幣政策的一項指標工具。現金的投放和回籠是中央銀行的一項基本工作，它的波動會在央行資產負債表中反映出來，央行的“擴表”或“縮表”需配合其他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來對沖，從而保持貨幣金融環境的穩定。

易使消費者陷入非理性沖動。研究顯示，消費者在使用現金支付時會更為謹慎和理性，而使用信用卡、移動支付工具時，易沖動消費，增加其債務。  

“去現金化”的負面社會效應  

剝奪了個人選擇的權利與自由。持有和使用現金是個人權利（自由、獨立）的體現。現金支付比非現金支付能激發人類更多的情感。個人享有公平交易的權利，在消費的過程中有權選擇各類支付方式。商家拒收現金侵犯了消費者自主選擇支付方式的權利。

加劇“數字鴻溝”、損害社會公平。互聯網在發揮便利性和普惠性作用的同時，也造成了“數字鴻溝”：在金融數據化時代，在互聯網和通信網絡公共資源的非均衡發展條件下，由于特殊群體、弱勢群體在支付習慣、數字技術的知識、技能、客觀條件等方面的限制，他們和主流社會的差距越來越大。特別是我國城鄉之間、東西部之間，互聯網發展較不平衡，支付領域的“數字鴻溝”日益加劇。加之，世界許多國家都面臨著“人口老齡化”的挑戰。民政部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已超過2.4億人，占總人口的17.3%，而大部分老年人特別是老少邊窮地區的老年人更習慣于傳統現金交易方式，但非現金交易反而給他們帶來了不便和不公。如果政府不能對弱勢群體和落后地區提供足夠的補貼，去現金化導致貧困階層生活進一步惡化，普惠金融更無從談起。因此，2016年9月，在G20杭州峰會上通過的《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強調注意要縮小“數字鴻溝”、減少“數字棄民”、防止“技術歧視”，真正讓世人分享普惠金融。

增加信息泄露風險。與去現金化相伴的開放式的網絡環境和分布式的計算機網絡系統，使得大數據的應用邊界變得模糊，用戶信息集中泄露的風險更為突出；而“數據寡頭”加劇形成數字鴻溝和信息孤島，進一步放大了這種風險。對個人來說，用戶特征、行為特征、習慣偏好被過度挖掘，個人隱私權難以有效期維護；而對國家來說，大量數據被掌握在私人企業手中，可能威脅到金融穩定與經濟安全。

“去現金化”不能消除違法犯罪活動。從社會治理角度出發，認為現金會被用于偷稅漏稅、非法經濟活動和恐怖主義融資，造成政府的管制困擾。但非法經濟活動和非法財富的反社會活動源頭不是現金，而是非法活動，它們主要還是依賴電子化手段。“去現金化”雖然能夠減少暴力犯罪等非法活動，但明顯增加了有關網絡金融欺詐等違法犯罪隱患。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中國金融研究院、國際金融研究所教授、博導；華東師范大學經管學部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張旭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①《遭遇拒收現金？央行出手幫你維權！》，新華網，2018年7月16日。  

責編/賈娜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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