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當前的知識經濟時代，“學而優則仕”的觀念已顯得不合時宜。良性的社會機制和文化應當鼓勵最優秀的人才進入社會生產和創新的第一線。我們應從根本上改變“學而優則仕”的觀念，積極營造崇尚知識和文化的良好社會氛圍，樹立去功利化的教育觀、知識觀和人才觀。

【關鍵詞】教育觀   知識觀   人才觀  去功利化    【中圖分類號】G40-052.2    【文獻標識碼】A

1905年，在中國延續了1300年的科舉制度被正式廢除。事實上，科舉制度內含的不拘門第、均等競爭、公開考試、選賢任能等理念是現代教育制度和文官制度的重要思想來源，是中華民族對世界制度文明的一個重要貢獻。但是，科舉制度積久成弊，特別是在此基礎上衍生出的科舉思維，已經成為阻礙社會發展的絆腳石。雖然科舉制度已經被廢除，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100多年后的今天，科舉思維并沒有銷聲匿跡，而是依然影響著當代社會，特別是“學而優則仕”這一觀念對當前的教育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

2018年9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教育大會上指出，“要深化教育體制改革，健全立德樹人落實機制，扭轉不科學的教育評價導向”，并強調，“培養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問題。我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就決定了我們的教育必須把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作為根本任務”，從而明確了教育現代化的方向目標。

當前，以鼓勵創新來代替“學而優則仕”已經時不我待   作為圣人之言，“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本來是指學習和從政之間互為促進的一種辯證關系，并沒有把為官從政當作學習的主要目的；但千百年來，“學而優則仕”被一些人誤讀為“學習好了就去做官”，將學習與升官發財、實現階層躍升緊密聯系了起來，被理解為打開榮華富貴之門的敲門磚。如果說這種思維早期還有一定的積極作用，那么，進入到已是知識經濟時代的21世紀，這種思維顯然已經不合時宜。

“學而優則仕”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官本位”思想不僅是當前一些社會不良現象的根源，更重要的是，這種思維與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進步的要求是相背離的。一個社會要正常運行，既需要有生產和創新系統，也需要有維護和守成系統。政府官員的作用是什么？是按照法律和規章制度對社會進行管理，對社會財富進行分配和調節，是作為社會系統的維護和守成部分而存在的。但社會不斷進步的根本動力在哪里？還是在于生產和創新，在于創造財富。所以，良性的社會機制和文化應當鼓勵優秀的人才進入社會生產和創新的第一線，比如鼓勵人們成為企業家、科學家、學者、工程師、技術工人以及其他直接進行社會財富和價值創造的專業型人才，而不是汲汲于進入維護和守成系統，否則就容易帶來社會價值觀的本末倒置。“學而優則仕”的最大危害就在于其從根本上損害了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認識基礎，導致社會人才資源的錯配和浪費。這種不鼓勵優秀人才進入社會生產和創新第一線的價值觀，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國家的創新能力和人們的創新欲望。2018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九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會上深刻指出，我國存在“基礎科學研究短板突出”“重大原創性成果缺乏”“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局面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等問題，并特別強調，“創新決勝未來，改革關乎國運”。我們要充分認識到，創新是第一動力，應當矢志不移地自主創新。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以鼓勵創新來代替“學而優則仕”已經時不我待。我們要從根本上改變“學而優則仕”的觀念，就要營造崇尚知識和文化的良好社會氛圍，從教育觀、知識觀和人才觀三方面著手。  

教育觀要去功利化：樹立正確的教育理念，特別是要具有一定的超越精神  

馬克思認為，教育的目的是人本身，是為了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而“學而優則仕”在一定程度上倡導的是一種帶有功利主義色彩的學習。人們學習不是為了獲取知識，通過學習知識來完善自己，而是為了獲取名利。在“升學崇拜”和“分數主義”的影響下，一些學校和家長將提高分數當作教育的主要目標。學習目的的功利性導致一些人在學習對象選擇上的本本主義和學習方法上的教條主義，促使一些學生圍繞考試這一指揮棒展開學習，只關注課本知識和與考試相關的知識，其他的知識不予關注或很少涉獵；思維圍繞標準答案打轉，不敢越雷池一步，更不用談自由探索。功利主義的教育觀和學習觀扭曲了教育的目的，導致了教育的異化和人的異化，教育成了實現功利目標的手段，失去了獨立性；人則成了功利目標的奴隸，失去了主體性。

失去了獨立性的教育和失去了主體性的人，事實上或許連自己的短期功利目標也未必能達到。我們知道，人類社會已經進入人工智能時代和數字時代，機器對人力替代的速度不斷加快，既往經驗告訴我們，所有最先被機器替代的人類技能就是那些可以被標準化的技能。如果學校和家長還把教育的主要關注點放在應試教育上，那么培養的不過是孩子應對標準化考試，像機器一樣思考和回答的能力。可以想見，這樣的教育方式其實是千方百計培養了孩子的可淘汰性。

我們要摒棄功利主義的教育觀和學習觀，提倡以人為本的、促進人創新潛力發展的教育理念。人具有很多潛能和可能性，正是這些潛能和可能性使得教育成為可能，也使得教育結果呈現出多樣性。教育的真正目的，應該是讓每個學生都有機會去釋放潛能，保護他們與生俱來的創造性。在中小學教育上，教育者要盡可能發揮少年兒童好奇的天性；在高等教育上，則要鼓勵學生探索未知領域，從而培養其自由、理性和智慧的心靈。培養一個自由的心靈，看似未必符合短期功利目標，但從長遠來看卻是最實用的教育。1828年，當有人批評自由教育不夠實用時，耶魯大學的教授們這樣回應：有什么學習能比一個受過良好訓練并因此能將其力量移向任何方面的心靈更為實用的呢？而德國高等教育之所以能夠在19世紀助力德國崛起，也在于其強調為學術而學術的超越精神。當時身為普魯士教育部長的威廉·洪堡堅定地認為，國家絕不應指望大學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聯系起來，因為大學如果能自由地完成他們的學術使命，則不僅能為政府眼前的任務服務，還會不斷地為整個社會開創更廣闊的事業，其成效遠非政府的近前布置所能比擬。  

知識觀要去功利化：樹立科學的精神，并從制度上加強對知識的保護和尊重  

19世紀，人類已進入工業社會，當時的英國哲學家斯賓塞提出一個重要命題：什么知識最有價值？他得出的答案是科學。因為“為了直接保全自己或是維護生命和健康，最重要的知識是科學。為了正當地完成父母的職責，正確指導的是科學。為了解釋過去和現在國家生活，使每個公民能合理地調節他的行為所必需的不可缺少的鑰匙是科學。同樣，為了各種藝術的完美創作和最高欣賞所需要的準備也是科學。而為了智慧、道德、宗教訓練的目的，最有效的學習還是科學”。

當前社會什么知識最有價值？還是科學。無論是工業時代還是信息時代，都是科學的時代。對于個人而言，科學是在現代社會安身立命、追求發展的知識基礎；對于國家而言，科學是讓一個民族有能力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獲得可持續發展的知識基礎。盡管中國有悠久的文化傳統，但在“學而優則仕”等觀念的影響下，一些人對科學知識仍缺乏應有的尊重。改革開放后，黨和國家反復強調“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但我們對基礎科學的重視程度依舊不夠。近10年來，我國基礎研究支出占R&D（研究與試驗發展）總支出的比例一直徘徊在4%—5%，相較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家15%—20%的比例，這個比例相對偏低。基礎科學是一切創新的基礎，也往往是核心競爭力的來源。我國目前與發達國家在科技創新和學術創新上的差距，主要就體現在基礎研究部分。在提倡重視基礎研究的同時，我們也要提倡科學精神。科學精神其實就是理性精神，其不考慮知識的實用性和功利性，而是關注知識本身，關注天地萬物和人類社會運行的客觀規律，關心知識的內在邏輯和真實價值。我們要防止單純從實用、應用的角度理解科學，把科學混同于科技，把科技混同于技術。科學知識和科學發現有時并不是規劃出來的，正如愛因斯坦所言，“科學史表明，偉大的科學成就并不是通過組織和計劃取得的；新思想發源于一個人的心中”。

除了要深刻認識到知識特別是科學知識的價值，我們還要切實在制度上加強對知識的保護和尊重，其中最重要的制度，就是知識產權制度。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不僅是國際貿易和國際交往中應當遵循的基本準則，更是一個國家對自身創新能力的基本制度保障。因為只有當人們能充分享受到自己的原創性成果帶來的效益時，才會更加重視創新和進行更多的原創性活動。據美國商會統計，2011年，美國知識產權密集型產業創造的經濟附加值達5.5萬億美元，占當年美國GDP總量的三分之一。美國的科技和經濟之所以能夠得到長效發展，與其歷史悠久、保障全面、措施嚴厲的知識產權制度不無關系。美國建國后的第一部憲法就含有關于知識產權保護的條款，并特別指出對作品和發明給予專有權利的目的，是為了促進科學和技術的發展。可見，鼓勵知識創新的最重要手段是制度保障，通過構建完善的制度體系，讓進行知識創新的人能夠切切實實得到社會的認可，得到知識創新帶來的益處。  

人才觀要去功利化：樹立多元化的人才觀，建立科學的評價機制、激勵機制  

“學而優則仕”是一種較為狹隘的人才觀，把人才培養的目的限定為“出仕”，從而將中國傳統社會局限在“士農工商”的狹小格局中，導致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得不到應有的發展。在現代社會中，光有“仕”顯然是遠遠不夠的，因為人類社會的發展總是伴隨著社會分工的不斷細化，對人才的需求也更加多元化。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不僅需要大量優秀的政府公務員和管理人才，更需要大量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科學家、學者、藝術家，以及能夠創造性地將科技進步和人文發展的重大成果應用到生產、生活領域的各類技術技能人才和服務型人才。所以，我們應建立起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多元化的、發展的人才觀。我們常說，“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所謂的“狀元”，就是指在自己的行業中能夠做到極致的人；而要做到極致，就需要超越前人、推陳出新，就需要有創造力和發展知識的能力。

對于人才的評價，當前社會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片面化、標準化和功利化的傾向，一些地方用各種定量指標去定義人才，用各種人才工程去催生人才，結果是千人一面、毫無特色。這種標準化、工具化的人才評價模式，實際上將人才物化和矮化了；而一些人才工程更是將“以才取人”演變成了“以帽取人”，將人才之間的才能競爭演變成了“帽子”競爭。這樣的評價制度和激勵機制不僅不能造就人才，反而歪曲了人才的定義，抑制了人才的成長和涌現。

那么，什么是科學的人才評價制度和激勵機制？其實很簡單，能激發人的創新內驅力而非外部追逐力，能讓人安靜下來、專心于本職工作的評價制度和激勵機制，就是科學的人才評價制度和激勵機制。

一百多年前，蔡元培先生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時，針對當時一些熱衷于當官的同學，提出“抱定宗旨”的首要求學原則：“諸君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宗旨既定，自趨正軌……若徒志在做官發財，宗旨既乖，趨向自異。”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國社會要形成一種崇尚知識、崇尚文化、崇尚創新的社會風氣，還是需要政府部門和各級教育機構首先抱定宗旨，樹立去功利化的教育觀、知識觀和人才觀，從而營造一種鼓勵創新、雍容大氣的文化氛圍。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教育發展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吳式穎、任鐘印主編：《外國教育思想通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②[美]約翰·S·布魯貝克著、王承緒等譯：《高等教育哲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

責編/王妍卓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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