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競爭性民主選舉制度的弊端不斷顯現，不僅第三世界國家出現了“民主化”回潮，在美歐等發達國家內部，這種只注重程序，忽視結果的“黨爭民主”也呈現出種種衰敗的跡象。這些敗象主要體現在選舉機制失靈、社會撕裂效應加劇和不平等狀況加劇三個領域。

【關鍵詞】競爭性民主  選舉制  衰敗    【中圖分類號】D521    【文獻標識碼】A

選舉機制失靈——競爭性選舉常常選出一些能力或道德水平不敢恭維的低素質領導人 

多黨競爭選舉制是一種精英主義民主觀。從此類觀念來看，民主不是人民的權力，它不過是一種選擇決策者并制約其過分行為的手段而已。民主有如“市場”，它通過一種制度性機制，淘汰競爭選票的權力斗爭中的最弱者，確認最強者。所以西方現代代議制民主是“公民投票的領袖民主”，或者按照中國政治學學者王紹光的說法，西方民主不是民主，而是“選主”。

多黨競爭制假設在選舉開啟后，通過投票程序，選民可以選擇能體現自己意愿的政黨和自己信任的代表，以“委托”（delegation）的形式授權他或她在當選后代表自己監督和組成政府。但是可惜，這一“委托”的進程卻并非民眾意愿的平行向上傳導，選舉過程實際上會出現大量扭曲、偏差和各種名不副實的“越權性失誤”。一方面，民眾與候選人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民眾無法充分了解和認知自己要投票的未來議員或總統，另一方面，在選舉時，“政治家總是試圖塑造討人喜歡的形象”，但是一旦當選，那些有關廣大民眾切身利益的決策卻都“是在那些組成獲勝同盟的封閉小圈子里做出的”，老百姓無法控制自己選出的議員和自己選擇的政黨，讓它們在國際國內事務上遵從自己的意愿，大眾對選舉結束后各政黨、各國政府的政治妥協和政治交易也很難通過議會進行阻止和干預。整體上，這種競爭民主制選出的代表人民說話的“代議士”，就像中世紀的天主教教士，憑借“民意代表”的光環，成為政治精英，合法地獲得了“統治權”，但卻將大眾的政治參與降到了很低的水準。民主“就是全體居民群眾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地參與一切國家事務”，這是列寧所講的關于民主的定義，照此定義的描述，西方的多黨競爭制距此相差甚遠。

從選舉結果來看，競爭性選舉常常選出一些能力或道德水平不敢恭維的低素質領導人，有時還會讓一些野心家得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納粹德國的希特勒和意大利法西斯政權的墨索里尼都是通過一人一票的競爭選舉的“考驗”，才變為國家元首，進而帶領整個國家發動對外戰爭。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過后，民粹主義在西方國家復興，帶有排外色彩，煽動民眾情緒，敵視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極端政黨和政治人物在部分西方國家的選舉中勝出，這也進一步降低了多黨競爭民主制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好感。

社會撕裂效應加劇——選舉或投票中獲勝的多數派獲得更多的利益，容易產生社會爭議、非議，甚至是沖突  

多黨參加選舉，經過慘烈斗爭而形成的代議體制的基礎是多元競爭，它并不利于形成共識政治。“人民”是一個集體概念，他們之間必然有著不同的偏好，對人對事都有不一致的看法，當然他們的觀點也會因時因事而發生變化，但是競爭性選舉制度和政黨政治卻會固化民眾之間的分歧：在一定意義上，選票就是候選人和政黨的“貨幣”，所以通常情況下，候選議員和黨派均會竭力宣傳和強化己方理念，貶低對手，駁斥對方觀點和論據，以吸引選民投自己一票。競爭性選舉意味著“多數人的意志應當占上風”，在決策中奉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多數主義”（majority）原則，此方法利于迅速決策，提高決策效率，但政策的結果卻會導致社會資源進行再分配，使選舉或投票中獲勝的多數派獲得更多的利益，因而也就容易產生社會爭議、非議，甚至是沖突。

實際上，共識民主，即強調共識而非對抗、主張包容而非排斥、力求使處于統治地位的多數規模最大化而不滿足于微弱多數，尊重少數群體對于政治而言非常重要。一項成熟的民主制度，應當盡可能使所有社會群體都參與到意愿形成當中，并且盡量保證意愿形成的過程經常反饋到被治理的民眾那里；決策應由談判磋商形成，而不是由表決產生；治理的目的不是盡可能無阻礙地實現多數人的利益，而是要顧及少數人的利益；重要的不是迅速高效地作出決策，而是要保證決策的有效性。在權利分配上照顧少數，處于優勢的多數進行自我約束，讓少數人的權益得到制度性保障，應該是勝選后政治人物和執政黨的“基本修養”，但近年來西方國家的“政治極化”現象突出，執政黨和在野黨存在著激烈的矛盾，執政黨喪失了“君子風度”，在野黨在議會中對執政黨的提案“每案必反”，使得黨爭從競選一直延續到選后，嚴重干擾到政府的政策實施，甚至破壞政治穩定和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這種對立也擴大到社會層面，引發社會各層級的對抗。

特朗普在2016年贏得美國總統之位后，民主黨和共和黨相互斗爭的激烈程度更是達到空前水平，主流媒體公開站隊支持民主黨，打破了美國長期保持的媒體中立的自由主義原則立場。特朗普利用推特等新媒體和福克斯電視臺等少數保守派傳統媒體，反復斥責主流媒體和民主黨，惡化了社會氣氛，加劇了社會緊張程度。歐洲大陸的傳統是共識民主，二戰結束后歐洲國家已經習慣于由幾個政黨聯合組閣執政，但近年來因為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幾個主流建制派政黨協商管理國家的模式已被打破。  

不平等狀況加劇——發達國家內部貧富兩極分化日趨嚴重的現實證明了西方多黨競爭的自由民主模式并不成功  

競爭性選舉民主認為選民通過投票選舉“換人”，對政府運行起到“糾錯”的作用，從長遠來說，能夠保持整個國家的健康運行。但是這明顯低估了精英操控民意和選舉的能力，盡管很多西方國家的政治家喊著變革的口號上臺，但實際上他們的政策根本不可能威脅到原有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體制，也不可能違背大的資本集團的意愿，這些當選者只可能作出某些微調，但是這種調整是非常有限的，按照德裔美籍著名哲學家赫伯特·馬爾庫塞的說法，“所容許的只是不觸動現實力量平衡的某些改變，盡管這種力量平衡很不公正，極不平等和極不自由”。

民主的核心價值是平等，競爭性民主制度設計的初衷也是推動政治平等的實現，冀望政治上的競爭可以帶來更加公平的社會再分配，從而促進經濟平等。但是發達國家內部貧富兩極分化日趨嚴重的現實卻證明了西方多黨競爭的自由民主模式并不成功。據法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馬斯·皮凱蒂的統計，2010年之后，在法國、德國、英國和意大利等歐洲國家，最富裕的10%人群占有國民財富的60%，而最貧窮的50%人口占有的國民財富不超過國民總財富的5%；美國的貧富懸殊狀況更嚴重，頂層的10%人口擁有美國全部財富的72%，而位于底層的一半人擁有的財富不到國民總財富的2%，他們手頭幾乎沒有余錢可以支配。

此外，被利益集團“綁架”或“俘獲”是西方競爭性選舉體制和政黨政治無法解決的“頑疾”。美國一位著名的政治學家J.K.加爾布雷斯說過，要醫治美國的民主危機，藥方就是“在對外政策上，政府不應該代表五角大樓；在內政上，不應該代表通用汽車公司”。但無論美國還是歐洲，其民主制度并沒有充分體現人民的意志。大公司、行業組織聘用的專業游說集團密集駐扎在華盛頓、布魯塞爾等具有關鍵意義的決策地點，每次大選結束，即開始影響當選者的施政，或是提前“下注”投資某個政黨、某位候選人，給以競選資助，從而獲得未來的政治回報。這些背離社會公平的做法已經成為合法的正常游戲規則的一部分。隨著“紙牌屋”式的情節一再在現實中出現，西方競爭式選舉民主的“掉粉”率只會一升再升。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法]托馬斯·皮凱蒂著、巴曙松等譯：《21世紀資本論》，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②王紹光：《民主四講》，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

責編/潘麗莉  胡秀文（見習）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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