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設想一種跨越時空而普遍有效的民主制度形式，或以自己的民主觀念和制度標準來衡量和要求他國政治，這種民主觀顯然帶有一種霸道的意味。可在民主的問題上，一些西方國家不時會流露出這種霸道的民主觀，卻無視西方民主觀本身內在的一些問題。

【關鍵詞】西方民主  民主觀  矛盾    【中圖分類號】D521    【文獻標識碼】A

西方民主觀的一個重要特征是用某種既定的民主概念和標準來詮釋一切民主問題。但實際上，“民主”作為一個歷史發展的概念并不是確定不變的，超越歷史條件和具體政治文化環境的民主訴求有違民主的本義。西方國家現實政治不時顯示出的問題則凸顯了西方民主觀的內在矛盾，其中既有基本理念本身的問題，也有制度設計與觀念表達不一致的問題。  

西方民主理論從沒有真正信任過大眾，更沒有把真正的權力賦予大眾，而只是賦予了大眾的“代表” 

西方社會圍繞自由與平等的理論和政治爭論源自于其理論與現實的不一致。私有制以及市場秩序的前提意味著實際的不平等是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基本前提，而圍繞自由與平等的所有爭論都根源于這一悖論，即尋求一種不平等基礎上的平等與自由。同樣的悖論也體現在“人民主權”的問題上。人民主權是西方民主制度合法性的道德依據，但它是一個抽象、模糊的概念，圍繞這一概念的分歧也成為有關西方民主制度理解歧義的不解之源。一方面，名義上“人民主權”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權力之源，但實際上，誰是“人民”、誰代表“人民”、如何代表，這些問題從沒有一致的認識，更沒有一個理想完善的制度形式。另一方面，如果把大眾理解為“人民”的主體，那么可以說，西方的民主理論從沒有真正信任過大眾，更沒有把真正的權力賦予大眾的設想，而只是賦予了大眾的“代表”。因為無論是對于早期民主制度的構建者還是對于今天主流社會的精英來說，理想的民主不是讓大眾擁有真正掌握政權或決策的權力，而只是讓他們擁有選擇自己代表的權力。

相反，大眾本身也被認為不適合擁有真正的參政權利，這不只是因為現代社會的復雜難以滿足直接民主的要求，更是因為西方社會認為大眾本身缺少維護公共責任的道德素質。于是，擁有最高權力的“人民”不應該直接掌握權力，代議制民主成為了理想的民主制度形式。而在同樣訴諸“人民主權”的代議制民主下，西方民主政治的實際權力重心也幾經改變。在普選權未實現之前，政治權力的重心集中于議會及其立法權上，而議會充其量只是部分“人民”的代表。普選權實現后，政治權力的重心轉向了控制政府的政黨，后者合法地擁有了“人民”的授權。但到如今，當傳統政黨，尤其是主流政黨越來越被認為是精英控制的工具后，“人民主權”的悖論也盡顯無疑。  

西方民主制度的實際運行效果與其理念目標相距甚遠  

民主社會最大也最現實的問題是多元利益的制度保護，按照西方民主自身的話語，就是多元主義政治目標的問題，即試圖在遵循自由和平等的原則下保護社會的多元利益。政府組織設置上強調的平衡和制衡，以及政治過程中的選舉制和多黨競爭都突出了這一目標。

盡管西方民主從觀念到制度都著力于多元主義的政治目標，但其制度的實際運行效果與這一理念目標之間相距甚遠，既有的代議制民主和多黨政治都未能真正實現多元利益的平衡目標。在對該機制的詮釋中，西方民主理論借用了經濟學的平衡理論，認為政府受制于相互矛盾利益的平衡。該模式設想的目標是均衡社會中獨立、相對平等和相互矛盾的群體之間的一種相對多數制度。權力的平衡意味著權力的平等，但在現實生活中，這不過是一種奢談，西方民主的運行一直都沒有真正擺脫精英控制的命運。正如西方的精英主義理論所強調的，代議制民主實質是對精英政治的認可，所謂權力的平衡不過是“民主的反諷”。

歐美政黨政治的發展趨勢也說明了這一點。在西方民主理論的解釋中，選舉以及多黨競爭為社會多元利益提供了表達和參與路徑。但西方政黨政治的實際演進卻離該宗旨越來越遠。尤其是在過去幾十年，社會權力失衡的問題變得愈益突出。一方面，政黨的功能及政黨競爭的意義發生了改變，主流政黨壟斷了政治權力，而它們日益脫離了大眾的日常生活，不再真實表達民眾的多元利益訴求，日益淪為競選工具。另一方面，新的社會政治權力的失衡未能得到有效抑制，這既表現為政治結構中權力的集中和壟斷，也表現為伴隨全球化發展，資本在整個社會政治權力體系中的膨脹。  

理性主義邏輯不足以解釋西方民主觀中的問題  

理性主義是西方民主觀自圓其說的核心邏輯，但它顯然并不足以澄清該民主觀中的問題。西方民主觀的捍衛者并不否認上述顯而易見的矛盾，但他們試圖用理性主義的詮釋化解這些問題。按照這種詮釋，政治生活中的人如同市場經濟的個人一樣，都是理性人。理性政治設定人的政治行為是理性的，而所謂理性的行為實際是基于人的自利這一“公理”。根據這一“公理”，自利的人參與政治活動都僅僅是為了從執政中獲得收入、名望和權力，而不是為了所謂的政治組織的社會功能。但其主張者并不認為這混淆了政黨的目標與手段，無視了政黨的社會功能，因為正如當市場經濟中所有追逐私利的個人利益得到最大化時，也是整個社會福祉的最大化一樣。

這種行為動機的解釋似乎很有說服力，至少它反映了眾多政治現象的現實動機和邏輯，同時又不必回避民主政治中的眾多亂象。但對于政治組織和個人自利的政治行為如何能夠滿足其社會功能，理性主義者并沒有提供更多的解釋。仔細體會，無非是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如市場機制一樣，追求自利的個人通過市場的博弈達到一種自然的平衡，也就是說，通過這一機制獲得的結果是政治博弈后的結果，體現了不同利益集團對各自利益的一種認可；二是通過制度設計中的平衡機制調整利益的分配。但如果把政治秩序等同于市場秩序，那是否也意味著必須承認不同人和利益集團客觀上就是不平等的，就像必須承認市場秩序中的人的實際地位就應該是不平等的？實際上，這也正是保守主義者所認可的，所以他們始終強調平等只是指“機會平等”。

撇開這些不論，正如市場中的個人如何在最大的自利過程中滿足社會福祉最大化的目標永遠是個待證的命題一樣，許諾政治生活中自利的個人動機能夠最終滿足政治組織社會功能的最大化，這也近似于一種畫餅充饑。相反，現實生活中人們更多目睹的卻是伴隨這種世俗動機的政治丑陋與動蕩。至少，西方政黨政治的演進中，其社會功能的日益萎縮、政黨日益成為一個選舉工具，卻是一個普遍的事實。至于制度的矯正功能，雖然在一定范圍和程度內是存在的，但既不足以改變整個社會主要政治機構被精英控制的事實，也無法改變政治家和政治組織越來越缺少社會責任的事實。也許正因為如此，一些西方民主理論需要借助民主“救世”的一面來矯正其實際所帶來的問題。按照一些西方學者的解釋，西方的民主有兩張面孔：一張屬于救世性的，另一張屬于實用性的，前者容易導致民主的赤字，而后者容易導致越軌行為。

一些西方人在民主觀問題上具有一種優越意識，自覺不自覺地以一種民主引領者的姿態出現，并以之作為號令他國的資本。但西方民主本身就不是一個確定不已的概念，而是一個發展的概念。而且，從理論和實踐的角度來看，西方的民主觀本身存在許多漏洞，盡管這并不妨礙它在西方民主的語境中依然有效，但無視其中的問題并將其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膚淺的看法。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美]C.賴特·米爾斯著，尹宏毅、法磊譯：《權力精英》，北京：新華出版社，2016年。

②[美]托馬斯·戴伊、哈蒙·齊格勒、路易斯·舒伯特著，林朝暉譯：《民主的反諷：美國精英政治是如何運作的》，北京：新華出版社，2015年。

責編/趙橙涔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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