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主確實是好東西，但若被當作肆意干涉他國內政的最廉價的借口，這本“好經”就被念歪了，成為粗暴干預、擾亂他國內政、撕裂國際社會的霸道式民主。這種霸道式西方民主不僅使被“改造”國家陷入政治動蕩、社會分裂、人民流離失所的境地，也成為禍亂世界、制造分裂與動蕩的根源，國際社會乃至中國，必須高度警惕并給予堅決反擊。 

【關鍵詞】霸道式  西方民主  不良影響    【中圖分類號】D082    【文獻標識碼】A

多年來，西方國家一直高舉“民主”旗幟，將西方的民主模式當作“普世價值”，仿佛誰不推崇西方民主，誰就是異類，必群起而攻之。21世紀以來，從伊拉克、阿富汗到中亞國家，從利比亞、埃及到海灣國家，再從烏克蘭到土耳其，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民主鬧劇”乃至慘劇，留下了一個又一個狼煙遍地、生民涂炭、經濟崩潰的“廢墟國家”。這種以“民主”之名，實施“霸權”的行為，導致了歐洲至今為難民所苦；導致了海灣國家自相殘殺；導致了烏克蘭與俄羅斯勢不兩立；導致了有關國家內部對立激化，政局混亂。  

民主從來不是抽象的、可以用唯一標準尺度衡量的概念 

隨著私有制的出現，產生了階級和國家，也就產生了作為一種國家政治制度的民主。作為政治制度,民主是用來調整和確定不同階級、階層和集團之間的利益關系的。因此，民主從來就是歷史的、具體的，依托于具體的制度、國家之上的。古希臘的民主政體，實際上是奴隸主專政的政體，對奴隸來說，“民主”是不存在的。歐洲近代“民主”政體的誕生，是資產階級在與封建王權進行了血與火的斗爭后才爭取來的。民主制度只能依托于不同的國家政體，不同的文化背景，根據不同國家的國情存在并運作。即便是實行所謂標準西方民主制度的國家，在具體民主制度構成和運作方面，也有極大不同，如美國的總統制與英國的內閣制。可見，抽象的、理念中的標準民主制度，并不存在、也難以存在，更無法用標準的尺度去衡量。

因此，從歷史角度講，民主需要根據不同國家，不同發展階段，采取不同形態運行。民主制度的構成形態及運營方式只能隨著國家特征和需要而變化。外部國家對其他國家如何運行與發展民主指手畫腳乃至越俎代庖，只能使有關國家陷入混亂，只會有利于霸權國家推行其霸權戰略，獲取戰略利益。  

披著“民主”外衣行“霸權”之實的西方“民主”  

西方民主從來就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和手段而言，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防止個人獨裁，有利于協調各方面利益，有利于公民意見相對充分的表達。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主無疑是個好東西。但在實踐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卻往往只是披著“民主”的外衣，行“霸權”之實。

西方民主并無法防止多數濫用權力?；厮輾v史，當年墨索里尼、希特勒都是通過大選上臺的。美國小布什政府發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國內天怒人怨，國會中反對者甚多，華盛頓抗議的人群不斷，但戰爭依然持續。對于美國“民主”最新的嘲諷來自美國政府對中國加征關稅前的聽證會。明明出席聽證會的絕大多數企業反對征稅，美國政府依然置多數人利益于不顧，悍然對中國出口貨物征稅。正如美國學者指出：“有很多因素可以約束多數，其中之一就是憲法的規定與保證。但如多數人很多，而且決心為所欲為時，任何外部的限制都無法長期地加以約束。”

西方民主難掩為少數利益集團服務的本質。民主的標志——普選權，就是按照財富劃分的。西方國家的每次大選，都是金錢的角逐，大財團作為大金主，從來就對選舉發揮著巨大影響。大選完畢，則按照金錢分肥，拿出分肥的職務數以千計。美國學者科恩在其《論民主》一書中指出：“政界掌權人物與企業、個人財富之間的一個重要聯系就是為政治競選提供經費。為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提供政治捐款的最上層人物，來自企業界和金融界，來自于全國人口中最富有的階層。”在2008年的總統大選中，讓奧巴馬獲得最后勝利的因素是來自金融機構的重要幫助。最近的例證是，隨著特朗普的上臺，他的親朋好友甚至女兒、女婿都登堂入室，成為政府要員，令人大跌眼鏡。因此，美國著名學者喬姆斯基撰文指出，西方的民主實際是資本的民主。

西方民主成為西方國家干涉和侵略別國的廉價借口。長期以來，西方發達國家不斷利用其在全球民主話語中的霸權地位對西方民主進行包裝，將其披上“普世”的外衣，誤導世界各國人民對民主的認識和實踐，西方民主也成為其用來霸道干涉或侵略別的借口。它們甚至不惜鋌而走險，不惜發動戰爭，致使大量無辜和善良的人們瞬間變成了無家可歸、痛失親人，甚至流落異國他鄉的難民。

可見，看西方民主如同霧里看花，外表看起來似乎很美，很有迷惑性。只有撥開迷霧，方能見其本質。  

霸道式西方民主無所不用其極的霸凌主義手段  

西方國家在國際舞臺上推行所謂“民主”標準時，奉行的是雙重標準，充分顯示了西方民主的虛偽性。以美國為例，對于某些明顯不符合其認定的“民主”標準的國家（例如，實行君主制的國家），只要符合美國戰略利益，美國可以對其非民主制度視而不見。有些國家盡管屬于民主制國家，如果得罪了美國，或者與美國利益相沖突，仍然會被貼上獨裁的標簽，例如，俄羅斯。

對西方國家來說，其主導的通過民主協商方式制定的國際規則，本質上是用來約束“他人”的，自己則可以為所欲為。一旦發現自身利益受損或無法保障自身利益最大化時，便毫不猶豫地撕下偽裝。美國在國際組織中的行為就是對其自詡“民主旗手”的嘲諷。例如，美國總統特朗普“一言不合就退群”，甚至推翻已經達成的協議。特朗普就任以來，美國接連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巴黎協定》、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伊朗核協議》。特朗普還發出威脅稱，如果世界貿易組織（WTO）沒有改進，美國將退出該組織。

西方國家往往以推動“民主化”之名，行顛覆他國政權之實。以由國家預算資助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為例，它和其他一批同類機構的宗旨就是影響其他國家的政策。根據官方資料，該組織積極資助了1980年至1990年間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和塞爾維亞國內的反對派和異見人士運動，后來又在包括俄羅斯在內的世界各地活動頻繁。維基揭秘網也報道稱，該基金會積極支持一系列國家的抗議活動，后來導致了所謂“阿拉伯之春”，以及引發利比亞政變和敘利亞內戰等。

可見，“民主化”從來就是西方國家在國際舞臺上實行霸凌主義的手段，是所謂“軟實力”。      

霸道式西方民主的罪與罰：國際社會政治動蕩、社會動亂，人民流離失所 

近幾十年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典范”國家，把自身的“自由”“民主”和“人權”等價值觀念鼓吹為“普世價值”，并把“憲政”“多黨制”和“司法獨立”等制度安排說成是“普世模式”，極力宣揚西方民主是可以解決一切治國理政問題的普世良方，強行向非西方國家推行和灌輸。這種不顧他國歷史、文化、發展階段、政治制度等的霸道式推行西方民主的做法，加劇了世界整體局勢的動蕩不安，甚至將國際社會帶向分裂的泥潭。

從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霸道推銷所謂西方“民主”的歷史看，從上世紀美國支持智利軍人發動政變，推翻了民選的阿連德總統，使總統死于政變軍人的槍下，到推翻薩達姆、卡扎菲，使伊拉克和利比亞血流成河、混戰不已，再到支持烏克蘭反對派趕走民選總統，支持敘利亞反對派甚至恐怖主義組織……經由西方民主思維“改造”的國家，不僅沒有更民主、更自由、更穩定，很多國家反而陷入政治動蕩、社會動亂、人民流離失所的境地。

在向中東輸出民主的過程中，由于沒有全面考慮宗教、文化等因素，激化了與伊斯蘭勢力之間的矛盾，給恐怖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溫床。這個結果完全與輸出民主促進世界和平的愿望背道而馳。歐洲難民危機的始作俑者也是西方的“民主政治”和“顏色革命”。是以先進民主為幌子、以武力威脅和打擊為輔助的國際恐怖主義行徑，結果引發難民大量外逃，國際社會的安全、秩序和穩定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據統計，敘利亞內戰的爆發，導致700多萬民眾流離失所，背井離鄉。其中300多萬難民逃到鄰國，數十萬難民逃往歐洲。難民潮是西方在中東和北非等地霸道推行西方民主的“必然結果”。

被西方民主“顏色革命”的國家分崩離析，那些照抄照搬所謂“普世價值”的非西方國家的日子同樣不好過。如：泰國和菲律賓是在經濟落后的情況下采用西方民主制的。此后，泰國的民主政體一直品質不佳，表現為政權動蕩、社會分裂、貪污盛行、經濟下滑、城鄉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等。菲律賓的社會遺留問題依然非常嚴峻，社會底層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國內政局一直動蕩不安。形形色色的政黨打著為選民服務的口號，實際上只是為了贏得選舉，希望通過掌握政權來謀取更大的利益。因此，菲律賓的民主政體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為菲律賓社會動蕩的制造因素和推動器。

西方在世界范圍內輸出民主，確實達到了擴張勢力范圍的目的。但是，由于民主并不具有普遍適用性，反而給很多國家帶去了混亂，給輸出目的國人民帶去了災難。即使對民主“輸出國”本身來說，其自身利益也不免受到影響，惡化的國際環境不僅增加了大國關系的不和諧因素，也使一些處于戰略要沖地區的國家面臨更加復雜的外交環境。

霸道式的西方民主，引發了嚴重的國際社會問題，也引起一些學者開始對西方民主理論及其實踐進行深刻的反思性研究。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西方民主的制度性缺陷與現實困境，對于我們全面認識西方民主，具有一定的借鑒和啟示意義。

民主問題上的普世主義就是要清除不同于西方民主的“異類”，這種心態就是獨占世界的心態。法國資深國際問題研究專家多米尼克·莫瓦希在《民主的苦澀勝利》一書中指出，西方世界已經與“他者”共存了兩個多世紀。在2050年之前，美國和歐洲加起來也不過代表世界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強。因此，西方世界應該將“他者”視為平等的主體，學會如何與“他者”共同生活。“盡管‘他者’擁有顯然不同于我們的價值體系、政治基準和文化背景，我們往往會發現這些東西也許并不符合我們的品味，但是，它們的尊嚴必須得到我們的尊重。”  

面對霸道式的西方民主，我們要堅持制度自信，不盲從，不輕信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放眼世界，不僅在經濟發展方面大力吸收外國先進經驗，借鑒外國的制度和做法，在政治上同樣如此。但是，學習借鑒外國先進制度和做法，不意味著盲目吸收，不加消化與批判，更不意味著喪失制度自信。

在當代中國，有些人無視西方民主制度的內在矛盾和缺陷，主張用西方民主取代社會主義民主。對這一主張的嚴重危害，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我們不斷推進改革，是為了推動黨和人民事業更好發展，而不是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聲’，不能把西方的理論、觀點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如果不顧國情照搬別人的制度模式，就會畫虎不成反類犬，不僅不能解決任何實際問題，而且還會因水土不服造成嚴重后果。

在當代世界，西方主流輿論仍然無視中國政治改革所取得的成績，仍然拿西方的“普世”尺度來測量中國，給中國貼上“專制”國家的標簽，以妖魔化中國的民主形象，伺機向中國輸出西方民主。近年來，隨著網絡的普及與深入社會，某些外部勢力開始利用網絡傳播一些似是而非的東西，曲折地實現自己的戰略目的。其中宣傳美國民主如何完美，如何具有普世價值的占了很大部分。這類言論的出現，背后可能就是企圖侵蝕、瓦解我國的某些勢力的戰略行動。

針對西方對中國民主的質疑和挑釁，我們應旗幟鮮明地給予強有力的反擊，一方面，要跳出西方民主的話語思維和敘事邏輯，揭露霸道式西方民主普世價值的荒謬之處及其欺騙性，澄清西方民主模式不具有“臨摹”價值，只具有借鑒和參考價值；另一方面，要擺明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事實真相，闡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觀點和主張，跳出西方民主普世價值話語的陷阱，實現形式多樣化的政治話語權。只有這樣，才能堅持政治自信，制度自信，堅定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道路，用中國話語塑造一個客觀真實的中國民主形象。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房寧、馮鉞：《西方民主的起源及相關問題》，《政治學研究》，2006年第4期。

②[美]科恩著，聶崇信、朱秀賢譯：《論民主》，北京：商務出版社，1988年。

③姜迎春：《當代西方學者對西方民主的反思》，《紅旗文稿》，2016年第9期。

責編/高驪  謝帥（見習）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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