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府提出新經濟的促進戰略開始，共享經濟作為標志性的新經濟模式，在堪稱瘋狂的井噴式發展后，給全社會帶來的沖擊與變化是巨大的，劇烈變化之后，共享經濟的資本邏輯與政府行為都關系到“共享神話”的破滅與再造。

作為共享經濟的先行者和最初的明星，共享單車在一路關注和萬眾參與中，幾乎經歷了一個完整的資本周期。從最初在資本推動和政策鼓勵下的狂飆猛進，到各種單車圍城報道的紛紛涌現，最終出現押金危機、創始人套現和大量“單車墳場”的現象。公眾作為看客似乎只在短短的一瞬間就從薅補貼羊毛到開始擔心押金不保，而共享經濟背后經歷的資本邏輯與政府治理立場卻遠不是一個行將就木的互聯網模式那么簡單。

資本邏輯下的共享經濟

資本邏輯下的共享經濟歷程

以共享單車為例，其背后的資本歷程，大致經歷了資本瘋狂涌入、巨頭加入帶來運作模式升級、資本寡頭化以及隨之而來的拐點與資本退出。從2016年下半年開始，短短幾個月時間共享單車橙黃兩大獨角獸進行了多輪融資，一時間有高達70億的資本聚賭在共享單車領域。從不需要商業計劃書就能拿到錢的罕見瘋狂，到高頻次大規模的資本進入，背后的資本匯聚了最主流的相關投資方，在這一階段的競速與卡位中，背后的資本邏輯是寧可選錯對象也不能錯失風口的原始逐利性，而這個高回報又使得資本行為顯得嗜血而瘋狂；巨頭進入后，依靠租金的盈利模式難以為繼，而對押金資金池的資本運作又面臨公眾輿論和法律的巨大壓力，一邊繼續圈地燒錢，一邊在盈利困境中打轉；價格戰之后的資本開始進化為吞并與被擠出局，巨頭資本利用共享單車的不同屬性進行業務拓展的同時，以逐利為唯一目的進行聚賭的風險投資開始進入拐點并被加速淘汰，一個盈利模式并不突出甚至有些怪誕的資本游戲面臨著破滅。

作為繼打車軟件之后的另一個共享經濟的典型，其后的資本行為邏輯將資本尋找風口的瘋狂與焦慮展露無遺。在新經濟的每一個新模式出現時都會引發資本瘋狂競速，在進入圈地之后再伺機退出，資本這種瘋狂嗜血行為對新興行業所帶來的后果，就是從在資本的推動下快速擴張的初期轉入規模穩定的成熟期，但在成熟行業的這個轉變往往伴隨著對產品服務的不斷完善升級、用戶的培育和穩定以及商業模式的打磨完善，資本的加入促使這個周期被迅速壓縮，新興行業的這些核心環節變得嚴重不足，最終只能淪為一個圈地燒錢和資本擊鼓傳花的金錢游戲。資本對用戶價值的非理性放大和商業周期的揠苗助長，表現出資本枉顧商業規律的逐利本性。

資本邏輯主導下的共享經濟本質異化

從原始概念上來說，共享經濟是一種剩余使用權的讓渡，是在分配意義上對于資源的充分利用，因此這種具有共產意義的經濟概念本身是理想化的。在理想的共享經濟中，資源的供需雙方被第三方橋梁連接起來，進行閑置資源的交換，提供方獲得額外收益而需求方以低價獲取資源，平臺收取服務費用，這是一個多方共贏的經濟模式。在帶有逐利本性的資本進入后，各色共享經濟都遵循了一個依靠資本投后收益，繼而新資本接盤的模式，從而打破限制資源再分配的過程。資本追求的是貨幣增值，而不是對閑置產能再配置，資本周轉過程中完成的自我增值也是資本介入共享經濟的原始目的。因此在共享經濟的每一種模式中，想方設法提高估值，勾畫一個誘人的前景是所有資本參與完成的，而這其中沒有資本介入的資源供需雙方在自身利益的驅動下參與了共享經濟的初級擴張階段。資本以共享之名完成規模擴張之后，就進入了壟斷資本運作的階段。而壟斷資本運作階段的共享經濟如同一切行業一樣，無法規避利潤率下降的規律，只有用資本接力投注來實現持續的增殖。不斷接盤的新資本一邊尋找新增值模式，一邊期待資本預估值更高的接盤資本，但估值是有上限的，在沒有更高價資本進入以及更高利潤盈利點被發現之后，最終資本的增值就會落實到對現有共享模式的利潤追求上。這就是為什么實現壟斷后的滴滴公司即使問題頻發，但仍能頻頻漲價，開始收取資源供需雙方的傭金。乘客除了些許便利之外，在價格上沒獲得任何優勢，而司機更是有被壓榨之感。

由此可以看出，共享經濟背后的資本邏輯與資本固有的運作方式沒有絲毫區別。任何一種生產經營方式在不受外力約束的情況下，一旦資本介入就會在實質上進入這種固有的資本邏輯運行方式。作為參與者無論是買方還是賣方，圈地階段的短暫獲利一定會迅速蒸發，而對模式形成的依賴性會在平穩運行之后為資本付出不菲的代價。

作為新經濟代表產物的共享單車，其特殊之處在于它并不是閑置資源的優化配置，這其中資本參與投注使得它背后的資本力量從其他共享經濟的第三方角色，延伸到資源提供方和平臺方兩方面，而典型意義的共享經濟公司例如Airbnb、滴滴、共享衣櫥等，其本身都不直接擁有固定資產，只是通過技術手段收取中介費用的輕資產企業。而資本對共享單車的投注以及現在滴滴公司自有資產的增加，都使得共享經濟模式向著傳統租賃模式發展，而利用現有資源，使閑置資源轉變為新增公共設施的美好愿景正在資本的參與下化為泡影。這種對非存量資源美化其實也是資本為了推高增值而有意為之，共享單車進入下半場，隨著首批投入單車的集中報廢以及政府監管的進一步全面介入，共享神話的延續和再造需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陣痛期。而針對更典型的共享經濟企業而言，無法逃離利潤率下降以及估值瓶頸的企業，在綠色環保的遮羞布被最終扯下后，資本行為所勾畫的藍圖都會破碎。政府行為對資本邏輯的抗衡使得共享經濟也許不會因此而宣告失敗，但單純的資本邏輯在政府的介入下會在新經濟模式中被約束甚至退場。

政府介入下的共享經濟

政府介入共享經濟的原則

共享經濟在經過一個階段運行后出現的問題，暴露了政府在共享經濟的監管、治理等方面存在諸多內在問題。以共享單車為例，不少大型城市陷入單車投放過量的隱憂，對公共秩序的負面影響也日漸突出，相應的單車安全性把關、強制報廢程序落實、故障車處理與相關保險問題都擺在了城市治理者面前。本著解決出行“最后一公里”的美好愿景，企圖通過技術手段解決城市擴張帶來的城市病，卻在資本催化下演變成搶占市場的燒錢游戲，對于共享神話的延續與再造，共享經濟的利用與發展，避免這種經濟模式徹底淪為資本與市場逐利的工具，是政府亟待處理的問題。

我國自上而下各級政府對于共享經濟的監管態度一直是明確的，有效監管和平衡與市場及資本的關系并重，這使得政府對于各類共享經濟企業一直持鼓勵扶持的正面態度，并沒有進行過早過深入的干預。這種讓市場競爭和資本推動在最初階段推動新經濟的做法，使各種共享經濟模式在初期都能得到迅速發展，創新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護，但也使各方面的監管相對滯后，基本處于一個先暴露問題再著手解決的狀態。因此在資本推動下迅速進入成熟期的共享經濟問題頻發，甚至出現了利用監管漏洞進行非法套利的資本行為。

政府介入不足的原因

政府介入行為的不足和滯后，其根本原因還是在于共享經濟本身的顛覆屬性，中介平臺與資源配置的性質導致很難對新經濟進行監管。

從宏觀上看，地方政府部門對于新經濟領域出現的新模式、新動態無法做到有預見性和前瞻性的判斷，對于新業態的發展方向也很難做到精準預估。共享單車案例就是本著解決交通問題的初衷，卻造成了更多交通和城市治理方面的問題，而各個方面帶來的困擾不是哪一個單一部門可以迅速解決并根治的，交通、質監、工商、宣傳、公安、市容等部門在缺乏預案的情況下迅速聯動需要一個時間，這就導致了政府應對策略略顯被動和滯后。

從微觀上看，每一種新業態出現后，其治理方式的配套都需要一定的時間，而新經濟的井噴式發展完全超出常規行業的變化速度，這導致了諸多監管空白集中涌現。政府的監管制度和政策法規需要逐漸形成，而洶涌變化的共享經濟沒有任何可供借鑒的既往或他人經驗。在某些矛盾逐漸激化的局部，有的地區開始進行嚴格限制，短期內這種做法確實緩解了矛盾，但這不但對新業態的發展不利，還會阻礙共享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而且不少企業會尋求繞開障礙的新模式，因此一味封堵顯然不是長久之計。加之相關部門無法可依、各部門整合協同程度不高，共享經濟面臨的公共治理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必將長期存在。

共享經濟路在何方

事實上，共享經濟中的“共享”和“以人民為中心”的共享發展觀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市場在共享經濟中發揮了最大程度的調節作用，對于資源配置、生產潛力的釋放、提高勞動者積極性創造性與生產效率都起到極大的作用。在政府有效監管下的共享經濟，圍繞全民共富，讓群眾得到便利與實惠，是共享發展觀的體現。這其中資本行為的作用雖然是決定性的，但并不是全部。如果任由資本按照自身行為邏輯無邊界的發展，不僅新經濟的發展會受阻，社會整體的公平發展也會被破壞，這和“以人民為中心”的共享發展觀是相悖的。而政府行為則是協調共享經濟與“以人民為中心”的共享發展觀的決定性因素。在實現社會資源與成果的公平共享上，資本行為貢獻了極大的創造力，而政府行為則是這個體系的約束結構，讓整個共享經濟的運行有序可控。這其中，政府只有發揮體制優勢，才能夠抗衡資本在過分自由狀況下的原始行為邏輯，排除資本行為對公平正義的干擾和破壞，使共享經濟能夠走在“以人民為中心”健康合理的發展道路上。

因此，共享經濟背景下基于宏觀政策的領導，需要政府在治理方式上進行有效創新。除了主動調整職能和完善機制，更要在共享經濟的發展中發揮前瞻性的主導作用，代表公眾利益以平衡各方訴求。

互聯網思維把握新經濟趨勢，促進監管制度化

在宏觀層面，政府要以新時期互聯網思維對以共享經濟為代表的新經濟發展趨勢進行研究與把握。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可以預見基于互聯網技術的各種經濟模式與行業形態還會不斷涌現，而這種創新模式的出現要被視為一種新常態來加以引導和規范。各種創新模式的涌現無疑會加劇公共治理以及經濟監管的復雜性，這迫使管理者要有思想上的準備，建立長遠的互聯網發展觀和科學合理的創新性治理心態。在手段上牢牢把握基本經濟規律的同時，要利用一切可利用、可借鑒的經驗以及智庫資源，以科學的理論與實踐指導相應對策的制定，從傳統行業新模式的“管控型”治理方式轉變為基于接納、扶持、規范和引導的監管模式。

在治理模式上，對冗余職能部門的壓縮并不代表相關職責的削減，尤其是新經濟的發展已經觸及到醫療、教育等關乎民生與社會的基礎性行業，政府在新經濟中的治理責任將更加不可或缺。轉向規則導向的政府行為可以通過對微觀市場主體的具體管控來實現各方利益的平衡，對抗資本行為帶來的市場失靈，抑制資本天性。伴隨著社會成長帶來的全新治理格局，政府行為的創新也要具備相同的速度及力度。比如針對共享出行為代表的新經濟業態，除了需要加速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和相關數據共享與保護，還應利用大數據等高科技手段實現實時有效監管，將監管常態化、制度化，把監管內容延伸到共享經濟企業內部的各個環節中。

建立健全法規制度

在微觀層面，要從建立健全相關法規制度開始。一切有效的政府行為都需要制度的保障和支持，而針對共享經濟這樣變化迅速的模式，在相應的法規及制度設計上更要具備長效性和前瞻性，通過創新治理成果將某些有益的治理經驗體系化，形成制度并保障法規政策對政府行為以及資本行為的雙向約束，對于市場各方主體都能做到有據可依。針對既有法律的解釋和修訂也需要及時有效，目前對共享經濟各主體行為起主導作用的還是《民法通則》《合同法》《工商行政管理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基礎性法律，這些上位法規要針對不斷涌現的新業態加強針對性修訂，各級政府也要充分利用自身權限針對暴露的問題更快速地頒布相應管理辦法和法規，與全局性立法相結合以保證法規制度的及時有效與程序合理。

另一方面，政府治理要注重利用技術手段，各類先進技術發展催生新業態的同時，也給政府創新性治理提供了有力手段和根本性變革。只有技術才能更大規模、及時有效以及多角度、全方位的對技術性強的新興產業實施有效監管與決策。技術提供的實施依據可以轉化為政策資源，支持政府提供高質量的公共服務與嚴格到位的新經濟監管，彌補各種治理盲區，促進社會公平與正義。

尋求資本邏輯與共享經濟的協同

此外，政府行為與原始資本邏輯雖然存在沖突，但并不完全對立。在對共享經濟進行監管的過程中，要尋求各市場主體的合作，形成共享共治的局面。在以市場原則和經濟規律為導向，基于公眾利益的管理機制可以是多元自發的，而技術的進步也使得對于共享經濟的規范與發展轉變為廣泛的參與性、持續的動態性以及治理主體的多元性，主體與手段的協同應對對于共享經濟的快速變化具有較強的操作性與較好的治理效果。

結語

在共享經濟發展的實踐中，政府只有辯證地看待資本行為所蘊含的巨大生機以及公平分配的內在邏輯，才能在各種行業模式不斷涌現的新經濟中發揮積極有效的作用，解決原始資本邏輯在共享經濟發展中的內生性障礙，推動共享經濟向著“人人參與、人人盡力、人人享有”的共享發展目標升級，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框架內引領、促進新經濟模式的發展。

【本文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

責編：趙鑫洋 / 蔡圣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