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起點，中國改革開放已經歷了40年的歷程。40年對于人類歷史而言無疑是彈指一揮間，但對于一個生活在現實中的中國人來說，每個人的命運都與國家的發展息息相關。那么過去40年中國改革開放究竟發生了什么，目前面臨著什么，未來意味著什么，這些都是國內外廣泛關注的問題。
把改革開放40年的成就放在近代中國經濟的大V字型格局中來觀察
改革開放40年的成就可以從很多角度進行評價，但筆者只想選擇一個很具體、且一目了然的視角，闡述對改革開放成就和經驗的理解。美國著名歷史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曾對世界各國的歷史經濟做過一系列比較研究。其中談到中國時，他表示：中國大概在公元00年的時候，經濟總量占世界份額就已經達到26%。從公元00年到1820年這1800多年間，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份額沒有低于過20%，高的時候甚至超過50%。1820年后中國經濟占世界總量的比重，他給出的結論是：1820年占32.9%；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降到29%；187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降到16%；1900年義和團運動時降到6%；1945年抗戰勝利時降到4%。從1949年中共執政一直到1980年，大體在4.5%左右徘徊。
由此看出，近代以來中國經濟一路下滑，從1820年的32.9%，一直降到1945年抗戰勝利時的4%。經過數十年的徘徊之后，中國經濟真正騰飛是在實施改革開放的80年代以后。短短38年的時間，在2017年，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份額已經上升到15%，折合12.24萬億美元。而當年美國的經濟總量為19.7萬億美元，占世界經濟總量份額接近20%。
筆者認為，如果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放在近代中國經濟發展的大格局中觀察，改革開放帶給中國的巨變一目了然。那么如何看待中國發生的巨變呢？要高度概括的話，最主要的經驗大致歸納為三點：
一是找到了一條道路。中國在結束十年文革后，找到了一條改革開放、融入世界之路。這條道路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被確立，主要歸功于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他們在中國歷史的轉折關頭，發起了一場關于真理標準討論的思想解放運動，從而把中國引向一條改革開放之路、融入世界之路。毫不夸張地說，中國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沒有拋棄閉關鎖國，融入世界，就沒有今天中國的世界大國地位。
二是確立了一個中心。中共在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果斷放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同時強調無論發生了怎樣的事情，都要“咬住青山不放松”，絕不動搖立場。這為中國經濟的持久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三是創建了一個新體制，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強調計劃和市場都是發展經濟的手段，不拘泥于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即使共產黨執政、社會主義制度，也可以搞市場經濟。
上述三條，使短短40年的改革開放重塑了中國的發展。
改革開放新階段及其面臨的挑戰
如果從時間段上劃分，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是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新階段的一個重要標志。具體有三：一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整體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二是傳統的發展方式走到了盡頭；三是中國社會面臨的風險有增無減。
從改革開放的整體格局發生重大變化來看。首先，中國的改革發展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人們對改革的認知度似乎在下降。換句話說，當今許多中國老百姓對改革的認知，再也不像1978年改革開放剛起步時那樣期盼改革、擁護改革，甚至現在有不少人反對改革。一些人的看法很尖銳：認為醫療改革讓人看不起病，教育改革讓人上不起學，住房改革讓人買不起房。這些話的確言過其實，但現實中很多老百姓有這樣的切身感受。
其次，中國“雙轉”在快速推進，但社會上積聚了大量的矛盾和沖突。所謂“雙轉”快速推進是指過去幾十年中國的社會轉型、體制轉軌都在加速推進：由農業社會轉向工業后轉向信息社會；由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然而我們面臨的社會矛盾和沖突并沒有降低、減少，反而在增加。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現象是，國家經濟增長曲線、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改善曲線雙雙向上，但是社會道德曲線掉頭向下、道德水平出現滑坡。這說明畢其功于一役式的“雙轉”，極大地增加了中國社會轉型、體制轉軌的復雜性。
另外，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但是中國的形象卻不斷被國際社會誤解、誤讀。中國改革開放的國際環境，伴隨著中國經濟體量的增長、話語權的增多，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比如中美關系就是很好的例證，過去改革開放的幾十年間，中國和美國在大部分時間里都是“抱團發展”。但是自2009年美國重返亞太之后，情況則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以過去的經驗看，中美關系穩定與否，對整個國際格局影響甚大。中美關系如果出現大問題和大波動，會影響中國外交關系的全局。實際上看當前的中美貿易戰，經濟似乎并不是所有問題的全部，其中還包括對中國的發展模式、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的定位以及價值層面的爭執和分歧。除了中國崛起過程中的一些戰略和策略還可以進一步商討外，其他問題中確實包含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誤讀與誤判。
從傳統的發展方式走到盡頭來看，過去中國經濟能夠高增長40年，達到平均9.5%的增長速度，這與傳統發展方式是息息相關的，如廉價勞動力、低廉的資源價格以及巨大的市場等，都是這幾十年來經濟快速發展的獨特條件。但是這種發展方式到了今天，已經越來越走不通了。具體反映在“四個難以為繼”的發展方式上面：低成本出口戰略以金融危機爆發為標志，難以為繼；低產業主導經濟結構難以為繼；資源和環境的傳統使用方式難以為繼；收入分配不公引發的社會問題，使社會穩定的大局難以為繼。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可以看做是對傳統發展方式的一種矯正。
從中國社會面臨的風險和矛盾有增無減來看，也是改革開放進入新階段的突出標志。這些年來，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總書記多次闡述中共執政面臨的“三個四”，即中共執政面臨四種考驗，四種危險、四個重大。所謂四種考驗，就是執政的考驗、改革開放的考驗、市場經濟的考驗和外部環境的考驗。所謂四種危險，就是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和消極腐敗的危險。所謂四個重大，即中共要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
與執政風險上升相聯系，在改革處于焦灼期和深水區的環境下，中國面臨的經濟風險、社會風險、信任風險等都有上升趨勢。比如經濟領域，中國經濟整體上面臨三者疊加的局面，即保障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應對經濟下行以及中國經濟在此過程中還要實現三大戰略轉型。這三大戰略轉型是由過去經濟注重規模數量型轉向質量效益型，由引進消化吸收型轉向對外擴張、走出去型，由學習方法型轉向自主創新型。小康的剛性目標、應對經濟下行壓力以及實現三個戰略轉型疊加在一起，再加上目前的中美貿易戰，很大程度上地增加了中國未來經濟的不確定性和風險。
從上面“三者疊加”的內在邏輯關系來說，如果中國經濟三個戰略轉型實現不了，既會影響小康目標的實現，又會降低應對經濟下行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會直接影響十九大提出的未來中國經濟要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個大目標。為了說明問題，有必要對剛性小康目標、應對經濟下行等可能出現的問題，以及這些問題對經濟風險的影響，做一系列簡要的分析。
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是中共對中國老百姓的莊嚴承諾。在筆者看來，保障小康目標實現的最大難題不在于經濟總量在2010年基礎上翻一倍，也不在于人均收入翻一倍，最大的難題可能是兩個：一是脫貧，即擺脫貧困；二是農民工市民化，這才是兩個真正的硬骨頭。從脫貧上來看，未來三年，3000萬左右農村貧困人口需要脫貧。第二個難題就是農民工市民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概有2.7億農民離土，其中進到大中小城市的大約有1.6億到1.7億左右，還有大約一億人口在鄉鎮企業。這些離土的農民都在農村接受了初中以上教育，也就是說在過去幾十年間，農村向城市提供了2.7億初中以上學歷的勞動力。然而這些人進入城市后，無法和城市同等人群處在同一就業起跑線上，他們可能干了城里最臟、最累的活，但拿到的報酬、待遇大體只相當于城市同等人群的一半，還沒有最基本的社會保障。如果農民工年齡大到打不動工了，只能回到鄉下養老，這個城市與他再沒關系，數以億計農民工的青春年華就這樣被剝奪。
另一方面，中國過去幾十年的城鎮化在一定意義上變成“圈地化”，城鎮化更多地成為城市空間的擴張過程，這是由中國的土地制度決定的。按照中國現行的土地政策，農村土地歸農民集體所有，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但是農村和城市邊界隨著城市化的不斷擴大，也不斷在改變，現在的農村在幾年后可能就變為城市。這個變性過程，國家會以公共用地為由給予農民一定的資金補償，但除了公共用地之外，剩下的土地被地方政府高價賣給開發商，獨享了巨額的土地增值收益，卻把農民這一本來的土地所有者排除在參與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之外。所以這些年來圍繞征地、拆遷等引發的社會矛盾成為群體性事件的主要源頭。這也是“十三五”規劃中強調未來城鎮化要把解決人的城鎮化放在突出位置的關鍵意義。
對于應對經濟下行的問題，同樣不能掉以輕心。自十八大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趨勢掉頭向下：從 2013年增長7.7%，到2017年的6.9%。基于經濟學視角，這種現象具有一定的規律，由于經濟體量大了，增長速度逐步放緩是正常現象。然而如果中國經濟下行的速度有些過猛、過快，可能會帶來一些社會問題。對于造成經濟下行的原因，各方看法不一，但筆者認為主要有五個：一是超級房地產泡沫；二是24萬億的地方債；三是金融體系改革嚴重滯后，拖了實體經濟的后腿；四是產能過剩；五是許多民營企業倒閉，民間投資意愿下降，隨之轉移資本，最后走人。再加上當前中美貿易戰引發的全球震蕩，對中國經濟的沖擊更是不可低估。中美貿易戰以來，中國的股市、匯市雙雙大跌，已經說明了很多問題。
從社會風險來看，目前中國最大的問題是社會整體利益格局在某些方面有被扭曲的危險。過去這些年來，中國的社會財富主要向三個方面集中，一是從政府和社會來看，財富過多地向政府手中集中，如今政府收入占到GDP總量已經超過23%。二是從勞資方面來看，財富過多地向資方手中集中，貧富差距不斷被拉大。三是從普通行業和壟斷行業來看，財富過多地向壟斷行業手中集中。財富流向的不合理性，使普通老百姓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獲得感，或者說改革成果很難被一般人共享。這也是當下中國社會情緒難以平息的重要原因。
當然造成利益格局整體被扭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歸納起來主要有三個：一是分配不合理。過去30多年間，中國社會的四大差距沒有一個被縮小，反而不同程度都被放大，分別是城鄉差距、貧富差距、行業差距和地區差距。二是機會不均等，不同的企業沒有處在公平競爭的起跑線上，人和人也沒有處在公平發展的起跑線上。因此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之后，社會反響強烈。
從信任風險來看，現在是互聯網時代、信息社會、智慧社會，社會信息化在過去幾十年發展迅速。當下中國的手機用戶超過14億，人們獲取信息的手段完全改變了，主流媒體對社會公眾的影響絕不同以往，甚至越來越多人可能連看都不會看。而頻發的網絡事件被快速放大、擴散，這些都會影響黨和政府的公信力。
當然黨政公信力下降，也與政府官員的腐敗、司法不公以及群體性事件上升等有直接的聯系，這些問題出現后甚至長期得不到解決。從更深層的原因分析，又與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出現的整體轉型錯位有關。那么什么是轉型錯位呢？筆者認為，所謂轉型錯位，是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成功地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但制度建設和法治建設沒有跟上經濟發展的步伐。到目前為止，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下，中國平穩地由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效益。但是反觀中國的另一個轉型，明顯存在不足——就是沒有成功地建立起對公權力完全有效制約的制度框架。在民主法治建設方面，仍然存在不少短板。因為與計劃經濟不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大量的個體、私人、外資等非公有制經濟成分大量出現，給權錢交易提供了巨大的市場空間。如果這個時候不建立起有效的民主法治框架，沒有形成對公權力的有效約束制度，就會出現大量的腐敗。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增加中國的政治風險，并有可能形成惡性循環的格局。
未來中國改革開放是否成功的五大標志
如果說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整體方案，是中國改革開放進入新階段的重要標志，那么“十九大”提出要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則可以看作是這一新階段的繼續。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論述，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改革進入深水區，改革要啃硬骨頭，改革要敢于涉險灘，更是指出中國的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這些都是高層對改革開放的巨大決心。
當然，衡量中國改革開放是否前進，或者是否出現了逆轉，除了看國家層面改革開放的戰略規劃、部署、措施之外，更重要的是看改革開放的實際成效、人民群眾的實際感受。而后者往往更為真實、重要。這就是說不僅要看計劃了什么，而且要看人民群眾收獲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從上述標準出發，在筆者看來，衡量中國改革開放是進取還是逆轉，是成功還是失敗，最主要取決于對五大核心問題的解決程度和社會的認可程度。而這五大核心問題的實現程度，直接影響到十九大提出的未來中國新三步發展戰略。
第一個核心問題：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重構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真正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是深化改革開放必須正視的關鍵性問題。其中有三個問題十分重要：一是開放市場。開放市場既要對外資開放，也要向國內的民營資本開放，真正降低市場準入門檻，為各類市場主體提供公平競爭的環境。中美貿易沖突以來，中國政府大幅度降低市場準入，宣布了一系列進一步開放市場的舉措，雖然有些姍姍來遲，但依然受到國際社會的肯定。二是政府向市場放權。最大限度減少政府不必要的行政干預，比如簡化政府對投資的審批，簡化政府對生產經營活動的審批，簡化不必要的檢驗、檢測認證過程，減少行政事業性收費，改革企業注冊制度等等。十八大后，盡管這方面的改革取得明顯成效，比如國務院取消下放的許可等事項超過900項，但企業、老百姓辦事依然存在一定的不方便。三是進一步推進國有企業的改革。如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未來的主要形式，政府推動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和方針，如何打消民營資本的顧慮，給予民營經濟更大的發展空間，如何讓國有和民營實現雙贏，真正打破壟斷，這些都是十分關鍵的問題。從長遠看，如果不能建立起一個被國際社會廣泛認可的市場經濟體系，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的進程就會受阻，這對中國來說無疑是難以承擔的。
第二個核心問題：全力保障民生和人民當家做主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施政理念，對老百姓來講最重要的就是兩個問題：一是民生問題；二是民主參與，當家作主問題。從民生方面看，最受關注的是醫療、教育、社保、養老、就業、保障性住房等。當下老百姓感受到了大量來自這些方面的壓力，是因為政府還沒有真正解決好目前歷史階段老百姓的民生問題。以免費醫療為例，目前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沒有實行這一制度的寥寥無幾，當前我國也確實擁有這方面的經濟能力。因此，全力解決民生問題應成為各級政府的重中之重。要加大民生的投入，加大與民生直接相關的體制機制改革，要花大氣力推進城鄉一體化，維護農民的權益等。
人民當家作主是我國的立國之本，也是以人民為中心最核心的內容。人民群眾是國家的權力主體，是國家的主人，其主體地位要通過憲法及一系列相關法律的實施得到體現。如何保障民主選舉、民主參與、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仍然是薄弱環節，只有通過實質性改革才能實現。
第三個核心議題：創新社會治理和釋放社會活力、堅持公平正義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和社會基本是一體化的，那時候社會沒有發育起來，也缺乏活力。改革開放以后一個重大的變化就是市場、社會這兩個領域被激活了，發展市場經濟，同時也催化了社會的發育，加速了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進程。
但是應該看到，在這一變化進程中，出現了較多的問題，比如社會矛盾和沖突等。如何處理好加快社會發展與維護正常社會秩序的關系，處理好釋放社會活力和維持社會穩定的關系，這確實對政府提出了很大的挑戰。就維持社會正常的秩序和穩定看來，對任何一個政府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把握好這個度并不容易。從當前我國的實際狀況看，首先要注重調動社會的積極性，最大限度地釋放社會活力。包括通過提升社會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自治能力，加強社會治理。在這個前提下，政府也要積極主動作為，履行自身的社會管理職能，特別對那些違反國家法律的行為進行嚴懲。需要注意的是，在應用一些新的治理手段如大數據分析、人臉識別、指紋識別等時，應注重保護個人隱私，防止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
社會對公平正義的訴求十分強烈，目前改革發展中遇到的很多重大問題幾乎都與缺失公平正義有關。中央一再強調要堅持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制度公平，很多民眾對此都有很高的期待。改革開放只有在這些關鍵的社會訴求方面有所建樹、有所突破，才能真正獲得人民群眾的支持，政府才能真正提高公信力。
第四個核心問題：建立約束公權力的制度籠子
在新時代下，如何有效地管控公權防止權力濫用和腐敗，是關系到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性問題，也是歷史的軟肋。“十八大”以后這場反腐敗斗爭，說明中國的反腐力度很大，高層的決心很強，但是反過來也暴露出這方面問題的嚴峻性，用觸目驚心形容毫不夸張。那么如何靠法治打造這個制度籠子，管人管權、管人管事、管住公權？這無疑是未來中國改革開放必須要解決的核心議題之一。
筆者認為要解決好這一根本性問題，首先要讓人民來監督權力，讓權力真正運行在陽光之下，把權力關在籠子里。其次，要構建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權力運行體系，堅持決策、執行、監督相互分離原則。然后，堅持“十八大”提出的“三清”目標，要真正實現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政府是由不同的機構組成，機構是由不同的個人組成，沒有個人的清廉，絕不可能有政府的清廉。比如干部清正，就意味著我們720萬黨政公務員每人都要干凈，3200萬事業單位人員每個人都要干凈，只有每個公職人員個人清正，政府才能夠清廉。同時，只有個人清正了，政府清廉了，才能談論政治清明的話題。最后，要創新反腐的體制機制。現在國家監察委和中央紀委合署辦公，把監察委提升到國家層面，未來能不能達到預期目標，個人認為還需要時間來觀察。這些都是關于能不能構建一個制度的籠子，真正解決對公權力的管控問題。
第五個核心問題：如何處理好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抓住國際環境的機遇
這是當下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也是改革開放以來難以回避的問題。改革開放后的30年，中國一直有一個相對好的國際環境，這是中國幾十年來快速發展的重要條件。但是自2009年后，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這種局面逐漸發生了重大變化。比如過去的“韜光養晦”策略， “不出頭”原則，確實給中國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發展空間。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經濟的快速崛起，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話語權越來越多，尤其當世界局勢發生某些變化后，中國的舉止、政策選擇都會受到廣泛關注。在這種環境里，如果國家的戰略、政策舉措過于強勢，宣傳不夠嚴謹，甚至脫離了實事求是，就可能帶來一些難以想象的后果。這次中美貿易戰的爆發以及快速發展演變的棘手狀況，除了美國力圖維護自身利益等復雜因素外，也與中國這方面存在的某些問題有一定的聯系，應當引起重視。
從更大的視野看，中國必須在當前的國際格局中找準自己的位置，要看到中國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事實，相比于發達國家的立體現代化，中國依然是一個平面現代化，城鄉差距巨大，人均GDP排在世界80多位，在世界產業鏈高端的話語權還很少，核心技術受制于人。因此，只有順應世界的歷史潮流，順勢而為，繼續韜光養晦，發展自身，才能真正利用好國際環境這張牌。
深化改革開放需要多管齊下
按照上述思路，筆者認為未來中國只有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才是加速現代化、滿足人民福祉的唯一選擇。因此，啟動一場新的思想解放，最大限度排除改革開放的阻力，防止極端思潮再起，在改革的關鍵部位上要有實質性的突破，將可能成為改革開放多管齊下的重要路徑。
啟動新的思想解放。這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必不可少的。原因很簡單，如果沒有明辨是非的思想解放，改革開放下一步往哪里走都會成為問題，搞不好倒退也能被貼上改革的標簽。從過去40年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看，關鍵歷史節點都離不開思想解放。比如中國當年的改革開放本身就是從真理標準討論那場思想解放起步的；1992年，如果沒有鄧小平南巡形成的第二次思想解放，中國后來的改革開放幾乎不會走到今天。因此，在當前中國內外環境都發生重大變化的條件下，確實需要對改革開放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明辨是非，這樣才能使全黨全國人民形成新的共識，凝聚新動力，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可以想象，如果處在一個被撕裂的社會中，即使改革開放口號喊得再響亮，現實中也很難取得實質性進展。
最大限度地排除改革開放的阻力。過去30多年改革開放最大的附產品，莫過于一個個利益集團的形成，這無疑是必須面對并且極為深刻的教訓。這些利益集團或掌握權力，或掌握資本，或掌握資源，三者疊加，實力雄厚，控制著相當多的社會財富。綜合來看，這些利益集團大體可歸為三類：即以貪腐官員為代表的權貴利益集團；以壟斷行業為代表的壟斷利益集團；以房地產和資源行業為代表的地產和資源利益集團。利益集團最大的危害是激化了三種沖突：官民沖突、勞資沖突和貧富沖突。在這三種沖突背后都能看到利益集團的影子。習近平總書記有關要沖破利益固化的藩籬，不允許搞利益集團相互輸送利益，不允許搞團團伙伙、拉幫結派、山頭主義，領導干部要防止利益集團的圍獵等一系話語和表述，都在闡明利益集團的巨大危害。可見，“十八大”后的反腐敗斗爭，一定意義上就是在和利益集團作戰。未來中國改革開放能否進一步深入，也取決于能否進一步戰勝利益集團。
防止“極左思潮”再起，危害改革開放的精神氣。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存在一種反改革的力量，他們認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道路錯了、方向錯了，讓走資派全面掌權，讓工人農民吃了二茬苦，受了二茬罪。如果這種反改革開放的思潮和毒瘤不被清除，改革開放不僅難以深化，甚至可能毀于一旦。這絕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嚴酷的現實。
在改革開放的關鍵部位上要有實質的突破，防止改革空轉。筆者認為改革開放有三個關鍵部位：經濟改革、行政改革、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嚴格講是政治改革中的組成部分，但是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更多地集中于行政體制改革和政府改革。從理論上講，政治體制改革分為上端和下端，下端是行政體制改革，主要解決轉變政府職能、政企分開、降低成本、提高效能等。而政治體制上端的改革還有三個更關鍵的要素，即憲法權威、政黨政治、社會主義民主法治，這三個是政治體制上端更關鍵的部分。很顯然過去在政治體制改革層面上，更多集中在行政體制、下端改革，而上端改革還是不夠的。因此，未來的政治體制改革還要在這三個層面上發力，如怎樣樹立憲法的權威，真正實現依憲治國；人民群眾如何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更好地參政議政；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與其他民主黨派的合作問題等。只有通過進一步深化改革，這些根本性的問題才有可能得到被人民群眾認可的答案。
就經濟改革而言，關鍵要建立起一個相對被國際社會認可的市場經濟體制框架。這個框架的核心主要包括：尊重市場自身的規律，減少政府不必要的干預；完善市場經濟的法律框架，為各類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防止欺詐，反對壟斷；遵循國際法以及國際貿易的相關準則；政府要帶頭守法，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要按照公開、公正、透明的原則，體現公共政策的公共屬性；最大限度地約束公權力，遏制權力濫用，嚴厲打擊公權力在市場中的尋租行為等。可以設想，如果未來在經濟領域，中國的改革開放能在上述一些關鍵環節上取得重要突破，并逐步完善，不僅中國這個龐大的市場會更具吸引力，而且更重要的是所有中國人民都能從改革中獲得實惠，享受改革開放帶來的成果。到那時，中國會更加受到世界的尊重，這是每一個中國人十分期盼的。
【本文作者為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資深研究員】
責編：賀勝蘭 / 蔡圣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