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轉型的類型

經濟轉型主要指一地資源配置與產業結構的深層轉變，是經濟發展方式實現質的變化的重要途徑。縱觀人類歷史的主要經濟轉型類型，大體上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由工業革命、技術革命催生的大規模經濟轉型，此類轉型影響面廣、一般波及全球大范圍的國家和地區，受影響地區的經濟發展方式和產業結構會發生根本性變革，勞動生產率得到大幅提升。第二類則是偏向于人為主導的經濟轉型，主要由政府主導，通過規劃新的產業發展戰略、制定新的或調整既有產業發展政策，促進經濟轉型。當舊有經濟發展軌道不能實現優質經濟增長、生產要素不能得到有效配置時，經濟轉型就有必要提上議事日程。如果我們把第一類經濟轉型視為由市場、技術力量主導并推動的，那么第二種則可視為由政府及行政力量主導并推動的經濟轉型。后者為人類社會的主要經濟轉型類型，發生頻率相對而言更高。可見，行政力量在經濟轉型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當舊有經濟發展模式形成慣性、陷入困境的時候，市場機制在推動經濟轉型階段資源配置上的作用相對有限，此時需要行政力量有效干預并引導，這也就是第二類經濟轉型。此種情況下，政府作為“另一只手”，要有效發揮自身的引導和規制作用。政府是否了解產業、是否貼近市場與企業，將成為經濟轉型順利與否的關鍵影響因素。以“親、清”為主要原則的新型政商關系可成為促進經濟與產業轉型的驅動力。所謂“親”就是政府跟企業形成密切的日常互動關系，主動傾聽了解企業的困難和問題，并與各種不同類型的企業家接觸，認真聽取其想法建議，將其納入政策制定過程之中。

經濟轉型中，政府需要通過制定前瞻的產業政策，引領產業發展。在這一過程中，輸入新鮮血液，制造增量無疑十分必要。同樣，盤活存量，激發存量中新的增長點與活力也十分重要。前瞻的產業政策并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或者一廂情愿的空想，而是基于本地產業相對優勢的基礎上做出的。只有政府與企業形成長期親密的互動關系，才有可能形成對當地產業超越于統計數字的、立體的、有溫度的認知，這種政企之間的互動關系應更多是日常的互動機制。數字經濟時代，我們看到有些政商關系較為親近的沿海省份或地區借助手機社交應用，建立政商之間更為緊密的互動機制，很大程度上削減了政企之間信息的不對稱，使政府與企業雙方都可以及時獲得必要信息。這種日常點滴的信息互動與積累，對制定和修正相關政策至關重要。

政商關系與經濟轉型

建立親近的政商關系，營造宜人的政務環境。現階段我國經濟轉型的主要任務是將以往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型升級為高附加值產業，這對企業的戰略思維、研發能力等都有著較高要求，而制度壁壘往往成為消耗企業家精力、增加企業運營成本的內耗因素。因此，宜人的政務環境是經濟轉型的重要助力，親近的政商關系是營造宜人政務環境的基礎要件。首先需要明確的是，政務環境既不是買方市場，也不是賣方市場。政府既不應該倚仗審批權成為刁難企業的掌權者，也不能走形式主義的改革路線，如為了提升辦事效率，過度放松審批與監管等。這兩種情況都會導致市場秩序的混亂，因此需要尋求政企關系的最優平衡點。在親近的政商關系下，企業能及時將遭遇到的困難，以及政務環境不便的具體細節反饋給相關部門；政府也能從與企業的真誠互動中獲得真實有效的社會信息，用于改善政務環境或修補監管漏洞。

建立“清白”的政商關系。“清白”的政商關系的直接含義是清廉、不腐敗。構建清白政商關系更深層的要求是制度化。規則清晰、執行有力是降低經濟轉型過程中制度成本直接有效的做法。如上所述，經濟轉型要求企業有開創性創新或根本變革，這更需要政府給予企業自由、舒適的制度環境，以及充分的發展空間，令企業可以集中精力發展本業，并有足夠的制度空間實現商業暢想。制度化包含兩層含義。一是規則制定，需要制定可供市場依循的清晰規則。現階段，各地在推進改革的過程中制定了豐富的政策文本，但有些政策仍存在清晰度不佳的情況，這會混淆政策解讀，為下級在執行上級政策時留下模糊空間。二是照章辦事，這涉及政策的有效執行，是更為艱難的改革，要求鉗制政策的尋租空間。各地已經出臺的政策是否可以順利落地，實際政策執行是否嚴格依循政策文本并取得預期效果，這都是有待深化的改革領域。

構建新型政商關系需要輔以獨立、有效的制約機制。值得注意的是，清白的政商關系并非意味著死板、僵化的政商關系。政策制定與執行應兼顧剛柔并濟的原則。清晰的政策與照章辦事應賦予主責官員適當裁量權。與法律相比，政策雖然具有較大靈活性，但仍然存在滯后與靜態的缺陷。現實案例中獨特、豐富、復雜的特點要求政策具有一定的靈活性。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特別是當下，我國飛速發展的“互聯網+行業”的經濟模式成為世界范圍的創舉，政策追不上行業發展的現象日益突現，因此具有一定靈活性的政策可以有效助力新業態的發展。然而，政策的靈活性具有“雙刃劍”的特點。“靈活性”運用得當可以增強政策的彈性，運用不當則可能扭曲為兜底條款，滋生“懶政”甚至是腐敗。因此，構建清白的政商關系必須輔以獨立、有效的制約機制，讓政策的靈活性發揮正向效應。

【本文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責編：賀勝蘭 / 蔡圣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