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新時代經濟發展的背景下，尤其是在全球經濟格局變動的背景下，以“一帶一路”建設為代表的高質量對外開放尤為重要。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總結了以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總結概括了新時代我國經濟的基礎特征，并對未來經濟工作作出重要布署：圍繞“一帶一路”建設，創新對外投資方式，以投資帶動貿易和產業發展。與此同時，隨著我國對外投資的發展，歐美等發達經濟體的國際影響力卻呈下降趨勢，一些歐美國家正試圖構建全球經濟“新格局”，這勢必會對我國對外投資產生負面影響。面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與一些國家對我國投資限制的矛盾，有必要梳理近年來我國對外投資的變化，并對我國對外投資方式進行改革與創新。
我國對外投資的變化
就現實情況而言，自2000年實施“走出去”發展戰略以來，我國對外投資規模逐步擴大。有關統計數據顯示，2002-2016年間，我國對外投資流量年均增長率達35.8%。2015-2016年間，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超過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流量，成為資本凈流出國。事實上，我國對外投資的增長伴隨著一系列問題，例如過去十年因盲目投資而導致初期投資的損失，資本外流本是逐利行為，利益損失的結果表明一些對外投資缺乏理性和效率。2017年，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為1200.8億美元，同比下降29.4%，形成2002年以來增速后的首次下降（見圖1），同時逆轉了2016年資本凈流出的局面。相關數據的變化顯示出我國對外投資環境和局勢的變動，一定程度上也表明我國“走出去”政策實施更為規范，風險防范意識增強。
近年來，我國對外投資在投資主體、行業結構、投資方式及國際形勢方面均有一定變動。總體而言，我國對外投資朝著高質量、高效率、更為理性的方向發展，但不可忽視的是我國對外投資所處的國際形勢有所惡化，發達國家的排外情緒上升，對我國對外投資造成限制。
對外投資主體日趨多元化，行業結構逐步優化
截至2016年末，在我國對外投資存量中，公有制經濟約占七成，非公經濟約占三成；對外投資流量中公有制經濟約占三成，非公經濟約占七成。從企業數量來看，2006年，以央企為主的對外投資主體（占76.4%）結構，到2016年已經變成地方企業在對外投資中占主體地位（占87.4%）。民營企業的發展使地方企業逐漸成為海外投資的主體，但與此同時也帶來了更大的金融風險。許多民營企業運用非自有資金，通過高杠桿和資本運作投資國外的非實體經濟，從而實現資本轉移，大量的資本外逃對中國整體的金融安全造成了威脅。甚至有一些地方政府和金融機構以“一帶一路”的名義建立投融資基金，但因其經營監管不規范，缺乏科學理論指導，導致收益無法保證（甚至出現虧損），加之出資人難以被追責，使得這類基金的數量累加，也將會威脅到我國金融安全。
據商務部公布的數據，2018年上半年，我國對外投資主要流向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占比32.6%）、制造業（占比15.8%）、采礦業（占比11.5%）以及批發和零售業（占比9.5%）。房地產業、體育和娛樂業對外投資沒有新增項目，表明我國對外投資非理性行為得到遏制，更注重高質量發展。投資初期，投資重點在資源能源和基礎建設行業，所需金額大，不夠靈活，容易激起排外情緒，局限性很大。現今，在一系列政策導向下，我國對外投資結構朝著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塑造全球價值鏈的高質量方向轉型。
跨境并購逐漸成為我國對外投資的重要方式
2000-2016年，中國對外投資2858起案例中，2515起為跨國并購案例。到2018年，出現了綠地投資、聯合投資、股權置換等新的對外投資方式。2018年上半年，相關企業共實施并購項目140起，分布在全球41個國家和地區，涉及國民經濟16個行業大類，實際交易總額261.1億美元。尤其是在制造業，通過互聯網和智能化高新技術的推動，中國制造在全球產業鏈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也推廣了企業形象，拓寬了銷售渠道，促進了我國相關產業的轉型升級。
發達國家影響力下降，國際投資準入形勢惡化
近年來，隨著世界格局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推進，全球貿易格局發生深刻變化，與此同時，中國在參與國際貿易、促進全球經濟穩定方面的作用日益凸顯，對外投資規模逐年增大。然而，伴隨著民族主義和排外情緒的激化，一些發達東道國的投資環境惡化。其中，美國作為我國對外投資最主要的發達東道國之一，除了對我國貿易進行限制外，對我國境外投資也進行干預，于6月27日通過《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增大審查力度，尤其是對中國企業投資美國高新技術行業進行限制。此外，部分歐洲國家也在加強外資管理，推動修改相關法律法規，強化外資審查。根據統計，我國近兩年對外投資并購被撤回數量超過總投資案例的10%。國際環境的惡化，倒逼中國不得不尋找新的投資方式以謀求持續發展。與此同時，“一帶一路”部分沿線國家與地區存在政局不穩、營商環境有待改善等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國對外投資的難度。
進一步創新對外投資方式
資本流出規模的持續擴大對我國對外投資創新提出進一步要求，為應對國內外投資環境與形勢的變化，順應我國對外投資已逐步改善的方向，響應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高質量發展”和“穩中求進”的要求，應當進一步創新對外投資方式，使我國對外投資更為穩健，在全球經濟合作和競爭中更具優勢。本文認為，我國對外投資創新至少可從三方面進行，即投資政策引導、投資模式創新和投資后項目管理與風險防控。
加強投資政策引導，以戰略規劃作為引領
隨著我國對外投資政策的放寬，對外投資規模逐漸擴大，寬松的監管環境使得我國一些企業在對外投資過程中出現盲目、低效甚至違規的問題，如部分國有企業在投資過程中效率較低，在投資目標和投資規模的決策方面也不明晰，部分民營企業則存在不良投資行為，如違規經營和惡性競爭等，對風險的重視程度也有待加強。一系列問題不僅不利于企業自身經營發展，還對我國“走出去”發展戰略的實施、經濟高質量發展和負責任的大國形象造成一定負面影響。
自2017年起，我國出臺一系列指引、管控政策，遏制企業非理性的對外投資問題，引導企業走高質量對外投資之路。2017年8月，國家發改委等四部門聯合發布《關于進一步引導和規范境外投資方向的指導意見》，該意見劃定我國企業境外投資的鼓勵方向、限制方向和禁止方向，并提出保障措施；2017年12月，國家發改委等五部門聯合發布《民營企業境外投資經營行為規范》，在完善經營管理體系、加強合規誠信經營、切實履行社會責任、重視資源環境保護、加強防控境外風險方面對民營企業對外投資進行規劃和管理，以改善大規模對外投資環境下部分民營企業非理性、低效率、不合規的投資現象；2018年4月，國家發改委等六部門聯合印發《關于引導對外投融資基金健康發展的意見》，該意見旨在進一步規范和完善我國企業“走出去”的金融支持，對我國對外投融資基金的募集方式、運行效率、監管和保障方面提出指導性意見。 在上述系列政策出臺及國際形勢變動的背景下，2017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同比增速實現下降，體現出我國對外投資日趨規范、非理性投資得到遏制的良好態勢。現有政策為我國對外投資的重點領域指明方向，同時有利于規范我國企業對外投資行為，并能夠加強我國對外投資的金融支持。
未來，我國應堅持上述政策規劃的引領方向，繼續規范“鼓勵發展+負面清單”監管新模式，強化創新金融支持，加強相關風險監控。在宏觀政策引導方面，我國有關部門可結合當前變動中的對外投資國際形勢，提出靈活穩健的應對措施，進一步完善對外投資規劃體系。在投資動機方面，相關政策應支持企業對外投資的市場性，鼓勵企業以經濟利益為導向的商業發展戰略。在對外發展方面，可推動與各國政府合作機制的構建，我國尤其應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合作，鼓勵全國、地方投資及行業協會服務我國企業對外投資，以此形成國家、地方等多層次推動我國對外投資的體系；在金融創新引導方面，繼續鼓勵多元化的投融資方式，鼓勵絲路基金、雙邊基金、中拉產能合作基金等健康發展，同時加強風險防范，為我國企業對外投資提供穩定的資金支持；在風險監控方面，應將風險問題提升至國家安全層面，準確合理監測我國對外投資數據，完善相關統計數據，以形成對我國對外投資形勢的清晰把控，精準識別風險，并進行針對性的防范。應健全我國跨境投資企業的法律保護制度，促進國家間的安全合作。
促進投資模式創新，拓展多元化投資渠道
在投資模式方面，我國金融機構應進行積極創新，為我國對外投資企業提供更有針對性、更具個性化的金融服務，完善金融服務體系。在傳統融資方式方面，商業銀行應做好相應的間接融資工作，為企業提供穩定的貸款和現金管理等服務；保險公司為企業提供風險管理等保障；投資銀行提供直接融資服務如發行證券、資產證券化等服務。此外，應促進產融結合，單純的融資服務較難體現產業資本的意志，可通過私募股權基金探索新模式，如多雙邊基金，減少保護主義的障礙，既實現政府間的合作溝通，又幫助民間資本的跨境交流。企業在對外投資過程中，可采取國有和民營合作的形式，也可考慮第三方國家的參與，以此減少東道國對我國企業投資的干預。
此外，應打通新的投資渠道，抓住機遇，為對外投資創造更多途徑。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可從三方面擴展我國對外投資渠道，一是要明確主線，形成對外投資和中國經濟發展的優勢互補。在美歐試圖重建全球經濟格局的背景下，我國應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對外投資的主要目的地，把握好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機遇，根據各國資源稟賦、區位優勢等特點加強差異化的產業導入，擴展投資渠道；二是要選準產業，隨著全球經濟格局變化，智能制造、醫療、TMT、消費已逐漸成為最吸引資本的四大產業，我國企業可對全球資本聚集行業進行關注，選擇合適的盈利項目，在實施過程中應重點關注東道國相關政策，以市場為導向進行對外投資；三是充分利用私募股權基金，結合相關產業需求，實現產融結合，促進產業升級。
優化投資項目管理，加強風險防范
目前我國企業在對外投資過程中存在不夠重視風險、環保、安全和相關法律制度等問題。對商業風險的防范意識不強，對其他風險的研判能力也較弱，運用法律手段維權的意識薄弱，未能充分利用法律援助和金融支持，以致我國對外投資效率并未像對外投資規模一樣實現充分發展，對外投資質量不夠高，使我國形象也受到一定影響。因此應當加強對外投資項目風險防范和經營管理。
我國企業在進行海外投資前，應至少進行三方面準備：第一，需對東道國的營商環境進行考察，對其投資風險作初步評估；第二，需對目標市場和企業進行盡職調查，可結合國內外會計、律師事務所以及投資銀行對其財務和法律等情況進行了解，以防范企業在進行對外投資時出現的風險，并提出緩釋風險的方法，對于目標企業，應選擇與本身發展相契合、能夠彌補自身短板業務的企業項目；第三，需建立有效的風險管理機制，根據對東道國、目標市場和目標企業的風險評估，提出切實有效的事前風險防范措施，完善相關體系。
同時，企業投資后也需要重視后續的整合、管理和服務工作。除了在業務領域實現對接，還應關注企業文化和管理理念的融合，做好對當地政治、人文環境、市場和技術的適應工作，也可雇傭當地員工，實現多方位的充分融入。投后管理方面，應加強運營過程中解決問題的能力，提高應對風險和突發問題的防范水平，完善投后管理機制，使風險得以監測和控制。有關部門應增強對外投資的監管能力，整合管理資源，更好地服務企業，有效地打通退出渠道，以此保障對外投資企業的利益。
【本文作者分別為四川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四川大學經濟學院碩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