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本質上，霸凌主義超越了一般貿易摩擦的范疇，是一種政治性霸權主義。應對霸凌主義，不能簡單運用成本-收益的經濟邏輯去思考，還應按照政治競爭的邏輯去分析。這種斗爭不是簡單的一時利益之爭，而是國家維護發展權利的意志之爭，其目標是塑造一種公平的交往模式，而不能是強者通吃的主-從模式。
【關鍵詞】發展中國家 霸凌主義 政治性霸權主義 【中圖分類號】D518 【文獻標識碼】A
特朗普政府喊著“美國優先”的口號，不顧國際規則與承諾，空前頻繁地揮舞經濟大棒對眾多國家進行打壓，包括對與目標國往來的第三方國家實施域外經濟制裁，由此引發了國際社會對其霸凌主義的廣泛批評。從更廣泛的范圍來看，霸凌主義不是簡單的市場擴張，更是發達國家轉嫁內部危機、打壓他國的常用方式，而發展中國家則是這一方式的長期受害者。
霸凌主義的本質是政治性霸權主義
認清霸凌主義的本質是有效應對的必要前提。表面上看，霸凌主義主要涉及經貿領域，但其實質已超越了一般的經貿糾紛，而是一種政治性霸權主義。如果是一般的經貿糾紛，雙方基于國際規則共識和成本收益的經濟理性，最后會相互妥協，各讓一步。但作為一種政治霸權主義，霸凌主義無視國際規則和利益平衡原則，遵循的是權力政治邏輯和叢林原則，追求強者通吃，并盡可能限制競爭對手，直至權力的盡頭。與傳統霸權方式相比，當前霸凌主義具有一定的和平欺騙性，它將霸權動機偽裝成一個純粹經濟技術性問題，其成本和風險比戰爭低。與傳統外交交涉相比，又具有更大的實質性影響。
因此，應對霸凌主義，不能簡單運用成本-收益的經濟邏輯進行思考，而應該按照政治競爭的邏輯去分析，即最終看誰能夠在意志的較量中實現自己的目標。其中不僅包含可計算的經濟技術因素，還包括難以計算的心理因素。從戰后歷史來看，美國在絕大多數戰爭中的損失都小于對手，但并不意味著美國贏得了所有的戰爭，比如越南戰爭。即使在美國能夠贏得所有戰斗勝利的情況下，也難以輕言勝利，比如阿富汗戰爭。而對于弱國來講，幾乎所有的重大勝利都是以比對手大得多的代價換來的，比如中國的抗日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如果按照純粹的成本-收益的經濟邏輯，這些勝利不僅不可能取得，甚至連想都不要想。
霸凌主義是發展中國家成長必經的煩擾
從歷史來看，雖然很多國家都可能成為大國霸凌的對象，但相對而言，發展中國家遭受的霸凌更普遍、更頻繁。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西方發達國家的霸凌主義是發展中國家成長過程必經的煩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必然會改變近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體系及其不平等的權力結構，而這正是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中心霸權國家力圖阻止的。在軍事手段受到越來越多制約的情況下，霸凌主義就成為其常用手段。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民族解放運動的成功使得廣大發展中國家擺脫了西方傳統殖民統治，獲得了民族獨立。但要真正維護民族獨立、滿足民眾對美好生活的新需要，就必須改變落后的經濟基礎，建立和完善現代經濟結構，提升經濟技術水平。自此以來，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主要外部障礙已不再是西方傳統的殖民主義，而是其主導建立的不公平的國際經濟舊秩序和政策。當然，發達國家也對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些援助，但大多附加有政治條件，并隨時可以根據政治需要中斷這種援助，甚至施加經濟制裁。一旦某個發展中國家發展達到一定階段，就可能成為發達國家集體遏制的對象。這就像寡頭壟斷行為一樣，雖然寡頭之間存在競爭，但在排斥新進入者方面有共同利益。
其實美國和德國在崛起過程中也曾遭受過英國和法國等先發國家的霸凌。面對英法的開放壓力，美德作為后發國家意識到，完全對等的自由貿易只會使這些先發國家的優勢合法化和長期化，而美德等后發國家將逐漸陷入依附式的貧困狀態之中。一旦發生沖突，先發國家還擁有更多資源可投入戰爭。因此，對后發國家而言，財富重要，但生產財富的能力更重要。一個擁有現代工業的國家不僅將擁有更多的財富創造機制，還能夠擁有更多的資源應對可能的戰爭威脅。后發國家要發展新的工業，必然會面臨自身的先天不足，比如技術和經驗，以及其他國家的競爭和排斥等困境。只有借助國家貿易壁壘的保護，后發國家才可能建立起現代工業。只有當本國的工業水平達到與發達國家同等程度的時候，或各國之間的政治合作像實現了統一后的各州或省一樣，徹底消除了戰爭的可能性，才能實行真正的自由貿易。
全球化的發展使各國之間的相互依賴越來越深，而政治意識的不斷覺醒和工業化的逐步普及，則使如何平衡各國的發展權利成為全球治理的關鍵。早在100多年前英國仍處于權力巔峰之時，其著名的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就意識到，地理大發現之后，世界進入到一個相互影響的封閉體系之中。任何一種社會力量的爆發，都會在世界其他地方引起強烈的反響，導致其中薄弱部分被摧毀。如果允許一國實行商業“滲透”，將導致普遍的傷痛；而無限制的自由貿易和工業專門化，將“使一些國家感到它們被降抑到劈柴擔水的地位”，其結果都是一樣的。“整個世界一旦失序，就意味著任何可作為秩序恢復之支點的國家基礎都不復存在。”面對美國、德國等后發國家的工業化追趕，他承認，任何有自尊心的國家都不會允許自己被奪取高科技工業的份額。但這些工業緊密連結，它們只有彼此平衡才能發展。為使各國滿意，必須設法保障國家發展機會的某種平等。
作為曾經遭受霸凌的國家，美國應該能夠理解其他國家推進產業升級的動機，也能體會他們遭受霸凌的感受。但事實顯然相反，美國依然從其狹隘的霸權利益出發，將其他國家的發展視為對本國產業乃至霸權的挑戰。為此，美國甚至不惜違背其主導建立并從中極大受益的國際機制。
隨著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走上工業化道路，他們希望通過產業升級逐步實現富強，如果繼續以一種狹隘的霸權主義方式對待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必然導致全球嚴重的發展赤字、治理赤字，進而是和平赤字。
反對霸凌主義是發展中國家崛起的考驗
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而言，其崛起不僅面臨經濟技術方面的制約，還面臨國際體系結構的制約。面對中心發達大國的霸凌，發展中國家既要堅決維護國家的發展權利，又要妥善處理好與國際體系的關系。
第一，堅持反對霸凌主義的底線原則。反對霸凌主義不能走上全面對抗的道路。作為自由貿易的積極倡導者，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曾指出，作為對外國市場不公平限制的報復，可以施加關稅，但僅僅是迫使其他國家降低關稅的手段。報復本身的害處大于好處。反對霸凌主義不能導致客觀上的閉關鎖國。霸凌主義的前提是依賴，鑒于與發達國家力量對比的差距，早期激進的依附理論學者曾據此提出“脫鉤”對策。實踐證明，這種做法也是行不通的。任何國家離開了國際資源和市場，搞閉關鎖國，只會招致自我失敗。
第二，反對霸凌主義的具體思路：是在維護現有國際體系和機制的基礎上逐步推進改革?，F有國際體系和機制為包括發展中國家在內的所有成員提供了和平發展與合作的條件，也為發展中國家應對霸凌主義提供了制度武器和輿論道義資源。與此同時，需要根據形勢適時推進國際體系和機制的民主化改革，為維護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利提供更公平的制度保障。美國之所以敢于不顧國際社會的普遍反對肆意霸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元霸權以及美國在現有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中的制度性霸權。
堅持“內線分化”與“外線牽制”相結合。國際分工的復雜化必然加劇國內利益的多元化。在缺乏明顯外部安全威脅的情況下，多黨競爭體制國家的政策往往更容易受到政治活躍的少數群體的影響。這種活躍群體是動態變化的，其關鍵取決于這些群體所感知到的利益威脅或收益機會。在避免全面對抗的前提下，對這些群體利益采取“點穴式”的精準打擊，可以起到以小博大的不對稱性效果。從長遠來講，應繼續擴大與這些國家的相互投資和經貿交往，以營造友好的地區政治基礎或必要時的博弈籌碼；“外線牽制”則是與所有現實和潛在的受害者合作，建立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孤立牽制霸凌國家。雖然一些國家基于現實考慮并不愿意公開地一致反對，但并不妨礙客觀上的行動牽制。因為霸凌主義侵犯的不僅是某個具體國家的權益，更是攸關每個國家權益的普遍原則。
強化自主創新與擴大對外開放并舉。常識告訴我們，一個國家沒有強大的自主創新能力，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現代化和崛起，由于各種原因，中國各界一直沒有就此達成足夠強烈的普遍共識，由此導致了行動上的滯后。加強未來產業技術的自主創新已刻不容緩。在此基礎上，中國要繼續擴大對外開放。從長遠看，中美貿易之爭，不在于一時一地之得失，而在于誰最終更能吸引世界的資源和市場。正如樹的成長一樣，如果根系發達，就能從廣闊的土壤中獲得營養和水分，外部的風暴頂多只會破壞一點枝葉。據此，中國應通過深化改革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在更主動為全球資本和技術提供更加開放的環境的同時，積極參與全球經濟合作，營造和鞏固有利于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態勢。今天的世界市場，生產要素的流動更為便捷。誰贏得了這些要素的“芳心”，誰就會贏得貿易戰的勝利，從而贏得國家發展的未來。
中國近代歷史教訓告訴我們，不開放不行；而拉美發展教訓也告訴我們，要使這種開放符合本國發展戰略需要和節奏，而不是完全被資本所主導。否則，就會走上依附式發展道路而難以擺脫霸凌主義的威脅。
（作者為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武漢大學中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主任）
【注：本文系2017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習近平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對馬克思共同體思想的繼承與創新研究”（項目編號：17ZDA001）的研究成果之一】
【參考文獻】
①【美】亨利·基辛格著、陳瑤華等譯：《白宮歲月》，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
②【英】哈·麥金德著，林爾蔚、陳江譯：《歷史的地理樞紐》，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
③【英】哈·麥金德著、王鼎杰譯：《民主的理想和現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責編/周素麗 張忠華（見習）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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