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整體性崛起，開啟了一個全球經濟治理主體多元化的時代。然而，原有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失衡及有效性缺失的問題并未得到根本解決，經濟格局與金融權力之間仍舊存在錯配，從而限制了全球整體性發展的空間。為此，有必要發揮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治理變革中的作用，堅定支持經濟全球化和多邊主義，進而構建一個權力和責任基本對稱、發展共同利益和促進各國利益相結合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

確保權責對稱

當前，全球經濟治理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新興發展中國家對全球經濟增長所作出的貢獻不斷增加，但在全球經濟治理中未能形成對稱的權力、相匹配的話語權和合理的報償機制，從而導致治理體系有失均衡。特別是，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仍舊掌握全球治理機制和國際規則制定權，并通過資本和貨物鏈向發展中國家轉嫁危機。由此，需要對全球經濟治理中的代表權、話語權進行重新調整分配，以保證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權責對稱。

第二，全球經濟制度的繁多導致某些領域內形成了若干“機制復合體”，使其無法在全球經濟治理中展現足夠的有效性。比如，盡管跨國企業在多重規則的制約下，受到更有力的監管，但也使之付出了大量的合規成本。同時，在全球經濟規則重構的背景下，未能充分考慮多邊情況及不同區域差異的貿易協定，一定程度上也影響到了世界經濟的復蘇。

第三，由于世界各國經濟理念和經濟狀況存在不一致性，“經濟民族主義”在全球經濟治理中逐漸抬頭。經濟理念和經濟狀況的差異，還導致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達成的政策執行力和效果不一。這種情形一旦產生和蔓延，將刺激其他相關國家采取反制和對抗行為，從而不利于全球化的深入發展。

第四，非傳統的、突發性的經濟問題頻發，對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彈性提出了新挑戰。當前，全球經濟治理與區域經濟治理、各國國內經濟治理之間的聯系和互動不夠充分，尤其是難以在短期政策上形成有效共識。一定意義上講，以傳統“二維”方式構造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無法匹配“多維”的全球相互聯結性現實，從而無法應對新的全球經濟治理難題。

第五，地緣政治外溢效應的擴大，導致全球經濟治理中“黑天鵝”事件多發。不時顯現的地緣沖突導致未來的不確定性上升，不僅使得全球經濟和國際金融市場運行中“黑天鵝”事件增多，而且導致市場恐慌度不斷上升，生產經營者和投資者信心受到打擊，全球資本的流向穩定性隨之降低。

第六，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和完善，依舊受到霸權政治的困擾。特別是，美國作為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重要一方，通過濫用治理權力、突破治理規則，獲得了國際貨幣特權、金融話語強權和國際金融霸權，并通過各種貨幣和金融手段制造“美元陷阱”，以實現對其他國家的經濟掠奪。這種自我利益的膨脹和治理權力的濫用損害了世界各國的正當權益，對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產生負面影響。

減少“共識赤字”

全球經濟治理要適應不斷變動的新形勢和新環境，并在全球化面臨新挑戰的過程中發揮更大作用。為此，需要對有關運行體制和機制進行調整完善。就中國而言，需要通過不斷尋求共同利益、采取非零和博弈等策略，將日益增長的綜合國力轉化為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的制度權力、影響力與塑造力。

明確戰略意圖，保持戰略定力，對全球經濟治理趨勢要有戰略預判和政策準備。一方面，把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立足點放在拓展改革發展空間之上，努力獲取與自身實力相匹配的制度權力與國際話語權。另一方面，按照漸進性、合作性和國內外統籌性等原則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防止過度的戰略突進導致國家實力和戰略資源損耗。

提升綜合實力與治理能力。一方面，推進“一帶一路”和亞太自由貿易區建設，加快商品和服務貿易自由化進程，加大產業轉移效能，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下進一步鞏固和釋放中國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化壓力為動力。要進一步疏通產業要素流動渠道，推動優質產業要素集聚和富余產業要素轉移，促進國內各個地區的分工與協作，進而為產業成長蓄積能量。

堅持以平等為基礎、以開放為導向、以合作為動力、以共享為目標的全球經濟治理觀。重點在于G20機制、國際經濟組織、區域經濟組織三個戰略平臺，亮點在于“一帶一路”、亞投行、金磚國家和上海合作組織等增量改革。要進一步破除地緣政治博弈的慣性，加強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合作，保持與發達經濟體的良好溝通，減少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共識赤字”。同時，在貿易投資便利化、金融風險防范、貨幣和匯率協調等方面積極尋求建立多種經濟合作機制，進而為區域內互聯互通提供機制支撐。

加快全球經濟治理機構的民主化改革，堅決維護多邊自由貿易體系。要積極支持發展中國家參與新一輪國際經貿規則的制定，在目標規劃、議題協商、制度架構等方面創造條件，以更好地維護新興經濟體的利益。要同發展中國家堅守公平正義，共同維護多邊主義和以世貿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旗幟鮮明地反對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