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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讓我們忙碌奔波

核心提示: 快節奏的工作、生活,引發了公眾對于中國人“忙”的討論與思考。“忙”背后的原因,主要包括“競次”策略的選擇、晉升錦標賽的治理體制和不甘落后的社會心態。當前,如何在保證效率的前提下,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還需要更深刻的制度改進和完善。

【摘要】快節奏的工作、生活,引發了公眾對于中國人“忙”的討論與思考。“忙”背后的原因,主要包括“競次”策略的選擇、晉升錦標賽的治理體制和不甘落后的社會心態。當前,如何在保證效率的前提下,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還需要更深刻的制度改進和完善。

【關鍵詞】“競次”策略  治理體制  文化心態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識碼】A

近期,一篇題為“凌晨3點不回家”的文章引發熱議。其實,熬夜加班不只是中、青年群體的特有現象,甚至中小學生也普遍存在因課業負擔過重熬夜寫作業的情況。“中國少年兒童狀況研究”課題組2016年調查數據顯示,“00后”在校時間和做家庭作業時間均超過“90后”,學習負擔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加重,睡眠不足現象也更嚴重。

為了減輕中、青年負擔,原本應當享受閑暇時光的老年人也被迫卷入快節奏的都市生活之中。國家衛計委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全國流動老年人口達到1800萬人,因照顧晚輩選擇“老漂”的,占老年流動人口的43%,在北上廣深等地這一比例更高達到54.4%。

可以說,中國上至老人下至兒童都處于忙碌奔波的狀態之中。為什么中國人與中國社會這么忙呢?一個基本的判斷是,忙,大多是個人的主動行為,當然也有強有力的外在壓力。就個人來說,中國人普遍有著強烈的成就動機和家庭責任感,在個人能力不足以通過提高單位時間效率來應付工作與生活壓力的前提下,拼時間就是一個基本的選擇。但一個普遍的個體行為主要不應該通過個體因素來說明,我們更應分析組織(企業)與社會的因素。

激烈的競爭迫使組織采取“競次”策略,“忙”是組織為了生存的應對方式

為了贏得競爭,組織面臨“競優”(race to the efficiency)與“競次”(race to the bottom)兩種策略。“競優”是指通過創新提升技術水平、提高效率來贏得競爭,而“競次”是通過降低成本或質量的方式來獲得競爭優勢。競爭過于激烈的情況,往往導致“競次”現象的出現,因為相比“競優”,“競次”能夠實現短期內的快速收益。

以企業為例,激烈的市場競爭使得我國大部分企業很難長期投入資金、人力用以技術研發與創新,而主要依靠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和快速生產獲取利潤。但是成本、人力的壓縮并不是無止境的,在缺乏有效法律監管的條件下,企業之間的“競次”可能導致產品質量的下降和對員工剝削的加劇,形成競爭的惡性循環。更值得關注的是,“競次”策略開始蔓延到各行各業,甚至在作為創新和核心能力孵化器的高校也能看到“競次”現象,從過于注重文章發表的數量而非質量的評價體系可見一斑。

由于我國工業起步晚、基礎差,目前擁有的核心技術少并且自主開發能力弱,現有產業多為下游產業,以加工原材料和零部件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處于全球生產鏈的末端。這類產業利潤微薄且需要大量的人力、時間投入。當前,企業在勞動管理方面,普遍存在以下問題:其一,個體能力與工作任務不匹配。工作的理想狀態在于個人能力與工作任務的匹配和均衡。“忙”意味著個人無法自如應對工作任務,一般來說,是工作任務量超出個人能力范圍。企業往往通過壓縮人力成本來贏得效益,使得原本需要雇傭多人才能完成的任務集中分配給一個人,造成個人不得不加班追趕工作進度。

其二,勞動控制過程延伸。技術革新為勞動控制的加強提供了可能,移動終端技術的不斷革新,QQ、微信等手機應用給辦公、生活帶來信息溝通便利的同時,也模糊了工作與休閑的邊界,使得勞動控制從辦公室延伸到私人生活當中。

其三,勞動執法不嚴。雖然我國勞動法規定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八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四十小時”的工時制度,但法律履行狀況不容樂觀。《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2017年報告》顯示,2016年我國勞動力每周工作時間為44.73小時,而工作50或50小時以上的比例超過四成。

晉升錦標賽的治理體制下,層層加碼的經濟任務和地方政府短期化傾向造就了經濟發展的“忙”

改革開放40年,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實現了快速的工業化、現代化。僅用短短幾十年時間就走過了發達國家幾百年的歷程,建成了體系完整、產能巨大的工業體系,成為世界制造業第一大國和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我國的經濟增長要素,例如自然資源、人力資源和技術水平都不占優勢的情況下,經濟增長持續長達30年,堪稱奇跡。不少專家提出,晉升錦標賽作為中國政府官員的激勵模式,是中國經濟奇跡的重要根源。晉升錦標賽作為一種行政治理模式,是指上級政府對多個下級政府部門的行政長官設計的一種晉升競賽,競賽優勝者將獲得晉升,而競賽標準由上級政府決定,它可以是GDP增長率,也可以是其他可度量的指標。地方官員為了晉升,出現激烈的競爭行為,當上級政府提出某個經濟發展指標(如GDP增長率),下級政府就會競相提出更高的發展指標,出現層層分解、層層加碼的現象。

因此,這至少帶來兩個后果:第一,經濟發展任務重,自上而下經濟指標的攤派,增加了下級政府的經濟發展壓力。除承擔地方政務之外,為了達到經濟發展指標要求,地方政府人員耗費大量精力忙于招商引資等。第二,官員晉升考核年限過短,為了在考核期限內達到甚至超過晉升標準,短期內可見成績的工程、項目迅速上馬。這種治理體制雖然造就了中國的經濟奇跡,但也帶來了一系列負面后果,“形象工程”“大拆大建”隨處可見。甚至更離譜的是,部分地區出現因領導換屆,上一屆領導完成的項目被推倒重來的情況,讓幾年的工作成了“白忙”“瞎忙”。

內外壓力下,“忙”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心態

“忙”從深層次反映了中華民族不甘落后、奮發圖強的心態。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長期處于落后、挨打的地位。從洋務運動、戊戌變法、五四運動再到社會主義革命、改革開放,如何快速擺脫貧窮落后的狀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幾代中國人的心愿和目標。擺脫貧窮和落后狀態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盡快彌補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人自我加壓,在相同時間內要比其他國家取得更大的成績,于是“忙”也便成為了必然結果。

“忙”也是我國傳統文化中“勤勞致富”“吃苦耐勞”等觀念的現代變體。自古以來,由于我國人口眾多、資源有限,傳統文化將勤勞與忍耐視為美德。這種傳統文化觀念在現代工作中表現為提倡加班加點、任勞任怨。為工作放棄休息也被視為個人奮斗的必經歷程。在缺乏科學、合理的休息觀念下,一些人面對集體的壓力也不敢不加班。

中國人通過辛勤、忙碌的工作換來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物質生活水平的極大提升,但同時我們不能忽視,過重的負荷、過快的節奏對個人、社會長遠發展的損害。如何在保證效率的前提下,實現可持續發展,則需要更深刻的制度改進和完善。我們期待在不遠的將來,中國人不僅能夠“忙”得有成就,也能“閑”得悠然自得。

(作者為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生朱艷婷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①蔡禾主編:《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2017年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

②周黎安:《中國地方官員的晉升錦標賽模式研究》,《經濟研究》,2007年第7期。

責編/周素麗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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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賈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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