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開放40年中國人經濟上逐漸富有，但在社會變遷過程中，人們的時間感受發生了變化，出現了“時間貧窮”。多數人的時間貧窮感或對于“時間都去哪了”的感慨是源于生活時間被擠壓。時間壓力和“時間貧窮”會對個人身心帶來消極影響，要消除“時間貧窮”就要保障社會成員的休息和休閑時間。

【關鍵詞】時間貧窮  社會時間  心理時間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識碼】A

這些年，一首歌曲《時間都去哪兒了》得到大家的共鳴。人們感嘆光陰飛逝，許多該做的事情都還沒做，父母不知不覺中老了，兒女轉眼長大了，家人忙忙碌碌中缺乏交流，空留許多遺憾。如果這是個人角度的感慨的話，社會的改變也很明顯。與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早期相比，現在的生活節奏無疑快了很多，從日漸密集的時間表和地鐵中人們行走的速度便可見一斑。

中國社會的節奏明顯與西方現代社會不同，當代西方社會的年輕人和祖父輩的生活差異并不很大，可能年輕人還住在爺爺的那幢老房子里，幾代下來的變化是院子里長高的樹木，汽車換了幾輛，電視機換了幾臺，連買漢堡和喝咖啡的地方可能都沒變。而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城鄉的變化卻是天翻地覆的，中國人在這40年中見證了中國經濟騰飛的奇跡，體驗了社會的大變革。回頭去看，過去40年的時間軸上串起了很多心態和行為的緩慢變化。

“時間貧窮”：過去沒錢卻有大量的時間，現在有錢了卻沒時間

上個世紀70年代末，重新打開國門的中國面臨的是與西方發達國家巨大的差距，這種差距要用更快的速度來追趕，于是時間成為緊缺的資源。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的時間要以西方發達國家的時間來校準，從傳統的農業社會為核心的慢節奏向現代社會的快節奏轉變，這樣，原來充足的時間在現代社會下成為了短缺資源，國家面臨的巨大發展壓力直接表現為時間壓力。通過一系列的改革，國家的時間壓力逐漸成為全社會的時間壓力，當時的輿論宣傳出現了“爭分奪秒”“只爭朝夕”“時間就是金錢”等表述。恢復高考制度后，全社會興起學習的熱潮。“科學的春天”到來，使青年人以極大的熱情投入了新知識、新技術的學習，從此以后，青年的學習占用了大量的時間。同時，不斷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打破“鐵飯碗”，引入競爭機制；通過“包產到戶”，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些提高生產效率的重要手段把國家面臨現代化的時間壓力逐漸傳遞給社會大眾。

過去40年，中國經濟騰飛，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有大幅度的提高。經濟增長的同時，不同社會成員相同時間付出下獲得經濟回報的差距加大，不同職業群體每天付出的時間成本差異加大。為了消除這種時間付出和回報之間的不對等，人們選擇的策略是向上流動，通過社會流動來減小付出與回報之間的不對等。所做的改變包括提高自己的受教育程度，通過學習提高自我能力，獲得更多的社會流動機會。一個青年人進入高校，拿到學士、碩士、博士學位分別要用去4年、7年或者10年以上的時間。

另外一個普遍的社會行為是為下一代創造更好的生活和學習條件，“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被社會大眾普遍接受，由此子女的教育占去了家長和孩子的大量時間。除了常規的在校學習，課外輔導班、業余興趣學習輔導班占去了許多學生的時間。參加學習班的年齡越來越小，已經逐漸從中學、小學發展到學前甚至胎教；參加輔導班的種類也越來越多，科學知識、藝術、體育等無所不包。從課后到周末，再到假期，從班級授課，一對一教學，到出國游學，孩子要經歷這個時間，家長基本上也要陪伴這個時間。隨著這種風氣盛行，家庭在經濟上和時間上的付出越來越多。改革開放40年，一方面帶來人民生活的富足，另一方面，不斷加快的社會節奏讓人們感覺時間越來越不夠用。例如，近年來普遍實行的“網格化”管理，要求公職人員要有更多時間用在特定的空間上，一些特別的時間點和緊急的工作任務下，經常要占用節假日和八小時工作時間以外的個人時間。再如，中國在經濟騰飛過程之中逐漸成為了“世界工廠”，沿海和東部發達地區大量的生產企業、大量的農民工生產著供全世界使用的工業品，工人加班加點是常態。因為多數企業的生產管理采用的是計件制，工人為了獲得更高的收入，主動選擇更長的勞動時間，生活時間被侵占，身體被透支。

人的社會角色是多重的，許多人既要工作也要學習，既要在工作時間完成工作任務，也要在工作時間外進行家庭勞動，如子女教育、贍養老人等，要頻繁地在工作與家庭之間進行模式切換，再加上中間的通勤時間，很多人都感覺分身無術，時間總是不夠用。與改革開放前相比，原來沒有錢卻有大量的時間，現在有錢了卻又沒有時間，“時間貧窮”成為社會普遍存在的新困境。

“時間貧窮”的主要表現：生活時間被擠壓，個人在時間支配上處于被動地位

中國過去40年社會轉型，在時間上體現為從傳統時間向現代時間的轉變，農業社會的時間是粗線條的，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的時間越來越精細化。巨大的社會變遷，讓人們的“心理時間”發生了改變。

波蘭社會學家什托姆普卡用兩個概念來說明時間與社會變遷的關系，一個是“定量時間”，這個是人們熟悉的時間表現形式，可以用日期、時刻等作為單位來計量；另一個是“質性時間”，這種定性的時間是由社會進程本性決定的，人們對于時間的長短、快慢、節奏的認知會受到社會進程中事件的特性的影響，不同的個體和群體所感受到的時間可能是不同的。后者包含著明顯的主觀性，實質上是一種“心理時間”。

當前，多數人的“時間貧窮感”源于生活時間被擠壓。生活時間中本該具有休閑的時間被工作時間擠壓。生活時間中本該是家人、親友情感交流的時間被擠壓，休閑時間和情感時間成為時間貧窮中的最大損失。

生活時間被擠壓有多種原因，除了上述轉型中時間壓力的因素外，中國的城鎮快速崛起，都市化在空間上無限延展，使得許多人在工作和休閑中的交通時間增加，為通勤和人際交流帶來不便。盡管現代的交通方式越來越先進，在試圖縮短空間距離，帶給人們便利，但交通工具提速同時也帶來了更快的工作節奏。地鐵、高鐵、飛機在壓縮空間的同時，也壓縮了生活。出差便利性使得出差次數增加，也帶來了旅途時間的工作化傾向。

網絡和信息科技為人們生活帶來了許多便利，智能手機的普及使得原來需要通過現場解決的事務在網上可以完成，如醫院掛號、購火車飛機票、銀行轉賬繳費、超市或商場購物等。但是，網絡和手機也成為人們嚴重依賴的工具，一些社交活動也都在網上和手機上完成，讀書、學習等活動也依靠手機，人們的生活逐漸被網絡和手機碎片化，查看手機的間隔在不斷縮短。

“時間貧窮”的另一個表現是個人對于時間控制感的降低和消失，個人在時間支配上處于被動地位，個人主導時間減少，以個人為中心的時間減少。傳統社會是以個體、家庭為主要生活形態的，現代社會是組織化的生活形態，社會中多數人都是組織中的成員，組織中的個體要服從組織的規范，當然也要服從組織的時間，個體對于時間的自主性相對較小。除了正式的組織形式，人是生活在群體中的，每個人隸屬于不同的群體。信息化、社交媒體的快速崛起使得人的“社群”生活越來越多，個人支配的時間越來越少，人們忙于應付各種群體活動。每個人的微信的“群”都在不斷增加，這些“群”的活動占去了人們越來越多的時間。現代社會知識更新速度快，工作節奏快，社會角色多，這就要求人們每天的生活是要被精心安排了的，這種安排要根據時間長短來規劃，在不同的時期人們會制定三年計劃、五年計劃或者新年規劃，短期的有季度、月、周、天的日程安排時間表，人的每一天都在這種切分了的時間中生活，被動地受時間的支配，因缺乏控制感而感受到“時間貧窮”。

“時間貧窮”、時間壓力對人的身心帶來不利影響

雖然人類制定了標準時間，時間的度量越來越精確，但人類對時間的感知是主觀的，存在很大的個體差異性。時間的壓力帶來心理學家所稱的“時間流逝感”。不同年齡、不同生活狀態的人，時間流逝感受是不同的。小孩子的時間流逝感不強，時間壓力不大，往往感覺時間過得太慢。年紀越大，時間流逝感越強，時間壓力加大，感覺時間總是不夠用，時間過得太快。生活時間被壓縮，壓力帶來時間流逝感，表現為時間貧窮。

人們的情緒好壞、注意力集中程度都會影響到時間流逝感，每個人都有體會，高興的時候感覺時間過得很快，痛苦的時候感覺度日如年。反過來，時間壓力、時間流逝感、時間貧窮感也會帶來不愉快的情緒，因此在快捷的現代社會，需要人們具有時間適應性。如果一個人的時間適應性不強，就可能帶來生活的困擾。

時間壓力是人們感到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做他們想做的事情而產生的主觀體驗，多數心理學家把時間壓力看作是一種負性壓力源，認為時間壓力對個體身心健康、認知功能、幸福體驗都會產生消極影響。有研究發現，時間壓力的提高會導致個體抑郁水平升高，并產生消極情緒，影響個體身心健康。在持續的時間壓力下，個體的認知資源會被不斷消耗，在認知任務上的表現降低，認知功能遭到損害。時間壓力還會造成個體的認知過度聚焦于引發時間壓力的問題上，忽視其他關鍵因素，降低個體認知功能。

“時間貧窮”會對個體的身心健康、生活方式與親社會行為三個方面產生不良影響。在身心健康方面，時間緊缺程度的提升會導致個體緊張體驗的頻率與程度增加，進而降低個體生活滿意度，引發抑郁癥狀，進一步誘發個體產生睡眠質量降低、頭痛、消化道疾病等一系列生理癥狀；在生活方式上，時間緊缺程度的增加會使個體非健康飲食行為比例增加，抑制個體的沉浸體驗、并迫使個體減少休閑活動；在親社會行為方面，如果個體感知到時間緊缺，就會減少個體的助人行為和志愿行為。可見時間壓力、時間貧窮對于人的身心具有不利影響，對社會發展也是不利的。

“時間脫貧”：時間的制度化應保障每個社會成員的休息時間和休閑時間

可以說，現代社會的發展就是一個時間制度化的過程，時間制度化的體現就是現代標準時間的普及，通過標準化的時間達到管理和控制的目的，由此使得人們的生活節奏不斷加快，不斷樹立和強化人們的時間觀念。時間貧窮就是現代社會的集體性強迫癥。

現代時間的控制是通過一些制度化的手段來實現的，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時間表，人們對時間表的認知差不多是從上學開始的，每日的時間以分為單位被精確計算和安排。類似的制度化還包括各種形式的計劃、規劃、政策、法規等。在時間制度化下，社會這個復雜的系統可以精確計算、像一架精密儀器一樣運行，時間作為一種社會規則逐漸植入人的生活，形成一種自我約束的習慣，成為人的社會化不可缺少的部分。

然而，這種時間制度化安排帶來“時間貧窮”困境的事實也說明，目前的時間制度化是不完善的，具體地，是社會對于個人時間控制的制度化很強大，但也表現出時間上的不公平，以及人們休閑時間的普遍不足和生活時間被擠占。因此，未來的時間制度化應該以社會的矛盾為出發點，從滿足社會成員的美好生活需要出發，在不同層面上采取多種措施，在保持財富增長的同時降低和消除時間貧窮。通過一定的法規保障每個社會成員的休息時間和休閑時間，逐漸使社會成員在法定工作時間內能夠獲得應有的報酬；限制企業、集體隨意延長工作時間的行為；鼓勵和引導社會、家庭和個人削減時間壓力，創造更多休閑時間，充實生活時間，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和幸福感。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心理學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博導）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社會心理建設：社會治理的心理學路徑”（項目編號：16ZDA231）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①鮑宗豪、汪斌鋒：《轉型社會的時間分析》，《開放導報》，2014年第2期。

②李愛梅、孫海龍等：《“時間貧窮”對跨期決策和前瞻行為的影響及其認知機制》，《心理科學進展》，2016年第6期。

③[波蘭]彼得·什托姆普卡著、林聚任等譯：《社會變遷的社會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責編/周素麗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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